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中共中央代表团和共产国际远东局联席会议(1926年8月20日)
[作者:发布时间:2011-07-14 00:00来源:]

  1926年“三二0事件”后,中共中央为同鲍罗廷一起讨论关于对蒋介石的态度问题,成立了包括中共中央代表张国焘、谭平山、彭述之和广东区委代表陈延年、张太雷、周恩来在内的“特别委员会”。但该委员会成立后尚未进行工作。

  如何评价“三二0事件”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国民党现状和国共两党关系,中共中央同中共广东区党组织之间、广东区委同鲍罗廷之间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同时,国民党提议在占领武昌前后召开紧急代表大会来讨论行动计划。为此,共产国际远东局与中共中央代表团于1926年8月19日在广州举行联席会议,就上述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

  8月20日,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中共中央代表团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在广州又举行联席会议,进一步就上述问题继续交换意见。参加会议的有:瞿秋白、张国焘、苏兆征、张太雷和维经斯基、鲍罗廷等。张国焘主持会议。主要有三项议程:(1)中央代表的正式通报。(2)党际间会议。(3)关于对国民党的策略。

  瞿秋白首先代表中共中央作正式通报。他说:“我们在这里要在这个范围内来解决主要政治方针问题和党际间会议问题。我们离开后,‘特别委员会’将撤销。它的职权交英国人(即鲍罗廷—引者)处理。这里还将有一名中央委员,他的权力与北京的中央委员相同。”随后,鲍罗廷建议“特别委员会”的问题要做专门讨论。

  会议重点是第二项议程讨论党际间会议,张国焘先提出应分为4个问题:(1)国民党提出的议程;(2)我们提出的议程;(3)这次会议的目的;(4)我方参加的人员。他说:“我们将事先同国民党会晤,商定会议地点、时间,然后开幕。”鲍罗廷指出:党际间会议是在“三二0”和“五一五”期间,“对共产党人的抱怨和指责引出的。要开辟一条摆脱这种局面的出路。要造成一种印象,通过国共两党的会议是容易解决冲突的。但是能否做到这一点,虽然已作出一些让步,还是值得怀疑的。”但从目前右派、中派和左派来看,都没有召开党际间会议的要求,只是顾孟余希望这样做。苏兆征、张国焘、瞿秋白、张太雷等人先后发言,介绍了各派的政治态度。张国焘说:“中派不想召开会议,担心各种诉怨对他们不利,而上海右派出版的小册子使他们的处境变得更糟糕了。”他指出:“我们有两条出路:(1)或者是在会上揭露国民党不为群众做任何事,并加强我们的阵地;(2)或者是同左派一起反对中派。”

  鲍罗廷提出了会议召开前的各项筹备工作,他指出:“主要的是,同左派的协议,而会议并不重要。”维经斯基补充说如果就同左派达成与中派作斗争,推翻蒋介石政权这种方针的协议来说,“那么会议本身并不重要”,但在对左派进行一定的工作以后再同左派达成协议,我们不对左派说协议,又不向中派宣战,“那时,党际间会议就比较重要了,我们在会上既要巧妙地应付左派又要应付中派。”瞿秋白说:“中派不希望召开会议。”左派有两种意见:一派希望召开会议,要求我们先作出让步,再要求蒋介石作出让步;另一派反对召开会议,“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同我们一起工作”。鲍罗廷认为:“同左派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同中派作斗争,更不是向中派宣战。目前我们是否能够在同中派作斗争时把蒋介石隔离开,不打击他。如果这意味着同蒋介石作斗争,那么我反对向中派宣战。同左派达成协议我们就能够在工作过程中同中派作斗争,但不是向他们宣战。”维经斯基强调:“党际间会议没有独立的意义,这只是巧妙地应付中派和同左派接近的一种方式。问题的实质是对蒋介石的态度,因为左派(我不完全了解情况)把打倒蒋介石、打倒党内军事独裁的问题提到了首位。无疑他们主张打倒蒋介石,而我和英国人(即鲍罗廷—引者)却不同意他们的意见。”鲍罗廷最后补充说:“根本谈不上打倒蒋介石。我们主张左派在国民党内掌权。这由代表大会来决定。我不知道,蒋介石是否会同左派中央一起走。”

  会后,上述各方继续交换意见,8月26日再次举行联席会议,由瞿秋白宣布由会议选出的委员会作出如下决定:(1)关于党际间会议。决定:由中共中央通知国民党中央,目前应集中力量来保卫广州,而不是放在派别之间的内部磨擦,建议不召开会议。(2)关于召开国民党非常代表大会。决定:同左派就该问题的谈判推迟举行,以便不使左派轻易实现立即召回汪精卫的计划。并且为今后的谈判拟定了包括代表大会的日期、组织方式、代表大会的组成人员、国民党中央的组成人员、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在内的计划。(3)关于左派和共产党人在国民党代表大会召开前的行动纲领。其中包括:国民会议选举,废除不平等条约,经济要求,国民教育要求,改善农民状况,改善工人状况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