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1925年9月28日-10月2日)
[作者:发布时间:2011-07-14 00:00来源:]

  中国共产党四大以后,全国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在中国南部,1925年二三月间,党帮助广东革命政府举行了第一次东征,打垮了军阀陈炯明的主力;5月初,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和广东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广州同时举行,全国二次“劳大”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5月下旬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定了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的叛乱;7月,广东革命政府改为国民政府,并统一改编所属各军为国民革命军。在中国北部,三四月间,在北京召开了由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共同发起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3月,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全国规模的哀悼活动形成了一次声势浩大的革命群众示威运动;反奉运动也逐渐扩大。尤其是全国规模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的爆发,更把全国革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在革命日趋高涨的形势下,随着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引起资产阶级的极大惊恐,国民党右派的反共活动也愈加猖獗。六七月间,作为国民党右派理论基础的戴季陶主义正式出笼,反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反对国共合作和阶级斗争,开始形成了国民党内的新右派。8月间,国民党右派在广州策划了谋杀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事件,成为右派篡夺革命领导权的公开信号。戴季陶主义的出现和廖案的发生,使革命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愈加尖锐,革命形势出现新的危机。

  为了总结五卅运动以来的革命斗争经验,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和壮大党的组织及工农群众运动,确定今后革命运动的斗争方针,中国共产党于1925年9月28日至10月2日在北京召开了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也称“十月扩大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会议。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1)对目前形势的估计。目前的形势仍然是革命的和革命化的形势,由此明确我们党的主要任务。(2)我们党的群众性问题和从组织上巩固我们在无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和农民中的影响问题。(3)关于吸引农民参加革命运动问题和关于农民运动的形式和要求问题。(4)关于全党从基层支部到省委、地委和中央的组织设置和积极性问题。(5)关于我们党对国民党的态度问题。(6)关于把工人群众集中和组织到工会中去的问题以及党在工会中有组织的影响问题。(7)关于大量吸收革命知识分子,主要是学生参加革命解放运动的问题。

  会议听取了陈独秀所作的中央局报告和京区、粤区、湘区、河南、山东、湖北等地代表的工作报告。会议总结了五卅运动以来的斗争经验,讨论了当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国共两党关系、党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党的军事工作,农民土地等问题,确定了党在革命高潮中领导工农运动的方针。会议通过了《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组织问题议决案》、《宣传问题议决案》、《职工运动议决案》、《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蒙古问题议决案》、《中局报告议决案》、《京区报告议决案》、《粤区报告议决案》、《湘区报告议决案》、《河南报告议决案》、《山东报告议决案》、《湖北报告议决案》、《救济问题议决案》等,10月10日发表了《告农民书》。

  会议的主要内容归纳如下:

  一、分析了五卅运动以来的革命发展趋势和各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表现。《中国现时的政局与共产党的职任议决案》指出:五卅运动后,“确是国民革命运动发展和扩大的极好的动机。四个月来革命潮流的膨胀,差不多遍及全国各地。”会议认为,五卅运动真正是有各个革命阶级广泛参加的民众运动。会议高度评价了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作用,指出通过五卅运动,“工人阶级在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中的领袖地位才真明显的表现出来。”史无前例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证明,“中国无产阶级是解放全民族的先锋队和主力军。”而资产阶级表现出极大的两面性,“当他们要争政权而反对压迫他们的国内外势力的时期,他们固然要和工人阶级携手,可是处处只为他们自己的阶级的利益。只要无产阶级在这与资产阶级共同斗争的时候,同时对国内资本家要求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法律上的权利,国内资产阶级立刻就开始压迫工人,宁可抛弃民族利益而与敌人妥协。”会议认为:随着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发展,中国资产阶级将日益分化,其结果是,更反动的资产阶级,“不但反对无产阶级,而且背叛民族革命。”会议指出,小资产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始终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会议还指出了中国革命运动的国际意义,认为中国革命斗争“开辟了反帝国主义的新战线,同时亦就增加了世界无产阶级及东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力量。”

  二、确定对国民党的政策。会议确定继续同国民党合作的政策。指出:“最近中国无产阶级及共产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尤其是在中部及北部,使国民党中的资产阶级代表发生相当的反动,他们觉着了革命的无产阶级力量,赶紧提出阶级妥协的口号。假使认为这种现象,已经是中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国民党脱离关系之时,那就是一种很大的错误。然而另一方面,假使我们不注意这种右派的阶级妥协主张的意义,也是一种危险的错误。”根据国民党改组后党内阶级分化日渐明显的情况,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关系议决案》,提出了“反对右派而与左派结合密切的联盟,竭力赞助左派和右派斗争”的策略。会议决定将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区分开来,提出我们不要去代替国民党左派;并对国民党左中右三派作了重新认识,指出:从前的右派已公然反动,脱离国民党而成为反动派;从前的中派产生了分化,“一部分是现在的左派,一部分变成了新右派,所以此时的国民党,只有左右两派。”这是党的文件中第一次出现“新右派”的概念。而且还具体提出了划分左派、右派及反动派的政治标准。

  三、指出农民与革命的关系,提出农民土地问题。会议明确指出:只有“引起农民群众来参加革命运动,才能对于帝国主义和军阀给以重大的打击。”会议提出了党对农民问题的基本主张是:(1)没收地主土地,提出“耕地农有”的口号。指出:“应当没收大地主军阀官僚庙宇的田地交给农民”,“没收土地的问题是革命中的重要问题。假使土地不没收交给农民,假使几万万中国农民因而不能参加革命,政府必定不能巩固政权,镇压军阀的反革命。”会议认为“如果农民不得着他们最主要的要求——耕地农有,他们还是不能成为革命的拥护者。”《告农民书》认为,“耕地农有”是解除农民困苦的根本办法。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提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文件。(2)巩固工农联盟。会议强调:“我们要能和农民结合巩固的同盟,才能尽自己的历史上的职任。”(3)组织农民,在乡村中发展党的组织。会议提出要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要实行农民的乡村自治,直接参加乡村自治机关的普选工作。指出:“我们的根本责任,不但在于组织农民和给他们以思想上的指导,而且要在农民协会、协作社、农民自卫军之中,巩固我们党的组织。”

  四、扩大中国共产党为群众的党。会议重申要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指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指导者,是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的指导者,应当指示群众以前进的道路,应当提出政纲,使工人阶级及其同盟者——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智识阶级——能够有所根据而向前奋斗,力争国内革命民众政权的实现和中国的统一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而独立。”要求“组织我们自己的同志发展巩固我们党的组织”,“须设法使革命的分子加入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问题议决案》指出,五卅运动以后的斗争形势是前所未有的,“使中国共产党特别要注重对于无产阶级斗争的指导和引导他们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党在民族革命运动高潮面前,首要的任务是要扩大自己的党——吸收无产阶级及先进的知识分子,在统一战线中要“特别注意形成我们党的组织,才能扩大这一联合战线,巩固与国民党左派的合作。”会议强调要把“我们的党变成真正群众政党的组织,才能巩固我们对于工人阶级斗争的指导地位,对于这民族革命的领袖的指导地位。”会议还决定“中央之下应有职工运动农民运动及军事运动委员会(后改为军事部)”。同时决定加强中央对北方工作的指导。

  1925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通告第六十八号》,对此次扩大会议议决案作了若干解释。中央指出“各种议决案都非常重要”,要求各地党支部组织党员阅读。”通告“指出此次扩大会议的重点有二:一是应尽量扩大本党组织,使之群众化;二是应尽量扩大本党的政治宣传深入群众,使本党成为事实上公开的党。

  这次扩大会议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说党的四大还只能说党是政治组织;且开始走向正确的道路,那么,此次会议时党员数量增加了三倍,党已成为坚固的站在革命指导地位的群众的党了。会议为发展党的组织和壮大党的队伍,为迎接更大规模的革命斗争,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实际准备。会议决定继续同国民党合作的政策与策略,是正确的,但提出将共产党同国民党左派截然分开,不要去代替国民党左派,则是放弃领导权的策略错误,说明党对统一战线中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性,仍然认识不足。后来共产国际批评说:“这次全会主张放弃在整个国民党组织内与国民党合作的策略。转而采取与国民党结盟的策略。显然,这种观点只不过是退出国民党的建议的另一种形式,是建议坚持退出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