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作者:发布时间:2011-07-14 00:00来源:]

四、在城乡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八届十中全会后,党中央针对农村干部中存在多吃多占、帐目不清等现象,决定在城乡发动一次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0月27日至11月28日,省委召开干部扩大会议,贯彻中共八届十中全会精神。省委干部会议认为:“云南农村中生产关系主要方面的问题已得到解决,”“曾经受到破坏的一部分生产力也基本上恢复。”且没有刮“单干风”,因此“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去开展一次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并把这句话写到省委批转省委宣传部《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意见》的批语中。1963年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同志在杭州召开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问题,制定《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前十条),作为农村社教的纲领性文件。会上,毛泽东批评云南对农村社教运动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是一严重错误。5月中旬,在中共西南局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云南省就这一错误作了“阶级斗争旗帜不鲜明的”检查,保证坚决执行中央的决定,领导好“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组织和依靠贫农、下中农,开展‘四清’斗争和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革命运动”。当时,云南省委根据自己的实际,提出“不需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群众运动”,是坚持了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但在受到批评后,只能承认错误,执行中央的决定。

昆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从1963年3月开始至1966年5月止,历时3年多,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63年3月至1964年9月,城市简称“五反”(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农村简称“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清工分),统称“小四清”,以区别于后一阶段的“大四清”。第二阶段,从1964年10月至1966年5月,农村、城市都简称“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

城市“五反”运动

1963年2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解决三年困难时期干部中出现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等问题,并发出了《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据此,省委发出执行中央指示的部署意见。指出:这次运动是一次大规模的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是在思想领域里挖修正主义的根子。运动要首先解决领导核心的问题。3月,市委常委多次集中学习、讨论,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集中地检查了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官僚主义、铺张浪费和生活特殊化问题。3月27日,市委常委扩大会议,通报常委学习检查情况,听取批评意见,同时研究部署在全市开展“五反”运动。会后,市委成立“五反”领导小组,市委书记任组长,成员共7人,按党群、政法文教、工交城建、财贸、盘龙区、五华区六大口分别成立领导小组,全面铺开。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检查,“洗澡下楼”(指干部在群众大会上作自我批评,交待问题,由群众认可),深刻揭露和批判“五反”所要反对的问题,采取自觉革命、领导帮助、群众提意见三者结合的办法。从干部检查情况看,确有部分领导干部经不起困难的考验,忘记了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不顾党和政府的规定,不考虑群众影响,进入自由市场争购副食品,或利用职权到农村购买农副产品供机关享用。少部分领导干部生活特殊,私分多占,商品走后门;有的搞本位主义、分散主义,不顾大局。市委抓住这些典型通报全市,教育干部、职工。为慎重处理犯错误的干部,市委先后发出《关于划定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性质和追赔赃款问题的初步意见》,《关于“五反”中若干人民内部问题的处理意见》和《关于认真做好“五反”核实定案和组织处理工作的几点意见》。要求正确区分两类矛盾,团结95%以上的干部群众。在定案阶段,强调领导干部亲自动手,认真学习和掌握政策,反复核对事实、证据,弄清性质,划清界限,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做到不错不漏。但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许多问题界限不清,从“反修防修”、抵制资本主义腐蚀出发,一些属于人民内部的问题,如多吃多占、生活特殊、走后门、公私不分、小偷小摸、违反规章制度等问题,未能实事求是地分析,以致对一些问题看得过重,处理过严。尤其是结合“五反”运动进行内部的肃反清理工作,重点调查了353人的问题,查出一批“新生反革命分子”和“漏网反革命分子”,以及其他坏分子,由于一些单位对肃反工作思想不明确,方法简单粗暴,界限不清,加重了“五反”的左倾错误。1964年1月,市委向省委报告:昆明市“五反”运动已进行10个月,基本结束和正在开展的单位共402个,占应开展单位总数的66.2%,干部“下楼”较好和基本“下楼”的占91.79%,揭露出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的1984人,占职工总数的3.48%。

“五反”运动还与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联系起来,解决基层党组织民主生活不健全、活动不经常、包揽行政事务等现象,强调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观点教育党员,用党员十项标准衡量党员的言行。

由于前期“五反”运动,市委注意了严防组织处理扩大化的倾向,对于百分之二、三、四犯有错误的人,要求尽力挽救,采取从宽政策,因此避免了出现大的偏差。为了加强党风建设和适应“五反”运动的需要,市委加强了各级党的监察委员会和监委办事机构的建设,在各县区、工商企业、学校、文化、卫生等党委、总支、支部,建立党的监察委员会、监察小组,执行党的纪律检查任务,及时处理党员违纪事件。

“四清”运动试点

昆明市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始于1963年3月。根据省委部署,市委抽调领导干部组织起庞大的工作队,由第一书记率领,进入官渡区龙泉公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试点。内容是仿照中央工作会议上推荐的河北保定模式,通过清理帐目、仓库、财物、工分,解决干部“四不清”问题。6月,省委召开扩大会议,贯彻中央发出的“前十条”,指出“我省同样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的斗争,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发动组织和依靠贫农、下中农开展‘四清’斗争,并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市委按照中央指示和省委扩大会议精神,检查了试点工作,认为前段运动主要方向不明确,没有抓住阶级斗争这个重点。于是调整部署,重新组织阶级队伍,排除公社干部对运动的领导(公社干部只管生产、生活),强调运动要深入进行阶级斗争教育,鲜明阶级斗争旗帜,揭开阶级斗争盖子。全公社16个大队162个生产队的728名干部,都成为运动的对象,分别在三干会和代表会上,揭本单位的阶级斗争盖子、检查“四不清”放包袱、“洗澡下楼”、解决“四不清”问题。在此基础上,对社员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揭露的问题: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主义势力的破坏十分猖狂。有的四类分子拉拢腐蚀干部搞“和平演变”,封建迷信活动抬头,赌博成风;有的集体经济解体,搞了包产到户;另一方面是干部“四不清”问题十分突出。据当时资料统计:干部贪污189人、占26%,受贿19人、占2.6%,挪用公款213人、占29%,长期超支未归还105人、占14.4%。在大、小队干部中没有查出问题的仅占干部数的6.62%。试点工作总结认为:“农村阶级斗争十分尖锐、激烈,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经常交织在一起,斗争错综复杂。”运动中干部受党纪处分的7人,占党员总数的1.86%;受行政撤职处分的4人,占干部总数的0.55%。

1964年初,在全党贯彻中央《关于加强互相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组织新的农业生产高潮,争取农业大丰收的形势下,市委从市级机关和县区抽调1868名干部,进行培训,组成工作队,其中118人到农村,680人到工厂企业。9月,各县区按照龙泉试点经验,选择一个公社,开始自己的社教试点,然后再分4批逐步推开。县区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五反”也与农村社教同步开展,后因省委另有部署,转为以清经济为主的面上教育。

省委以安宁县为全省“大四清”的试点

1964年5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提出:“全国基层1/3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要采取夺权的办法,社教运动要搞四五年。”7月10日,省委召开扩大工作会议,认为我省农村第一批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大部分搞得不深不透,有的社队甚至是走了过场,应认真复查补课(以后是全部推倒重来),决定第二批运动暂时停下来。1964年8月,省委召开省、地(州、市)两级600多人参加的干部大会,学习河北省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秘密扎根串联,背靠背揭发、开展阶级斗争的“桃园经验”;学习《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即后十条)。按照规定,农村社教“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对基层组织和干部,要在扎根串联、调查研究以后,“可依靠的就依靠,不可依靠的就不依靠”。接着,省委根据中央关于“四清”运动要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指示和“桃园经验”,以安宁、宜良、大理三个县为全省试点,昆明市的安宁县由省委主要领导坐镇。全省试点的三个县集中工作队人数达1.3万多人。

安宁县的社教运动,是按“桃园经验”进行的,动手早于其他试点,目的在于创造本省社教经验。随着打歼灭战、人海战术、秘密串联的部署,几千人集中在一个县,公社、生产队的工作队长都是厅部级和县级干部,阶级斗争的弦绷得越来越紧,不仅所在县的干部惊恐不安,对全省都引起很大震动。安宁县“四清”,首先在温泉公社试点,从:1963年12月14日开始至1964年4月结束。工作队进村后对温泉公社的基本看法是:一方面承认一这个公社的5个大队、51个生产队近几年生产恢复发展成绩显著,1963年粮食生产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人均粮食942斤(当时与之相同的半山区人均粮食仅400至500斤),大小牲畜基本恢复;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个公社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很严重,地富反坏、牛鬼蛇神气焰嚣张,富农大搞资本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社员仅占9.8%,富裕农民当道,生产领导权被敌人操纵把持的占51%。在如此严重的“敌情”下,工作队高举阶级斗争的旗帜,从全公社中清理出漏划地主、富农21户,经过批准戴上帽子的15户,占公社总户数的1.8%,20户中农,1户贫农被划为新上中农;同时也清理出贫农错划富农的1户。在党员和干部中进行组织、行政处理的共6人,其中混入党内的富农分子1人、开除党籍2人,撤销支部书记职务1人、留党察看2人。全社99名党员,批准登记88人、不予登记3人、退党1人、暂缓登记7人。

1964年8月23日,刘少奇同志视察两湖、两广后来到昆明,对省、市600多名干部讲话;王光美同志作典型报告,介绍“桃源经验”。26日省委地委书记会议根据刘少奇指示,“四清运动每个地委先搞一个县,用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办法”。决定把省里派到晋宁、宜良、富民的工作队收回,集中到安宁县,省委组成安宁县“四清”工作团,省委副书记薛韬任团长,阎红彦(省委第一书记)、陈鹤桥(昆明军区)、朱家璧(云南省军区)等领导同志也到安宁蹲点,并各有化名。11月5日,由省、市和昆明各县区抽调出来的224名干部组成的“四清”工作团,按人民公社组成工作队,大队为工作组,分头开展工作;全县工业、商业、机关、学校、卫生各系统同时开展城市“四清”运动。在省委“四清”工作团领导下,首先解决领导核心的问题,县委、县人委及政法委的干部集中编组全天学习,每周只有两个晚上安排工作,县委常委及各部、委、科、局的正职负责人编为中心组。在宣讲“双十条”、发动群众的同时,集中揭发县委、县人委领导成员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是:(1)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县委主要领导人独断专行;(2)官僚主义、分散主义严重;(3)特殊化突出。接着召开“四清”工作团党委第一次会议,省委“四清”工作团成立党委。

由于全国的“四清”运动都“以夺权斗争为主要内容”,省委“四清”工作团进入后,即撇开县委、公社党委、大队党支部,行使基层党政组织的党、政、财、文大权,并在工作团、队内部开展“反右倾”斗争,要求工作队员必须从头至尾反对“右倾思想”。在“反右倾”的压力下,工作队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的看法,普遍出现左的偏激情绪。

“四清”运动的具体做法和步骤,根据中央和省委的规定:第一阶段,召开县(区)三级干部会议,宣讲“四清”运动的目的、要求和有关政策,组织学习中央有关文件;采取面对面或背靠背相结合的方式,揭发县(区)委常委以上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同时召开常委和常委扩大会,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名为“洗澡下楼”,轻装上阵;对没有问题,或问题不多、性质不严重,又能深刻认识、决心改正的,则先解放出来,参加领导运动。第二阶段,工作队队员下到公社、生产队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宣传中央文件,发动群众,摸清情况(在安宁是采用土改时期访贫问苦,扎根串联的办法发动群众),在此基础上,召开社、队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会,学习中央文件,揭本地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盖子,揭发批判社、队“四不清”问题,教育有“四不请”错误的干部自我检查,主动放包袱、“洗澡下楼”。第三阶段,整顿清理阶级队伍,开展对敌斗争,评审四类分子。第四阶段,组织建设,整党建党,调整充实公社大队、生产队党、政、共青团、妇女、民兵、治保组织,建立贫下中农协会。运动自始至终与生产相结合。

安宁县各个公社的“四清”运动,一般是运动开始都将干部作为“四不清”怀疑对象。在清政治、清组织阶段,八街公社对全社591名公社、大队、小队干部和352名党员进行清查,查出四类分子8人,当作异己分子清洗的20人,被贫下中农夺权的75人(其中蜕化变质42人),被戴上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分子帽子的10人,资本主义倾向严重进行批判的90人,不能当干部改选落选的138人,以上受各种处理的干部占干部总数的46%。在清经济阶段,主要是开展集体经济内部的两条道路斗争。安宁县首届贫农、下中农代表大会的报告,认为干部多占工分,已成为新形势下对贫农、下中农进行剥削的一种形式。据9个人民公社统计,清理出1964年干部多占工分达326万分,按当年分值计算,折合人民币13.6万多元;清出贪污盗窃的现金16.3万多元,粮食21.18多万斤,物资12000多件。在清理阶级队伍,对敌斗争阶段,“左”的倾向更为明显。这个公社清理出漏划地富8人(其中6人戴上帽子),反坏分子5人;新划上中农132人。对漏划的地富逐个进行批判,并征收了富农多余的房子。

1964.年底至1965年初,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印发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对1964年下半年以来“四清”运动中某些“左”的偏向作了纠正,但仍然坚持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第一次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种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支持这些当权派的,有在下面的地富反坏分子,有在上面的社、区、县、地,甚至有在省和中央部门工作的一些反对搞社会主义的人”。并规定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通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运动。1月19日,省委召开工作会议,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对云南工作重新作了部署。会议认为要继续搞好原定安宁等三个县的试点,但集中的工作队人数过多,决定抽出5000人加强面上工作,用最快的办法将《二十三条》在城乡广泛宣传。安宁“四清”工作团党委扩大会议传达了省委工作会议精神,决定由工作团主要负责人分三片向全体工作队员,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贫协正副组长以上人员宣讲《二十三条》。对前段运动中撇开各级党组织,没有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的领导方法问题;对各级干部不“一分为二”搞人人过关问题;清理干部、群众工分有过火之处,“砍”了诚实劳动的干部、社员工分等问题,进行自我批评,承认错误,表示要按中央《二十三条》文件精神加以纠正。至此,安宁“四清”运动试点,对阶级斗争扩大化、打击面过宽的做法有所纠正。

1965年6月底,省委在安宁开展的“四清”运动试点结束,历时8个月。对教育干部参加劳动,防止多吃多占或挪用、贪污公款,改善党群关系,培养提拔新干部,建立各级领导核心,均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对生产建设也有一定推动。但在运动初期,工作团、队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不仅否定了1962年以来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农村经济出现的好形势,甚至对解放以来农村取得的发展和进步也全盘否定,提出要进行“民主革命补课”,重划阶级成分。把一些思想认识问题看成是“阶级斗争”或“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扩大了斗争面和打击面。特别是把干部、群众为克服暂时困难,解决生存问题,恢复发展生产所采取的措施,如开荒种自留地、出售社员多余的农副产品,利用早、晚和农闲时间开展家庭副业,增加为数甚微的现金收入等,都当作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自发倾向。对经营管理上的生产责任承包,单项农活招标承包,劳动出工采取“合心合手小组”、自由组合等合理的生产管理措施,也统统作为资本主义道路、修正主义的根子批判。在运动进入组织建设阶段,又根据“桃源经验”,重开“夺权”斗争,使县委书记被免职,9个县委常委调整了8个,再次伤害了一大批干部。“四清”之后,一些生产队在运动影响下多年减产,正常生产秩序、多种经营、家庭副业,也因界限不清和干部怕字当头,长期恢复不起来。对干部的处理,因按照中央《二十三条》的精神,进行了复查,受党纪处分的61人,占党员总数的3.22%,受各种政纪、法纪处分的生产队以上干部及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126人,占全县干部、职工总数的2.3%。

第一、二批农村“四清”运动

1965年8月,市委以参加安宁“四清”的2200名工作团员为基础,再从市和即将开展运动的县(区)、农场抽调1000人,组成中共昆明市委“四清”工作总团,下设4个分团,分别进驻官渡区、西山区、富民县的30个公社,以及市水产公司和4个国营农场开展第一批“四清”,历时10个月,至1966年5月结束。1966年4月,市委“四清”工作团又集中省、市、县级机关、大专院校、军区机关干部2864名,分两个团,在呈贡、晋宁两县的18个公社、174个大队中开展第二批“四清”。后因“文化大革命”冲击,运动中途停止,1966年底撤出工作队。

1965年,全市第一批农村“四清”开展,市委召开农村三级干部会议,学习讨论中央《二十三条》,强调必须严肃认真地执行《二十三条》,团结依靠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对群众。并着重指出:“四清”要落实在生产上,把“增产还是减产”作为搞好“四清”的标准之一。在运动中不再搞神秘化的扎根串联、重组阶级队伍;不再把“四不清”、“和平演变”、“两面政权”的帽子乱扣在干部头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阶级斗争扩大化、打击面过宽的问题。但是《二十三条》并没有改变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的提法,加上工作队骨干大都是安宁工作团来的,在干部“四清”问题上,仍沿袭安宁试点的做法,把各级领导干部作为“四不清”对象,搞人人过关,同时发动群众背靠背、面对面揭发,又未能及时调查核实,使基层一大部分干部和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错误处理。只是对于中央提出的“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因在思想认识上不理解、且政策界限不清楚,仍按清政治、清经济的要求进行。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走资派”成为农村干部的罪名,“四清”被批判的县委、公社党委书记、大小队干部,有的被打死、打伤。此外,由于在“左”的思想指导下,把来自群众的创造、属于正确或基本正确的东西,仍按照安宁“四清”的做法,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批判和取缔。

根据西山、官渡、富民三个县区“四清”运动结束时的统计,揭露出来的问题主要是:(1)基层干部多占工分的现象较普遍,约占80%。官渡区云溪公社一个支部书记3年中只参加集体劳动11天,但每年都按队上最高工分参加分红,运动中都作了认真清退。(2)干部贪污、挪用公款突出。据四个县、区统计,干部经济不清的10907人,占干部总数的66%,查出金额67.2万余元,粮食19.3万斤。运动中退赔出48.5万余元,减免1.2万余元。粮食由本人作出计划分期退赔。(3)集体经济经营管理混乱。集体所有生产资料被私人占用,如耕牛、渔船、大农具为私人霸占,形同私有。任意开挖自留地突出,自留地超政策规定标准的有148个公社,占公社总数的57%。山区突出的是国有林、集体林遭到严重破坏。集体经营的副业如养殖业、手工作坊,多数都已停顿解体,为私人经营,城市近郊的生产队长,有的进城承包建筑工程,不过问集体生产。运动中通过发动群众,普遍制定公社、大队、生产队民主管理制度,生产队劳动组合及分配制度。大牲畜、大农具收归集体,超政策规定的自留地归集体经营,养殖业等多数副业收回由集体经营,并按规定制度,加强管理。应该肯定,农村解决帐目、工分、仓库、物资“四不清”,当时确是广大社员群众的迫切要求,这方面的问题是很严重的,通过清理、退赔,既教育了干部,加强了管理,也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4)文化教育落后,封建迷信抬头,赌博成风。黑龙潭“祭龙”、“超渡亡灵”,有近万人参加。昆明近郊100人以上的庙会有96起,新建庙宇31座。巫婆神汉、相卦术士在农村“跳神送鬼”、“看相算命”、“安宅基选坟地”;一些反动会道门也趁机活动。一些公社、大队赌博成风,参赌的有公社主任、武装部长、公安特派员、大小队长等干部。通过运动,组织迷信职业者现身说法,揭穿骗局,教育受骗群众,对为首聚赌者和参与赌博干部,依法处理,给予处罚。

“四清”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清理阶级队伍,开展对敌斗争。据西山、官渡、富民、安宁四县区不完全统计,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从其他阶级成分划为贫下中农的2500户,在贫下中农队伍中有1700户划为其他成分。其他错划、漏划的地主、富农达1180户。对敌斗争,主要是发动群众评审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对有严重破坏活动,态度恶劣的组织批判斗争。由于昆明是祖国的边疆城市,对于国内外敌对势力的破坏,以及刑事犯罪活动,是必须引起高度警惕的。但是,把敌情估计得过分严重,把不属于阶级斗争的问题,看作是阶级斗争,把新形势下只在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看作是占主要地位的阶级斗争,而作出错误的判断,就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给国家和人民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

“四清”最后阶段是组织建设,整党建党。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和对农村阶级斗争的错误估计,必然扩大对党员和干部的打击面。据官渡、西山、安宁、富民4个县(区)统计,在34个党委中,好的10个,仅占29.41%;比较好的16个,占47.05%;问题多的8个,占23.52%。在289个农村支部中,好的47个,占16.26%;比较好的136个,占47.05%;问题多的95个,占23.8%;性质严重的11个,占3.8%。经过整党,调整了组织。4县(区)农村共有党员6280人,好的占24.98%;比较好的占47.19%;问题多的占25.33%;性质严重的占2.48%。经过整党,准予登记的(包括预备党员转正)占72.33%;暂缓登记的占6.68%;不予登记的占2.21%;受各种党纪处分的221人,占3.51%(开除党籍89人,留党察看105人);其余764人由于觉悟低,不起党员作用,劝其退党,或取消预备期。同时发展新党员3819人。在整顿加强党组织的同时,相应地整顿加强了公社、大队、生产队,以及共青团、妇女、民兵和治保组织,成立了贫下中农协会。

为完成中央《二十三条》规定的任务,工作队对发展生产极为重视。工作队进村后,便与社员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掀起生产高潮,并着重加强对农田水利的基本建设。据4县(区)统计:“四清”运动中,共投入农田基本建设资金88.5万元,新建抽水站294个,修坝塘、水渠3825条(个),改良土壤3.07万多亩,种果树82.9万多株,其他经济林木169.7万多株,新建渔塘126个,兴办集体副业作坊等360个,促进了农副业生产发展。正是有了增加生产这个考核的硬指标,才使以后开展的运动不仅没有影响当年生产,而且凡是搞过“四清”的公社,生产情况都较好,许多农村都栽竹种树,改善了居住环境。第二批呈贡、晋宁的“四清”运动,因“文化大革命”开始,中途停止。

城市“四清”

在农村社队开展“四清”的同时,在“四清”工作团统一领导下,对县(区)机关,财贸、文教系统,结合“五反”开展了“四清。”运动,以阶级斗争为纲,揭问题、查根源、找危害,解决干部“四不清”问题,重点揭露暗藏反革命、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做法及步骤仿照农村“四清”,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和各种类型会议,发动群众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形式揭发县(区)及所属各系统党政领导干部的“四不清”问题,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干部主动“洗澡下楼”。从安宁、官渡等四县(区)揭发出的问题看,主要是:党政领导班子中政治思想工作薄弱,对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抓得不得力,对本地区、系统、单位出现的问题认识不清,解决不及时;对经济建设的领导安于现状,缺乏进取精神。在财贸系统中,经济不清的问题比较突出,干部职工中有贪污行为的占34%;教育系统主要解决提高教师水平和教育质量问题;卫生系统解决医德医风问题。四县区在机关、企事业单位中清理阶级队伍,共清出和处理地富反坏分子73人。运动中的偏差主要是对干部工作中偶然一句错话,或一件错事,采取扣帽子,打棍子,无限上纲的做法;有的县区对列为“揭、批、查”对象的干部,一律集中到“机关生产队”,派专人监护看管,进行批判、斗争。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四清”被迫中断,揭露出来的问题,一般不了了之。

1964年9月,省委召开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会议,重点解决昆明、个旧、东川三市和部分省级机关领导核心问题,同时为城市“社教”全面铺开训练工作队员。昆明组参会人员为中共昆明市委常委、市级各部、委、办、局主要领导干部。以省委副书记为队长的省委工作队到昆明领导运动。会议强调要自觉革命,互相帮助,敢于革命,防止“和平演变”,挖“修正主义根子”,坚决与错误决裂,气氛极为紧张。市委常委逐个作了一次或多次检查,形成以市委第一书记为主的一批重点对象,发动与会同志从政治、思想、经济和组织上进行清理,特别是对阶级立场、干部政策、干部路线、官僚主义等问题开展揭发批判。由于会议是在贯彻“桃园经验”背景下召开的,工作队对市委采取“又依靠、又不依靠”的方针,把市委常委的问题,作为全市“四不清”的根子来挖,强调要从下面的问题看上面。将一些属于工作方法的问题、生活小节问题、工作中的细枝末节问题,以及纯属基层工作上的错误问题,无限上纲,反复揪住批判,形成了过火斗争,最后虽然省委作了“昆明市委领导班子是好的”结论,但一部分领导干部调离了工作岗位。会议持续达一个多月,故又称五十天会议。在这次会议影响下,城市社教运动“左”的错误思想有所发展。

昆明市的城市“四清”自1965年6月开始(之前是“五反”运动),市委根据中央、省委关于城市“四清”的指示,发出了《关于分期分批开展城市“四清”运动的安排意见》,决定用一年半时间,分四批完成。市委主要领导及大部分常委全力以赴,少部分常委兼管日常工作。全市分四大口(工交、财贸、文教、政法),以工交系统为重点,组织1500人的工作队。“五反”运动搞得好的企业,以本单位党委为主领导开展运动;“五反”运动搞得差、领导不得力的,由工作队领导运动。强调运动必须以中央《二十三条》为准绳,按照中央的六条标准,集中力量,抓主要矛盾,按期完成任务。党委各部门和各经济管理部门,为运动、生产、管理切实解决问题,保证运动、生产双丰收。要求各级干部不能满足于“五无(无贪污盗窃,无投机倒把,无违法乱纪,无不正当男女关系,无隐瞒历史问题),要看到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在自己身上、在企业经营管理上的反映。坚决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在充分发动群众揭发批判的同时,要促进他们自觉革命,“洗澡下楼”,既要检查个人思想、作风问题,又要检查办企业的方向道路问题;’不仅要抓质变的问题(已和平演变),也要抓量变中的问题(有和平演变的迹象);不仅要检查明显的资本主义、修正主义,也要检查渗入新事物的旧思想、旧观念、旧习惯。

在城市“四清”中,始终坚持“三大革命”一起抓,运动和生产一起布置,一起检查;对干部作风问题、企业经营管理问题,按照边检查、边整改的要求,反复落实,促进生产的发展。据工交第二批42个企业统计,与上年同期相比,产值增长22%,产品质量有提高,54种产品全部消灭三类品;成本降低.15个企业转亏为盈。城市“四清”在结束国防工业和部分重要企业两批之后,正准备在全市铺开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未能进行下去。

思想革命化的学习活动

从1963年到1966年初,在经济进行调整,城乡开展“四清”运动的同时,全国广泛开展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学习雷锋”,“学习焦裕禄”以及“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的活动。全市各级党组织、广大群众,热烈响应党的号召,形成了学习革命理论,学习先进典型,促进个人思想革命化的热潮。1964年,市委确定,当年工人运动的中心是学赶先进,促进职工思想革命化,组织比、学、赶、帮,深入开展“五好”竞赛。并提出“学大庆,赶上海,促进思想革命化,迎接高潮,改变面貌”的口号。一时全市各行各业学先进、赶先进蔚然成风。为实现领导机关革命化,规定市委、市人委部、局以上干部年内通读《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干部定期参加劳动(周六为劳动日,并试行定时间、定岗位、定职责的顶班劳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具体帮助基层解决问题;坚持民主集中制,重大问题集体讨论决定;关心干部、控制会议、精简文件,党内相互称同志,机关为基层服务等。在农村中,学习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组织农田高产大会战,任务包括:兴修水利,使总耕地面积70%能用上水,有90%的保水田,计划第一步解决1.6亿立方水,第二步解决2.2亿立方水。改土、改造11万亩低产田,增施化肥,改良土壤,增加农业机械,形成全市支农的会战。工厂企业学习大庆革命化经验,要求做到人的革命化、企业革命化,深入开展以学大庆、赶上海为中心的增产节约运动,并组织有关人员赴上海参观学习,内容包括工业生产管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财贸工作、街道工作经验等。把学习解放军、学习大庆和学习上海结合起来,推动各方面工作的发展。广大青少年学习雷锋,在学校形成良好的学习风气,尊敬老师,同学之间团结互助;在校外,讲文明、讲礼貌,乐于助人,利用假日开展公益活动,争相为人民办好事。

为加强对思想政治工作的领导,市委对政治工作机构作了调整,将工交、财贸、农村工作部改建为政治部,各县区和各系统基层单位,根据不同情况设立政治部或处,或设政治指导员,小学校设不脱产政治宣传员。农村生产队设政治副队长(政治宣传员)。并从解放军中抽调一批政治干部充实到党政各部门和基层单位,以加强政治工作。

在向全国先进典型学习的同时,市委十分注意培养和树立自己的先进典型,如总结大利化工厂党委书记袁贞方、厂长赵炳文的先进经验。号召全市干部学习他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坚持与群众同学习、同生活、同劳动的艰苦作风和优秀品质。树立昆明机床厂“质量第一”的典型,提出开展以质量为中心的“两赶、三消灭”(赶上国内外先进水平、消灭废品、事故、亏损)的群众运动,学习昆明机床厂,大抓技术管理和责任制,对产品质量一丝不苟的精神。在农业上,表彰了西山区碧鸡公社黑荞母生产大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10个月穿山凿隧道306米,修建三级抽水站,引滇池水进山,改善生产条件的先进事迹,组织全市干部实地参观学习。在此期间,全市召开职工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议,交流学习经验,表彰学习积极分子;召开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积极分子会议,总结交流推广干部参加劳动、密切联系群众的经验。用自己的典型,用群众身边的先进入物事迹,推动全市学习革命理论,学习大庆、大寨和上海,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活动的深入开展,使思想革命化成为群众中的热门话题,全市形成了健康、向上的社会风气,促进了经济调整任务的提前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