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作者:发布时间:2011-07-14 00:00来源:]

二、“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胜利,全民整风和反右斗争的开展,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产生了“左”的倾向。中共中央决定以“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并力求打开新的局面。1958年,楚雄区的富民县划归昆明市管辖。1959年4月,曲靖区的宜良县和嵩明县的部分矿区划归昆明市,设立明良矿区。同年9月又撤销,分别归还原所属县。同年10月,龙泉区并归官渡区;撤销安宁区,复设安宁县;改海口区为海星人民公社,划归安宁县管辖。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接着又发动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并称“三面红旗”。这体现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反映了祖国各族人民几代人改变我国贫穷落后面貌的迫切要求和粉碎帝国主义经济封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雄心壮志。出于对祖国、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热爱,昆明全市人民热烈响应党的号召,掀起经济建设高潮,决心为建设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国防的伟大社会主义祖国奉献自己的力量。由于总路线是在急于求成的思想指导下提出的,一开始就片面强调高速度,指出“高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在实际工作中,只讲多快,不讲经济效益、不讲经济规律,一味夸大主观意志和主观能动作用。尽管当时市委提出的“二五”跃进计划已经超过了全市财力、物力、人力所能承受的极限,但计划指标仍不断加码,反右倾不断升级。广大党员、干部坚信党中央是正确的,以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和人民群众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夜以继日地战斗在生产第一线。正是这种与群众同甘共苦、忘我劳动的精神,密切了党与群众的关系,把“左”的错误造成的损失,降低到了最小程度。

农业“大跃进”

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是从农业的“大跃进”开始的。1957年冬,全国兴起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人民日报》社论就此提出“我们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全国开展“大跃进”的信号,中共昆明市委闻风而动,在郊县(区)开始了“以粮为纲”的农业跃进。

1958年1月3日,市委召开全委会议,贯彻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形式,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落实农业发展纲要(简称四十条),部署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11日,提出1958年的跃进任务,计划全市(官渡、西山、安宁)110个乡中,亩产千斤乡达到50个;官渡区成为千斤区(实际只达到605斤)。随即掀起大办农田水利的群众运动高潮。春节期间,郊区10多个中型水库35000民工提出春节不下工地的挑战,全市各行各业纷纷响应。2月5日,在市委召开郊区区委书记会议上通过的“农业大跃进规划”,提出“苦战三年,根本改变农村面貌;三年规划争取两年实现”的奋斗目标,要求当年提前九年上《纲要》,三年内农业粮食生产上双纲。粮食产量1958年亩产为800斤,1959年为1000斤,1960年为1600斤;蔬菜、水果、乳畜实现三个大跃进;农村实现“六化”

(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细肥化、绿化、卫生化)。1958年水利化达到75%,生猪存栏30万头,蔬菜达到1.4亿斤。市委第一书记还对规划作了具体描述:“农村处处是‘三化’(水利化、土机械化、细肥化),粮食亩产超千斤,蔬菜、乳畜全自给,桃梨苹果满供应。”

市委提出的“二五”跃进计划,在全市产生了巨大影响,城乡各条战线召开了各种誓师会、进军会、竞赛会。3月15日,市委进一步动员全党、全市人民,从人力、财力、技术上支援农业,要求干部固定时间参加农村劳动,学生、居民、小商小贩都要组织起来下乡支农,突击两个月。争取“五一”节前郊区实现绿化、卫生化。市级机关除轮流下乡支农外,留在机关的工作人员,白天上班,夜晚到金殿水库工地劳动,揭开了昆明市大跃进的序幕。

1958年5月,党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正式发布。昆明市的农业“大跃进”,以规模宏大的水利建设为目标,形成千军万马齐上阵的群众运动。在此之前,市委于1957年冬,贯彻中央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把大办水利作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57年,在完成白沙河中型水库、白沙河干渠后,有6座中型水库工程先后开工修建。1958年,在“书记挂帅,全党动手,大办水利”的口号下,提出“永久性工程为主,地上水利为主,中型工程为主,自流灌溉为主,大春灌溉为主”的水利建设方针,郊县(区)上阵30%的劳动力兴修水利。1958年至1960年三年“大跃进”期间,投入劳动力1851万个工日,挖填土石方2820万方,建成大中型水库49座、小型水库和坝塘4047件,库容蓄水342.93万立方,新修输水于渠道17条,总长412公里,安装抽水机35台。在大办水利中,由于完成水利工程的时限很急,影响工程质量,个别水库工程发生漏水等质量问题和工程不配套现象。大办水利虽然普遍存在一平二调错误,但水利工程直接关系到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是造福子孙的大事,受到群众的拥护。“大跃进”中,农田水利建设的规模、速度是史无前例的。

农业“大跃进”给农民带来高指标、高征购的威胁。为追求经济建设的高速度,采取了以大辩论开路的“阶级斗争”方式,所带来的副作用是由此引发的各级干部的虚报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风和共产风。1958年的农业“大跃进”,是以高指标及严重的虚报浮夸为其显著特征的。华东地区农业协作会议后,许多地区竞相提出新的跃进指标,全国刮起了异乎寻常的浮夸风。为此,7月8日,在市委召开的郊区区委书记、乡党委书记会上,要求全市粮食亩产超双千斤,农业人口人均有粮3200斤。30日,市委召开郊区四级干部会议,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对农村基层干部施加压力,一些坚持实事求是的区乡干部受到批判和撤职处分,迫使各级干部违心地接受强加的任务。会议要求,1958年粮食产量比1957年翻4番,平均稻谷亩产2500斤,旱地作物亩产16004斤。并作出“鼓足十二万分干劲,力争高速度增产的决议”。会后提出了每亩10万斤的积肥任务,大战积肥,从堆肥、烧肥、挖淤泥沤肥,发展到拆民房、用老墙土作肥料。

在外地报刊宣扬“拔白旗、插红旗”的影响下,全市各行业竞相仿效,使强迫命令风、虚报浮夸风进一步升级。5月14日,农业战线组织竞赛评比,海口区因栽插进度落后,被插上白旗。区委提出“下决心苦战六昼夜,栽秧3000亩,包谷种一半,消灭低产田地20%,积肥70%,实现车子化”。官渡区的后所乡怕插白旗,男女老少连夜苦战,提着汽灯、马灯栽秧,打着火把犁田,方圆数里灯火通明。省委领导为了“打破迷信,鼓励人们敢想敢干”,要求昆明市必须带头放出“卫星”来,在省委农村部多次电话催促下,昆明郊区仿效外地移苗并秧的办法,放亩产万斤的“卫星”。市委第一书记赵增益一次到官渡区前卫公社看稻谷亩产万斤的“卫星”现场,看到所谓的“卫星”就是把几亩田的谷穗移到一亩田里来。他忧虑地说:“这叫嘴皮哄地皮,地皮哄肚皮,一级哄一级,遭殃的还是老百姓。”就在这期间,省委地书会议提出“加快全面跃进步伐”的要求,市委组织万人检查团,分赴郊区检查“农业大跃进”实现情况,再次批判县(区)乡的右倾保守思想,推广了“农业劳动军事化,生活集体化”等所谓跃进经验,到处传播着“一天等于二十年”,“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敢想敢干,亩产上万”等豪言壮语。

8月29日,市委再次召开郊区四级干部会,讨论小春大革命。在放“卫星”,夺高产,“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鼓动下,提出“全民总动员,小春大翻身,一步登天堂,小春超大春”的战斗口号,要求1959年全市小春粮食产量达10亿斤,比1958年翻12倍。官渡区提出“蚕豆每亩超5000斤,小麦万斤不算高,油菜双千(斤)要保证,蔬菜10万斤要达到”(据统计局资料,是年小麦亩产仅164斤,蚕豆亩产126斤)。事后社员反映: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吹牛”比赛。

1958年11月,毛泽东得知“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严重的浮夸风和形式主义、命令主义,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提出要纠正某些“左”倾错误。当时,云南一些地区群众因疲劳过度,营养不良,水肿病蔓延,死了人。省委领导向中央作了报告,毛泽东指示:“这和我们提的任务过重有关,把人们思想引到片面性,只管生产不管生活,加上基层干部作风,强迫命令,弄虚作假,报喜不报忧。”为此,省委领导开展整风。12月4日至6日,市委相继召开全委会、干部会,传达省委整风会议精神,市委常委开展整风。市委第一书记赵增益联系昆明实际,检查干部作风存在的严重问题。这次整风,虽然对于清醒干部头脑过热,正视出现问题,采取措施改进工作,关心群众生活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整风是在组织更大跃进的框架内进行的,所以,未能从根本上纠正“左”的错误。

1959年1月12日至2月2日,市委召开全市三级干部会议,总结昆明市1958年“大跃进”经验,部署1959年全面跃进的任务。省委负责同志到会作报告,充分肯定“大跃进”的成就和经验,指出是“打了一场古今中外从没有过的大胜仗”。会议决定1959年的跃进指标,粮食总产量要比1958年翻一番,达到7.33亿斤(后降至6.5亿斤),社员每人有粮2000斤。9月14日,市委召开常委和全委会议,根据庐山会议精神,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使纠正“大跃进”错误进程中断,“五风”更加严重地泛滥起来。1959年粮食总产4.42亿斤,比1958年减少了6.6%。

1960年4月,市委决定抽调干部组成工作组,对粮食减产、水肿病死人的所谓“落后地区”进行改造,时间持续半年多,使大批农村基层干部受到打击。与此同时,还开展“火烧中游”,插红旗、拔白旗斗争,被斗争批判的干部、群众达1562人,在更大范围内扩大了“左”的影响。

1960年入春后,昆明旱象持续发展,粘虫、螟虫为害不断蔓延。7月,久旱后又暴雨成灾,工作中的严重失误加上自然灾害,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昆明郊区水肿病蔓延到了城市。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昆明市的农业“大跃进”才逐渐转入调整政策、纠正“五风”、调整生产关系,实行休养生息,防治肿病,渡过建国以来时间最长、物资最贫乏、人民生活最艰苦的困难时期。

“大跃进”是党探索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一次尝试。广大人民群众在运动中破除迷信,以求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状况,表现了中国农民的英雄气概和可贵的民族精神。在付出昂贵代价之后,郊区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取得显著成果,1958年兴建中型水库12座,小型水库18座,兴修整治小型水利6465件,安装抽水机35台,可增灌面积21万多亩,改善灌溉面积7万多亩,为解放前原有灌溉面积的两倍多,对抗御洪涝灾害起到积极作用,为今后的农业增产奠定了基础。但由于急于求成,过分强调主观能动性,严重违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唯心主义泛滥,“五风”盛行,造成国民经济的重大损失。

工业“大跃进”

1958年2月15日,昆明市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的工作会议和省委地委书记会议精神,布置昆明地方工业“大跃进”规划,决定昆明“二五”期间,地方工业产值比“一五”期间增长5倍。1958年过“三关”(即产值增长50%、质量要翻身、完成基建计划)。在反右倾保守的压力下,各系统跃进计划层层加码,到3月7日的地方工业、手工业职工生产进军大会上,地方工业跃进指标已改为5年翻8番,产值过10亿。

1958年5月8日,昆明市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确定集中全市财力,加快速度,发展地方工业,支援农业跃进。6月4日,市委在海口区召开技术革新现场会,介绍光学仪器厂、西南仪器厂技术革新经验,号召工业战线职工“政治挂帅,解放思想,依靠和发动群众,坚持多快好省,围绕效率、质量、节约和试制新产品,广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现场会上省委第一书记提出:把昆明建设成为全省工业基地。要求“以较短时间,最快速度,把昆明建设成为以机械制造业为中心,为全省工业化及农业机械化服务的现代化工业基地。一般主要产品,从最小到最大都要能够自力更生,自己制造。要在工业产值、产品数量、质量及技术水平上,赶上和超过全国一切中等城市,并向大城市看齐”。这就为昆明工业“大跃进”定下了目标。据此,市委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苦战5年,把昆明市建设成为祖国西南边疆的工业基地和制造中心,各项经济指标向全国先进水平看齐。”会后,全市工业掀起了技术革新热潮,群众性的合理化建议,小发明、小革新、新产品试制活动蓬勃开展,涌现了一批革新迷、技术能手和先进生产者。

为实现建设工业基地的目标,市委首先抓了对职工的思想教育,在海口召开“为谁劳动”大辩论现场会,推动工业生产跃进。同时,要求全市工业企业加强整改,干部参加劳动、种“试验田”,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把市委工业部和基建交通部重组为第一、第二工业部,分管国营、省属工交企业和市属地方国营、集体、民办工交企业;政府分别成立机电、化工、轻工三个工业局,对市属工业实行归口管理。并成立“支援工业基地建设委员会”,组织全市力量,为中央在昆企业和省、市企业解决基本建设中的人、财、物、交通运输和生活供应问题。市委召开支援工业基地建设广播大会,号召全市人民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献计献策,发展民办工业,掀起建设工业基地高潮。继而又召开城市非生产人员参加的工业建设动员大会,动员居民、家属、机关人员、农民、学生参加工业战线,组织13万劳动大军支援工业“大跃进”。

随着形势的发展,工业基地建设又强调以冶金机械为中心,冶金工业为重点,在三四年内建成以昆钢为骨干的钢铁工业体系;两年内基本形成比较完整的机械工业体系,五年内建成一个现代化的化学工业体系。1958年秋,市委号召:1959年要把年产50万吨钢的昆钢,冶炼6万吨铜的云冶,以及“五机”(冶金机械、重型机械、机车、农机、施工机械)等厂建成。为此,扩大基建投资,大上冶金、机械项目。1958年至1960年,全市基建投资近9亿元,为原定“二五”计划投资的4.83倍。施工项目由1957年的32个,后两年分别增加至172个、268个。在总投资中,工业建设占72.7%,其中冶金、机械工业占52.93%。

“大跃进”中,以重工业为主的经济建设,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日用工业品和农副产品供应大幅度下降,引起群众的普遍不满。对此,省委地委书记会议认为,“大跃进中出现不平衡是正常的,强调平衡是形而上学观点,只有通过跃进,才能求得新的相对平衡”。通过批判“平衡论”,使已经过热的空气再度升温,原来提出五年内建成工业基地,现在省委提出关键是前两年,两年内要把基地的雏形建立起来,各个建设项目都要上马,包括轻工业也要搞上去,做到初具规模。省委还强调要把整风搞到底,解决好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主要是右倾保守思想。要反掉“三派”(观潮派、怀疑派、秋后算账派),横扫“五气”(官气、暮气、骄气、娇气、阔气),反对安居中游和骄傲自满。尽管强调不平衡是正常的,但市民的生活问题不能不解决,市委在全市开展了“日用生活品高产月”,掀起以产品品种、数量、质量为中心的轻化工业“大跃进”。

这一年,全市工业生产以牺牲农业为代价,换来了很大发展。扩大冶金、机械的生产能力,新建了昆明第一、第二钢铁厂、耐火材料厂、云南冶炼厂、云南仪表厂、云南内燃机厂等一大批骨干企业,为日后昆明工业基地的建设奠定了基础。据市统计局统计,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1958年全市工业总产值达到8.87亿元,比上年4.10亿元翻了一番多;全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10.81亿元,比上年增长77.2%,是昆明市首次突破10亿元产值大关的年份。

1959年1月,市委召开全市三级干部会议,总结昆明市1958年“大跃进”经验,讨论1959年更大更好更全面跃进任务,省委负责同志到会,充分肯定“大跃进”的成就和经验。会议继续贯彻“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方针。决定1959年产钢20万吨以上,产原煤169万吨(据统计资料:是年产钢14万吨,煤188万吨)。要求把“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的口号变为实际行动。

工业“大跃进”的不断升级,造成能源、运输、原材料全面紧张,特别是电力需求量急剧上升,全市需电12万千瓦,而供电能力仅及一半,只有停止各行各业、居民、部队、学校教室、街道的照明用电。工业基建的大干快上,也造成厂矿职工急剧增加,由1957年的8万人增加到1959年的21.6万人,大大超过省的控制指标,导致工资基金和城市吃粮人口上升,市场需求扩大。根据省委精简下放2.3万人的指示,市委确定,在保证钢、电生产前提下,将1958年农村新招职工一律退回农村。为缓解昆明市日用工业品、副食品供应全面紧张,1959年7月,市委连续召开财贸、工业、副食品生产干部会议,采取措施,克服困难。由于全国、全省物资紧缺,虽经各方面的努力,收效甚微,除蔬菜采取扩大菜地面积等措施能保证供应外,其他副食品因粮食、饲料严重不足,生产反趋下降,外地货源也日渐减少,被迫压缩供应标准,居民肉食定量减少到每人每月5两。正当市委酝酿适当调整过高的跃进指标,放宽农业政策,加快日用工业品生产,搞好市场供应等措施时,9月传达庐山会议精神,要求“以实际行动保卫党的总路线”,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市委召开全委会进行部署,形势逆转,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中断,反右倾斗争势头更加猛烈。

1960年初,尽管工矿企业干部职工日夜加班苦战,仍难以完成跃进计划。市委召开工业干部会议,要求机械工业职工在改革中打头阵,把生产能力提高一倍,全市工业企业迅速掀起以“三新”(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一配套”(设备自己配套)为内容的技术革新群众运动高潮。运动持续半年多,对促进企业管理和生产力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但在执行中,仍片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出“几天革个命”,“几天变个样”,使许多革新项目脱离实际,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6月,市委召开工业六级干部会议,会议提出的跃进任务是:半年一半,全年翻番;综合利用,高大精尖;四个统一(产值和产品统一,产品质量和数量统一,完成计划产品和生产新产品统一,增产和节约统一);抓死生产,一个顶两(一度电当两度电用,一分材料当两分材料用,一辆车当两辆车用);突破“三关”(电力、原材料、运输)。在技术革命方面要求:巩固发展“四化”(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

9月15日,为了加强督促、检查,市委组成万人检查总团,分系统设11个分团,对全市工业战线进行大检查。这时,“大跃进”已成强弩之末,建设工业基地的计划,因脱离实际,不少项目被迫下马,已经建成的项目也不配套,形不成生产能力,更主要的是广大生产者被折磨得疲惫不堪,市委的动员口号已无济于事。

大战钢铁的群众运动

1958年开始的工业“大跃进”,最具典型性的是全党全民大办钢铁。1957年底,中共中央把1958年的钢产量指标,由原定624.8万吨增加到850万吨。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1958年钢产量要在1957年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以钢为纲”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但截至8月底,全国钢产量只完成450万吨。为此,提出“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工业”的方针。任务指标层层分配下达,要求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采用大搞群众运动,“大兵团作战”,各行各业支援,以及土洋结合,小土炉、小高炉遍地开花的办法,掀起大战钢铁的群众运动。

9月16日,中共昆明市委召开紧急扩大会议,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和中共云南省委指示,要求全党全民紧急行动起来,兴起大战钢铁群众运动。并于当晚召开全市动员大会,向各级党组织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全党动员,全民动员,全力以赴,一切为了保证国庆节生产500吨钢、600吨铁而奋战”。市委成立“钢铁办公室”,市委书记处书记、常委带头到炼钢、炼铁基地,分片负责,从市级机关抽调干部分赴基层指导帮助工作。次日,由市级机关、中学生、店员、居民组成的万人队伍到达西山、官渡、安宁参加炼铁。市长潘朔端率领民工数千人抢修矿区铁路、公路,为昆明钢铁公司解决铁矿运输问题。接着又组织搜集废钢铁支援炼钢生产,在群众运动的声势下,群众家中的铁锅、铁瓢、钢窗、铁门等都被送去支援钢铁生产。10月8日,全市职工代表1500人举行“昆明市职工十月钢铁大会战誓师大会”。14日,省钢铁大会战指挥部发出决战总攻击令,决定15日至21日为高产周。市委连夜召开会议,发出“全市人民立即投入战斗动员令”,号召中央企业和地方企业并举,大型企业和小型企业并举,土法冶炼与现代化冶炼并举,苦战七昼夜放高产“卫星”。此时,各级领导干部已在第一线指挥战斗;全市工农商学各界15万人参加会战,10万少年儿童回收废钢铁;高产周内全市钢铁大军人数最高达到20万人,还有17万人的运输队。经过一再发动,城区60万人民群众倾城出动,支援钢铁生产。盘龙区居民实行组织军事化,在区委领导下建小土炉261座,搜集废铁76万斤,日夜轮番战斗在炉旁的群众达2500多人。由于不懂技术,土炉炼铁、钳锅炼钢,大都是废品。农村土法炼铁,动用了更大的人力、物力。1960年,新划入昆明市的晋宁县大战钢铁动员了5万农民,建土炉3500余座,从13岁的少年到70岁的老人都日夜在炼铁工地上劳动,为炼铁砍伐的森林达6300余亩。1958年,经过全民苦战,共产钢6.1万吨,生铁6.4万吨,分别比上年增长2.6倍和1.7倍。但土钢、土铁多为废品。

1959年,昆明市依据中共中央“更大更好地全面跃进”的要求。确定了更高的生产任务:钢20万吨,铁28万吨,钢材145万吨,分别为上年的3.26倍、4.5倍和8.2倍,且不要土钢、土铁。中共昆明市委及时停止了农村小土炉生产,整顿了新建的昆一钢、昆二钢厂以及燎原炼铁厂、阿拉炼铁厂、新建炼铁厂等。主要依靠昆明钢铁厂、冶炼厂、电线厂、机床厂等大型企业和专业厂生产钢铁。6月,省委地市委书记会议,决定调整计划指标,重点保粮保钢的任务,绝大部分由昆明完成,集中全省优质焦煤、配件、技术和运输力量,支援昆明。但因指标过高,与实际生产能力相差太远,虽经努力拼搏,只达到钢、铁、钢材计划指标的70%、85.4%、41.2%,与1958年相比,增长1.3倍、2.8倍和1.9倍。

1960年,继续实行“以钢为纲,带动一切”的方针。由于基建规模过大,城市人口猛增,农业连年减产,维持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条件已极其困难,但钢铁生产指标仍继续提高,要求昆明市动员一切力量,确保钢完成生产指标。结果,钢铁的计划始终未能完成。

各行各业的“大跃进”

在总路线的鼓舞下,昆明各行各业提出了“大跃进”的奋斗目标,形成“以钢为纲”,一马当先,万马奔腾的局面。在“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中,盘龙、五华两城区学习哈尔滨经验,按街道办事处组建成工商兵学民统一的公社,动员居民、家属参加社会生产服务,做到“家无闲人”,实现了街道工业化、劳动普遍化、生活集体化。大办街道工厂、公共食堂、托儿所及商业、餐饮、服务事业,全市街道企业数由1957年的583个增加到1226个,大办街道企业,既增加了网点,方便了群众,解决了城市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又为集体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街道办企业,大都是“白手起家”,挤占了许多私人住房,引起了群众的不满。

财贸系统在“大跃进”中提出“大购大销、大搞服务,大闹改革”,积极为生产、生活服务。1960年,在市场供应紧张时,特别提出全力做好日用工业品和副食品的采购、供应。但工作中受高指标的影响,事事要求大办、快上,财政为支持“大跃进”,实行“大收大支,快收快支”,把不该收的钱收进来,对一些盲目上马的项目,银行、信用社也给予贷款,有求必应;商业实行工业企业生产什么、就收购什么,生产多少、就收购多少,不管产品质量、品种和有无销路,一律收购、包销;而工业产品许多是粗制滥造,货不对路,出现了工业报盈,商业报亏的现象。一些农村供销社搞大收大购,突击收购,甚至要求几天内完成季度、年度收购计划任务,形成无所不收。群众讽刺说:“如果有人卖山上的老虎,供销社也会预付款的。”另一方面,在“左”的影响下,关闭了农贸市场,把供销社并入国营商业,形成单一的国营供销渠道,出现统得过多,管得过死,中间环节增多,流通不畅,严重影响了市场的正常供应和人民生活。

文教卫生系统在“大跃进”开始时,纷纷提出自己的跃进目标和任务,统称为“大办”。首先是大办学校,由于工农业生产建设需要人才的支持,在“大跃进”的形势下,机关、厂矿、街道、社队大办不脱产的“红专大学”,传授文化和科技知识。一夜之间,全市城乡、挂出红专大学的牌子(其中多数是“空壳”),并提出“两年实现无文盲市,三年普及初中教育”。8月24日,中共昆明市委组织文化教育检查团分赴城区、郊区检查扫盲、红专学校、文化工作。在浮夸风的掩盖下,检查团认为:昆明市全党全民办学的高潮已经形成,全市8月上旬7天时间就实现了大、中、小学齐头并进,已办起红专大学328所,中学班187个,小学班1174个,并已开学上课,形成了处处是学校的新局面。文化工作,在12月全国文化工作会议上提出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写诗,人人能唱歌,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在这个目标推动下,昆明市盘龙、五华两区竞相放文化“卫星”,分别举办《工农诗歌展览》和《双塔诗会》。通过展览诗作、写诗、会诗、联诗、看图填诗、诗歌对答对唱等形式,歌颂“三面红旗”成果。1960年1月,市委召开业余文艺工作积极分子代表会议,总结成绩,表彰先进。据1959年主要厂矿和部分县(区)统计,当年创作文学、戏曲、美术等作品47100多件,文艺演出19000多场;业余文艺团队发展到1427个,创作组327个,参加演出活动的有16000多人。会上评出云南光学仪器厂等6家为红旗单位,昆明机床厂等26家为先进单位。

卫生工作在1958年初就提出再接再厉把卫生运动推向新高峰,奋战三年把昆明变为“四无”(无鼠、雀、蚊、蝇四害)城市。全市成立除害灭病指挥部,城区各部门成立分部和小组,开展工作;农村结合积肥大搞环境卫生。1960年3月,全市组织万人宣传队,开展除害灭病宣传。全市各行各业出动35万人清扫街道,集中消灭第一代蚊蝇,4天时间清除城市垃圾2400多吨,填污水坑2.7万多立方米。

体育工作提出苦战三年改变昆明市体育面貌,要求田径、体操、女篮等七个竞赛项目超过重庆,达到或接近全国先进水平。6月,中共昆明市委文教部发出《1960年昆明市郊区教育、卫生、科学、文化、体育等方面的工作纲要三十条》,要求每个公社举办农业中学、干部文化学校各一所。各县区要建人民医院、保健院、防疫站,每个医院有病床10~100张。成立县(区)科委、科协、农科所、农机研究所。建立文化馆、图书馆、农展馆、电影院、书店各一个。体育工作各县(区)要修建400米跑道中心运动场,建立综合国防俱乐部,成立体育运动队。这些要求在当时都是脱离实际难以办到的。因此,也助长了许多虚报浮夸、形式主义的东西,如学校、文化馆、图书馆、俱乐部等,有的就是只挂了一块牌子。

公安战线提出“奋战三年,把昆明市建成‘十无市’”(无凶杀、盗窃、烟毒、赌博、反动标语、流氓活动、打架斗殴、重大火灾死亡、交通事故、黑人黑户、反动会道门)等不切实际的指标。还提出了“四个百分之百”(政治案件、刑事案件、积案、预谋案件)破案。导致公安基层单位有案不立,并在城乡建立“学好队”,凡认为有问题的人,都关进“学好队”,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7年冬到1958年春,“大跃进”的高指标推动着生产关系向更高的形式过渡。1958年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提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要求“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8月13日,《云南日报》刊登毛泽东“办人民公社好”的号召,全省一哄而起,开始试办人民公社。

1959年9月4日,市委召开郊区四级干部会议,要求“立即行动起来,迅速开展公社化运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国庆节前全郊区实现人民公社化。在24天内,郊区162个高级社,合并组成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14个人民公社。

在郊区实现人民公社化的同时,全省组织到哈尔滨学习城市人民公社化经验。10月11日,城区及近郊工矿区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共建成7个城市人民公社,统一组织工、商、兵、学、民(居民),以实现“街道工业化,劳动普遍化,生活集体化,思想共产主义化”为目标。到1960年3月,在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基础上,将盘龙、五华两城区建为两个城市人民公社。人民公社的快速建立,带来许多问题。由于高级社建立时间不久,大部分地区农民没有进一步扩大生产组织的要求,且在公社化运动中,混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在处理合作社公共财产和社员财产中,又强调了中央《决议》中提出的“提倡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干部、群众,不采取算细帐,找平补齐的办法,不要去斤斤计较小事”,刮起了“共产风”,侵犯了社员的切身利益。在并社过程中,将几十个原来经济条件、贫富程度不同的高级社、生产队,数千户、上万户的农民并入公社。各个合作社原有的公共积累和公共财产,包括全部土地、牲畜、林木、大农具、果树等,全部归公社所有;还没有折价入社的大牲畜、大农具建立公社时也折价归公社所有。社员的自留地、家畜、房前屋后的零星果木全部收归集体经营。财产和劳动力的所有权包括部分生活资料划归公社后,任凭公社调拨。人民公社公有制的成分比合作社大得多,而公有制成分越大,无偿平调的范围也就越大。晋宁县自1957年冬季以来,全县因大办水利、大炼钢铁、大办县社工业、大办养猪场、大办公共食堂等,先后无偿平调集体和社员个人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劳动和其他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559万元(其中拆毁民房9466间,拆坏969间,占用3879间)。据当时昆明市所辖6个县区(安宁、富民、晋宁、呈贡、官渡、西山)资料记载:在“大跃进”高潮中,县区被平调现金和物资折款合计4446万元,拆毁民房22581间。每个大队被平调74200元,每户平均被平调314元。

公社的分配制度,实行劳动日固定报酬或基本工资加奖励的分配制度,实行一半供给一半发工资。以后又强调增加集体供给部分,这就引起了群众的恐慌,认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人民公社,就是要由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一平二调”实际就是被“共产”了。虽然党的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不能混淆“集体”与“全民”的界限,不能混淆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限,规定社员个人所有的生活资料(包括房屋)永远归社员所有,但是在“大跃进”、高指标和批判右倾保守思想的形势下,宣传的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公共食堂是心脏”;生产大队推行的是“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把劳动力编为班、排、连、营、团,用大兵团作战方式生产;分配制度是以供给部分为主,工资部分是政治工分;社员的自留地、家畜、果园收归公社;小商小贩、集市贸易当作“资本主义尾巴”予以取缔。这些否定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否定生产队所有制,否定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的做法,使农民产生了已经“走向共产主义”的错觉。由于高级社的一套包工包产、定额管理制度取消了,又没有新办法代替,使社员感到自己的劳动成果被无偿占有了,产生“得过且过”的消极情绪。1959年3月,贯彻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决议》,根据“三级(公社、大队、生产队)所有,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原则,建立以生产大队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的三级集体所有制,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位。把原来的管理区调整为大队。但生产大队在分配上,仍存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程度不同的平均主义。

“反右倾”斗争及其后果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自始至终伴随着“反右倾”的斗争。

1959年4月5日至9日,中共昆明市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审议并通过了赵增益《为把昆明建设成为全省工业基地而斗争》的报告。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昆明市第二届委员会,选举市委常委11人,赵增益为第一书记,刘植岩、刘湘屏(女)、郭少川、于馥亭、张毅为副书记。大会围绕建成工业基地雏形的中心任务,提出把“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的口号变为实际行动。大会确定的高指标及对“保守思想”的批评,继续了“大跃进”的错误。

1959年8月,中共云南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贯彻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作出的“反右倾”决议。8月26日,昆明市的市县(区)委书记及工矿企业党委书记、厂长等90人参加。会上,把敢于讲真话、反映实际情况,敢于对“大跃进”中的缺点错误提出意见的干部,加上攻击“三面红旗”的罪名而予以批判,由此开始了昆明市“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9月,全市开展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学习和辩论。参加学习的是党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工厂车间支部书记、农村管理区支部书记、机关党员科长以上干部)。采取召开干部会议的形式,反复动员,向党交心,暴露对“三面红旗”的错误认识,会议强调越暴露彻底,就学得越深越好。但在学习中,却对鸣放暴露的问题,进行人物、观点排队,就“三面红旗”、粮食和市场、党的领导和群众运动等,对“重点”人物,进行辩论和批判;最后根据“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精神,对“重点”人物进行组织处理。全市各系统参加学习的干部共12498人,被批判的人数达1740人,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或“右倾错误”的426人。这些干部到1979年才全部平反改正。此外,还有大批干部群众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开展社会主义大辩论运动中受到错误的批判。1960年,在改造落后,火烧中游斗争中,把农村“五风”的责任归咎于基层干部,经过发动群众、开展政治斗争,核实定案,思想、组织建设等阶段,确定落后公社2个,落后管理区29个,落后生产队197个,全部撤换了干部,运动中被批判斗争的干部达1562人,其中公社干部99人。

“反右倾”斗争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一些忠诚老实、敢讲真话,敢于反映“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和缺点错误的干部和党员,受到了错误处理。而一些讲假话、搞浮夸的人,反而受到表扬,甚至提升。党内民主生活制度遭到严重破坏。由于党内只讲反“右”,不讲反“左”,使“左”倾思想一直占据主导地位,面对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一类错误倾向,党员、干部明知不对也只能违心地去执行。“反右倾”斗争继续掀起了“大跃进”的高潮,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沉痛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