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25年1月11-22日)
[作者:发布时间:2011-07-14 00:00来源:]

  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建立,促使工人运动逐渐恢复,农民运动日益兴起,全国革命形势迅速高涨。为了总结统一战线建立一年来的经验,迎接革命运动新高潮的到来,加强对革命运动的领导,制定新的工作方针和政策,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闸北区横浜路6号召开。出席这次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张太雷、周恩来、陈潭秋、朱锦堂、彭述之、李立三、李启汉、李维汉、罗章龙、王荷波、项英、尹宽、杨殷、何今亮(汪寿华)、向警予等20人(其中有表决权代表14人),代表着全国994名党员(其中40%是工人)。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

  陈独秀主持了会议,并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大会作工作报告。代表们认真讨论了中央工作报告,完全同意中央对于中国政局的分析;对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年多来领导全党在国民党及国民运动中的活动,基本上表示满意。同时对中央在工作指导上的某些失误,也提出了批评和建议。

  维经斯基在会上作了关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的报告,并向大会提出了一份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名义谴责托洛茨基的决议案。

  出席1924年六七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的中共代表彭述之,向大会作了关于共产国际五大的情况和决议精神的报告。

  蔡和森、瞿秋白、周恩来、何今亮等先后在大会上讲了话。各区、各地方委员会的代表向大会报告了本地区的工作情况。

  大会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党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在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方面如何进行准备。会议围绕着当前的中心工作,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和《对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代表报告之议决案》、《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报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之议决案》、《对于同志托洛茨基态度之议决案》、《对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之议决案》、《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共11个议决案。

  大会分析了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政治形势,总结了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批评了党内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左”和右的错误倾向,特别指出右倾错误是当时党内的主要危险。并强调指出,大会的重要任务,就是确定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运动中的目的和地位。

  《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分析了中国民族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以及中国各阶级在民族运动中的趋向问题,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问题。《议决案》指出:“由中国社会各阶级现状也可以看出越是上层阶级越富于妥协性。最受压迫而最有集合力的无产阶级是最有革命性的阶级。”“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同时,这个领导阶级“也要能够抓住被压迫的各社会阶级的力量、向共同的敌人——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国内军阀及地主买办阶级)——作战,才免得处在孤立地位。”“无产阶级的政党应该知道无产阶级参加民族运动,不是附属资产阶级而参加,乃以自己阶级独立的地位与目的参加”。《议决案》提醒全党要时刻警惕右倾危险。

  《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分析了中国职工运动的过去状况及现在的趋势,指明今后职工运动的方向。《议决案》指出:中国工人阶级不仅为本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同时还要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并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为此,决不忘记自己的独立工作——职工运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惟一的指导者,要使工人阶级取得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地位,对于职工运动应当特别注意,必使工人阶级有强固之群众的独立的阶级组织,他在民族运动中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势力,然后民族运动中之领导地位,方才能有保证。

  《对于农民运动的议决案》阐明了农民是无产阶级同盟军的原理,指出了农民在中国民族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议决案》指出:经济落后的中国,农业经济基础虽经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前期的侵略而崩溃后,然而农民至今还是社会的重要成分,约占全国人口80%。所以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的重要。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的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斗争。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以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并且指出:固然我们可在国民党名义之下以农民协会的组织去团结农民,但要使农民认识到,打倒帝国主义与军阀的压迫束缚,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前提,农民阶级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总结了几年来党在民族革命运动中宣传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对党的宣传工作重新整顿。《议决案》指出:大会一方面承认因为党的宣传工作之努力在全民族革命运动中,党的机关报《向导》竟得立在舆论的指导地位,但同时大会亦承认因为党的幼稚,党的教育宣传还未切实,致使党的理论基础常常动摇不定,尤其对于民族革命理论的解释,《向导》、《新青年》、《前锋》以及党报中的文章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竟因三大关于国民运动议决案的稍欠明了,同时复为防止党中“左”的幼稚病起见,过于推重了资产阶级的力量,忘了自己阶级的宣传,结果逐渐发生了右的错误。同时“左”倾的幼稚观念也遂因右倾的扩大而存在。《议决案》还认为,党的宣传工作主要目标必须根据大会关于中国民族革命的新审定,端正党的理论方向,有了健全的革命理论,然后党的宣传工作方得依此范畴融通各地,使党员行动方有新准绳。同时,还决定在党内加强马列主义的理论教育和时事政策教育;加强《向导》、《新青年》《中国工人》、《党报》(秘密刊物)的工作,使其成为运用马列主义理论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的重要宣传阵地;还提出设立党校、工人补习学校、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会,以便对党员进行系统的教育;为了扩大宣传范围,决定在中央宣传部下设立编译委员会。

  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堂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925年1月22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陈独秀任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委员,以上5人组成中央局。罗章龙、王荷波任铁路总工会负责人,张太雷任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负责人。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分派驻各地的有:李大钊驻北京,谭平山驻广东,项英驻汉口,李维汉驻长沙,邓培驻唐山,朱锦堂驻安源。

  瞿秋白在评价四大意义时指出:“大会正确地评价了过去一年来同国民党工作的意义,并意识到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进程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实行积极的政策和在工农大众中开展强有力的工作,才能取得领导权和将革命进行到底。”

  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不断在斗争实践中总结经验,努力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逐渐地运用于中国的革命实际,为随后出现的革命新高潮作了思想上、理论上和政策上的准备。表明党在革命理论和革命策略上有很大的进步,初步形成了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但是,大会对于怎样取得领导权、怎样实现工农联盟的问题,缺乏具体明确的主张,没有认识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革命武装和革命政权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