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帮派篡权的新动乱到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批林批孔”中帮派开始篡权活动
[作者:发布时间:2011-07-14 00:00来源:]

三、从帮派篡权的新动乱到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批林批孔”中帮派开始篡权活动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这次大会批判了林彪两面派的本质和严重罪行,但没有正确分析事件发生的原因和总结必要的教训,却强调“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这就使全局性的“左”倾错误继续下去。大会还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选入政治局,王洪文与康生当上中共中央副主席,这就使他们得以在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窃取更大的权力。

在十大前后,毛泽东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推崇法家联系起来,其用意在于借所谓历史上的法家坚持变革,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江青集团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既得权势,转移目标,保护自己,企图在“批林批孔”中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叶剑英老一辈革命家。江青公然宣称,“现在有很大的儒”,要批“现代的儒”,“四人帮”的写作班子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含沙射影地以批判孔子的“克己复礼”、“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为名,对周恩来恢复“文化大革命”前某些正确政策措施,落实干部政策,安排老干部的工作进行攻击,大反所谓“复辟回潮”,树立“反潮流”典型。由于江青两次在召开驻北京部队及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大会上动员“批林批孔”,点名攻击中央、地方一批领导干部;以个人名义写信、送材料,煽动“点火放炮”、“夺权”,在她的煽动指挥下,各地造反派纷纷拉山头、打派战,揪斗老干部,批判党政领导和教育界、文化界的专家学者,掀起了新的动乱。使纠正极左思潮和整顿工作受到挫折。

1974年1月,中央转发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当时省、市委和广大干部群众并不了解“批孔”掩盖下的阴谋,有的耽心是不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又开始了。2月1日,市委部署在全市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强调“批林批孔”,首先要联系林彪反党集团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以“批林批孔”为动力,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广大群众在大批判中激发出来的积极性,及时组织到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去。2月中旬,市委召开党员干部大会,传达中央1至6号文件精神。省委要求昆明市把“批林批孔”运动抓出成效,带动其他专州市。为此,市委把出席会议人员扩大到工矿企业,公社党委一级,共千余人,由市委直接培训,掀起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

按照经毛泽东批准、党中央发出的通知,规定“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不要成立战斗队一类群众组织,也不要搞跨行业、跨地区一类的串联”。这表明中央也不愿重新出现社会动乱。可是在“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阴谋下,昆明市几个已钻入党政部门,身居高位的造反派头头,再次拉起山头,以适应“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需要。这时,以昆明为中心,跨地区、跨行业的山头有3个:即“齐向阳”、“反潮流”和“大批判组”。三个山头都是在原两派基础上,经过重新分化组合而成的,他们都积极争取党、政、军某些领导的支持。“齐向阳”还秘密建立了核心组织,成立了舆论宣传、收集、传递情报的文班子和打砸抢的武班子,并配备联络员与省、地、州、市一些部门中的同伙保持联系,形成与党委领导相对抗,与“四人帮”直接挂钩的帮派组织。各个山头的活动,主要围绕两方面:一是要求纠正“划线站队”错误与抵制纠正“划线站队”的斗争;二是争夺党政领导权。市委排除干扰,决定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由于夺权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这就使林彪事件后,经过艰苦努力争取到的稳定局势,再次遭到破坏。

昆明率先纠正“划线站队”错误

1974年1月7日至10日,昆明市委第八次全会、市革委第19次全会联合举行,部署全年工作任务。在这次会议上,市委书记黎韦以市委名义正式提出昆明市纠正“划线站队”错误的问题,并明确表示了市委的态度,指出“划线站队”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把斗争矛头指向一派群众,造成极大后遗症,破坏了全市干部和人民群众的亲密团结,必须坚决纠正。在此之前,市委常委已多次统一思想,并由主要领导干部在县区会议、干部会议和全委会议上阐述“划线站队”的错误及危害,表明市委的决心。对于市委提出纠正“划线站队”错误问题,总的反映很好。许多干部和群众代表说:“毛主席、党中央都表过态,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划线站队’的错误早该纠正了。”但也有少数人顾虑,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是否会影响“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甚至又引起混乱,追究个人责任。尽管有不同的意见,但会议上绝大多数人思想是统一的,赞成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

纠正“划线站队”错误是周恩来总理的指示。1972年7月,周恩来总理从上海飞抵昆明,看望在昆明温泉休养的越南总理范文同,其间周总理接见了周兴、王必成、陈康3人,向他们指出,云南有个“划线站队”问题,你们早解决比晚解决好。1973年8月,周兴赴京参加中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周总理一见面就问“‘划线站队’你们纠正了没有”。并再次指示:“开了‘十大’了,要借这个东风,认真解决‘划线站队’错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锡联也对周兴说:“划线站队”,在军地干部群众中都压了一派,是谭甫仁搞的,你这次回去要解决,不然你们工作很被动。1973年8月底,周兴返昆后,两次找黎韦谈话,要他在昆明市带头纠正“划线站队”错误。黎韦接受任务后,提出具体工作方案,经周兴同意后,率先在昆明纠正“划线站队”的错误。

1973年10月至1974年2月,昆明逐步纠正“划线站队”错误,自上而下,做细致的思想工作,联系“划线站队”,批判林彪,分裂党、分裂军队、分裂群众的阴谋,由于纠正“划线站队”错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加之,一再强调,一切责任由当时的省、市委领导负责,不涉及追查个人责任问题,因此,在常委中统一思想认识,做两派头头的工作,都比较顺利。在市革委第19次全会上,把炮派常委在刑讯逼供下写的“认罪”材料从本人档案中清退还本人或销毁,把全会开成了团结的会议。

由于纠正“划线站队”错误只在昆明市进行,省里并没有统一行动,正当市委积极准备召开市、县、区机关、工厂、企业三级干部会议时,在“批林批孔”,批判“复辟回潮”中,帮派活动日益猖獗,这时帮派制造舆论,诬陷“纠正‘划线站队’是黎韦背着省委搞的”,使昆明纠正“划线站队”工作归于失败。

配合“四人帮”篡权活动,帮派疯狂反扑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帮派配合“四人帮”进行一系列的篡权活动,昆明出现新的动乱,“4·23”大会,帮派围攻市委书记。在江青等人借“批孔”之名批“周公”、“批宰相”,影射攻击周恩来总理的同时,昆明围绕纠正与反对纠正划线站队错误的斗争更加激烈。1974年4月23日,中共昆明市委召开批判揭发与林彪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大会。当时根据省委、省革委的通知,林彪反革命集团安插在云南的“钉子”,是军内的几个领导干部(后查无实据已平反)。刘殷农等帮派头目,因痛恨市委书记黎韦积极着手纠正“划线站队”错误,密谋策划借“批林批孔”会议之机,将水搅浑,打倒黎韦,以达到阻挠纠正“划线站队”错误,趁势发动揪斗“复辟势力代表”的目的。会议开始不久,帮派骨干分子抢夺话筒,阻止各部门代表发言,控制了会场,刘殷农叫嚷:“要揭开市委的阶级斗争盖子。”攻击黎韦是“昆明市复辟回潮的总代表”。污蔑市委落实干部政策,恢复老干部的工作职务是“请隐士、举逸民”;进行机关体制调整,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工作制度是“复辟回潮”。诬陷黎韦与林彪反党集团有联系,是“上了林彪贼船的人”。接着帮派分子起哄,机关干部纷纷退出会场,顿时秩序大乱。会后,帮派在全市层层揪“复辟势力”,把落实了政策的老干部挂牌游街,赶出机关,称为“送还乡团”,各个山头还扣留、揪斗各级领导干部,使他们无法正常工作。市革委机关多次被各个山头进驻,他们殴打机关干部,扬言:“搞运动不乱不行,乱出了问题才好解决。”混进市委常委的刘殷农,还以山头的恶势力,要挟市委常委签名,向中央送“打倒黎韦”的报告,一些常委拒绝签名,但报告上竟有他们的名字。由于领导干部被批斗,工作、生产无人领导,全市再次造成停工停产,从二季度起,昆明地区生产全面下降。

炮制“海口经验”,阻挠纠正“划线站队”错误。:1974年5月27日,在“齐向阳”头目刘殷农等人策划下,以市委名义在海口西南仪器厂召开现场会,邀请各地州参加,推广批“三气”学习班的所谓“海口经验”。西南仪器厂是中央管的国防企业,党的关系在市委,是受“划线站队”严重摧残的单位。年初,受“划线站队”迫害的干部职工,得悉市委着手纠正“划线站队”错误,纷纷在厂内写大字报,要求落实政策。刘殷农打着市委工交政治部的旗号,以帮助干部职工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消除“三气”(怨气、泄气、不服气)为名,举办有厂党委委员、车间干部和职工代表参加的“学习班”,把干部职工提出落实政策的合理要求,定为“否定文化大革命”、“搞翻案复辟的典型”等罪名,进行批判、斗争、人身侮辱,强迫职工承认自己有“三气”,不能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不能正确对待群众和自己。并警告说:“三气”有可能发展为“三反”。在帮派的压力下,学习班的学员都写了承认有“三气”的检查。接着刘殷农又以市委工交政治部名义向市委谎报情况,骗取市委同意,召开了现场会。以后又通过《云南日报》报道了西南仪器厂的所谓经验,造成流毒全省的严重后果。

“六九报告”,帮派制造的罢市游行事件。1974年6月8日晚,昆明市第一商业局所属市药材公司“齐向阳”山头的造反组织,在近日楼闹市因张贴、覆盖对方大字报,与“反潮流”人员发生冲突,引起斗殴。刘殷农等借机扩大事态,歪曲事实真相,威逼市第一商业局核心小组向市委、省委、中央送“紧急报告”和“紧急电报”,夸大为有预谋的严重流血事件,要求严惩凶手。经市委派人调查,事件发生的经过和情节与“报告”的情况出入很大,故未作处理。刘殷农在常委会上威胁说:“如不严惩凶手,商业职工将采取罢市的手段。”逼迫市委表态。在不得已情况下,市委提出向省委写请示报告,(即“六九”报告)。由于报告内容仅是一方面反映的情况,不可能做到如实、公正,会后,市委另向省委作了电话汇报。但在报告打印过程中,帮派组织窃取了报告内容,用大字报捅向社会。并逼使商业局核心小组发出通知,组织所属各公司千余职工、汽车百余辆举行罢市游行,向省、市施加压力。在省委追查下,全市商店停业半日后恢复营业,在全省造成极坏影响。

帮派篡夺“工农读书班”领导权,为实现篡党夺权阴谋培训骨干。1974年6月以后,江青以讲授“儒法斗争”为名,掀起反对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黑风恶浪。一方面鼓吹儒法斗争一直继续到现在,要批“党内的大儒”、“现代的大儒”;一方面大肆吹捧“女皇”,甚至说“共产主义也要女皇”,为自己篡党夺权制造舆论。昆明市的帮派效法王洪文办“工农读书班”,以工农兵宣讲儒法斗争为名,向市委提出办工农干部读书班。经市委常委批准。刘殷农以常委身分窃取了读书班主任职务,安插一批帮派骨干,把持了领导权,把读书班办成了帮派篡党夺权的训练班。“读书班”从7月开始到10月底结束,共办了两期,学员绝大部分是帮派在各基层的成员。读书班的主要活动:一是灌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观点、“四人帮”的极左观点、同走资派作斗争要长期作战的观点;通过大抓昆明市的“复辟”势力,以巩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观点等。二是学习“四人帮”写作班子“梁效”、“唐晓文”的文章,批宰相,吹捧武则天、吕后,为“四人帮”篡党夺权造舆论。三是策划打倒市委书记黎韦,鼓动各基层制造事端冲击市委常委会,冲击县区委,干扰市委正常工作,破坏市委的领导,向省、市委施加压力。四是组织学员到基层宣讲“儒法斗争历史经验”,配合“四人帮”组阁夺权阴谋,煽风点火,制造揪“复辟势力”,“送还乡团”的舆论,收集“复辟势力”的材料和依据,搞乱基层,进而搞乱全市、全省。由于“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另搞一套的图谋被毛泽东察觉,进行了多次批评,加之,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副总理,在周恩来病重住院情况下主持国务院工作,从而粉碎了“四人帮”的组阁梦想,使他们在各地的帮派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昆明的评法批儒也只得草草收场。

贯彻省委第26号文件,开展全面整顿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四届人大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在本世纪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给全国人民以巨大鼓舞。为开展四个现代化建设,昆明市委依据邓小平要全面整顿的指示,开展了全面整顿工作。

中央召集云南赴京汇报会议,解决云南问题。1975年1月6日,中共中央召集的云南赴京汇报会议,贯彻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团结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的战略部署。第一步是解决停止武斗,收缴武器,恢复社会秩序;第二步是学习文件,提高思想,增强团结,解决云南是非问题。23日,中央领导人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接见与会代表,指出:“全国的问题差不多都解决了,就是云南了,”“主要批准了一个通知(即《禁止抢夺武器的通知》),主要是指云南、浙江两省说的,要无条件的、不折不扣的执行中央通知,”“武斗双方的武器都要收缴,指挥部、民兵团之类的机构都要解散,什么齐向阳、大批判、反潮流,通通撤了,坚决撤掉。”24日接见时又特别强调:“不管是那一派,打死人都要追查,”“再发生武斗抢枪的,要用军队围起来解决,煽动的头头要法办。”并强调要做好民族工作。当天,在京省委常委制定了《中共云南省委贯彻执行中央(关于禁止抢夺武器问题的通知)的决定》,并成立“云南收缴枪支执行小组”,各方都派代表回昆明监督落实交枪和制止武斗。几个山头的主要头头也联名向中央和云南省委递送了《削平山头的报告》。承认拉山头、搞串联违背了中央的规定,保证无条件撤销山头,所有人员一律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在党委统一领导下搞好批林批孔。

为了帮助解决云南的安定团结问题,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1975年2月15日至4月19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云南省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省委常委,昆明军区党委部分常委,省军区、十一军、十四军的主要负责人。针对云南存在的不安定、不团结的因素;党的各项政策不落实;革命、生产上不去等问题,从端正省委领导班子思想、政治路线入手,围绕云南的路线是非问题、特别是克服资产阶级派性,纠正“划线站队”错误等问题,进行讨论,展开批评自我批评。省委第一书记周兴、常务书记陈康,分别就“划线站队”问题,派性问题,落实政策问题,民族工作问题,周兴与陈康之间的团结问题,进行自我批评。陈康还就“批林批孔”中,过分强调联系批谭甫仁、批“划线站队”,混淆两类矛盾,助长社会上派性发展的错误作了检查。4月12日,省委向党中央上报了《关于在北京举办云南班的请示报告》,提出“为了落实毛主席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排除资产阶级派性干扰,拟将各派、各山头的主要人物集中在北京举办学习班,约200人,时间一个半月。对于资产阶级派性严重,确实不宜在原工作岗位工作的少数人,采取省内外调动工作的组织措施”。经中央批准,学习班于5月开始6月结束,黄兆其、李毅、方向东、刘殷农等联名向中央写了检查报告,承认在“批林批孔”中犯了严重错误。此后,党中央又组织他们到昔阳县大寨大队、内蒙古呼和浩特铁路局、开滦煤矿参观学习了两个多月。在此期间,昆明市整顿恢复了正常社会秩序,加强了党的领导。3月24日,昆明市委发出《关于认真学习贯彻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决定的通知》,认为《决定》除体制调整一项外,完全适合昆明市各系统、各单位,适用于各项工作,当前要认真检查贯彻执行“安定团结,抓革命,促生产”方针存在的问题,抓住削平山头,克服派性,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加强组织纪律性这一核心问题,首先整顿领导班子,克服“软、散、懒”现象,恢复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对闹派性的人进行教育,坚持不改的进行组织处理,不服从调动的停发工资。在市委对全市1975年工作安排中,特别强调了加强各民族大团结,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全面落实党的政策,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掀起社会主义建设新高潮,要求2/3的县(区)跨入学大寨先进行列,市属工业产值突破10亿,搞好社会治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5月24日,中央对省委、昆明军区领导班子作了重大调整,中共昆明市委第一书记黎韦调任省委副书记。6月16日省委对昆明市委领导班子进行调整。郭少川任第一书记,王仕超任书记,王捷三、肖持久、赵英(女)、张琅基、李书成任副书记。增补穆俊昌、王希三为常委。新组建的市委常委随即深入学习省委26号文件,联系昆明实际,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分清是非,总结经验教训,少数常委陷入山头派性活动,作了认真检查。6月21日,市委召开县委书记会议,县(区)和市级部委办领导约400人参加,历时10天。在学习中央文件、传达省委26号文件基础上,对“划线站队”以来,特别是“批林批孔”运动中发生的重要事件,如“四·二三”大会、“六九报告”、“工农干部读书班”、“冲击常委会议”、“常委签名‘打倒黎韦’向中央的报告”、“海口现场会议”等,经过讨论,澄清是非,接受教训,增强了与会干部的党性,消除资产阶级派性的影响。

贯彻省委26号文件,全市开展“一学、四批、五大讲”(即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大讲路线、大讲大局、大讲党性、大讲团结、大讲纪律)运动。首先传达学习省委地书会议精神,整顿各级党、政领导班子。从市委常委开始,联系昆明实际,发动到会干部对市委常委开展批评,摆资产阶级派性的表现,查资产阶级派性的危害,挖资产阶级派性的根源,端正市委的思想政治路线。为纯洁党的组织,自上而下采取三项措施:一是把在资产阶级派性掩护下混进领导班子中的极少数坏人清除出去,罪行严重的依法处理;二是对派性严重,又屡教不改的领导干部,根据情节轻重有的调离学习,有的撤销职务;三是对于少数胆小怕事,畏派如虎的“软班子”,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组织上作必要的调整和加强。在整顿班子基础上,全市开展揭露惩办派性掩护下的坏人坏事,教育挽救陷入派性的人,搞好安定团结,发展革命和生产大好形势的群众运动。鉴于昆明地区派性根深蒂固,出现派性掌权,“以派代党”的严重情况,且几个山头都有党、政、军某些领导干部的支持。为此,对于担任领导职务,而派性又闹得很凶的派头头,果断采取调离领导岗位,举办学习班,进行教育;对阴谋篡党夺权的帮派分子,下放农村代职锻炼;对少数混入群众组织利用派性伤害群众、盗窃国家资财,触犯刑律的坏人,由司法部门依法治罪。

8月中旬,市委召开落实政策座谈会。各县区、各企业和部委办局分管专案审查的负责人参加,讨论了《市委关于贯彻省委专案审查和复查工作,落实政策座谈会的意见》,全市开展落实政策工作,确定“文化大革命”以来,凡是组织批准进行审查的人员,要求实事求是地作出结论,属于一般错误的一概不作历史结论。主要复查四类案件,即定为敌我矛盾性质的案件;人民内部矛盾给予纪律处分的案件;本人有申诉和长期有争议的案件;受“划线站队”和资产阶级派性影响的案件。

昆明市财贸系统,是派性干扰的重点地区。在“批林批孔”中,几个山头都插了手,在派性掩护下,一些单位被篡夺了领导权,煽动罢市,与党委对抗;结帮营私,贪污、盗窃、私分紧俏商品等“资产风”也十分严重。在市委帮助下,整顿了领导班子,认真开展“一学、四批、五大讲”运动。放手发动群众,把学习、揭发、批判紧密结合起来,围歼和粉碎资产阶级派性,纠正了“划线站队”的错误;揭开阶级斗争盖子,惩处了帮派恶势力,狠狠打击了奸淫妇女、贪污盗窃国家资财的刑事犯罪分子;认真贯彻了党的政策,团结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市财贸系统开展“学、批、讲”运动的经验,受到省委的肯定,批转全省参考。11月份以后,市委先后转发了《昆明钢铁厂王家滩矿纠正“划线站队”、落实政策的初步经验》、《关于纠正富民县“划线站队”捅“马蜂窝”的报告》;对马街“黑银行”假案、市粮食库“关仓停粮”等假案进行了平反。

12月,经过“学、批、讲”运动,纠正“划线站队”错误,全市政治形势基本稳定,生产建设在整顿中逐步走上正轨。经市委常委讨论,对拉山头、闹派性的人员作出处理决定。对小哨学习班人员,除7人回原单位工作,2个派的头目到农村挂职锻炼外,其余22人到农村参加基本路线教育,任工作队员。担任市委常委的派头刘殷农,经中央决定,到武定县平地公社挂职锻炼。在纠正“划线站队”的同时,对1966年5月16日以后发生的案件,责成公、检、法机关进行检查。对在押犯的处理,凡是证据不足、事实不清或只能处以轻刑的,可先放人听候处理,对长期调查无确凿证据的,应按查清的问题处理,对于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报请党委批准释放;经复查确定为错判的给予平反,定性不当、畸轻畸重的予以纠正,并规定要做好善后工作。

纠正“划线站队”错误,落实党的政策,虽然做了一些工作,但因受“文化大革命”左的理论和政策的影响,以及派性的干扰,无论是对错误的纠正和政策的落实都不能做到彻底,只是因为此举符合党心、民意,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全市开始出现安定团结的局面,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1975年成为“文化大革命”以来工农业生产最好的一年。在传达邓小平同志“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后,昆明郊县区一片沸腾,纷纷提出三年内普及大寨县,建成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90万亩。市委制定了实现农田基本建设、农机、化肥生产的规划方案,成立了农业机械化会战领导小组,组织工业企业为实现我市农业机械化贡献力量。全市组织1600多名干部,以及由文化、医务工作者参加的“农业学大寨、基本路线教育工作团”,由市委第一书记郭少川任团长,在全市农村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生产高潮。

反击右倾翻案风,全市出现大反复

1975年11月,毛泽东身患重病。此时,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全国各条战线正全力进行整顿,逐步地纠正“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左”倾错误。“四人帮”通过歪曲性、挑拨性的情况反映和诬告,动摇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任,决定停止邓小平的大部分工作。以后因邓小平转交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反映“四人帮”亲信人物思想、工作、作风上的严重问题,又给邓小平强加了偏袒支持刘冰,矛头指向毛泽东的罪名。为此,毛泽东决定发动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全国再次出现了动乱的局面。1976年2月5日,党中央通知,将《打招呼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外群众,在于部群众中引起极大的疑虑和混乱,这正适应了“四人帮”在云南帮派分子的需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很快造成“文化大革命”中又一次大反复。

“四人帮”指责省委26号文件,是右倾翻案风的表现。在中央的打招呼会议云南小组会上,王洪文、张春桥指责云南省委26号文件执行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右倾翻案风刮得很厉害。王洪文说:“反派性实质上是打击新生力量,否定‘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派性,一千年有,一万年有。”张春桥指责省委将一些造反派头头下放锻炼的做法是打击造反派的一根棍子,“是你们耍的鬼把戏”。质问:“为什么不让大家造反。”这些讲话,被“四人帮”在云南的亲信朱克家传给帮派头目黄兆其,成为云南帮派体系逼迫省委、市委转弯的一根棍子。由于昆明局势的稳定得来不易,市委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持慎重态度,深知“打招呼会议”传达后,必将带来新的动乱,后果难以预料。1月5日至7日,市委召开县书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部委办局核心小组成员,省属厂矿企业、基本路线教育工作团、队负责人共401人。会议议题是总结1975年工作,明确1976年任务,并继续进行领导整风,解决领导班子阶级斗争观念和山头派性问题。由于中央于1975年11月发动了“反击右倾翻案风”,会议出现较大思想混乱,纷纷议论,帮派反扑怎么办?虽然市委常委分头做工作,但收效甚微。

1月8日,周恩来总理因病逝世,全市各族人民悲痛欲绝,自发到东风广场举行各种悼念活动,表达对总理的敬爱之情和哀思。在群众举行悼念活动期间,“四人帮”发出种种禁令,横加阻挠,引起群众极大愤慨。市委认为群众悼念自己敬爱的总理,何罪之有?只要求做好维护秩序的工作。东风广场的一切悼念活动继续进行,维持秩序的公安民警也与群众一起悼念。此时,“四人帮”在云南的帮派体系黄兆其、刘殷农等已汇集昆明,由于有了“四人帮”的靠山,更加有恃无恐,在街头贴出攻击省委26号文件的大字报:《谁是刽子手》、《云南问题宣言》、《转嫁危机的新阴谋》等。攻击省委26号文件是“复辟纲领”,“整顿就是复辟”,“反派性就是走资派整造反派”。诬蔑邓小平是“复辟狂”、“扼杀新生力量的刽子手”,诬蔑省、市领导干部是“还乡团主要骨干”,叫嚷“夺权是当务之急”。在派帮内部还对省、市党政领导干部进行分析排队,制定了打谁、拉谁、靠谁的行动方针,妄图推翻省委26号文件,一举夺权。

帮派疯狂反扑,武力逼迫市委“转弯”。3月6日至28日.中共云南省委召开地、州、市委书记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和《转发华国锋在“打招呼会议”讲话的通知》。会议过程中,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等带头发难,同时组织地、州、市的帮派势力,到会上揪斗省、地、州、市各级党委的领导干部,并串联、威胁参加会议的一些人签名致电中央,要求成立各方面代表组成的所谓“党的领导小组”,取代省委,篡夺党的领导权。中共云南省委主要负责人屈服于帮派的压力,在3月13日作了题为《我的揭发、批判和初步检查》,把邓小平对他来云南工作时所作的重要谈话,进行歪曲篡改,检查自己到云南执行了邓小平的修正主义路线。他的发言,被帮派作为压各级党委“转弯”,承认执行修正主义路线错误的材料,造成极恶劣的后果,在全省刮起大反复的邪风,使贯彻省委26号文件初步取得的成果被全盘否定。

与此同时,在“四人帮”及其云南帮派的压力下,昆明市委被迫纠正“刮右倾翻案风”的错误,将派性严重,下放农村锻炼的帮派头目调回机关参加运动;根据中央、省委指示撤回农村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撤销基本路线教育办公室。由于省委主要负责人屈服于帮派压力,使市委不得不承认:“在贯彻省委26号文件中,受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在处理人的问题上犯了错误。”决定对撤职审查、免职、停职人员,分别情况给予解决,对涉及刑事犯罪问题,罪证确凿的,抓紧审理结案,主要事实和情节未查清的,先行释放,属于派性错误的人,解除审查,恢复名誉、恢复原来职务。3月31日,刘殷农回机关参加常委工作。自此,帮派人物气焰嚣张,凌驾于党委之上。

1976年4月,市委贯彻中共中央“反击右倾翻案风”文件和省委地书会议精神。以刘殷农为首的帮派组织,采取冲击省委地书会议的办法,里应外合,按照王洪文、张春桥定的调子,强迫市委承认贯彻省委26号文件,“刮了右倾翻案风”,“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在长达半月的常委会议上,帮派骨干强迫常委表态,谁表示异议,会后即被大字报围攻、绑架、残酷批斗。最后市委常委被迫违心地承认犯了“刮右倾翻案风”,否定批林批孔的大好形势;以反派性为纲,排斥新生力量;在反派性中,把部分干部打下去,作了错误处理;贯彻中央“打招呼会议”不及时等错误。5月29日,再次复议贯彻省委26号文件中所谓路线是非问题,翻市委1975年处理的几件大事的案,即否定市级机关对“四·二三”大会、“海口现场会”、“工农干部儒法斗争读书班”等的处理方法和态度。会后帮派以“刮风”受害者的姿态,四处煽风点火,大批“反派性”,重新燃起派性的烈焰,扩大帮派势力。此后,在帮派武力逼迫下,市委形成了所谓“转弯报告”,并经刘殷农篡改定稿。

5月省委召开“理论讨论会”,学习和讨论所谓“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问题。会议被帮派头目所把持,他们提出要把会议变成“批邓”和“揭发省委的战场”。点名要省委领导人到会检查。“四人帮”的亲信朱克家当面谩骂老干部是“还乡团执政,复辟派掌权”,使帮派更加嚣张,在全省掀起了层层揪“复辟派”,打“还乡团”的浪潮。

云南帮派组织在省委理论讨论会后,逼迫市委召开干部会议,作市委的“转弯报告”,为全省地市级领导干部“转弯”打开缺口,进而搞乱全省。6月14日至7月10日,市委召开党员干部会议,到会726人,市委第一书记代表市委作了“刮右倾翻案风的初步检查”。会议期间,帮派组织会内会外相互勾结,强迫市委成立三结合的会议领导班子,让帮派分子掌握会议领导权,并在会议上宣布市委机关部委中有“三个走资派”、“五个还乡团”。提出要采取组织措施,“刮上来的(指落实政策恢复工作的干部)要刮下去,刮下去的(指帮派骨干和头头)要刮上来”。会议中,帮派头目还赶写了“认真总结同走资派作斗争的经验”公开发表,鼓吹对“走资派”要采取暴力斗争,武力夺权。会外的帮派势力不分昼夜任意到会场揪斗参会干部,被点名批判、挂黑牌、罚站示众的各级领导干部达200多人,占参会人员的1/3。会后,全市各级党政机关、各系统的帮派组织,层层揪斗领导干部,把落实政策恢复职务的干部捆绑游街,称为“送还乡团”,大多数党政机关、工厂企业又出现瘫痪、半瘫痪状态。

帮派组织在揪斗干部的同时,进而强迫各级党政领导释放在押的刑事罪犯,攻击贯彻省委26号文件期间逮捕帮派中的刑事罪犯,是“给造反派脸上抹黑,给走资派脸上贴金”,是走资派“杀鸡儆猴”,叫嚣要打开监狱找左派。全市被迫释放已定案的刑事犯罪分子共32人。这些犯罪分子出狱后,成为帮派篡党夺权、迫害干部的打手和别动队,殴打办案人员,报复检举他们的群众。昆明市公安局交通队的帮派分子,在黄兆其、刘殷农的操纵下,诬陷交通队领导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刮了“右倾翻案风”,要求市公安局改组领导班子,妄图夺取领导权。提出“走资派不倒,红绿灯不亮”的口号,裹胁交通民警罢岗,揪斗交通大队政委,到市公安局无理取闹,造成全市7个月无人执勤的严重事件。8月中旬,中央公安部来电追查,帮派分子回答,“领导不转弯,群众不满意,责任在领导”。罢岗造成全市交通秩序混乱,仅交通岗周围就发生交通事故80余起,全市因车祸伤亡数百人,造成近百万元经济损失。

攻击周恩来总理的反革命事件。1976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后,“四人帮”在云南的帮派组织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只是慑于周总理的崇高威望,不敢贸然行动。在他们知道昆明市的帮派小头目王永昆、夏良途策划打周时,便决定“先放个试探气球”,王永昆打对了,帮派就跟上,如打错了,反革命让他们去当。1976年5月18日凌晨,一张诬陷周总理的大字报贴上昆明街头。全市人民看到王永昆等8人的大字报,义愤填膺,强烈要求严惩反革命罪犯。省委召开紧急会议报公安部批准,于当天上午将王永昆等8名罪犯逮捕归案。王永昆等人被捕后,黄兆其、刘殷农为掩盖罪行,向“四人帮”打报告,并抛出《春城魔影——“五·一八”事件真相》的诬陷文章,陷害省委和昆明军区领导是这一案件的后台。直至粉碎“四人帮”后才真相大白。

“四人帮”倒行逆施,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抵制。对“批林批孔”中,把攻击矛头指向周恩来老一辈革命家,极为反感,对于昆明的帮派组织搞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翻纠正“划线站队”错误的案,责令各级领导干部“转弯”,更加愤慨。在组织批判邓小平的“三株大毒草”(即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根据全面整顿工作的要求,委托各有关部门起草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科学院汇报提纲》、《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总纲》)中,干部职工对这些文件赞不绝口,读了一遍又一遍,公开说:“要照这些文件去做,国家就大有希望了。”“这不是毒草,是救国的良方。”4月7日,在北京天安门事件后,云南重机厂工人、共产党员方策在厂区贴出“打倒林、江、张贼”、“人民思念周总理”等十二条大幅标语。4月8日,清明节后,昆明市一些单位的干部群众准备在东风广场,举行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三周月活动一,在主要街道橱窗张贴周总理遗像、悼念诗词、挽联及谴责“四人帮”的小字报。帮派头目黄兆其等向“四人帮”密报。4月7日晚广播“天安门事件”被定为反革命性质,悼念活动被迫停止,许多街道橱窗仍挂出周总理遗像。7月25日,省委下发《中共云南省委常委会议纪要》,承认执行邓小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刮了右倾翻案风,造成严重后果。这个文件被帮派称赞为好文件,而昆明市大多数单位拒不传达。由于干部群众抵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的群众性活动遭到镇压,激起群众对“四人帮”的强烈怒火,社会上出现揭露“四人帮”的言论,传播江青等人的丑恶历史,形成对“四人帮”的抗议运动。为此,省委召开省直机关及昆明地区厂矿、企业学校党员干部大会,号召全党动员,群众动员,进一步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追查反革命谣言,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把斗争不断引向深入。要求群众不信谣、不传谣,听到反革命谣言立即报告。此后又发出指示继续深入追查“政治谣言”,打击“反革命现行破坏动”。

“四人帮”及其在云南帮派体系的覆灭

1976年1月至9月,是中国人民最悲痛的日子,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相继逝世,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此时,“四人帮”正全力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在昆明的云南帮派头目也积极策应配合。1976年10月13日,在帮派头目的精心策划下,强迫市委在安宁温泉召开理论讨论会,为“四人帮”即将开始的夺权活动作舆论准备。会前,他们按照“四人帮”的要求作了周密安排,夺取了理论学习班的领导权。在开幕式上,帮派头目带头起哄,逼迫市委第一书记作理论联系实际的“刮风检查”,强迫各级领导干部到会接受批判。会议第一阶段讨论所谓“党内资产阶级问题”,包括“阶级关系的新变动”,“党内走资派的历史、思想根源和经济基础”,“走资派的路线特征和活动规律”,“如何与走资派作斗争”。第二阶段批判所谓的“三株大毒草”。第三阶段宣传“四人帮”反动纲领的各种材料如“同走资派十年斗争的总结”等,讨论篡党夺权计划。准备会议结束后,在全市掀起另一轮篡党夺权的高潮。正当帮派分子兴高采烈之时,传来了党中央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帮派头目慌做一团,会议仓皇收场。

与昆明理论讨论会同时,黄兆其、刘殷农及其同伙两次召开会议,进行秘密策划,确定“把活动转入内部”,利用已夺取的权力,抓紧“突击纳新、提干”,“调整充实领导班子”,有组织、有预谋地篡夺省、地、市各级各部门和厂矿企业的领导权。要“通过斗争把黄兆其斗进省委常委领导班子,把刘殷农斗进市委书记班子”。“上面有了样板,下面就照着干”,对帮派未控制的单位,采取“继续搞乱”的方针,“乱够乱透”,以达到胁迫党委就范的目的。

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为核心的中央政治局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革命集团。消息传来,昆明一片欢腾,各族人民奔走相告,燃放鞭炮,举杯庆祝。16日,市委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23日,云南省、昆明市、昆明军区50万军民举行盛大庆祝集会和游行,衷心拥护中央政治局的英明决策,以粉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长达十年的灾难,愤怒声讨“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

“四人帮”扶植的以朱克家、黄兆其、刘殷农为头目的云南帮派体系,在得知“四人帮”被粉碎后,惶恐万状,如同末日到来。频繁串联,多次召集帮派头目的秘密会议,分析形势,拟定应变方针,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他们攻击粉碎“四人帮”是“右派政变,修正主义复辟”。提出“与其束手待毙,不如力求主动”。在“上海带头,全国响应”的幻想破灭后,又策划从军内物色“蔡锷式人物”,搞武装斗争,形成“云南发难,全国策应”的形势。图谋以楚雄等地为叛乱基地,控制省建筑公司、煤机厂、海口三五六厂等单位的民兵和武器弹药;绑架军区和省委领导干部,占领广播电台,发布“告全国人民书”,上山打游击,在城市搞地下游击队,袭击车辆住宅,搞乱昆明。在死党之间进行了分工,有的与军区内部帮派分子联系,妄图策反某领导出来充当蔡锷式人物;有的与省级机关和各地州同伙打招呼,准备迎接最严峻的考验。为武装叛乱做好思想、组织、物资的准备,有的派往内地观察动向。并准备组织第二套班子,长期隐蔽,保存力量,伺机行动,在阴谋即将暴露时,还订立攻守同盟,销毁转移罪证。由于中央、省委及时采取措施,控制了局势,将各地帮派头目及其死党分别隔离审查,使帮派武装叛乱的阴谋未能得逞。随着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深入,一方面通过学习,分清云南“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是大非问题;另一方面彻底揭发“四人帮”及其在云南的帮派体系篡党夺权的罪恶,使帮派头目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帮派体系土崩瓦解。至此,结束了十年动乱的历史,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云南、昆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