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
[作者:发布时间:2011-07-14 00:00来源:]

第八章 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一、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

1976年10月6日,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为标志,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从12月10日起,又连续发出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的三批材料。昆明市掀起了揭批、清查“四人帮”及其在昆明的帮派体系的群众运动。

从12月初开始的半年时间内,昆明市委召开市委常委会议、党员干部会议,学习中央文件精神,联系昆明市实际,揭批“四人帮”祸国殃民罪行。根据省委的指示,市委以背靠背的方式,从市委内部查清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以利于进一步开展揭批查运动。1977年2月,中共中央4号文件批发了《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参加中央解决云南问题会议同志向中央的报告》,确定了解决云南问题的方针,调整了省委领导班子。4月,省委任命王仕超为昆明市委第一书记,林山为书记(6月调走),年底又任命何波为书记,赵英、张琅基、肖持久为副书记。9月又增加穆俊昌、李代昌、马汉文为副书记。与此同时,县、乡两级也清查了帮派体系,对领导权被帮派控制或被篡夺的单位进行整顿,清除了参与“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帮派骨干和混进领导班子的坏人,加强了各级领导班子。为了保证清查运动的顺利进行,市委成立了揭批查办公室和专案调查组,负责查清与“四人帮”篡党夺权有牵联的人和事。从1977年4月开始,市委部署揭批查斗争第二战役,重点打击帮派体系,夺回被篡夺的权力。从11月开始,运动转入大学习、大批判阶段,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分清是非,划清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界限。清查工作持续到1978年底基本结束。少数帮派分子因触犯国家刑律,被移送政法部门依法处理,其他952名受审查人员中,有507人作了组织结论,分别给于党纪和政纪处分,其余45人,定为“说错话,办错事”未做组织处理。尽管“四人帮”覆灭后,昆明市的个别帮派骨干当时曾扬言“10年后见高低”,并不断寻找机会试图翻案,但他们追随“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的罪证已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历史绝不会重演。

在集中力量摧毁了这伙猖獗十年、给昆明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帮派势力的同时,在社会上开展“双打”斗争(打击各种现行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昆明市迅速出现r安定的政治局面。

1977年8月,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虽然宣布“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错误,仍坚持“十大”的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是正确的。市委贯彻党的十一大精神,按照党中央主席华国锋“抓纲治国”决策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研究部署全市工作,在指导思想上仍继续“左”的错误,使党的工作处于徘徊之中。

从1977年4月开始,市委对当时所属县区的60个人民公社,536个生产大队部署了“一批两打三整顿”和基本路线教育运动,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双学”运动等。使全市的生产开始恢复,市场供应有了好转,然而,这些工作部署,还属于恢复的性质。由于粉碎“四人帮”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两年中,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错误方针,对“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极左理论、政策继续加以肯定,因而不能从理论上和党的指导方针上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如为“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平反,是当时的一项紧迫任务,也是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愿望,但市委并没有抓紧,使一些案件未得到平反,已平反的案件有的也不彻底。在经济领域,继续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提出一系列不切实际的新的跃进规划和农业机械化的目标;沿用“文化大革命”中的指导思想、口号和工作手段,如开展“斗私批修”,“击退城乡资本主义的猖狂进攻”,“树立贫下中农阶级优势”等群众运动,并作为领导实现高速度和高指标的武器。在工业学大庆运动中,市委提出“跑步学大庆,奋起赶常州”,“1980年工业总产值比历史最高水平翻一番”等高指标。由于组织新的跃进计划只是领导的主观愿望,而工厂企业大部分未恢复生产秩序,群众中的派性尚未消除,各项政策尚未得到落实,农村依旧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公社化体制,因而提出高速度也只是一个口号。

1978年5月,《云南日报》第三版全文转载5月13日《光明日报》刊登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尖锐地提出“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没有完全粉碎,应该勇于研究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文章从根本理论上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引起全国广泛的关注并逐步形成讨论的热潮。从6月到11月,全国大多数省、市负责同志都发表文章或讲话,支持文章重申的基本原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当时,由于省委、市委未能及时组织这次讨论,失去了一次解放思想的教育运动和冲破长期“左”的思想禁区的极好机会。使以后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比全国迟缓了一步,使昆明市的改革举步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