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军事管制
[作者:发布时间:2011-07-14 00:00来源:]

第七章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

一、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军事管制

经过五年的经济调整和三年的艰苦奋斗,昆明人民终于摆脱了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阴影,完成了调整经济的任务。1965年全市经济形势全面好转,城乡市场繁荣,人民收入增加,生活明显改善,健康状况良好,人心思定。正当各族人民迎接第三个五年计划,谋求经济更大发展的时候,灾难性的“文化大革命”发生了。昆明广大干部、群众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展开了长达十年的抗争。

文化领域的革命大批判与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文化大革命”是从文化领域的批判开始的,由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扩大到矛头指向党的领导层的政治运动。1965年11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后,成为引发“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1966年2月,省、市学术界连续举行4次讨论会,邀请文艺团体、大学和中学教师参加。4月,省委决定成立以高治国(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为组长的省文化革命9人小组,市委书记处书记黎韦为小组成员。为贯彻中共中央批转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称《二月提纲》),省委宣传部根据省委领导的指示,起草了《关于学术讨论的一些情况和意见》(后被称为云南的《四月提纲》)。《意见》提出:当前云南学术界的问题大量是认识问题,可以采取批判吴晗提高自己,提高自己批判吴晗的方法,达到在学术界划清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界限,并提出“不要在我们这里硬找小吴晗”等意见。中共昆明市委根据两个《提纲》的精神,把运动置于党委的领导下,限制在学术讨论范围内进行。不久,在全国性的对《二月提纲》的指责批判中,省委立即收回了省委宣传部下发的《四月提纲》。接着,省委针对目前斗争形势指出:“对吴晗的《海瑞罢官》、田汉的《谢瑶环》、翦伯赞的史学观点的批判,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已拉开序幕,要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左派进行斗争,把正在进行的‘四清’运动与文化革命结合起来。”根据省委指示,市委成立“文化革命小组”,动员机关干部、文教界人士,要像“反右斗争”那样进行声势浩大的革命大批判。以一中、八中、女中和文化团体为试点,全市要有领导地学习、开展批判,有计划地联系实际揭发问题。5月11日,《云南日报》刊载工农兵批判邓拓《燕山夜话》的文章。文章指出,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同月26日,省委讨论《云南日报》的问题,认为以该报总编辑李孟北为主要撰稿人的副刊专栏《滇云漫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的,李孟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应在报纸上公开批判。此后《云南日报》发表批判文章,称《滇云漫谈》是“邓拓反革命集团开设在云南的‘三家村’分店”,从而在全省掀起了大批判高潮。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以及欢呼这张大字报的评论员文章播发后,很快搅乱了昆明的一些学校,出现了批判学校校长、教师的大字报和揪斗所谓“黑帮”的浪潮。昆明的红卫兵运动迅速兴起。

1966年6月3日,市委传达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通知》(即5·16通知),同时传达了会议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中央领导的揭发批判材料,给他们加上反党集团的罪名以及停止他们的领导职务的决定,全市干部极为震惊。市委常委联系昆明实际,检讨了对文化革命认识有片面性,工作中阶级斗争观点不明确、不坚定,领导成员世界观改造不够等问题。由于《5·16通知》是从批判《二月提纲》入手的,这就必然牵连到云南的《四月提纲》,授意起草提纲的省委常委、书记处书记高治国因而受到批判,被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被撤销一切职务。参加起草、审定《提纲》的宣传部有关领导也被定为“反党集团”成员。省委对高治国的错误处理,产生了连锁反应,昆明市在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中,在市委县级以上干部会议上,揭发批判了分管文教工作的市委常委、副市长郝健,市委委员、电线厂厂长王维采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与此同时,全市文教系统,县以上党政机关和正在进行“四清”运动的单位都开展了文化大革命运动,昆明地区有46所中学派驻了工作组。工作组发动教职员工和学生张贴大字报,揪斗所谓的“三反分子”、“牛鬼蛇神”、“黑帮人物”。8月5日,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省委发出通知,要求派到各大、中学校去的工作组一律撤出,并承认省委原派工作组的决定是错误的。昆明市委立即向学校教职工和学生传达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帮助工作组迅速撤离学校。

随着群众性大批判的开展,为加强对运动的领导,市委调整了文化革命小组,市委书记处书记郭少川任组长。各县区也相继成立了文化革命小组。在首都揪斗学校领导干部和挖黑帮行动的影响下,全市也广泛地开展了揭批“三反言行”、“挖黑帮”、批斗“三反分子”的活动。’7月30日,市委讨论贯彻《中央转发毛泽东给林彪同志的信》,即五七指示,试图把各行各业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决定结合战备,将部分机关、学校向县区搬迁,建立副食品生产基地,工厂与公社挂钩,学校增加学工学农时间,要求迅速制定详细规划并加以贯彻。按照市委的部署,各单位相继建立了副食品基地,国营工业企业分工与公社挂钩支援农业机械化。这些工作均因运动造成市委瘫痪而中止。

1966年8月,中共八届第十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和毛泽东在会上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向全国公开宣布。8月19日,昆明10万群众举行盛大集会,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代表省委在大会上讲话,支持革命群众敢于造反的精神。至此,红卫兵运动在昆明风起云涌。8月18日至31日,昆明地区红卫兵第一批443人出发到北京串联。8月28日,第一批北京南下红卫兵23人来昆串联。市委、市政府立即抽调干部,组织红卫兵接待站,管吃管住,联系交通运输。到10月底止,共接待南下来昆串联的红卫兵5000多人,经昆明外出串联的红卫兵、教职工4万余人。

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昆明市大、中学校红卫兵冲向文化教育界、冲向党政机关、冲向社会。他们打着“造反有理”的大旗,率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昆明中等学校的学生受反动的“血统论”的影响,普遍自发地划分“红五类”和“黑五类”,一些学生被打为“黑仔子”,不准串联,不准唱革命歌曲,限制人身自由。昆明地区的红卫兵冲向社会始自《人民日报》报道首都红卫兵猛烈横扫“四旧”的消息和“好得很”的社论发表后。首先是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习俗、旧习惯),随后发展到打、砸、抢。对学校校长、教师肆意揪斗,许多教职工被打成“黑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被戴高帽、挂黑牌、抄家、关押、游街等侮辱和迫害。学校行政领导、党团组织陷于瘫痪,校内秩序大乱,被迫停课。在破“四旧”中,全市有430条街巷和数以千计的老字号、商店被强行改名,96家茶馆、117户私人诊所被查封,一些传统名牌产品和民族特需用品被指责为“封、资、修”货色,勒令停止生产、销售。合法的宗教活动、民族习俗也被视为“封、资、修”,被强行扫除,全市有1749户被非法揪斗、抄家,其中包括被保护住在昆明的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市委、市政府为爱护青年学生、防止坏人趁机抢劫,命令所有抄家物资必须上缴国库,由市财政局设立专库代为保管。当时,昆明市的名胜古迹也成为红卫兵破坏的重点目标。破“四旧”不仅严重破坏了昆明历史文化名城的文物古迹,而且破坏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破坏了民主法制,也影响了青少年身心的健康成长。

8月23日,省委召开工作会议,昆明林学院、昆明工学院、昆明冶金学校一千多名学生戴着红卫兵袖套,抬着“炮轰省委,火烧市委”的大幅标语上街游行,到省委、市委贴大字报,并要求“上北京,见毛主席”。阎红彦代表省委就学生提出的问题讲了话,表示坚决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欢迎他们对省委提出批评意见。市委书记赵增益也作了类似表态。当晚,云南大学和昆八中另一部分学生认为任何反对和冲击党委机关的做法都是错误的,要同这种破坏行为作坚决斗争,提出了保卫省委、市委的口号。此后昆明校园和街头出现了围绕炮轰还是保卫省委、市委两种对立观点的大字报和激烈辩论,长达两月之久。

为了控制昆明的局势,根据省委的指示,市委研究采取几项措施,把握运动的领导权。认真组织干部群众学习“十六条”,统一思想认识;组织昆明“红卫兵总部”,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文化大革命;放手发动群众开展“四大”。9月,由昆明地区大专院校部分学生和半工半读学校学生组成的“昆明地区院校红卫兵总部”成立,举行庆祝宣誓大会,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任总辅导员,昆明军区副政委和政治部副主任担任副辅导员,阎红彦到会讲话。因红卫兵总部有亲省委、市委的倾向,被“造反派”称为“保皇总部”,致使许多学生退出,多数成为逍遥派,不久即被迫停止活动。

这一期间,一些机关干部和人民群众对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红卫兵搞乱社会的作法不满,在一些地方出现干部自发与学生辩论的情况。9月9日,住晋宁县的半工半读化工学校学生组成宣传队,前往昆阳镇趁赶街天向群众宣传《十六条》,昆阳“四清”工作队队员(市、县机关抽调的干部)对学生的有些观点和宣传内容十分反感,与宣传队开展了辩论,农村干部、学毛著积极分子也参加到辩论中来,辩论发展到2000多人,将学生包围10多个小时。事件发生后,省委极为重视,要求市委进行调查,严肃处理。9月15日,省委宣布撤销朱作欣昆明市委书记处书记、昆明市农村“四清”工作总团长、党委书记的职务,其他干部也分别受到处分或作了检讨。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昆明出现造反组织

10月9日至28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阎红彦与省委常委、昆明市委第一书记赵增益参加会议。会议的主题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后,昆明地区组成“新云南毛泽东主义炮兵团”和“井冈山八·二三战斗兵团”,这两个群众组织成为以后昆明地区造反派主力。省、市党政机关、团体和企事业单位纷纷成立各种名目的“战斗队”,起来造本单位党政组织的反,并与学生造反组织挂钩。参加造反的人数日益增多,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包括基层的一些班组长以及前一段派往学校的工作组长和组员,都被冲击,被揪斗。11月,在省委召开省、地、县三级干部会议期间,“井冈山八·二三战斗兵团”、“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与南下红卫兵等造反组织在检阅台两次召开“向以阎红彦为首的云南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大会”,阎红彦代表省委到会检查了所谓“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参加三级干部会议的地、市、县委书记到会接受教育。自11月开始,类似的批判大会达10多次,大批领导干部被揪斗,市、县级党政机关工作普遍陷于瘫痪。为了不让生产停顿,保证市场供应,维护治安稳定,市、县区领导干部坚守岗位,白天被批斗、游街,不能正常上班,他们就晚上上班。市委机关因造反组织日夜揪斗领导干部,市委书记、常委只好转入地下继续领导全市的工作。

10月初,中央转发军委关于军队院校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原有的由党委领导运动的决定。接着在江青、林彪的操纵下,否定了全国工业交通系统座谈会提出的“工业企业运动由党委统一领导,不停产闹革命”的正确意见,以中央名义下发了在工业交通系统和农村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昆明市工交部门的领导干部纷纷受到冲击、揪斗,大批工人离开生产岗位闹革命,生产被迫停止。农村虽然受波及时间不长,但也受到一定影响。当时,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下,造反狂潮扩展到工厂、农村和街道,市委已无力稳定全市的大局,昆明的形势日趋混乱。由于造反组织成分复杂,一些心怀不满和别有用心的人,在揪斗领导干部中,除进行人格侮辱外,还残酷地殴打、迫害;在批判反动路线中,一些“战斗队”借口领导搞了他们的黑材料,抢走机关档案;有的强迫领导写检查,为他们过去受的处分翻案;为追究所谓的“黑材料”,不少领导干部被打、被罚跪。为防止档案被破坏,市级领导机关档案被转移到军区保存,未转移的部门如市公安局都发生过抢档案事件。

阎红彦被迫以死抗争,昆明形势混乱

1967年1月,北京部分造反派在天安门召开“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1月2日,昆明地区“八·二三战斗兵团”、“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等一百多个造反组织联合组成“昆明地区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指挥部(简称“大联委”)”。1月4日,“大联委”在检阅台召开“彻底揭发批判云南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勒令省委主要负责人到会作“检查”,并接受“批判”。省委书记处为避免群众发生冲突(当时,多数群众不同意批判党委),劝说他们不要召开这样的大会,如果坚持召开,省委领导将不参加。可是造反派不听劝告,组织5000人以寻找阎红彦为由,进驻昆明军区大院。连续两日,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省长周兴出面做工作,要造反群众撤离军区,但劝说无效。1月6日,省委书记赵健民在省委书记处办公楼接见造反派代表,断然拒绝造反派提出的无理要求,造反派当即拉赵健民游街示众。1月7日,7万多人走上街头游行,反对冲击军事机关。1月7日夜,陈伯达、江青和阎红彦通话,以势压阎红彦,指责他和省委害怕群众,不敢到群众中去。阎严辞拒绝陈的无理指责,并质问陈伯达“文化大革命这样搞,谁高兴”?1月8日凌晨,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治委员阎红彦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抗议林彪、江青的祸国殃民罪行和对干部的迫害。临死前,阎红彦给妻子留下的遗书说:“我是陈伯达、江青逼死的……。”阎红彦的死,使昆明混乱的局面更加恶化。

1月12日至14日,周恩来总理受中央委托,就昆明发生造反派冲击军区问题,在北京接见李成芳(省委书记处书记、昆明军区政委)、郭超(省委书记处书记)等人,听取他们的汇报。12日下午,周恩来总理电告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省长周兴,要他们转告省委、省人委、昆明军区、云南省军区,改变立场,站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坚决支持和拥护毛主席和党中央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有力打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坚决支持昆明市和云南省厂矿、农村、学校、机关中的革命造反派,教育那些受蒙蔽的保守派,促进他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联合起来,向资产阶级和他们的代理人进行全面进攻,要真正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闹革命,而不是挑动群众斗群众。1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给“昆明造反派”发来“支持电”,呼吁造反派离开军区大院。这一电文宣传后,当晚造反派全部撤离军区。

造反派冲击军区,给省委书记戴高帽游街的严重事件,致使许多干部离开工作岗位,使党政机关逐渐瘫痪,市委、市政府领导已处于孤立无助的地位,社会混乱局面日益加深。

从全面夺权到军事管制

1967年1月6日,上海市的造反派组织夺取上海市的党政财文大权,被称为“一月革命风暴”。1月16日,云南日报、云南广播电台被昆明造反派大联合指挥部和本单位造反派组织夺了权,控制了全省的舆论工具。当天复刊的《云南日报》全文刊载新华社消息,称“一月风暴”好得很,号召“学习上海造反组织经验,打退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此时,昆明地区造反派内部已产生分歧,以“毛泽东主义炮兵团”为主的62个造反组织,不愿听命于大联合指挥部的指挥,另成立新云南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联络站。以后经过不断分化组合,正式形成云南两大派组织,一派以“大联委”为主,成立“八·二三战斗兵团”,简称“八派”,一派以“新云南”为主,成立“毛泽东主义炮兵团”,简称“炮派”。26日“新云南”所属造反组织,抢先夺了省人委所属各厅局及中共云南省委的权。当晚,“大联委”在检阅台召开“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指责“新云南”夺省人委的权是假夺权。会后,“大联委”所属造反派冲击省委机关,再次宣称夺中共云南省委的权。昆明市委、市人委也于当晚被两派造反组织冲击,逼迫市委、市人委交出机关印章,宣布夺权。次日呈贡县造反派也夺了县委、县人委的权。《云南日报》发表了《让农民运动的风暴来得更猛烈些吧》的评论,宣称呈贡县是全省第一个被夺权的县,为全省树立了活的榜样。至此夺权之风遍及昆明地区,市属各企事业单位、农村公社、生产大队都被当地造反派夺了权。一些坏人或心怀不满者,乘机行凶报复,被打伤打残的领导干部,不计其数。大多数党员和干部凭着对党、对国家、对人民的忠诚,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市委第一书记赵增益被造反组织打伤,被拖到批斗会上,只能躺在地上,但他仍尽力保护基层干部。他在工厂的批斗会上说:“你们厂领导布置的这些工作,都是市委决定的,应该由我来负责。”但动乱的局面愈演愈烈。

2月初,中共中央电召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周兴、赵健民、郭超、薛韬等赴京研究云南对策,两派也分别选派代表参加。在会上,中央提出:由军队代表、干部代表、群众代表组成各级“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要求造反派实行“大联合”。当时,由于夺权一轰而起,干部已被打倒,“三结合”十分困难,两派群众组织围绕夺权,尖锐对立,势同仇敌,而云南又是抗美援越前线。周恩来总理为迅速稳定边疆局势,提出了“军管”这一正确的决策。可是陈伯达、康生等别有用心地强调:“三结合的权力机构,必须是革命的,不能搞折衷主义,不能合二而一,搞大杂烩,更不能搞复辟的三结合。”这就为两派重开武斗埋下祸根。2月末,春耕在即,中共中央发出“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要求全力以赴,搞好春耕生产。周恩来召集各大军区领导干部会议,部署春耕生产。昆明市按照省军区的部署,以人民武装部为主,原市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参加,组成“昆明市农业生产领导小组”,各县区也建立农业生产领导小组,社、队由贫下中农代表、社队干部、武装民兵干部组成生产领导班子,全市召开5万多农民的誓师大会,掀起春耕生产高潮。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云南省军区首先对昆明市公安局、邮电局实行军事接管。同年3月,成立昆明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对昆明市公安局、人民检察院、中级法院实行军事接管。3月19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简称“三支两军”)。3月31日,中央批准,云南省军事管制委员会由15人组成,全省实行军管。与此同时,根据党中央决定,云南省军区奉命对昆明市实行“三支两军”,由武装部牵头成立“昆明市支左委员会”,主任谷自珍,副主任苟明先、张一飞,下设6个工作机构,对重点部门、企事业单位派驻军代表。昆明市所属县区,建立以当地人民武装部为领导的生产领导小组,实行军事管制,代行政府部分职权,维持社会治安,组织指挥生产,调解两派纠纷,禁止城乡串联,并采取种种措施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在党政机关陷于瘫痪的情况下,中央决定全省实行军管是必要的,对稳定形势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三支两军”和军管在总体上只能是执行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方针,在支左问题上,不可避免地陷入“支派”的错误中,军队中的一些人、特别是领导干部卷入到派性中去,很难避免在工作中出现错误和偏差。

在云南军管之前,两派赴京代表回到昆明传达周恩来总理两派大联合的指示,成立了“昆明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服务站”。但两派之间分歧已深,大联合服务站只是应付中央的虚设。4月,在两派联合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双方相互指责,相互攻击,矛盾公开化。1967年4月26日,

“炮派”召开“打倒刘、邓、陶,万炮再轰省、市委,血战到底誓师大会”,庆祝夺权三周月,会后游行。“八派”头目带领大队人员冲击会场,几万人的武斗场面在东风广场和东风路展开,混乱中许多人被打伤。“四·二六”大会后,一些群众对“八派”“唯我独革,唯我独左”的行为产生反感,特别是大批被“八派”无理批判斗争的干部,纷纷倾向“炮派”,重新组织团队投向“炮派”的单位日益增多,而“八派”头目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分裂活动,对新成立的“炮派”团队进行指责和冲击,导致武斗事件的发生。5月28日、29日,昆明机床厂持“炮派”观点的职工成立“五一兵团”,与该厂“一·八兵团”发生冲突,继而扩大为包括军区、机关、学校、干部、战士、地方两大派参与的万人大规模武斗。军管会平息这场武斗后,5月30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就昆明两大派发生武斗,引起军区机关、部队干部战士思想动荡,致电昆明军区党委,要求军区机关、部队干部战士不要介入地方武斗,并规定:昆明军区“文化大革命”暂缓进行。6月23日,党中央、中央文革委托谢富治、王力、余力金、李再含来昆明解决云南问题,传达毛泽东“云南的问题要就地解决,要依靠云南的革命派和人民解放军自己解决”的批示。但是谢富治等人没能促进两派联合,也无法扭转云南的局面。

7月9日,《云南日报》登载经中央文革批准的《打倒阎红彦,砸烂阎王殿》的社论,公开点名批判省委书记阎红彦,昆明大批判的火力在万炮重轰省委、市委内“一小撮走资派”,“斩断党内最大走资派伸向云南的黑手”的口号下,层层上挂下联,罗织罪名,揪斗各级党政干部。中共中央《关于“抓叛徒”问题的通知》下达后,又有一批人被打成“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7月22日,江青肯定河南造反派提出的“文攻武卫”口号,使昆明以“左”派自居的两派气焰更加嚣张,武斗进入白热化,由棍棒发展到枪炮厮杀。两派在昆明城区和郊区由抢占制高点,发展到以消灭对立派为目的的“拔钉子”、“夺据点”、抢占地盘,形成“八管区”和“炮管区”。1967年8月初至年底,昆明发生了十多次大规模武斗。持续一年的严重武斗,造成上千人死亡,伤者不计其数。全市停工、停产、停业、停课,局部地区还造成断水、断电、断粮,并发生阻击旅客列车,阻断交通,迫使对外广播中断,甚至抢劫援越抗美物资。12月份,在武斗与打砸抢达到疯狂程度时,群众仍不得不在枪声中排长队等候买粮,而仓库存粮已全部告罄,仅有少量未加工的麦粒供应市民。在社会极度混乱中,市区出现多股武装抢匪,白日黑夜四出抢劫,群众告状无门,联防又无武器,老弱妇女只能敲面盆报警,深夜呐喊哭叫之声此起彼伏。此时,全市人民对造反派的恶行无不切齿痛恨,对“文化大革命”也逐渐产生怀疑和厌恶,干部群众纷纷退出造反派组织,出现了众多的“逍遥派”。

鉴于昆明地区武斗日益严重,周恩来于12月6日电示昆明军区转告两派群众组织,坚决执行“九五”命令,不准抢劫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不准抢档案,不准武斗。12月18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通知驻滇军队领导干部赴京开会,解决云南驻军支左中出现的问题。周恩来指出“群众的派性影响军队,军队的派性又反过来影响群众”,批评军队有意把枪发给造反派,要求“稳定部队,立即制止武斗”。参加会议的领导干部三次致电昆明军区,要求坚决贯彻周总理的指示。在军管会主持下,两派签署了停火交枪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