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贯彻“八字方针”,调整国民经济
[作者:发布时间:2011-07-14 00:00来源:]

三、贯彻“八字方针”,调整国民经济

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整风整社

持续三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加上自然灾害,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造成严重困难,全市各级党组织及广大党员、干部在挫折和教训中开始冷静思考造成目前困难的原因,盼望尽快找到解脱的出路。1960年1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农业12条),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纠正一平二调错误”,“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家庭副业”,“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放手发动群众整风整社”等。省委在11月15日召开的地市委书记会议和三级干部会议上确定,1960年冬到1961年春,在全省内地农村,结合贯彻中央指示信,开展一次声势浩大的整风整社运动,彻底揭露和纠正“五风”,要求各级领导带头检讨,带头揭发,带头退赔,带头改正,把群众发动起来,把问题揭深揭透。为重点帮助昆明市整风整社,省委派出以省委农村工作部部长为队长的工作队,以昆明市官渡区先锋公社为试点,随即在郊区全面推开。这次整风整社虽然纠正了“五风”,调整了生产关系,纠正了一些“左”的错误,但工作队采取一层一层查,一层一层挤,一层一层烧的办法,把斗争的主要矛头对准各级领导干部,使一批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受到不应有的处分和伤害。1961年1月下旬,昆明市委常委举行扩大会议,进一步学习中央《紧急指示信》和党的八届九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省委领导同志参加会议作指导,会议认真分析检查农村经济政策和领导工作中的问题。把“大跃进”中违背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靠反右倾、鼓干劲,来加快建设进度;靠夸大、虚假的成绩,来证明“左”倾错误的正确,以致造成农业减产,人民体力下降,直至肿病、死人,说成是基层干部人为的“五风”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把责任归咎于分管农业的市委书记、官渡区委书记以及社、队干部,并分别给予批评和处分。迫使市委承认:对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认识解决不好,导致农业减产;对人民公社现阶段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政策没有弄懂,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刮了共产风;对党员、干部教育不够,对群众关心不够,偏重抓生产、抓任务、导致群众生活困难。根据中央紧急指示信的要求,市委研究了调整农村经济政策和解决农村生产生活的措施;成立了以市委第一书记、书记和负责财贸工作的副市长为主的领导小组,负责全市城乡人民生活安排的领导,并成立市委防疫治病小组,主要开展防治肿病的工作。

1960年,玉溪专区的晋宁县划归昆明市管辖(此前呈贡县和昆阳县分别于1958年、1959年并入晋宁县)。1961年,将安宁县的海星人民公社划归西山区,改称海口人民公社。1962年,将晋宁县的龙街、吴家营、大渔、洛羊、马金铺等5个人民公社划出,设立呈贡区。1965年撤区复设呈贡县。此时市政府辖2个城区,2个郊区,4个郊县,共4区4县。即盘龙区、五华区、官渡区、西山区、安宁县、富民县、晋宁县、呈贡县。总面积6465平方公里。

执行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通过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紧接着党中央又向全党发出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实行民主集中制。八项注意是:与群众同劳动、同食堂;待人和气;办事公道;买卖公平;如实反映情况;提高政治水平;工作要同群众商量;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针对“大跃进”中发生的“五风”制定的。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切从实际出发”,“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要作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都要亲自动手。”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下发了《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指出:最近几年在农业、工业等方面具体工作中之所以发生缺点错误,根本上是由于许多领导放松了调查研究工作,根据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或者片面性的材料,作出一些判断和决定。要求县以上党委、尤其是一把手要深入基层亲自作有系统的典型调查,当作领导工作的首要任务,并且定出制度,造成风气。市委常委在组织全市各级党组织认真进行学习贯彻的同时,对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加强调查研究工作问题认真进行了讨论。认为这两年在工作中盲目性大,有些情况不明,整风中所反映的许多问题,都与没有认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没有认真进行调查研究有关。因此,必须大张旗鼓地宣传,凡是已开展整风的单位,都要把中央的规定和指示列为整风内容,尚未开展整风的单位也要结合学习,对工作进行一次检查。市委还抽调干部在市委办公室恢复成立了调查研究科,由市委第一书记带领,深入农村、工厂蹲点调查研究。各级党政领导也都深入到生产第一线,对经济工作进行调查,帮助基层单位具体解决问题,克服当前的困难。由于领导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形成了如实反映情况的良好风气,并使调查研究的重点与贯彻调整方针紧密结合。如农村调查,对贯彻“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总结了实行“四固定”的经验;生产队定基本口粮、基本出勤、基本投肥任务的经验;包产到队,保证生产队生产管理指挥权不受侵犯的经验;以及公共食堂情况和存在问题的调查等。为市委贯彻调整方针,使农民休养生息,提前撤销公共食堂,整顿以生产队为基础的经营管理,完善财务制度提供了依据。结合农村整风整社的调查,市委制定了《昆明市党支部工作条例》等文件,推动了农村党支部的建设,纠正了干部中存在的不正之风。工业方面,主要开展了对企业整顿,加强技术管理,提高产品质量,注重经济效益的调查,如昆明制药厂定包奖的经验,电池厂整顿企业的经验。在电池厂提高生产率调查中,分析了“大跃进”中职工增加过多,超过生产增长速度,生产总值增加1.36倍,职工增加2.16倍;固定资产增加2.5倍,上缴利润只增加13%。反映了非生产人员过多,劳动定额偏宽,工时利用率低,成本高,流动资金占用多等问题。此外,还反映了工业产值上的浮夸,产品质量下降,以及轻工业、交通运输业存在的问题,使各级领导明确了对工业企业整顿的方向、重点和措施,为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作了准备。

贯彻“七千人大会”精神,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

经过一年的调查,1962年,昆明市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的许多方面出现了迅速恢复的转机。1月11日,党中央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进一步系统地总结“大跃进”以来在经济建设工作上的基本经验和教训,以统一全党的认识,动员全党再用二三年时间,更加坚决地贯彻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迅速扭转经济困难的局面。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省一级负责人在会上都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这次会议对统一全党思想认识,加强党的团结,促进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总结昆明市在“大跃进”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市委早在1961年9月召开的干部会议上,市委第一书记就以不回避矛盾,不掩饰错误,实事求是的态度,代表市委向全市干部作了检查,并作了自我批评,承担了责任。市委认为,昆明经济在全国处于落后的地位,在总路线的鼓舞下,全市人民以巨大的热情,在建设边疆中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这一点必须充分肯定。首先是工业基础扩大了,1960年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2.9倍;二是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建设和农业机械化建设,1960年底兴建水利工程的蓄水量为1957年以前的34倍,拖拉机混合占有量由34台增加到115台;三是技术水平有提高,地产商品在市场的比重由1957年的15%上升到1960年的47%。但是,由于工作中出现的严重缺点和错误,我们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和遭到了巨大的损失。集中反映在:粮食连年减产,1960年比1957年减产26%,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最惨重的是死了人,耕畜、农具大大减少。其原因除农业本身的失误外,其他方面的影响也很大,办工业多调了农村劳动力,征购了“过头粮”(1959年粮食征购占当年总产量的44%)。工业上的失误,一是大升级、大过渡、大平调,城乡刮起“共产风”;二是浮夸风,高指标,大计划,瞎指挥;三是强迫命令,违法乱纪。市委分析了产生错误的原因和总结了“大跃进”的主要教训:一是违反客观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夸大了主观能动性;二是违背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违背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党的民主作风。

1962年2月21日至3月初,市委召开扩大会议,贯彻党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检查市委执行民主集中制和开展党内斗争的问题,以及工作中的错误。市委认为:“大跃进”以来,市委基本是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的,但在实际工作中,确实存在不同程度的分散主义倾向,影响工作的健康发展。1960年以来的“反五风”、“反右倾补课”、“火烧中游”、“整风整社、改造落后”等运动,对人的处理不够慎重,特别是对公社的一些基层干部处理过重,对市委分管农业的书记、常委批评帮助也有些过头,这些经验教训,市委必须牢牢记取。

会后,为做好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调整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市委组织全市科级以上干部5000余人,分期分批到党校以会代训,学习中央文件,充分发扬民主,议论“大跃进”以来的工作得失,总结经验教训。提出“想一想、养一养(生活适当照顾)”“白天出气(交心通气),晚上看戏”;市委领导对工作中和作风上的错误进行检查,为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干部甄别平反,赔礼道歉。会议充满民主和自我批评精神,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析错误产生的原因,正确对待犯错误的领导干部,共同接受经验教训,会议开得心情舒畅,增加了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相互信任和理解。在8月召开的昆明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和市政协第二次会议上,市长潘朔端代表市政府对“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诚恳地作了检查和自我批评,听取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批评意见,受到与会代表和民主人士的欢迎和谅解,增进了团结。对于历次“大办”中占用民主人士和居民的房屋财产,市委成立清理小组,逐一清理退赔。在农村向生产队及私人平调的财物,由市、县(区)、人民公社分别负责退赔,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据当时统计,仅市一级退赔的城乡房产财物,共计14355户,退赔房产、实物12336件,人民币57万余元。同时,各级领导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切实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劳逸结合,调运各种生活必需品,组织农村生产自救,解决群众生活中的实际困难。为纠正在“大跃进”中政治上出现的错误,从1961年8月开始,市委成立甄别领导小组,为在“反右派”、“反右倾机会主义”、“改造落后”和“三反”等运动中受错误处理的干部甄别平反。1962年4月,市委在郊区农村人民公社,分两批开展以甄别工作为中心的整风整社,以健全党的民主生活,加强党的建设。通过召开支部大会、社员代表大会和社员大会,对全市郊区自1958年以来在历次运动中受到批判和处分的基层干部(4625人)进行甄别,平反了3414人,占73.8%b在城市工厂企业中,“大跃进”以来被处理的党员、干部有1200多人,全部都得到甄别平反。同时,还给反右斗争中被戴上“反社会主义分子”帽子的工农群众摘了帽子,撤销了处分;为1314人摘了“右派分子”帽子。为几年来在政治运动中被错误处理的同志洗清了不白之冤,调动了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了全党的思想认识水平,增强了团结,活跃了民主生活,为进一步发展生产、克服困难创造了条件。

以调整为中心,恢复发展生产

1962年1月,市委常委全面分析近几年来的经济情况,认为,要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必须坚持以“调整”为中心,统筹兼顾,全面安排。根据中央关于按“农、轻、重”的顺序,调整安排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关系,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同时加强轻工业、手工业品的生产,发展塑料、化纤等新兴工业,满足人民对日用消费品的需求,加强对市场工作的领导。在调整内容上,一方面要搞好企业的内部整顿,改善企业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把各方面生产、生活的秩序建立起来;另一方面,在调整中,要着重搞好政策的调整,认真贯彻党中央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业60条》的修正草案,《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简称《工业70条》,《关于城乡手工业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简称《手工业36条》试行草案,《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商业40条》试行草案。把这些规定作为内部整顿的蓝本和准则。

在农业调整方面:按照党中央《农业60条》的规定,从调整农业政策,调整农业生产关系入手。向全市人民宣布:“停止人民公社向基本社有制过渡,转入调整时期。”这标志着党的经济指导方针已发生重大转变。确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集体经济体制。取消供给制,实行按劳分配政策,社员口粮由按人供给、平均分配,改变为基本口粮和劳动工分结合,取消公共食堂;克服分配中的平均主义,生产大队、公社暂不提公共积累,生产队坚持少扣多分,增加社员收入;全市划出3万多亩耕地作为社员自留地,每户农民分得3至5分土地,鼓励社员饲养牲畜、家禽,推行“公私并举,私养为主”的养猪政策;允许社员种植蔬菜和房前屋后零星果树,经营小规模副业,收益归己;允许把公社集体山林分给生产队或社员所有。为使农民休养生息,减轻公余粮负担,确定农业税(公粮)一定三年不变,郊县区农业税下降29.89%,地方财政支援农业投资比“大跃进”时期增加52%。全面推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三包一奖四固定生产责任制”,由生产队向生产大队承包,“三包”即包工、包产、包成本;“四固定”即固定土地、劳力、耕畜、大农具;一奖即超产奖励。由于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及支援农业群众运动的开展,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粮食总产量1962年比1961年增12%,1963年比1962年增6%,1964年又比1963年增13%。

对全市社队规模进行调整,在原已建成的46个人民公社中,把规模过大的21个公社划小(规模大的如官渡区先锋公社,有11616户,59398人),至1963年,全市农村人民公社调整为135个,生产大队797个,生产小队12852个,大体调整到高级社期间的规模。

在工业调整方面:“大跃进”中,为在三年内把昆明建设成为全省工业基地,省、市集中人力、财力、物力,以群众运动的形式新建和改扩建冶金、化工、机械制造业,新建了一批国营大中型企业和一批地方工业企业,为建成全省工业基地奠定了基础。但是,重工业异乎寻常的高速度增长,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使供求总量失衡,总需求大大超过总供给;农轻重关系,积累和消费,生产和生活,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交通、能源、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关系全面失调。1960年与1957年比较,全市工业总产值增长2.85倍,农业总产值下降15.7%;钢产量增长12.4倍,粮食产量减少26%;生产资料生产增长3.3倍,生活资料只增长2.1倍,生活资料生产的比重由43.95%下降到35.75%。生产建设大起大落,经济效益显著下降,基建规模过大,超过当时经济发展水平和承受能力,致使资金、设备、原材料、能源、运输和生活供应全面紧张,不仅造成人民生活极大困难,也使重工业发展难以为继,这一巨大的挫折,不得不使工业下马。1961年,市委贯彻调整方针。首先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缩短工业战线,全市基本建设投资比1960年减少71.77%;全市工业职工由1960年的15.08万人减为10.66万人。其二是大幅度降低重工业生产指标,同时增产市场需要的日用工业品和增加支农产品的生产。其三是调整投资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在全市基建下马的情况下,安排轻工业技改措施59项,基建项目4项,增加产量和品种,坚持抓产品质量,制定产品质量升级规划,认真组织学习外地先进经验,加强管理,整顿工艺操作,加强技术监督和质量检查,建立岗位责任制等,使质量逐年上升。

工业调整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整顿企业生产经营秩序,做好“治乱”的工作。市委提出:“以调整为中心,加强对轻工业、手工业的领导,重点进行企业内部的整顿。”建立企业正常的生产、工作秩序,健全岗位责任制和经济核算制度,严格财经纪律,克服分散主义,相应地解决工资、奖金问题,纠正平均主义,并组织企业干部、职工技术培训,解决企业设备损坏率高、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低的问题。为挖掘生产潜力,克服资金、生产资料不足的暂时困难,全市企业进行了清仓核资,核实企业的流动资金和信贷资金,制止计划外投放,压缩了银行贷款;全市清出积压物资价值2亿多元,清出钢材和有色金属343.9万吨,推动了工业企业的增产节约运动。为加强党委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建立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职工代表大会制和以厂长为首的生产行政指挥运行系统和职责,使企业的党政部门认真转变工作作风,提高了工作效率,克服了官僚主义、事务主义和拖拉作风。企业党委明确了党委的职责,克服了包揽行政事务的现象,党委日常工作转向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和调查研究方面,密切了党群关系,在集体领导中,尊重厂长的行政指挥权,坚持民主集中制,维护领导班子的集中统一,使企业各方面的工作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同时,市委对那些技术、设备落后,产品质量低劣、无市场销路,原料无来源的企业,实行关停并转,1961年底,全市有厂矿企业101个,经过调整后,到1962年底,有厂矿企业73个。经过以后的填平补齐,配套成龙,使建设全省工业基地的愿望成为现实。

在手工业调整方面:1961年8月,恢复了市手工业管理机构,把手工业生产企业从轻工局划出来,成立手工业系统的竹木、五金、服装、工艺等行业公司,实行归口管理;将“大跃进”中“升级过渡”为全民所有制的企业,恢复为集体所有制企业;规模过大的综合性企业,缩小规模,另建厂社,其资产、股金被调用的作了退赔。农村人民公社兴办的集体工厂,凡不适宜集中生产或不改变所有制性质就办不好的,经社员大会同意,改为手工业合作社、组,或生产大队、小队手工业生产小组;允许独立劳动自产自销,收入归己;生产传统名牌手工业产品的专业技术人员、修理服务人员,已改行转业的,坚决归队,同时要培养新的技术力量。手工业企业试行“四包一奖”(包品种、产量、质量、利润,超额奖励),扩大利润留成比例,国家实行产供销、价格、税收等优惠办法,使手工业获得发展。

在财贸调整方面:针对企业亏损多,资金周转不灵,财经制度不健全、挪用资金等违反纪律的现象还没有完全制止,以及管理落后、混乱的情况,市委首先调整生产关系,恢复商品流通三条渠道,国营商业改革“政企合一”,按行业恢复设置专业公司;恢复农村供销合作社;对“大跃进”中改为国营的小商贩,恢复集体所有制,重新组织合作商店、合作小组。恢复农村集市贸易。手工业恢复自产自销。在调整生产关系中,突出的是放宽搞活对从国营、合作商业中调整出来的合作商店、合作小组的政策,对原来的股金、公积金、房屋等资产清理退还并付给利息;合作商店(组)的盈余分配按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兼顾目前和长远利益,合理安排积累与个人所得比例,工资待遇根据各自经营情况采取不同工资形式,不强求一律。对修理行业的个体户采取积极领导,控制价格,端正作风,取缔违法等措施,并鼓励根据社会需要,创办新的修理项目和良好的服务方式。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组织,依据农村社队规模进行调整,新调整的人民公社,设农村信用合作社,大社的生产大队,设信用合作站;并对社、站干部的工资、口粮、副食品供应作了规定,稳定了职工队伍。

为了克服生活资料短缺的困难,解决群众吃穿用的问题,市委采取一系列措施,安排市场保障供应。(1)积极组织货源,加强对农副产品和日用工业品的生产组织和收购运销,对三类工业品,改统购包销为商业自由选购,工业可自产自销,1961年郊区农副产品采购额达到1957年的85%。(2)加强商业运销,把粮、油、肉、菜、煤列为第一类运销物资,基本保证了调入计划数。(3)增设商业网点和修理服务业,恢复走街串乡的小商小贩,搞好商品分配。对粮、油、肉、菜等13种生活必需品,以人定量,计划供应;对产妇、婴幼儿,高空、高温等作业工人和一些民主人士、民族上层人物,实行特殊供应,适当增加糖、油、肉、蛋、面粉等。对优质糖果、糕点、饭菜等实行优质高价,敞开供应。(4)管好市场,稳定物价,凡关系人民生活和市场稳定的主要商品,保持价格稳定,国家暂时赔钱,也不调高价格。由于90%以上的物资由国家掌握,从而在经济困难时期,市场秩序正常,物价稳定。

在文化事业调整方面:在高指标、高速度、急于求成的影响下,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建设同样受到严重挫折。突出的问题是:各项文化建设速度过快、数量过多、规模过大,与日益紧张的财政经济困难不相适应。在反右斗争影响下,批“白专”道路,破“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在知识分子中进行了过火的和错误的批判,文化战线上知识分子的政策遭到破坏,伤害了许多爱国敬业的知识分子,也直接影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大跃进”中,昆明城、郊建成了一批普通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学校的规模不断扩大。高等院校由1958年的7所增至1960年的12所,1985年增到16所。普通中学1961年46所,1962年44所,为使文化教育事业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经过调整,普通中学从1961年起至1962年,共撤销8所,并入其他学校2所。3所师范学校根据省教育厅提出的调整意见,合并为1所,改名为“昆明师范学校”。普通中学所设的师范班也并入昆明师范学校。随后,逐步减少学生,收缩班次,师生队伍相对稳定,教学质量得到提高。中等专业学校在调整中裁并了一半以上,只保留第一、第二工业学校以及地质、冶金、林业、财经等12所学校。1960年10月兴办的农业中学,到1961年农村整风整社运动后,有的农中改为业余中学,有的改为农村会计训练班,随后大部分停办。高等院校由于发展数量过多、规模过大,师资严重不足,生源缺乏,造成学生文化程度不齐,标准不同,学制不统一,系科设置重复的混乱局面。通过调整,1961年11月停办8所,1962年又停办4所。只保留云南大学、昆明师范学院、昆明工学院、昆明医学院、昆明农林学院、昆明中医学院等6所院校,全部集中在昆明。1962年至1965年,这6所高校保证了教育工作条例的全面贯彻执行。随着中小学条例的贯彻,明确了中小学教育是整个教育的基础,提高中小学的教育质量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任务,进一步统一了思想,对中小学的教育方针任务、学生的培养目标、教学工作、思想政治工作、党的工作和其他组织工作等,作出具体规定,使基础教育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

科学十四条贯彻实施后,广大科研工作者明确了科研机构的根本任务是出成果、出人才;通过实行五定(定方向、定任务、定人员、定设备、定制度),保证了科研工作及科研工作时间的相对稳定;开始注重从实际出发和针对科研工作的特点决定科研发展选题、人才培养规划及科研项目的协作与交流。

文艺八条贯彻实施后,普遍纠正了几年来对文艺工作简单粗暴的批评、限制和不适当的干预,注意了党同文学艺术家的团结合作,正确地开展文艺批评、保证创作时间、注意劳逸结合、培养人才、奖励优秀作品,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有了很大改进。

根据中央精减职工,减少城市人口的指示,市委于1961年下半年,成立压缩城市人口领导小组,开始遣送城市盲流人口,下放1958年新招职工和部分城镇人口。昆明地区1957年末实有商品粮人口515253人,至1960年6月增加到738990人,净增22万多人。从8月起下放劳动力后,年末降为705490人,至1961年末下降到660443人。1962年7月,继续下降到629000人,完成了省委下达给昆明市年末城市人口指标。在昆明市精减的职工和下放的城市居民中,有68251人直接安排在农村,加强了农业战线。尚有15岁以上失业、失学人员16万人,也大部分作了妥善安排。精减下放城市人口,减少了城市粮食供应,节省了工资基金,减轻了财政支出,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市场供应压力,为经济调整创造了条件。

昆明市60年代初期的国民经济调整,不仅调整了经济、文化关系,同时调整了政治关系和社会关系。党的“七千人大会”以后,昆明市党政领导集体认真总结并牢记历史教训,纠正工作中的错误,抓紧落实党的统战政策、民族政策,做好安排统战人员、归侨人员和资方人员的工作。通过五年的全面调整,昆明市国内生产总值(80年不变价)由1957年的37396万元增加到1965年的66227万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104元;粮食总产量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实现了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地方财政收入,由1957年的1730万元,增加到1965年的10690万元。职工和社员人均年纯收入大幅度提高。尤其重要的是,这个时期完成的工农业建设项目、积累的建设经验和培养的人才。为后来昆明市国民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