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中央在京举办学习班,成立革命委员会
[作者:发布时间:2011-07-14 00:00来源:]

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中央在京举办学习班,成立革命委员会

1968年1月8日,中央决定在北京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云南班”,解决云南问题。通知两派代表(包括各派支持的干部)、军队支左人员共800多人参加。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增加到1980人。学习班的主要任务是制止武斗,停火交枪,恢复全省正常秩序,促进两派大联合,酝酿成立省、市革命委员会。与此同时,昆明军区在北京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昆明班”,有三千多名团以上军队干部参加。2月13日,在中央的督促和帮助下,两派赴京代表正式签署了《关于停火交枪、制止武斗协议》和《关于恢复交通运输和保障邮电畅通协议》。2月21日,云南省军管会、两派群众组织组成停火交枪监督小组,恢复交通、邮电,并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昆明市进行巡逻。截至3月4日中央规定的限期,昆明两派共交出枪17890支,各种火炮210门,子弹980多万发,炮弹7000发,以及炸药、爆破物等。2月26日,两派代表在北京达成《关于实现大联合协议》,并成立联合审干小组。次日两派在京代表发出“公开信”,要求尽快实现全省各地区、各部门的归口大联合,力争在3月份召开工代会、红代会,建立云南省、昆明市革命委员会。此后又签署了《抓革命、促生产,打击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协议》,要求调整、健全和建立生产班子,加强生产领导工作,动员进驻外单位的群众组织和群众,迅速返回原工作单位。职工要坚守工作岗位,遵守劳动纪律,业余闹革命。早已对派性斗争产生厌恶和反感情绪的群众,积极响应归口联合的号召,昆明铁路局、云南日报、市人民银行的两派群众首先达成联合协议,宣布与两派脱勾,不再受两大派的左右。全市各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纷纷达成联合协议。但是,由于两派积怨太深,一时尚不能消除派性和对立情绪,特别是一些派头和骨干分子,仍在积极活动,叫嚷“造反有功,掌权有份”。停火交枪协议达成后,仍有反复和摩擦,交枪留一手,交枪又抢枪,停火重开战的情况时有发生。掌握在两派手中和流散社会的枪支,多达10万余支,经过再三动员、检查,收回大部,但仍有不少流散在社会上,成为昆明治安的一大隐患。

1968年8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准昆明军区党委《关于建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报告》。8月13日,云南省、昆明市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段思英任昆明市革委会主任,骈引丁、郭新、肖持久、刘殷农、尹家仙(女)、苏本忠、傅国英(女)为副主任(后4人为群众代表)。昆明各县(区)、各单位的革命委员会相继成立,实现昆明地区的“一片红”。革委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实行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8月17日,昆明市革命委员会举行首次全体委员会,讨论部署当前工作任务,强调革委会最重要最根本的任务是突出政治,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推向新高潮,搞好人的思想革命化,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同时,狠抓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搞好斗、批、改。会议作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昆明建成为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决定。市革委第二次全会,贯彻毛泽东“关于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指示”,组织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配合解放军,帮助开展学校斗批改。11月,集中市委、市人委机关干部举办“学习班”,开展机关斗、批、改,批判市级机关领导干部及部委办局领导干部的所谓“三反言行”,在大批判的基础上,清理阶级队伍。昆明市各级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和斗、批、改运动在全市的开展,标志着昆明的“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2月24日,动员组织全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26日,昆明部队和省、市革委会举行向毛泽东献忠心大会,歌颂毛泽东领导开展“文化大革命”的丰功伟绩,誓将云南省的两条路线斗争进行到底。这些紧张进行的工作,旨在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使昆明实现“大治”。可是,革委会成立后,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和严重派性的干扰,不可能实现“大治”。

制造分裂,残害群众的“划线站队”

“划线站队”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及其追随者,利用“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和资产阶级派性,在云南炮制的一场浩劫。在这场浩劫中,受残害的干部群众之多,受害之深,后果之严重,在建国以后的历史上是空前的。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被迫自杀后,省委书记赵健民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刚正直言,就“文化大革命”打击面太宽,许多革命老干部被批斗,运动中不坚持党的领导,搞大民主,理论脱离实际等问题,向康生提出自己的意见。赵健民反映的意见,竞成了所谓“二月逆流”的罪行。康生为置赵健民于死地,竞不顾历史事实,诬陷赵健民为变节叛党的叛徒,并加上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等罪名,被关押审查达8年之久。康生等人对赵健民的诬陷,实际上为云南“划线站队”定了调子。1968年8月10日,中央在成立云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中,把阎红彦、赵健民定为“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云南的代理人”。这就是要以对阎红彦、赵健民的态度为标准,划分敌我。凡是同情、支持、赞成阎红彦、赵健民观点的组织和个人,就属“站错队”或者赵健民之流,也就成了“划线站队”批斗、打击的对象,反之就是中央文革支持的革命左派。

云南推行“划线站队”,始于1968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国防、冶金系统“抓革命、促生产”会议(简称“八·一五”会议)。云南有14个厂矿企业的军代表、领导干部、两派群众代表共330人组成代表团参加,省革委副主任、昆明军区副司令员鲁瑞林担任代表团团长,并为会议核心小组领导成员。会议期间,违背党对专案人员的规定条件,从所谓“正确派”中指定专案人员,对参会的对立派代表进行审查,给他们扣上“三反分子”、“大叛徒”、“反军乱军分子”、“反革命黑干将”等罪名,召开大小会议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八·一五”会议以人划线的做法在省革委七次全会上作为经验介绍后,“划线站队”即在全省展开。

昆明市革委会召开的全委会,从第二次到第十次都是与省革委全会联合召开的。1968年12月14日至20日,省、市革委第六次全会召开,会议提出揭开云南阶级斗争的盖子,继续深入对刘少奇、阎红彦、赵健民的大批判,从组织上把一切暗藏的阶级敌人挖出来,彻底摧毁他们的社会基础。这预示着“划线站队”的到来。1969年1月1日至15日,省、市革委召开第七次全委扩大会议。这是一次影响极其恶劣,后果极为严重的会议。会议围绕追查“赵健民执行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这一政治假案,批判所谓“阎红彦、赵健民之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云南的“二月逆流”翻案邪风,以支持或反对赵健民层层划线,把炮派组织划为错误路线的代表。在七次全会上,再次宣传介绍“八·一五”会议“抓反革命”、“捅马蜂窝”等残害干部的所谓经验,使“划线站队”的斗争更加残暴,更加疯狂。在“划线站队”期间,昆明市党政机关干部被强迫集中在北郊的冶金工业学校办学习班。这个班的领导权为派性所控制,学习人员如同置身监狱,完全失去自由。1月18日,以迎接革委会委员回单位传达七次全会精神,参加斗批改为名,强迫参加“学习班”的200多名站错队干部戴高帽、挂黑牌跪地请罪迎接。接着学习班按照全会布置,以20个问题作为划线依据,凡是参加过炮派组织的“摧资兵团”、“干部联络站”的干部都被划到错误路线一边,确定为被清理的对象,包括以郑伯克(云南地下党省工委书记)为代表的“混进地下党的坏人”,以朱家璧(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副司令员)为代表的“边纵”里的“坏人”,以及有被国民党逮捕、关押过等历史问题的干部。在学习班1721名干部中,被列为审查对象的419人,占24.3%,被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等九种人的127人,占8.29%,其中部局长以上被列为重点和专政对象的124人,占这一级干部的75%。在被审查对象中,1人被逼死,近百人被打伤。1969年4月1日,市级机关五七干校在官渡区小哨畜牧场开学。市委、市人委机关干部1000余人集中到干校学习,主要学习任务是继续搞“划线站队”,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和斗批改,以后又在于校举办深挖“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学习班。在派性的影响下,斗争对象都是“站错队”的干部,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市委第一书记赵增益被定为“变节分子”、“三反分子”,市委书记处书记朱作欣被定为“叛徒”,直至粉碎“四人帮”后才得到平反。在长达两年的“划线站队”中,全市受迫害的干部群众达41635人,其中被迫害致死的1486人,被打伤致残的9708人,涉及全市的冤假案758起10373人,形成错案1213起2075人。其中重大冤案有:赵健民国民党特务组计划政治假案,滇西挺进纵队政治假案,摧资兵团政治冤案等。

“划线站队”,分裂了党、分裂了军队、分裂了群众,给全省人民造成极大的伤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乃至很长的时期内,派性仇恨的对立,派性的明争暗斗以及拉帮结伙的现象,难以消除。同时“划线站队”中形成的材料,又成为后来“清队”、“深挖五-一六”、“一打三反”的依据,使“划线站队”的错误更加扩大。

贯彻“九大”精神,“斗、批、改”全面开展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研。“九大”以后,“斗、批、改”运动在全省、全市全面展开。按照毛泽东的设想,“斗、批、改”包括建立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等阶段。在实际工作中还包括“教育革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内容。并明确指出,“这是各级革命委员会的中心任务”。结果,毛泽东试图通过“斗、批、改”达到“天下大治”的设想并未实现。事实上,随着“斗、批、改”运动的发展,党内和社会矛盾以及引发动乱的因素更加增多。

整党建党。1969年9月5日,中共昆明市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成立,负责对市革命委员会和所属部门实行党的领导。核心小组成员9人,组长兰亦农。党的核心小组成立后,根据党中央、省委指示,按照“九大”精神,以毛泽东提出的“五十字大纲”进行整党建党。在错误的指导思想下,历时两年的整党,又是“划线站队”在党内的重演。把“站错队”的党员、包括许多经过战争考验的老党员,当作“吐故”的对象,有的开除出党,有的以问题一时查不清“挂起来”,停止组织生活。而跟着林彪、江青造反起家的人,利用窃取的权力,把“路线觉悟高,造反精神强”,特别是把“头上长角、身上长刺”、派性思想严重的打砸抢分子,拉入党内,突击“纳新”。而突击“纳新”的人,也必然是突击提干的对象,入了党的帮派骨干分子,纷纷塞进了各级党委、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领导班子。整党建党的结果,造成党组织的严重不纯。据1971年底统计,在整党中,全市受各种党纪处分的党员共527人,其中开除党籍301人;暂时挂起来继续审查的610人。突击“纳新”的党员344人,有指名入党的造反派头头和打砸抢分子。在17个县(区)、局的1043个支部中,重建支部后,组织不健全,不能开展活动的145个,占13.9%。整党建党后,两派的头头都进入党委内部,只要党委委员发表了触及帮派利益的意见,就有被围攻、绑架、殴打的危险,使党的委员会被帮派所把持,无法形成正确的决议。

扩大打击面的清理阶级队伍。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就是把所谓混进革命队伍里的九种人,即叛徒、特务、走资派、地主、富农、资本家、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清理出来,做到阶级阵线分明。在清查中,把历史上被捕、被俘、起义,经过党组织多次审查,早已作了正确结论的同志,又重新审查,把他们打为“自首变节”、“阶级异己”、“叛徒”、“特务”,甚至把云南地下党组织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简称“边纵”)也列为专案审查,对地下党员全面摸底排队,定为“右倾投降路线”、“叛徒集团”、“内奸”、“阶级异己分子”,把“边纵”部队说成是“招降纳叛”、“地霸土匪武装”,使大批原地下党员和“边纵”指战员遭受残酷批斗,有些人被残害致死。

教育革命,导致教学质量普遍下降。教育战线的斗、批、改,是围绕教育革命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大批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的领导干部被诬蔑为“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得力干将”,大批有造诣的老教师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批判斗争、抄家,遭受人格侮辱和身体摧残。在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和“旧的教育方针、方法”中,1969年,昆明市革命委员会作出《关于将市属中、小学下放工厂、农村人民公社管理的决定》,全市31所普通中学,先下放了14所。要求学校突出政治,搞好“斗、批、改”,开展教育革命,全面落实对知识分子“给出路、再教育”的政策。市革委会提出“斗、批、改”的措施是:一方面让工人阶级占领学校这个上层建筑,组织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进驻学校,加强领导,改变“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局面;另一方面按照省革委决定,“缩短学制”,中学4年(初、高中各2年),小学5年,提出彻底批判“智育第一”,坚持政治建校,规定小学用70%的时间、中学用60%的时间学习社会主义文化课,其余时间学工、学农、学军、学政治。在昆明的大专院校,有的被撤销,有的被迁到专州。在战略疏散下放中,大专院校教职工也先后被疏散下放,以试办农场、分校、进行教育革命为名,在农村“战略疏散点”从事体力劳动。1971年,在昆的昆明工学院、昆明师范学院、昆明医学院、云南中医学院开始从工农兵中招生,采取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省级教育部门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废除“修正主义的考试制度”。来自全省各地18个民族,年龄20岁左右,有相当初中以上文化程度,有2年以上实践经验的1.92万名工农兵学员进入本省大专院校。由于大多数学员是保送入学,没有系统学习过中学课程,加上入学后政治活动多,上大学还要管大学,不少学生成绩较差,毕业后难以胜任专业工作的要求。省委虽然要求市中、小学校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普及小学五年教育、争取普及七年教育,但因学校“斗、批、改”后,中、小学学制不适当地缩短,教材不适当地精减,以及经常受政治运动的影响,停课、放假、参加劳动,学生上课时间减少,教师思想混乱。在知识分子政策不落实,毕业生上山下乡,以及“读书无用”,进大学靠走后门的影响下,学生学习质量普遍下降。由于大量学生留级,影响全市1万多名适龄儿童有7000人不能入学,同时,中、小学生增加过猛,造成教师队伍严重不足,在一些学校中出现了高中文化水平的教师教高中,初中文化水平的教师教初中的不正常现象,教学质量严重下降。

文化战线在“斗、批、改”中备受摧残。文化领域是“文化大革命”中受害最严重的战线,“斗、批、改”的实施,更使昆明的文化艺术雪上加霜。昆明市上演地方剧种的滇剧、花灯、评剧、曲剧、民族歌舞都被停演,只准上演革命“样板戏”。许多文艺工作者被诬为混进文艺队伍的“三反分子”、“黑线人物”、“牛鬼蛇神”,遭到残酷迫害。市属专业剧团全部下到市郊农村,一是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清理阶级队伍,搞斗批改;二是劳动锻炼;三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群众文化活动,仅限于唱革命历史歌曲、语录歌、跳忠字舞。昆明市最大的群众文化活动场所——昆明市工人文化宫,因被省革委选定为修建“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展览馆”和“毛泽东巨形塑像”的馆址,把包括露天剧场、电影院、溜冰场、美术馆、音乐馆、大礼堂等1.8万平方米建筑面积,3万平方米的绿化面积夷为平地。后因中央通知停建类似纪念建筑,工人文化宫成为游行集会的广场。

脱离实际的机关机构精简。“文化大革命”之前,市委、市人委共有57个部委办局职能部门,由于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工业、农业、商业、城建都设有下管企业的部委办局。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初期,实行党政合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撤销了中共昆明市委、市人民委员会的所有机构,设办事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人民保卫组等四大组,各大组之下设若干二级组和办公室,直接管理基层单位。机构精简后,不能适应对全市工作的领导和事业的发展,于是成立了许多临时单位,如“斗批改组”、“一打三反办公室”等等。1969年6月,市革委再次进行机构改革,以改变市革委直接领导500多个基层单位的状况,决定采取横宽纵短的三级管理体制,在四大组的基础上,下设15个局、2行、1社。恢复重工、轻工、交通、手工业管理、邮电、城建、林业、劳动、民政、财政、粮食、税务、商业、工商、文化局,以及人民银行、建设银行、供销社等建制。学校仍归政工组学校组领导,卫生由生产指挥组领导。1972年后,由于重建中共昆明市委的工作机构,陆续撤销市革委的四大组,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共设34个工作机构,但仍有不少临时机构。

一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学不招生,中学停课闹革命,工厂不招工,各行各业都处于停滞状态,城市高、初中学生既不能升学,也无业可就。1968年,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1969年至1979年,昆明市先后组织了78570名知识青年下乡。按照昆明市知识青年下乡计划,全市66、67、68级初、高中学生,全部下乡接受再教育。由于动员工作有很大阻力,市革委发出《各单位做好知青下乡工作的通知》,要求机关、企事业单位做好知青家长说服工作,促成知青下乡,并采取强制手段,将已下乡和应下乡的知青粮食、户口转到下乡所在地。到1969年底,下乡知青共计33990人,占计划总数84.4%。其中到保山插队21247人,到边疆农场8166人,到省内农村3744人,到省外农村833人。对下乡知青的口粮标准、生活补助作出了具体规定,并派出领队人员,做到政治上有人抓,生产上有人教,生活上有人管。昆明知青下乡后,虽然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关爱,但由于政策不完善,措施不具体,许多困难问题得不到解决。1969年11月,昆明市赴保山知青检查团向市革委作了情况汇报,并提出改进意见。1970年后,市革委对知青工作加强了领导,针对存在的问题,配套落实了有关政策措施。对知青本人病残、家庭困难或有其他特殊原因的,经核准可以留昆。对私招乱雇知青的,一律清退,送往插队农村,不许拉关系,走后门。1971年后,省、市属企业获准分批在赴边疆插队知青中招工人,插队知青逐渐安定下来。1973年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印发新华社云南分社写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4师18团摧残迫害知青的情况》,中央领导深为震惊,批示“非立即处理不可”。经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查实,省高级法院和军事法庭批准,将摧残迫害知识青年的主犯判处极刑。1973年11月,昆明市委决定“我市知青,主要安排到安宁、晋宁、呈贡、富民、官渡、西山六个郊县(区)农村插队,要求系统包单位,单位包职工,职工包子女,农村包安置,学校协助,层层配合。1974年,规定知青定点集中建房,由市、单位、社队三级分摊,安置形式采取大集中、小分散。在有条件的社队,开办知青和社员共同参加的农场,生产大队或较大自然村建立20人左右,集中学习、生活、劳动和分配的知青点;在山区和散居生产队,建立5人以上知青户。病残、独子或仅剩一个未下乡知青可以留城,并召开全市知青下乡先代会,表彰下乡知青先进集体和个人。经过一系列的工作,1974至1979年昆明知青由到边疆插队,改为在郊县区农村集体落户,共46630人,派出带队干部2722人(次),市拨安置费1497.8万元,盖知青房1819幢、38.7万平方米。由于管理辅导有专人,各级党委加强领导,知青上山下乡进展顺利。插队知青有3444人入团、33人入党,有368人选入社队领导班子,1882人分别担任农村教师、医生、农科员、会计员。“文化大革命”结束,知青中除极少数留在市属农场、农村安家外,99%的知青返城就学、就业、参军。强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仅使大批学习有成的青年中途辍学,耽误了一代人的成长,同时也造成各行业尤其是科技人才断层的严重后果,影响国家建设的正常发展。

造成市民离散之苦的疏散下放。在开展“斗、批、改”期间,1969年10月17日,林彪发布《关于加强备战,防止敌人突然袭击的紧急指示》。11月4日,市革委召开市属各级革委会干部会议,讨论贯彻执行省革委《关于立即疏散昆明市人口的紧急通知》、《关于疏散下放昆明市人口和遣送“九种人”的通知》。根据省革委规定,疏散下放的对象为闲散人员、盲流人口、农村户口人员、农村有家可归的干部、职工家属,已调往专县和“五七”干校的干部和职工家属,私招乱雇人员,应走未走和倒流“知青”,未经批准外地在昆的办事处、列入搬迁下放计划的单位。遣送对象为在地、富、反、坏、右阶层中,属于敌我矛盾,未改造好的分子,实行群众专政、监督劳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按疏散下放人员对待。照此规定,一大批党政干部及其家属,被赶出昆明市,昆明地区的大专院校、部分工厂企业被列入疏散计划下放到专县。在执行中,采取强制的做法,甚至出现逼死人命事件。由于疏散下放人员按省规定的数字差距很大,只有重点抓“九种人”遣送,采取查户口的办法,查到一户遣送一户,全市共疏散下放、遣送人口28574人,使昆明人民饱受离散之苦,造成许多家庭悲剧和大量的后遗症。

中共昆明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部署“批陈整风”

1971年6月13日至15日,在整党建党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昆明市委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出席代表943人。梁中玉受党的核心小组委托,作了题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的报告,肯定了昆明市“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对开展“批修整风”运动、深入搞好斗批改、加强党的建设、落实各项政策、加强经济工作作了部署。全委会和常委会的组成,仿照革委会实行“军、干、群”三结合,选出第三届市委委员60人(军队代表19人、干部代表20人、群众代表21人,上届委员仅7人),市委常委17人,梁中玉任市委书记,张永康、郭少川、黎韦、郭兴任副书记,两派头目刘殷农等进入市委领导核心,担任常委。会议还通过了《关于认真开展批修整风,深入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决定》。此后,各县区也都仿照市委的做法,让帮派分子进入党的领导核心,由此,帮派分子掌握了各级党委的部分权力,成为以后党内外不安定因素的根源。

市委恢复组建以后,根据中央和省委的部署,把“批陈整风”的重点,放在彻底揭发批判陈伯达一类骗子打着红旗反红旗的罪行上,放在揭发批判他们形左实右的反革命两面手法上,要求各级领导,开门整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开展反对骄傲自满,提倡谦虚谨慎的自我教育运动。3月1日,市委组织市、县级单位党的核心小组成员100多人,参加省举办的“批陈整风学习班”,同时在市内扩大“批陈整风”的范围。在重点批修的基础上,市委开展整风,针对昆明市治安形势严峻,农村阶级斗争复杂,落实政策混淆两类矛盾,定案处理偏高,基层一些单位违反政策,搞逼供信等左的倾向,以及在对敌斗争中右的表现等实际。对市委领导思想上“骄”,工作上“散”,作风上“飘”等问题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市委领导班子的整风,对市委主要负责人主观主义,方法简单,听不进不同意见的错误有所触动。

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全市在批林整风中进行整顿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叶群等人叛国出逃,机毁人亡,标志着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覆灭。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根据中央的部署,云南省于9月下旬开始,先党内,后党外,从上到下逐级传达。10月28日,市委常委讨论了中共中央的《通知》,自30日起,逐级传达,历时半月,参加的干部、群众共66万多人次。“九·一三”事件激起全市人民极大的义愤,纷纷声讨林彪反革命集团谋害毛主席,企图发动政变,另立中央,叛国外逃的罪行。以后又结合《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斗争》材料之一至之三的传达学习,使广大干部群众系统了解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形成、发展及林彪抢班夺权阴谋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过程,以及党和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在批林整风,吸取林彪事件教训,肃清林彪流毒的同时,开展调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

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周恩来总理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排除江青一伙的干扰和破坏,坚定地推进“批林整风”,努力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一些极端做法,多次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在政策上协助毛泽东进行了部分调整,尤其是抓干部政策的落实。在经济工作上鼓励各级领导干部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恢复被砸烂的各种规章制度,重申农村的分配工作要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并作出了《坚持统一计划,整顿财经纪律》的规定,对国民经济一定程度的恢复和发展起到指导的作用。全国各方面出现好的转机,昆明的情况也有了好转。1972年4月中旬,市委召开第四次全委扩大会议,学习贯彻中央有关“批林整风”和经济工作的指示,为纠正极左思潮造成的错误,市委全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组织纪律性的决定》、《关于落实党的政策的决定》、《关于保证完成1972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定》等三个决定,着手一系列的整顿工作。

鉴于当时普遍存在的无政府主义、宗派主义和分散主义等情况,市委要求加强组织纪律教育,分清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社会主义规章制度与管卡压、严格党的纪律与惩办主义等的界限,重申党的纪律与民主集中制,建立各级监察机构,保证党的纪律贯彻执行。在落实党的政策中要求凡应该解放而未解放的干部,在6月底前解放出来,审查未作结论的,迅速作出结论,虽被解放而未被大胆使用的或使用不当的,进行调整。充分发挥技术人员和老工人的作用。要认真做好“清队”、“一打三反”复查定案工作,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要求各级党委正确处理政治与经济,政治与生产的关系。全面执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落实各项经济政策,特别是农村经济政策,加强计划观念,严格经济纪律,加强企业管理,提高产品质量,深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这次会议后,市委认真贯彻中央有关纠正“左”倾错误的指示,排除派性干扰,把批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与批判极左思潮结合起来,与调整、整顿结合起来。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第一,落实干部政策。1972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原在地方支左担任主要领导职务的军队干部,调回部队工作。这为落实干部政策创造了条件。昆明市委还确定,原市委、市人委副部长、局长,县(区)常委、副县(区)长以上只分配搞一般工作的,一律调整到相当原级别的职务,在市级机关五七干校的各级领导干部,被结合到各级领导班子,并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到1972年底,全市县(区)委常委以上干部,解放了的达96.2%,安排在领导岗位上的占解放数的96.6%。全市原有专业技术干部4532人,有4100人安排在专业岗位上工作;工厂企业2/3的班组长由老工人担任。10月,市委对全市疏散下放人员问题作出决定,属于未按政策办理,处理错的,应收回复职,处理偏严的给予纠正;老弱病残,生活不能自理的,准许回昆落户。这些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12月市委批转市民政局核心小组报告,对把归侨、侨眷的“海外关系”,不加区别地看作政治问题,以及歧视归侨、侨眷,不按党的侨务政策办事的现象,进行纠正,安定了归侨、侨眷,发挥了他们在生产中的积极作用。

第二,调整机构设置。为适应工作需要,市委对市级机关的机构进行全面调整、整顿。撤销市革委政工组,恢复市委组织部、宣传部,成立工交政治部和统战组。撤销市革委人保组,恢复市公安局、市中级人民法院。撤销市革委生产指挥组,建立计划委员会和建设委员会,充实工业组,增设财贸组、文卫组和农林办公室、劳动人事局。市革委所属各局,撤销局革委会,恢复局长、副局长,增设局党委会,局内撤销四大组,根据需要建立科室。恢复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体育运动委员会。市委成立市委纪律检查小组,加强纪律检查监督。恢复市委党校,加强党员、干部教育、培训。文化大革命前期被停止活动的人民团体,工会、团委、妇联、贫协等组织恢复活动,分别召开代表会议。各局管理的基层单位也进行了调整和整顿。

第三,落实农村经济政策。197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重申人民公社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的关系,不要把正当家庭副业、多种经营当资本主义来批。根据中央指示,市委宣传贯彻农村政策。这些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重新分配自留地和饲料地,归社员家庭使用,长期不变;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改变大寨式政治工分,恢复定额管理,提倡个人养猪,恢复农贸市场;坚持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实行粮食征购到队,一定五年不变;坚持干部参加集体劳动,不搞特殊化;坚持勤俭办社、民主办社方针,反对铺张浪费,强迫命令;坚持以粮为纲,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等。同时,全市商业也开始划清被极左思想搞乱的是非界限,如多种经营与“金钱挂帅”,正当经营与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合理奖励与物质刺激等,并在市区四周开辟4个集贸市场。

第四,清理退赔机关、部队、工厂无偿占用的学校、公共场所和私人房产。此外,市委还制定了《关于加强城市管理的若干规定》,以加强城市管理。

第五,重点整顿“老、大、难”单位。这一时期整顿的重点,主要是在派性干扰下,被一些打、砸、抢分子和派性掩护下的坏人窃据领导权的单位。

第六,在“批林整风”中,一方面进行基本路线教育,解决方向道路问题。一是狠抓对敌斗争,打击现行反革命分子和杀人、抢劫、强奸、盗窃及经济犯罪活动。二是揭发批判资本主义倾向,刹住资本主义邪风,批判纠正农村自由经营、开自留地、乱伐森林,变相单干,分光吃光等。三是工矿、财贸企业,批判纠正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和作风,以及铺张浪费,自由生产,以物易物,非法协作,开后门,破坏国家计划,化公为私,损公肥私,贪污挪用等。另一方面是市委常委整风、市级党政机关进行整顿。第一步是学习文件,大鸣大放,主要是对市委常委提意见,进行初步整改,建立规章制度,加强民主集中制;第二步是机关抽出1/3干部,深入基层,帮助开展基本路线教育,从基层看领导机关,特别是市委的方向道路问题;第三步,回过头来,进一步整顿机关,搞好常委整风,推动机关革命化。从自上而下提意见中,在政治上最大的问题是“划线站队”造成的分裂群众,派性掌权,派性掩护坏人,造成严重后果;在经济工作上,主要是市委前一段的瞎指挥,如以粮为纲的围海造田,以钢为纲的重建昆一钢,造成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损失。通过“批林整风”,市委围绕路线斗争的基本经验,对加强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培养接班人等问题深入展开了讨论,特别强调要总结必要的经验教训,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切实抓好党的思想、组织、作风建设。针对昆明市帮派活动猖獗,积极寻找靠山的实际,市委要求全党克服派性,增强党性加强团结,落实党的政策,调动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同时要把完成当前的生产建设任务作为大事来抓,把政治挂帅落实在促生产上,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带领群众努力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由于经济工作上“左”的错误有所纠正,整顿工作逐步展开,经济政策受到群众欢迎,1972年、1973年连续两年获得工、农业双丰收,粮食总产量和工业总产值均创历史最高水平。

1973年8月,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调回部队的“三支两军”人员开始离开昆明。各级党政领导班子由“军干群”三结合,逐步转变为“老中青”三结合。省委对市委领导班子进行了较大调整,常委由17人组成。黎韦任市委书记。副书记6人,其中郭少川、肖持久、赵英、张琅基为干部代表;李天和、郭兴为军队代表。其余常委中有干部代表4人,群众代表3人,军队代表3人。由于干部代表人数增加,领导班子战斗力有了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