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1926年7月12-18日)
[作者:发布时间:2011-07-14 00:00来源:]

  1926年2月中央北京特别会议之后,全国形势急剧逆转。北京军阀政权在英、日帝国主义与吴佩孚,张作霖勉强合作中得到暂时的稳定。在北方,3月12日,日本帝国主义军舰掩护奉军进攻天津大沽口,炮轰国民军。3月18日,北京10万多工人学生在党和国民党左派领导下游行示威,抗议公使团的最后通牒,遭段祺瑞政府卫队开枪镇压,酿成“三一八”惨案。国民军在直、奉军阀联合进攻下败退京津地区。在南方,3月20日,蒋介石新右派在广州制造“中山舰事件”;5月15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又通过蒋介石等提出的旨在限制共产党、篡夺国民党权的《整理党务案》;6月7日,黄埔学校提出“处置共产党问题”;直系军阀联合西南军阀准备围攻广东革命根据地;广州国民政府开始掌握在武装的新右派手里。全国范围形成的南北反赤运动,遥相呼应。

  与此同时,工农运动继续发展。4月20日,全国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接着,5月1日,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二次农民大会同时在广州举行。这时期,全国有组织的工人已达122万,有组织的农民也有80多万。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广大群众的要求下,国民革命军于7月9日正式出师北伐。

  面对这种复杂而困难的政局,在中国共产党内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也有所发展。党根据共产国际的旨意,对“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都没有采取任何反对表示和反抗措施,而只是一味对蒋介石妥协退让。陈独秀拒绝了党内同志主张对蒋介石的阴谋活动进行反击的正确建议。7月初,陈独秀在《向导》周报上发表《论国民政府之北伐》文章,反对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他认为,“北伐时期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陈独秀并不根本上反对北伐,但他对北伐所持的消极态度,引起国民党左派人士的不满,也受到党内许多人的非议,使党在政治上一度陷于被动。

  在这种于革命不利的形势下,党中央于1926年7月12日至18日在上海召开了四届中央第二次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亦即中央第三次扩大执行委员会。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维汉、项英、彭述之、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等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各主要省区负责人陈延年、罗亦农、赵世炎等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共有15项议程。陈独秀在会上作了《中央政治报告》。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央政治报告》、《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组织问题议决案》、《职工运动议决案》、《农民运动议决案》、《对于红枪会运动议决案》、《商人运动议决案》、《学生运动议决案》、《对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作议决案》、《军事运动议决案》、《对于广东农民运动议决案》、《上海工作计划决议案》等15项决议。此外,7月12日,发表了《中共中央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扩大会还针对少数党员中出现“贪官污吏化”倾向,于8月4日发出了坚决清洗混入党内的投机腐化分子的通告。

  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归纳有以下几点:

  一、对当前形势分析与北伐战争的态度。会议认为,“目前军阀政权的稳定,只是在英、日、吴、张勉强合作中,得到很短时间的稳定,这个稳定,是决不能持久的。”对于帝国主义的政策,目前是首先反对英国,其次日本,再次美国。会议将中国社会势力分为四种:(1)军阀、买办、官僚、新旧士绅;(2)工农群众及急进的知识者;(3)中小商人;(4)资产阶级。并分析了各种社会势力的趋向,指出:只有“工农群众是革命的基本力量”。会议虽然正确地指出了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认识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争夺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的问题。但是,对资产阶级估计过高,认为资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中,“乃站在非常重要的地位”,“若没有资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必陷于异常困难或至于危险。”会议对已经开始的北伐战争持消极态度,在各种议决案中对此重大事件都没有反映,而却热衷于大谈其国民会议运动。《中共中央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现在本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仍旧主张国民会议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道路”,因为“国民会议的运动,就是国民革命时代‘国民的联合战线’之具体的表现,也就是国民革命时代自始至终一切运动的骨干。”国民会议运动固然是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一种斗争方式,但把它当作当前主要斗争形式和口号,显然是错误的。

  二、对国民党的关系与策略。会议对国民党内各派别作了分析,分为四种:1.以李福林、冯自由、马素、古应芬等为代表的右派;2.共产派;3.以汪精卫、甘乃光等为代表的左派;4.以戴季陶、蒋介石等为代表的新右派即中派。这是党的文件中首次正式提出蒋介石是新右派的代表人物,表明党对蒋介石的认识已开始改变。根据上述分析,会议提出对国民党的策略是:“扩大左派,与左派密切的联合,和他们共同的应付中派,而公开的反攻右派。”为此,会议批评了两种错误主张:一是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合”的主张,认为这等于把革命领导权拱手让给右派,“实际上简直使左派自己不参与党务及反对右派的斗争”,这一批评是正确的;二是共产党应当“包办”国民党的主张。认为“我们只能扶助左派而不能代替左派;只能联合左派控制中派使之左倾,而不能希图消灭中派”,并且认为这是中派之所以容易向我们进攻,提出要求我们退出国民党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自己造成了国民党与共产党斗争的形势,而使实质上是左右派之争的性质隐蔽起来。”这一批评是不妥当的,它掩盖了右派向共产党进攻的本质,并放松了对国民党的工作与斗争。

  三、对农民问题和军事问题的认识。《农民运动议决案》虽然认识到:“我们的党要想领导中国民族解放运动顺利的进行,就在取得这项农民的势力,取得农民运动的指导权。”但是,对农民运动又作了种种限制的规定。如,农民协会的组织,尚不能带有阶级色彩;因农村中阶级关系复杂,故不必提出“农民阶级”字样;农民武装不要超出自己的范围,不可有常备的武装组织,等等。并且还指责农民运动“在各地均发生左倾的毛病。”会议对农民运动起了很大的束缚作用。

  对于军事问题,会议检讨了党过去“不注意军事运动”的错误,起初是研究性质团体的色彩;现在又袭用国民党军事运动的老方法,即专门运动高级军官和用金钱联络土匪头目,对反动军队中的工作,多注意上级军官间的冲突,而未能与下级军官与兵士发生关系。《军事运动议决案》指出:“军事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党是“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势力。”这表明党对军事工作的重视程度有了明显提高。

  这次会议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坚持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以及对军事工作等,都有正确的认识,对发动各界群众参加国民革命,也作出许多重要的规定。但是,由于会议接受了陈独秀右倾错误观点,使党在会议之后继续对蒋介石采取妥协让步政策与策略,造成国民党各派军阀权力急剧膨胀,致使国民党迅速形成蒋介石个人专断的局面,没有能够利用北伐战争的有利时机,去大力发展共产党的军事力量、政治力量以及工农革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