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内乱对国民经济的破坏
[作者:发布时间:2011-07-14 00:00来源:]

四、十年内乱对国民经济的破坏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不仅使党和国家的工作、社会正常秩序遭到巨大破坏,同时也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的停滞和倒退。1966年是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之年,由于全市党的组织和政府指挥管理经济的系统陷于瘫痪,“三五”、“四五”国民经济计划无法执行。革命委员会建立后,一方面是受“左”倾错误的影响,建国以来一些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和规章制度,被斥为“修正主义”的管、卡、压,横遭践踏;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被废除;按劳分配、利润指标受到批判。由于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造成计划管理混乱,生产不计成本、不讲核算,物耗升高,质量、效益下降,劳动纪律松弛。一方面是政治运动冲击一切,凡是形势较为稳定的年份,尽管全局性“左”的错误没有根本纠正,经济也能有一定的发展;一旦出现动乱,即使经济发展有了转机,也会再次遭到破坏。一方面是,主持全市工作的军代表,有的不熟悉经济规律,不熟悉地方工作,有的缺乏经济建设的业务知识、科技知识,往往在决策和指挥上出现程度不同的失误,造成不该发生的经济损失。

动乱骤起,经济急剧恶化

1966年下半年开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由于主要集中在文教系统、党政机关进行,对工商企业和广大农村影响不大,市委尚能控制局势,生产指挥系统继续正常运转,加之有前五年的调整基础,市场物资充裕,人民生活稳定,生产建设事业仍正常进行。全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7.28亿元,比上年增长9.9%,工业总产值11.89亿元,增长22.3%,农业总产值2.33亿元,增长4.4%,粮食总产量50.04万吨,增长7.1%,地方财政收入1.31亿元,增长14.7%;社会商品零售总额4亿元,增长7.8%。7月,贵昆铁路全线通车正式交付运营,结束了云南与全国铁路隔绝的历史,但历经8年艰苦卓绝建成的经济大动脉竟不能充分发挥效益。1967年,“一月风暴”夺权斗争席卷全市,两派造反组织在夺权中分裂,武斗愈演愈烈,全市经济混乱,工厂停产,交通受阻,外地物资因道路被封锁,调运困难,市民生活必需品肉、菜、油、粮、布、肥皂等库存空虚,经常断档。第四季度,居民定量口粮和生活用煤开始供应紧张,由军区抽调45辆卡车,派出部队武装押运,从专县调运粮食以救燃眉之急。是年国民经济大幅度滑坡,国内生产总值5.57亿元,比上年下降23.5%,工业总产值8.52亿元,下降28.3%,农业总产值2.31亿元,下降0.6%,粮食总产量48.71万吨,下降2.7%,地方财政收入1.01亿元,下降23.1%。

1968年,连续两年频繁武斗和全面内乱,昆明地区经济形势更加严峻。农业生产由于批判“三自一包、工分挂帅”,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农村集市贸易,统统被砍,在分配上实行“政治工分”,吃大锅饭,造成劳动力涣散。与此同时“夺权”黑风刮到郊区农村,社队干部被揪斗,劳动管理混乱,生产下降、农民生活水平下降。这年粮食大减产,产量为46.21万吨,比1966年下降5.1%,只相当于1955年产量。工业总产值仅2.64亿元,下降69%,倒退到1954年水平。钢、铁、钢材、有色金属、棉纱、棉布等主要工业品只相当1952年至1955年产量,企业亏损面达70.9%。国内生产总值34.98亿元,下降37.2%,跌到“低谷”。地方财政收入仅0.30亿元,下降71%,为1952年以来的最低点。6月底昆明市除少量小麦、大豆外,基本无粮食库存,市粮食局几个月供应市民的口粮都是未加工的粒状小麦,群众苦不堪言。8月,省市革命委员会成立,粮食供应才有所缓解。

1969年,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逐步控制了动乱的局面,恢复了企业管理机构,建立了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整顿了劳动纪律。但由于“划线站队”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伤害了一大批干部群众,极大地挫伤了群体的生产积极性,虽然各项生产指标大大高于“低谷”的上年,但仍属于恢复性质,全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6.97亿元,增长99.1%。工业总产值11.42亿元,增长3.3倍(仍低于1966年),农业总产值2.45亿元,增长8.4%,粮食战胜特大旱灾总产量为54.65万吨,增长18.3%。地方财政收入1.20亿元,增长3倍。

急于求成,盲目开展“以粮为纲”的跃进

1970年初,全国计划会议,拟定《1970年和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当时国际局势紧张,强调“以战备为纲,促进国民经济的新飞跃”。云南是战略后方,昆明又是全省的工业基地,根据省革委的指示,1969年12月,昆明市拟订了《1970年工农业大跃进规划》,1970年4月,制定了《昆明市“四五”计划纲要》。市革委领导在动员贯彻执行《规划》和《纲要》时,反复强调:(1)昆明市是一个“五保户”,农业不过关,工业不配套,日用工业品不能自给。要甩掉“五保户”的帽子,必须实现工农业生产和国民经济的大跃进。(2)1970年市属工业总产值要达到4.2亿元,比1969年增长30%。主要措施是扩大手扶拖拉机厂、汽车厂,装配手扶拖垃机:1000台,汽车300辆,带动一批企业发展。(3)完成生产跃进计划,关键是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为此要加强工业基本建设,“以钢为纲”,组织钢铁等一系列“大会战”,实现工业翻身。(4)围绕工业大跃进,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和比、学、赶、帮、超劳动竞赛,提高路线斗争觉悟,发扬彻底革命精神,把大庆经验学到手。

昆明市的农业、工业大跃进,是以“围湖造田”和重建昆明一钢厂两大工程为突破口的。1969年下半年,省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决定在滇池进行大规模的“围湖造田”,大搞人造小平原,向湖泊要粮,实现农业大跃进,使农业产量五年翻一番。1969年12月28日,省、市革委会召开十万军民参加的“围海造田誓师大会”,提出“移山填湖,战天斗地,向滇池进军,向滇池要粮,实现农业大跃进”的口号。强调这是改天换地,为民谋利,造福子孙的大事,要求“当年围湖,当年受益”。誓师大会后,沿滇池的官渡、西山、呈贡、晋宁等县(区),开始规模不同的围湖造田工程,共计缩减滇池水面3.5万余亩(外湖1.5万亩、草海2万亩)。昆明市的围湖造田选在官渡区福海乡濒临的滇池内湖“草海”,经过筑堤、排水、取石运土、造田等战役,筑成长3.5公里、底宽30米、高6米的大堤,抽排湖水数千万方,从西山10几个料场取土、采石数百万方,车拉船载,人挑马驮运到堤内,4月填土造田,5月进行栽插。围湖造田大会战历时8个月,投工2400多万个,市内工厂、企业、学校、部队、居民及官渡区农民10万多人上阵,调集运输汽车300余辆,木船300余艘,耗用原粮1680万公斤,除平调、单位摊销外,国家投资千余万元。内湖排水造田1.2万亩,实际成田6300亩,招收青年农民4000余名,开办“五七”农场,当年种稻5000亩,总产200万斤,仅够农场工人一年口粮。农场建成后年年亏损,从1971年至1982年被迫停办,几年间市财政弥补农场亏损共1075万元。而更严重的是破坏了昆明地区生态环境,减少滇池水资源,加速湖底老化过程。以“围湖造田”带动全市农业大跃进的计划,由于领导者决策失误,宣告失败。

“以钢为纲”,重建昆明一钢厂,是又一件违背经济规律造成损失的错误决策。市革委的领导人批评昆明是“五保户”,原因之一,就是昆明市一些工业原材料要依靠外地,因而急于要把昆明建设成“小而全”的工业体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钢铁生产。认为,只有“以钢为纲”,才能带动汽车、农机、轻工、化工、交通、基建等行业的全面跃进,于是重建昆一钢成为工业跃进的突破口。1970年10月,市革委设立“钢铁会战指挥部”,先后由市属各单位抽调1500名职工支援建设,并在郊区招收300名青年农民为正式职工,又从市“五七”干校选调200名干部参加管理和劳动。要求昆一钢当年建成,当年投产,当年产钢3万吨,钢材2万吨。在会战人员的日夜奋战和全市各行各业的支援下,会战8个月,建成拥有1.5吨容积的3座电炉和4座转炉的炼钢车间,有400毫米轧机及配套设备的轧钢车间,以及白云石、沙型、机修等辅助车间,职工达2700多人。1971年5月投产,由于主客观因素的制约,当年仅生产钢锭3132吨,再生铁3530吨,远未达到设计能力。昆一钢厂的决策失误,在于领导者不顾发展钢铁生产必须具备的条件,搞了“无米之炊”。在一无矿山、无矿石来源,二无充足能源,三无技术条件、设备落后的情况下,盲目上马。从1971年开始生产就连年亏损,成为昆明市的头号亏损大户,至1978年撤销昆一钢时,累计亏损达3500万元。与昆一钢同时建立的还有矽钢片厂,投资近百万,最后一片也未生产出来。昆明市工业的盲目上马,直接冲击了全省的计划,受到省革委的批评。

1970年是“三五”计划的最后一年,由于局势平稳,生产秩序正常,虽然某些决策失误,但工、农业生产仍取得较大幅度增长,国内生产总值8.76亿元,增长25.7%,农业总产值2.77亿元,增长13.4%,粮食总产量61.79万吨,增长13.1%,是历史高产年,工业总产值14.52亿元,增长27.2%。地方财政收入2.24亿元,增长86.7%。成昆铁路经过几年的努力,建成通车,昆明平板玻璃厂建成投产。

1970年国民经济取得的较大进展,掩盖了盲目建设带来的基建项目偏大、项目过多,积累率过高,工农业之间,重工业与轻工业之间比例失调等矛盾。1971年的经济建设,继续追求“四五”计划的高指标,提出粮食要从上年的6.1亿斤提高到8亿斤,钢铁大会战要求完成重建昆一钢任务,各县(区)上小铁炉,供给生铁原料,下达全市完成5万吨钢铁回收任务。并投资150万元修建公路开采富民县款庄煤矿,解决焦煤紧张问题(因未经调查和科学论证,开采后发现煤质不好,不能炼焦,被迫停产)。3月,市革委提出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运动。农业争取一、二年内粮食亩产800斤,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业要加强基础工业,发展原料工业,大搞综合利用,多快好省完成计划任务。此时,全市已出现蔬菜、肉食、禽蛋、卫生纸供应紧张,但仍没有引起重视,继续大办五小企业(小钢铁、小机械、小化肥、小煤窑、小水泥),扩大工业基本建设,使85%的建设基金用于冶金、机械等重工业,不仅挤占了一轻、二轻工业和街道工业的建设投资,严重影响日用工业品的生产和供应,加剧了产业结构的失调,也影响了城市维护和支援农业的资金严重不足,市政设施“欠账”增多,农田水利建设资金缺口加大。1971年虽然力图实现跃进计划,建立星罗棋布的小而全工业体系,力争主要产品实现翻番。但因“四五”计划的高指标不切实际,加上政治运动的影响,尽管国民经济有较快发展,仍没有完成计划指标。这一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9.6亿元,增长9.7%,工业总产值15.8亿元,增长8.8%,农业总产值2.86亿元,增长3.1%,粮食总产量58.07万吨,下降6%,地方财政收入2.41亿元,增长7.5%。

进行国民经济调整,经济工作出现转机

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后,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工作,国务院采取各种措施,在1972年至1973年,对国民经济进行初步整顿和调整。昆明市根据国务院指示,大力压缩基建规模,精简职工人数,加强对劳动工资管理,调整农、轻、重的比例关系,把农业放在国民经济的首位,并调整“四五”计划原定的过高经济指标。1972年国民经济计划,根据“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针,按农、轻、重的秩序,进行调整,做到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粮食计划由8亿斤调整为7亿斤,比上年增7000万斤,要求蔬菜、肉食自给。工业总产值计划7.3亿元,比上年增10%,重点抓钢铁,化肥、农机。3月,根据中央“不要围湖造田”的指示,市委决定,除内湖“围湖造田”工程基本竣工外,其余县、区围湖工程立即下马,造成的损失由市给予适当补偿。同时,贯彻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重申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改变大寨式政治工分,恢复定额管理,实行粮食征购到队,一定五年不变政策;提倡私人养猪,重新分配自留地、饲料地,恢复农贸市场,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针对全市60个公社中,山区、半山区公社43个,耕地面积占总耕地50%,但产量很低的实际,全市开展了农田基本建设的群众运动,发动群众向山区、半山区进军,大造大寨式梯地,坝区搞条田化试点;贯彻“蓄、小、群”水利建设方针,增加灌溉面积,改造低产田,做到“以土为主,水肥结合”,保证当年增产。并组织各行各业、尤其是工业大力加强对农业生产建设的支援,做好为农业服务的工作。

工业战线,通过传达全国和省计划会议的精神,强调“批林”要联系昆明经济战线的实际,反对林彪鼓吹的空头政治,反对“无政府主义”,加强统一计划,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党对干部、工人、技术人员的政策。在整顿中,市委通过整风,纠正了市委领导的“主观主义”作风和错误决策,压缩了效益差的基本建设投资。在企业中恢复和健全了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度。明确企业要抓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等七项指标。对“划线站队”后形成一派掌权,生产管理混乱的企业,首先解决班子问题,进行整顿。4月,市委第四次全委(扩大)会议召开,市委作出《关于保证完成一九七二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定》。要求按照中央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经济政策,特别是农村经济政策,加强计划观念,严格经济纪律,认真执行财经制度,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1972年,通过“批林整风”,一些极左政策和措施受到批判,城市、农村进一步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贯彻各种经济政策,大部分干部、技术人员得到解放、恢复工作,工厂企业中正常的生产秩序得到恢复,国民经济继续好转。从1970年到1972年,昆明市学习大庆石油大会战的经验,集中人力、物力、财力,组织各方协作,进行了钢铁、汽车、手扶拖拉机、农机、化肥、水泥、自行车、化工原料等生产、建设的会战,虽然其中有决策不当,效益不好或全无效益的,但三年建设,工业基建投资4.26亿元,新增固定资产2.51亿元,新建改建了手扶拖拉机厂、云南白药厂等一大批工厂,试制和批量生产了多种新产品。如光学仪器厂试制成功“动态光电显微镜”;昆明机床厂试制成功光电光波比长仪、大型双柱座标镗床;全市增加了化肥、农用钢材、水泥、手扶拖拉机等生产能力。1972年,全市工业企业1305个,比1968年增长68%。完成国内生产总值10.54亿元,工业总产值17.25亿元,增长9.2%,农业总产值3.21亿元,增长12.3%。粮食总产64.63万吨,增长11.3%。地方财政收入2.64亿元,增长9.8%。

1973年,省委调整加强了昆明市委领导班子,使更多的老干部回到领导工作岗位。市委在总结、检查前几年工作的基础上,提出“转变作风,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业学大庆,特别要把工业支援农业的事情办好”。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继续组织机械、化工、建材、农机等工业会战,新建改建一批工厂,奠定了手扶拖拉机生产的基础,农用生产资料的生产有较大增长,为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创造了条件。这一年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到云南传授经验,向省、市干部群众5万多人作报告,并与省、市负责干部座谈。4月,市委向省委写出《向陈永贵学习,乘东风学大寨,大鼓革命干劲,迅速掀起春耕生产高潮的报告》。决心做好几件事:(1)抓紧“批林整风”,推动农业学大寨群众运动深入开展;

(2)鼓足干劲,搞好春耕生产;(3)学习陈永贵,转变市委领导作风,深入群众,调查研究;(4)加强班子建设和党支部建设;(5)全党办农业,各行各业支援农业,大打大办农业总体仗。

市委制定的1973年的经济工作指标是:农业抓好农田水利、改土工作,粮食比上年增长8%,生猪增长14%,大牲畜增长4.8%,蔬菜增长8%,鱼、水果要大发展。工业要把化工原料、钢材、钢铸件搞上去,工业总产值比去年增长8%以上,进一步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财贸工作要抓好粮、煤、菜、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商品购进、销售要求比去年增长8%和10%。财政收入增长5%以上。为加强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更广泛地动员群众,恢复了市计划委员会,逐步恢复了各委办局;召开市第八次工会代表大会,第七次妇女代表会议,发挥工人主力军作用,妇女半边天作用,促进生产快速发展。

1973年是“文化大革命”以来,经济运行情况最好的一年,连续四年的形势稳定,尤其是“九·一三”事件以后,周恩来总理领导全国进行纠正左倾错误的一系列措施,受到全市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经济形势逐年好转。1973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11.90亿元,增长12.9%。工业总产值19.44亿元,增长12.7%,农业总产值3.59亿元,增长11.8%,均是超计划完成。粮食总产量73.79万吨,增长14.2%,再创历史最高纪录。国民收入10.44亿元,增长10.9%,社会商品零售总额5。8亿元,平均每人购买力149.07元,增长0.9%,地方财政收入2.85亿元,增长7.9%。

政治动乱迭起,经济再度反复

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四人帮”及其在云南的帮派体系再次掀起动乱,在全市制造事端,鼓吹“打内战”、停工停产的行为是“反潮流”,叫嚷“不为错误路线生产”。不少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被打倒、打跑,无法领导和组织生产,一大批工厂企业停产,工业生产从二季度开始下降。这次大反复,使落实政策后恢复工作的领导干部再次被打倒,初步恢复的规章制度和正常工作秩序被打乱,经济情况再度恶化。全市国内生产总值10.37亿元,下降12.8%,工业总产值18.57亿元,下降4.5%,农业总产值2.81亿元,下降21.7%。粮食总产量49.69万吨,下降32.7%。地方财政收入2.92亿元,增长2.3%。

1975年,在全国各方面工作陷入严重混乱状态下,邓小平根据毛泽东“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明确坚定地提出进行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云南省委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形成省委第26号文件。市委坚定地贯彻省委文件精神,提出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全市郊区三年内普及大寨县,坝区粮食上双纲,山区粮食上纲要(亩产800斤),制定农田基本建设、农机、化肥生产规划方案,成立农业机械化领导小组。全市组成1600多名干部的“农业学大寨”工作团,由市委第一书记带队,以大批促大干,掀起大干社会主义高潮。农田水利制定了五年规划,从1975年冬开始,用三年时间,建成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农田90万亩,水利化程度达85%以上,山区、半山区平均每人一亩水浇地,坝区全部实现“条田化”。工业战线经过整顿,特别是学习贯彻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决定的通知和万里同志解决铁路问题经验之后,市委首先整顿班子,要求干部坚守工作岗位。经过几个月的整顿,全市经济形势迅速好转,产品、产量显著回升。全年完成国内生产总值11.80亿元,增长13.8%。工业总产值18.20亿元,下降2%,农业总产值3.60亿元,增长28.1%,粮食总产量75.51万吨,增长52%,再创历史最好水平。地方财政收入2.89亿元。

昆明市国民经济“三五”、“四五”计划总体情况

“三五”与“四五”计划(1966~1975年)时期,规划指标未能实现,但仍保持一定发展速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工业生产重产值,轻效益,重重工业,轻轻工业。农业生产重粮食、生猪,轻林、牧、副、渔。由于10年动乱,国家职工年均收入由1965年的578.1元减到1975年的571.3元,农村社员纯收入由66.4元减到53.2元,人民生活长期困难。但由于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对左倾错误的抗争,农业生产条件得到部分改善,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4.9%。工业新增的基建项目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能力,工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增6.47%(1980年不变价),五小工业得到一定发展,钢铁,手扶拖拉机生产能力有所扩大,但经济效益差。科技事业总的是陷于停顿,但也有少数科技人员在逆境中坚持科研,试制成功了科技含量高的新产品。1976年初,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受到人民群众广泛的抵制,从周恩来总理逝世之日起,全国人民与“四人帮”的斗争呈现公开化的势态。云南“四人帮”的帮派体系,在他们篡党夺权的最后肆虐中,再次把昆明市的社会秩序搞乱,造成的损失是:国内生产总值仅完成8.03亿元,比上年下降31.9%。工业总产值11.65亿元,下降36%,农业总产值3.30亿元,下降8.4%,粮食总产量64.18万吨,下降15%。地方财政收入1.92亿元,下降33.6%。而人口,由于“文化大革命”时期,无视计划生育,全市10年净增61万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