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委员联席会议(1926年9月16日)
[作者:发布时间:2011-07-14 00:00来源:]

  为讨论广东党组织的问题及对近期工作任务交换意见,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委员于1926年9月16日在上海举行联席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维经斯基、拉菲斯、曼达良、福京和中共中央委员陈独秀、瞿秋白、彭述之、任弼时以及中共中央事务秘书王若飞。会议听取了维经斯基代表远东局俄国委员作关于广东政治关系和党派关系调查结果的报告,听取了陈独秀作关于中国总的政治局势的报告。与会人员就上述两个报告交换了意见。

  维经斯基在报告中批评广东党组织去年采取推翻现政权和建立纯左派和共产党人政权的错误方针。广东党组织认为,“惟一的出路就是宣布实行在共产党人领导下的国民党左派专政,否则就必然会发生‘三二0事件’”,“只有左派和共产党人的政权才能为政府奠定社会基础”,并且认为中共中央要对“三二0事件”负责。共产国际认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不能把广东“同全国隔离开来”;“对于广州来说,主要的是加强政治因素而不是军事因素。”维经斯基批评广东党组织想法与“现阶段不相适应”,“因而在如何对待国民党的问题上和在共产党人的工作方法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

  维经斯基认为,广东党组织说,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同叶楚伧和孙科的谈判,促成了“三二0事件”的发生,“这是不正确的”。他说:“我们进行谈判的目的是为了使某些人脱离右派和保护整个广州不受反动派的侵犯。我们通过谈判取得了很大成绩,但问题在于,国民党还没有发展到如何搞如此复杂阴谋的地步,而共产党人实际上没有利用对左派的巨大影响,来消除他们对这次谈判的怀疑。”维经斯基认为,在“三二0事件”以前是可以采取另一种政策的,即“在城市里对资产阶级作出让步,在农村打击土豪劣绅。这一点可以同蒋介石一起来做。”因为“从主观上看,蒋介石还不是革命的敌人,他打击过右派,他需要我们,是可以同他一起工作的。”可是广东的同志“太着急了,因而促使‘三二0事件’发生了”。

  维经斯基不希望急于召回汪精卫,更不希望汪精卫同蒋介石争斗。认为:“我们不应挑头来反对蒋介石,他也不会来进攻。”

  陈独秀把广东党组织的错误归纳为三条:(1)他们孤立地看待广东;(2)他们看不到资产阶级的作用;(3)他们只从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需要角度来看待国民党。陈独秀说:“由此得出:从第一点看,他们没有考虑全国的形势,从第二点看,他们否认戴季陶主义思想的社会基础,并认为左派什么都能做到,而从第三点看,他们只建立左派政权,把蒋介石推开。”陈独秀的结论是:“在国民党二大以前,广州的整个策略完全是左的”;“‘三二0事件’是实行左的方针的结果”。

  陈独秀为中共中央在“三二0事件”的政策辩护,他说:“中央采取的让步策略是正确的。我们在5月15日作了更大的让步。”而广东党组织“根本否认有必要对国民党作出让步”。

  彭述之完全同意陈独秀的意见。他说广州的同志有两种有害的倾向:一是“他们不仅否定大资产阶级,也否定小资产阶级,他们只考虑工人和农民。”二是对于国民党,他们认为,要么占据它,要么退出来。彭述之认为,广州的错误与鲍罗廷有关,因为“他只看到了军队和国民党......而派到群众中去的人很少。”

  会议经过讨论,最后通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与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席会议决议》。《决议》的基本内容包括:(1)党“在汪精卫问题上的政策现在应当是,无论如何不给蒋介石以任何借口来坚决反对国民党左派和从前线撤退。”(2)党对蒋介石的政策现在应当是,希望左派与蒋介石“进行合作”。(3)应当“通过一个政治纲领,动员左派,不给蒋介石及思想上的中派提供反对左派的可能性。”(4)广东的工作“应当由我们以把农民组织起来并帮助他们同豪绅、民团等进行斗争的名义来进行。”(5)在北伐占领的省区,“我们应当做工作争取建立经选举产生的政权,召开省国民会议和实行民主自由。”

  这次会议,重申了中共中央在“三二0事件”和“整理党务案”问题上采取妥协让步政策的正确性,进而制定了对待汪精卫、蒋介石和国民党左派以及其他各项工作的现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