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作者:发布时间:2011-07-14 00:00来源:]

二、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从此,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端正思想路线,进行真理标准的补课

从1979年开始,中共昆明市委组织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习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市委认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贯彻中央《决议》的关键。必须结合《决议》的学习,搞好真理标准的补课。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识“左”的思想、理论、政策的危害,从根本上冲破长期“左”倾错误思想的禁锢,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以适应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的战略决策。

从1979年下半年到1981年,市委通过召开各级干部会议和全市宣传干部政工干部会议等形式,培训辅导全市的宣传、政工干部,使大家进一步认识到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全市开展得很不够,需要进一步深入开展讨论。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党内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同志的思想跟不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形势要求,思想处于僵化、半僵化状态。不少担任各级领导的同志,依然固守“左”的思维方式,坚持凡“本本”上有过的就不能动,以前曾“批判”过的就不能去搞,这些同志疑虑重重,解放思想怕乱,执行政策怕变,进行改革开放怕错,甚至认为农村正在进行的包产到户是倒退,这样的精神状态严重束缚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因此清除来自“左”的思想障碍,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已成为当时刻不容缓的一项工作。市委确定,要上上下下一齐补,首先从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班子带头补课。除学习有关基本理论,举办讲座、组织讨论以外,大力提倡理论联系实际,本着不唯上、不唯书、要唯实的科学精神,认真总结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实践经验,加深对三中全会精神的理解和真理标准的认识,端正思想路线,真正做到解放思想,开动机器,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聚精会神搞四化建设。1980年3月,市委再次召开全市宣传工作会议,研究深入开展补课工作。通过学习讨论,进一步弄清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的相互关系,把毛泽东晚年的一些错误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区分开来,进一步认识到“两个凡是”的错误和危害,打破精神枷锁,促进思想解放和思想观念的转变。市委要求要学会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分析形势,明确经济调整、改革开放的各项任务;学会看三中全会以来的主流、本质和发展,不要被支流、现象和前进中暂时的困难、问题所迷惑,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进一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投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81年5月15日,昆明市委召开县级以上党委书记会议。对学习清理情况进行总结交流。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清理“左”的思想,有力地保证了经济调整和改革的起步。

进行领导体制的改革,整顿党的组织

1980年6月,贯彻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精神,昆明市委与市革委及其工作机构分开,实行党政分工,党的机构逐渐健全。结合《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若干规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贯彻,在全党进行“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各基层党委加强了自身建设。强调党员和干部必须以《准则》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彻底清除派性干扰,端正正确的政治方向,严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从而一扫机关、单位内部的各种歪风邪气,使正气得到发扬。1981年6月21日,中共昆明市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正确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全体共产党员,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关于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政治上实现进一步安定的重大方针,清除“左”的思想影响,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加强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中心的思想政治工作,为争取在本世纪末把昆明建设成为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社会安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优美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城市而奋斗。并讨论制定了党的工作任务,即“建设好城市、组织好生产,服务好生活,为全市人民创造一个能专心致志搞好生产、工作、学习和生活的良好环境,并使郊区农民尽快富裕起来。同时提出“加强党的建设和党的支部建设,积极慎重地做好培养和发展党员的工作”,“坚决而又稳妥地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任务”。大会选举产生第四届委员会和中共昆明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李原任市委第一书记,何波、朱奎任书记,马汉文、王希三、李代昌任副书记。常委共13人。

通过学习贯彻党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市党组织在思想上进行了拨乱反正,进一步统一了思想。1982年12月,根据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昆明市召开四届三次全体委员会扩大会议,审议通过了昆明市今后20年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初步设想。1983年5月至12月,昆明市进行机构改革,精简机构,实现干部新老交替,按照精干的原则和干部队伍革命化方针,选拔人才,配备干部,调整了各级领导班子,精简了办事机构。1983年8月,省委对昆明市委领导班子作了全面调整。朱志辉任书记,褚英豪、王希三、陈思雄任副书记,以后又增加了潘英圣、戴文忠、李师程。按中央纪委规定,市委纪律检查委员会升格为中共昆明市纪律检查委员会,王奎任书记。这次调整废除了干部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实现了新老干部的合作交替。市委常委班子平均年龄47.6岁,下降了11.9岁,大专文化比例占55%。十一个县委常委班子平均年龄为40.5岁,下降了9.4岁。市级工作机构由原来的70个减少为55个,县区工作机构由45个减少到35个,机关工作人员也相应减少。

根据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1983年3月11日开始在全市整党,分四期进行,至1986年11月结束,历时3年。整党按照学习文件,对照检查,组织处理和党员登记,检查总结和制定巩固发展整党成果四个阶段全面展开。通过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以及邓小平“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论述”等,着重解决根本政治原则和政治方向问题。这次整党加深了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进一步清理“左”的影响,进一步清除派性,增强了在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自觉性。结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纠正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加强了领导班子的建设,促进了党风的好转,纯洁了组织,壮大了党员队伍,增强了党组织的战斗力。

全市参加整党的单位共2037个,农村乡级支部1170个,党员共117685人(正式党员11829人)。通过整党,重新登记的有110256人,占正式党员人数的98.5%,缓期登记的有602人,占0.54%,问题未查清或其他原因暂不登记的有280人,占0.25%,不予登记的有448人,占0.41%,给予警告处分的有299人,占0.27%,严重警告处分的有123人,占0.11%,撤销党内职务的有6人,留党查看的有136人,占0.12%,开除党籍的有110人,占0.1%,在整党中全市发展新党员共7214人。在整党中,根据党中央关于清理三种人(造反起家的、帮派思想严重的、打砸抢分子)的有关精神,认真进行了清理,并基本清查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全市性的重大事件和被列为重点核查对象的问题,按照政策规定作了处理。三年整党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加强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到1987年,全市新增党员1.5万人,共有党员133283人。

落实党的政策,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党的各方面政策得到进一步地落实,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87年9月,全市应复查的“文化大革命”及以前17年发生的历史冤假错案共72589件,经过艰苦细致的调查核实工作,完成了平反改正的任务。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一是自1976年11月到1978年12月,对“文化大革命”中的29847件冤假错案全部进行平反,对2350人分别不同情况给予经济补助和妥善安置,退还“文化大革命”中被挤占的私房,退还或折价赔偿被红卫兵查抄的财物,清理了全市干部档案。二是1978年至1981年上半年,改正历史档案28680件。对被错划为右派的1818人,以及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犯“右倾错误”的同志进行平反纠正;对在“反五风”、“四清”运动中的错案进行复查,为2132名党员恢复了党籍,为2322名党员撤销了处分。三是1981年下半年至1985年底,根据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对“文化大革命”前错误处理的历史老案,本着宜粗不宜细、宜宽不宜严、宜解不宜结的方针,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落实云南地下党、“边纵”政策,落实统战、宗教政策,落实起义投诚人员政策。其中,平反改正知识分子中的错案5200件,清理近50000件档案,清理被查抄挤占的财产、房屋,补发被停发、扣发的工资,解决一大批夫妻分居等实际问题。市委还成立了专门工作班子,在普查全市知识分子现状的基础上,对部分学非所用的自然科学科技人员实行归队,对因各种原因闲散在社会上的科技人员重新安排适当工作,回到科技岗位;恢复在专业科技人员中评定或晋升职称,在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安排学术水平高、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担任领导职务等。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新风气,促进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和思想观念的改变。四是1986年至1987年,根据中央要求,对平反冤假错案进行一次清理,对遗漏或未复查以及正在复查尚未作出结论的案件抓紧处理,作出正确结论。与此同时,在郊区农村给改造好的地主、富农分子摘帽子,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等,使社会上长期遗留下来的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由于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是在“左”倾错误下产生的,只有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历史条件下,通过长期的艰苦工作,才能彻底纠正过去的错误,为此,在1989年至1992年,仍深入细致地进行着查缺补漏的工作,直到全部无一遗漏完成平反纠错任务为止。这些政策的落实,极大地调动了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对巩固和发展昆明市安定团结的局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确定了用三年时间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这一方针是对当时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为摆脱“文革”及以后两年脱离实际的跃进计划造成的财政经济困难而提出来的。

从1979年开始,昆明市委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农业发展若干问题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为在经济上执行八字方针,调整经济结构,落实经济政策,搞活经济,清除“左”的影响奠定了基础。在农村,各县区委按照中央、省市委的要求,采取措施切实扩大和保障农村社队生产经营和分配的自主权,实行并逐步完善多种形式的联产计酬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鼓励社员在搞好集体经济的前提下,搞好自留地、自留山、自留林,发展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并且有领导地开放了昆明城乡集市贸易。由于长期受“以粮为纲”的影响,忽视多种经营的发展,农业内部结构不合理,商品生产不发达,粮食生产虽有所增长,但贫困面貌没有根本改变,整个农村经济和广大农民还处于低层次的温饱线上,调整农村政策和农村经济结构的任务十分繁重。在城市,市委对整顿工交、基建企业作了全面部署,确定了以调整为中心,全面贯彻八字方针,走出一条工业发展的新路子。市委认真分析城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长期受“先生产,后生活”指导思想的影响,“骨头”与“肉”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城市住宅紧张,市政公用设施和公共交通、商业网点等生活服务设施严重不足,分布不合理,商品供应紧张,市场经济不活跃;工业内部结构不合理,轻纺工业滞后,人民日用消费品生产的比重偏小,一些产品质次价高,花色品种少,更严重的是供需矛盾大,不能适应人民生活的需求;城乡集体和个体经济虽然有所恢复和发展,但比重很小,发展缓慢;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欠账很多,人民群众从吃、穿、住、行、用到入托、入学、治病等都不方便。这些问题影响着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和信用。

中共昆明市委第四次党员代表大会后,将压缩基本建设规模作为进一步调整经济的中心环节,下决心关停并转了一批物耗高、质量差、产品不对路,亏损大的工业企业,加快发展日用工业品,解决燃料动力严重不足的问题;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力争财政金融和物价的稳定。同时,在调整经济中,部署了城乡改革开放工作。主要是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实行经济责任制,改革财政体制,扩大地方财权;恢复发展多种经济形式,扶持城乡集体经济,进一步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全市工交企业的整顿工作到1984年全部结束。与此同时,农村完成了建立乡镇人民政府,实行政社分开,废除政社合一的体制改革。党中央提出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各项任务在全市得到了贯彻落实。在三年调整时期,经过全市人民的努力,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进一步巩固,工农业生产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1981年与1978年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21.2%,年均递增6.6%;与1976年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133.4%,年均递增18.5%。由于坚决控制基建规模,调整投资方向,加快了轻纺工业和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三年来,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生产性投资所占的比重,由1978年70.7%下降到1981年的57.7%,非生产性投资所占的比重,由1978年29.3%上升到1981年的42.3%;重工业投资比重由1979年的24.5%下降到1980的13.1%,轻工业的投资比重由1979年的15.8%上升到。1980年的30.6%。

农业政策的调整和生产责任制的不断完善,科学种田的推广,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全面发展。三年中,农业内部结构从80年代初起了变化,1980年,林牧副渔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24.5%,比1979年的28%下降了3.5%;社队企业有较大发展,1981年社队企业有2045个,总收入1.46亿元,比1979年增长2.94倍;猪牛羊、禽蛋生产,由于落实派购、奖励政策,注意解决种源更新、防疫注射等问题,扭转了长期发展缓慢的情况;农村两包到户生产责任制的试行,农村种、养业,加工业中的重点户、专业户和新经济联合体组织的大批涌现,使农村出现了“一村一品”、“一乡一品”的专营菜、奶、蛋、禽、生猪商品生产基地,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大解放和大发展。

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为财政经济状况的初步好转及市场活跃、物价稳定奠定了基础,为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证。通过调整,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初见成效,恢复新建中专技校48所,试办职业班35个;城区小学学制恢复六年制,初、高中为三年制,1982年扩建的14所中学教学楼投入使用,基本普及了初中教育。三年中,全市新增住宅面积235万平方米(其中市属新增90万平方米),相当于解放前住宅面积总和的一倍多,人均居住面积由1978年的3.9平方米增加到1981年的4.5平方米;城市供排水、道路交通建设,园林绿化都有了改善。同时,国家对部分生活必需品实行高价购进,平价出售的政策,用增加财政补贴的办法保证人民生活的稳定。

在开始执行调整方针时,由于对财政经济形势的严重性和改革开放的紧迫性认识不足,表现是行动迟缓,特别是农村的改革起步缓慢。1981年6月,昆明第四次党代会贯彻中央在经济上实行进一步调整的方针后,形势有了改变,经济内部积累与消费、工业与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之间的比例关系逐渐趋于合理,上述城乡建设中的突出矛盾有所缓解。农村改革一马当先,普遍实行的联产到组责任制开始扩大为联产到人,并进一步向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发展。

农村改革的起步和发展

昆明市80年代初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心环节是建立健全生产责任制,其核心是把土地经营权交还给农民,让农民有经营土地的自主权。为使改革健康发展,全党上上下下经历了一个不断实践、认识的探索过程。从1956年到.1978年的22年间,昆明农村粮食产量只增长了26.3%,由于农村人口增长,人均占有粮食还减少87千克(.1956年人均434千克,1978年人均347千克),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普遍不能解决温饱问题,坝区部分贫困农民和生产队依然“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为了克服农民生产生活上的困难,摆脱贫困面貌,必须对农村经济体制进行根本性的变革。1979年2月,昆明市委批准市农委党组《关于农村生产队建立生产责任制的意见》。强调,只要不搞包产到户,不搞分田单干,其他各种办法都可以试验、比较,哪种办法最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就实行哪种办法,市委要求生产队在统一领导、统一计划、统一管理、统一分配、统一核算的前提下,在规模较大以及山区几个自然村组成的生产队建立长年固定的作业组,实行“定耕地、定产量、定劳力、定工分,超产奖励”的生产责任制。规模不大的生产队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定奖惩的包工责任制。并适当放宽在大集体原则下的小自由。这一年的上半年,昆明农村普遍推行了小段包工为主的责任制,下半年以后的一年多的时间内,推行小组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除生产队统一分配外,又有小组的二级分配,在生产队中承认差别。群众称之为“打破大锅饭,吃二锅饭”。当时,广大干部群众关注着四川、安徽、贵州和省内各地州开始试行的包产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农业生产责任制。由于全省改革步伐迟缓,引起基层干部和群众的不满,他们议论云南省的改革是:“上边放,下边望,中间有根顶门杠。”形象地反映了昆明市农村改革起步的艰难。1980年1月,市委召开县区委书记会议,布置建立健全小组责任制,进一步落实按劳分配政策,会后组织干部深入基层调查。此时,呈贡县普遍实行统一种和收,管理包到户;富民县山区实行“大包干”或包产到户;西山区、晋宁县也重点实行包干到户。同年6月,市委提出,对分散、贫瘠山区和贫穷地区、长期经济落后、吃返销粮的地方,实行包产到户,到年底有43个山区、半山区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由于昆明市实行包产到户的做法受到来自各方保守思想的干扰,致使农村改革受到挫折,走了一段弯路。党的十二大以后,全国的农村改革迈出大的步子。1981年3月在郊县区委书记会议上,市委对农村改革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多种形式,群众路线”的方针,加快了包产到户的进度。为了跟上全国改革的步伐,市委每季召开县区委书记会议进行专题研究,总结交流经验。1982年10月到1983年底,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队有10519个,占生产队总数的98.85%,全市普遍实行了两包到户的生产责任制。

昆明市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把集体所有的土地经过多次延长土地承包期,包给农户长期使用,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由于包产到户的劳动成果在完成国家征购任务、上交集体提留的公共积累其他费用之后,全部归承包户所得。因此,农民群众称赞大包干说:“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由于大包干的形式利益直接,责任明确,方法简便,使农民获得生产经营和分配的自主权,克服了分配中存在的严重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等弊病,为广大农民所欢迎。对于公益事业和军烈属、五保户、困难户的生活,集体通过公共提留统一安排。随着农村生产体制的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从事多种经营的积极性,出现了种植、养殖经济作物的专业户。在生产发展,农副业产品商品率提高的影响下,增加了运输、加工、购销、种子、机耕等专业户。对于经营已形成一定规模的一些生产大队、生产队,普遍采取专业承包等更高层次经营形式。在改革过程中,个别集体经济基础很好的,如官渡区福保村仍实行统一经营、统一核算、统一分配,走农工商相结合的路子,使全村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发展成为全省富裕的第一村。由于昆明郊区农业实行“大包干”落后于全国改革的步伐,在全国家庭联产承包制快速发展的形势下,郊区农民纷纷提出联产承包到户的要求。1982年12月,在市委四届三次扩大会议上,市委书记李原指出,要进一步清理“左”的影响,在对待农业改革上,我们很大程度上是跟着别人走的,长期以来“阶级斗争”、“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成为一种不能违反的模式。有人说:“在责任制上是节节败退。”而我们是“且战且退”。由于领导的被动,在群众起来以后,又只注意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对保护集体的资产、积累,壮大集体经济方面重视不够,导致一些社队的集体资产分光,这实际是对农村经济原始积累的破坏,给乡镇企业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在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初期,还曾产生过“包产到户,不要干部”的偏向和误解,对一家一户办不了也办不好,需要由社、队统一经营和提供社会化服务的层次、环节没能及时跟上;此外,受平均主义的影响,土地分配也存在过于零碎的缺陷。但在包产到户,建立了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以后,依靠科技发展起来的农村两户(重点户、专业户)、新的经济联合体和民营企业,为进一步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积累了新的经验,提出了新的改进措施,如建立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调整农村经济结构、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等,使缺陷逐步得到解决。昆明市农村改革在起步期间的经验,为城乡改革的全面展开提供了借鉴。

农村改革获得巨大成功,市委提出“八五”计划新思路

昆明市从1979年到1986年,经过艰苦的努力,使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改革基础上,向“统分结合,双层经营”、扩大“产前、产中、产后”服务及“专业联产”、产供销一体化规模经济的第二步经济体制改革发展。一方面建立各种种植、养殖专业协会,建立新的经济联合体,1986年达到449个(其中加工性质的291个),并逐步向股份制发展;另一方面,国家对农副产品购销体制进行改革,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价格,并逐步放开购销价格;改革粮食统购派购政策,实行“合同订购”。同时,改革农村商品流通体制,实行国家、集体、农民和个体多渠道流通格局,形成多层次、多成分、多形式流通体制。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另一突出成果是社队企业(即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在原有制砖、挖矿、采石、建筑、运输业的基础上发展了种植、养殖、加工、服务、流通等行业。1986年,乡镇企业发展到36546个,人员218570人,总收入87276万元。1987年和1988年总收入分别达到11亿元和16亿元,1992年总收入为39.74亿元。乡镇企业的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8年间,农村商品性收入增加8.38倍,占总收入的比重由13.73%上升到43.29%。农民收入增加,生活改善,走向温饱型发展道路。全市农民人均口粮保持在422斤至580斤,1978年全市农村经济总收人为4.488亿元,人均收入137元,1986年农村总收人为14.7662亿元,人均收入增加为’703元。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产业结构进行调整,至1986年,粮食面积由88.01%,下降到83.37%,经济作物由5.660A,上升为9.51%,林牧副渔业收入1986年比1984年增加55.12%,非农产业1986年收入比1984年增加70.34%。农村单一的经济结构被多成分、多形式、多层次的经济结构所代替,为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农村经济的发展为胜利完成“六五”计划、提前实现第一步翻番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988年12月22日至28日,中共昆明市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审议并通过了王信田、李克敏代表中共昆明市委、中共昆明市纪律检查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中共昆明市第五届委员会和新一届中共昆明市纪律检查委员会。选举王信田为书记,王任才、陈思雄、李师程为副书记。王信田的报告总结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昆明农村改革开放的实践经验;依据中央确定的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以及十三届三中全会作出的重大决策,确定了实施《昆明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方案》和“八五”计划的基本思路、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方针及措施。要求在“八五”计划期间做好五项工作:(1)把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作为今后两年改革和建设的重点;(2)把科教事业放在首位,依靠科教,全面振兴昆明经济;(3)巩固和强化农村基础,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4)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积极参与国内外交流和竞争;(5)加强城镇基础设施改造和建设,提高城市综合服务能力。与此同时,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和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改革,大力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充分发挥政治优势,切实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在改革开放中,从严治党,切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昆明市通过“八五”和“九五”期间十年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在进入新世纪时,按照中央的部署,提前完成了第二步战略目标任务,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