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特别会议(1926年12月13日)
[作者:发布时间:2011-07-14 00:00来源:]

  1926年7月,从广东出发的国民革命军在北伐进军中,连连告捷,先后进占株洲、长沙、汉口、汉阳,于10月10日攻克武昌,歼灭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主力。与此同时,冯玉祥率领的国民军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援助下,于9月17日在绥远五原誓师,向甘肃、陕西进军,同北伐军南北呼应。

  北伐战争的胜利推动了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有力地打击了地主豪绅的反动政权。湖南、湖北等省农民运动的空前发展,有力地支援了北伐战争。1926年下半年,两湖相继爆发了罢工浪潮,参加罢工人数达20多万。11月,北伐军占领九江、南昌,打垮了孙传芳的主力。

  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和工农革命运动的发展,横扫了粤、湘、鄂、赣等省,给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极其沉重的打击。于是他们便联合起来,施展各种阴谋手段,极力拉拢蒋介石新右派,分化瓦解革命统一战线。而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右派为了篡夺革命领导权,也加紧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阶级勾结,进一步暴露出其反共反工农运动和分裂联合战线的真面目。

  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和中国共产党的逐步退让政策,国民革命阵营内的阶级关系发生许多新的变化,国民党各实力派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势愈演愈烈,其中汪精卫与蒋介石之间、唐生智与蒋介石之间的冲突,尤为突出。特别是蒋介石通过北伐战争极大地膨胀了他个人的权势,也加剧了他同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矛盾。然而,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各军阀之间的矛盾关系中,提出“拥汪复职”的口号,幻想让蒋介石做军事首领,汪精卫做党和政府首领,以维持各派军阀间的均势。由于党对蒋抱有很大幻想,并帮助其巩固军事首领的地位,而不是从各方面对蒋介石新右派加以限制和斗争,结果使革命阵营内部潜伏着严重的危机。

  面对这种新的形势和与国民党关系出现的新变化,中共中央认为有必要重新讨论这些问题,制定相应的斗争策略。为此,党中央政治局于1926年12月13日在汉口召开了特别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项英、李维汉、彭述之等。陈独秀在会上作了以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关系为中心内容的《政治报告》。会议讨论通过了《政治报告议决案》、《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议决案》、《关于湘鄂赣三省农运议决案》、《关于三省国民党工作议决案》等。最后,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鲍罗廷举行联席会议,通过了《政治问题议决案》;党中央委员会还通过了《关于职工运动议决案》。

  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分析了北伐军攻下湘、鄂、赣后的革命形势,指出在英、日、吴、张的反赤的联合战线进攻下,革命联合战线有发生危险的倾向。这个危险倾向的由来:一是帝国主义之分离政策;二是国民党之右倾;三是商人的恐慌;四是我们党中的“左”倾幼稚病。报告认为:“以上四个危险倾向汇合起来,随地随时都会使联合战线破裂。”为此,报告提出了挽救联合战线破裂的7项措施:1.防止党外的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左”倾,以巩固赤的联合战线。2.督促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实行“武力和民众结合”的口号,对内继续民主和统一的争斗,对外继续独立和平等的争斗。3.维持国民党军事首领势力之均衡。4.扩大民主主义的宣传。5.改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6.扶助左派建立以汪精卫为领袖的文人派政府。7.确定我们对于中、小商人的政策。

  会议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议决案》基本上赞同陈独秀的政治报告所采取的各项策略,强调指出:在联合战线中的各种危险倾向中,“最主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向倘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决议指出:一方面重新提出“武力与民众结合”的口号,“督促国民党国民政府继续对外对内在城市在乡村中反封建势力的争斗,在城市在乡村扩大民主主义的宣传运动。扶助国民党左派领袖获得在政府及党的领导地位,以推动国民党的军事政权向左,至少也要不继续更向右”;一方面改善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纠正和防止“左”的倾向,巩固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这是目前最重要的策略。

  在对待国民党的问题上,会议认为这是“政治问题”,“是一个民族革命中联合战线问题,也就是一整个的民族革命问题。”在国共合作中,“一切群众组织和运动,尽可能的和国民党合作”,尤其要援助左派势力发展,使左派领袖获得群众,努力在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中发展左派国民党组织。会议通过的《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议决案》明确指出:“赞成继续孙中山、廖仲恺的联俄联共和扶助工农这三个政策的分子是左派,反对者便是右派。”并指出,我们帮助国民党左派领袖同他们合作的条件是,“他们固然须要继续孙中山、廖仲恺的三个革命政策,我们也须要顾及他们小资产阶级分子的立场,对他们有所让步”。因此决定从上中下三层帮助国民党左派。

  在农民问题上,《政治问题议决案》指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应增对于农民运动之指导,应站在具体的农民政纲(最近国民党联席会议所决定的关于农民问题决议案)之上,向政府(尤在军事领袖)要求帮助农民斗争。目前共产党的主要政策,即日益发展及组织农民运动,使农会成为乡村中向土豪劣绅地主争斗之中心,而不能和国民政府发生冲突。”会议通过的《关于湘鄂赣三省农运议决案》中对乡村政权和联合战线、农民武装、农民协会等问题,都作了具体规定。

  在职工问题上,《政治问题议决案》指出:“我们仍应继续努力在产业工人中工作,使我们在产业工人群众中的地位稳固。”目前要“特别注意非工业的劳动者或手工业工人向中小资产阶级斗争发展之对于一般民主革命运动的危险。”会议还对武汉职工运动提出了10条具体规定。

  这次会议反映了陈独秀等人的右倾错误的严重发展。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虽然也承认国民党的右倾,承认蒋介石言论虽左,实际行动仍然很右,但报告把党内的“左”倾看成是造成联合战线危机倾向的主要原因。这种分析,一方面把党内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左”倾错误过分夸大而忽略了党内严重存在的右倾错误;另一方面又掩盖了国民党新右派准备叛卖革命、分裂革命统一战线这一根本危险。这次会议虽然提出目前的农民运动还是以“减租减息,组织自由,武装自卫,反抗土豪劣绅,反抗苛税杂捐”为迫切的要求,但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建立农民政权,以此换取革命统一战线的不破裂。这显然是牺牲工农群众根本利益的无原则让步,给革命造成严重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