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资源在昆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的功能探析
[作者:发布时间:2011-07-14 00:00来源:]
党史资源在昆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的功能探析

中共昆明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厉忠教

昆明是国务院1982年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从战国楚将庄礄开滇,历经汉、唐、宋、元、明、清数朝,历代各地方政权在昆明建制设都,及至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改朝换代,历时2300多年。从公元13世纪起,昆明成为云南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我国内地连接东南亚“古南方丝绸之路”的枢纽和通道。

随着现代新昆明建设力度的加大,历史文化名城在旧城改造和新城建设的过程中,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由此而来,如何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日益受到各界人士的关注。

作为一个党史工作者,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过程中,更是感到责任重大。本人试图从党史资源的挖掘和利用的视角,探析其在昆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的应有功能。

一、昆明拥有丰富的党史资源,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翻开《中国共产党历史》,特别是《中共云南地方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昆明历史简编》,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无论是从重要历史人物,还是从重大历史事件;也无论是从历史文化发展,还是从对历史文化的收集等方面来审视,昆明作为一座英雄的城市确实是当之无愧的。

(一)从重要的历史人物来看,可以说是群英荟萃,英才辈出

朱德、叶剑英、聂耳、李公朴、闻一多等历史名人,在昆明这块热土上所留下的足迹,所演绎的伟业,所抛洒的热血,所造就的经典,无疑是名垂千秋的。这些人物是众人所熟悉的。

除此而外的重要党史人物,如王复生、李国柱、李鑫、吴澄、王德三等,虽然一般的人并不怎么熟悉,但他们的英雄事迹,不仅是可歌可泣,值得大书特书,而且是我们永远不应忘记,值得永久纪念的。

王复生是云南祥云县人,1896年生,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班,后进入法国文学系就读。1920年3月31日,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王复生与邓中夏等19人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体——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主要活动是搜集马克思学说的各种中外书籍,编辑、刊印马克思主义论著,组织讨论会,主办演讲会。王复生担任研究会法文翻译组组长。1920年11月,李大钊建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王复生是第一批入团的团员之一,1921年秋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1925年秋,他与王德三等云南旅京学生中的进步分子建立了“云南革新社”,向云南传播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主张。1926年,他受中共广东区委派遣,以中国国民党云南省党部筹备员身份回云南筹建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和国民党省党部,因唐继尧政府监视,未果返回。1927年初,中共广东区委派王复生再次回云南,建立中国国民党云南临时省党部,主持党务工作。8月,离开云南到上海。1928年,为恢复和加强东北地区党的组织,王复生受党组织的派遣,先后在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开展斗争。1936年8月被日本侵略者杀害于齐齐哈尔。

李国柱是云南巧家县人,1906年生,云南青年运动的杰出领导者。1922年从省立第一中学毕业后留校任图书管理员,1924年底发起组织了云南青年努力会,任总会书记。1925年8月加入共青团,任共青团云南特别支部书记。1926年2月,经团中央批准,成为在云南省内入党的第一个共产党员。同年7月,因受通缉,经中央安排入苏联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底回国,根据他的愿望,中央派他回云南工作,曾任中共云南省临委委员、省委委员、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兼管滇东、滇北地区党的工作。1930年5月,党团省委机关均遭到严重破坏,他和妻子、省委委员吴澄仍旧留在昆明坚持工作。12月上旬,李国柱与吴澄同时被捕。敌人的淫威和利诱都没能动摇他们坚定的革命信念,李国柱用鲜血和生命践行了他和吴澄生前表达的豪情壮志:“凭我们不平之血的飞溅,把全世界来凃染遍!”“看啊,狂风暴雨中,持着那面红旗的,便是我们少年战士!”

吴澄是云南昆明人,1900年生,云南妇女运动的杰出领导者,中共云南地方组织负责人之一。五四运动时,她首先在就读的班里带领同学们读新书,组织读书会,探讨妇女出路问题。1924年加入云南青年努力会,1925年加入共青团。李国柱赴苏联学习期间,吴澄和严英俊负责青年努力会和共青团的工作。1926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云南的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历任中国云南特支书记、省特委委员、省临委委员、省委委员。1929年春,与李国柱结成伴侣,两人以剑英、克内笔名在《赤光》上发表了许多充满战斗激情的诗篇。被捕入狱后,面对严刑拷打毫无惧色。她对难友说:“一个革命者要有牺牲自己的精神,才会敢于革命!”她鼓励难友不要消极坐牢,要积极斗争。她说:“一个共产党员的生活就是战斗的生活,不坐牢时搞革命,坐了牢还是要搞革命。在这人间地狱里,更要以百倍勇气和敌人斗争,敌人摧残我们,要我们死,我们就要想办法不让他们摧残,争取活,看他们被人民革命推翻的下场。”同时她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她把对革命忠诚之心、对爱人忠贞之情,饱含在送给李国柱的一缕青发和一块用血染成红心的手绢之中。吴澄和李国柱这对革命夫妻,互相勉励着昂首走向了刑场。

李鑫是云南龙陵县人,1897年生。先后就读于东南大学和北京农大,积极参加新滇社的活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回云南工作,同年11月领导成立中共云南特别支部,是中共云南地方组织的创始人之一。曾任国民党云南临时省党部(左派)执行委员、云南省农民协会主席、中共云南省临委委员、迤南区委书记等职。为开展兵运工作,曾到滇军第三师(朱旭师)任政治部主任。1928年1月转移到滇南继续领导工农运动。领导建立了最早的矿山支部,组织发动了个旧锡务公司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斗争。李鑫被捕后,敌人对她软硬兼施,欺骗利诱,严刑拷打,妄图从李鑫身上打开缺口,破坏党组织。李鑫宁死不屈,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敌人无计可施,将他杀害于蒙自石墙子外。

王德三是云南祥云人,1898年生,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陕北地区共产党组织的创建者和早期主要领导人、中共云南第一届省委书记。1921年考入北京大学,不久加入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秋受中共北方区委委派,到陕北建立党的组织。他和李子洲等党员密切配合,在绥德第四师范学校建立了陕北地区第一个党团混合小组。以后,他又到陕北榆林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展党的组织,培养了刘志丹、安子文、刘澜涛等一批重要干部,成立了中共陕北特别支部,为后来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设在陕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先后任中共陕北特支书记、陕北地委书记。1925年秋回北大,任北京区委委员,参加了北京工人运动的领导工作。他与王复生、杨青田等人发起成立了革新社,出版《革新》月刊。1926年,任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教官,并在广州大沙头滇军第三军留守处主持了培训以云南进步青年为主的政工人员训练班。1927年2月回云南工作,历任中共云南特委书记、省临委书记、省委书记等职。代表中共云南地方组织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被捕后,龙云亲自审讯,曾用厅长等高官后禄诱惑,也曾用毒刑拷打逼供,他都没有屈服。他在遗书中告诉父亲:“你的儿子是世上最刚强、有志气的人,他只知道人类、只知道社会,没有一点自私自利的习气。不独你的儿子自己相信,人们都把他看待成一个有志有节有能力的人物。”面对刽子手的屠刀,他坦然自若,视死如归:“儿自信不有做了什么对不起父亲、对不起人类的事情。儿非病死短命,是被人压迫去成仁就义。从表面看来,父亲活生生的儿子,儿媳最亲爱的丈夫,纪儿最伟大的父亲,被人夺去,是最可悲恸的事情。可是父亲是最达观的人,古言说:‘人各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儿已处此境地,如果要偷生苟活,那就要做出些无廉耻的事情,那时你儿子又有什么脸在人世上?天下人听见云南就要骂王懋廷是个无耻的人;……儿现时只有拿定主张,把身子献给人类了!”“父亲和儿媳,你们看了这信,可以知道我为什么忍着心离开你们!……我希望儿媳、纪儿和侄儿们,勇敢地去做一个‘人’!他们的丈夫、父亲和叔父学问很浅,性情偏执,可是他是一个真正的‘人’,值得他们永久纪念的!”一个革命战士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跃然纸上。为了人民的翻身解放,他从容就义,时年32岁。

(二)从重要的历史事件看,可说是影响重大,意义深远

在昆明发生的众多历史事件中,护国运动、红军长征过昆明、一二一运动等重大事件,无疑具有重大的影响,深远的意义。

护国运动是以辛亥革命为起点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继续和发展,是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后又一次伟大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护国运动发生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末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夕,处于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是中国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过程中的一个台阶,它为云南各族人民在中国近代史上树立了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

一二一运动是继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之后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爱国民主运动的又一个里程碑,不仅在中国学生运动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在中国革命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二一运动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内战、独裁的本质,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一二一运动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人民渴望和平民主和蒋介石坚持内战独裁的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一二一运动拉开了解放战争时期“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25页)的第二条战线的序幕。一二一运动是解放战争时期第一次大规模的爱国民主运动。在它的影响下,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波澜壮阔地开展起来,先后爆发了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人权保障运动和反对美帝国主义扶持日本侵略势力复活运动,在广大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了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二战场。

在伟大的长征途中,红军两次经过昆明,给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4月29日攻占滇东北的马龙、寻甸县城,进入嵩明县境,5月9日在禄劝县皎平渡口渡过金沙江,在昆明境内,历时11天,经过嵩明、官渡、西山、富民、禄劝5县、区的139个乡镇,512个自然村,行程120公里。1936年4月6日,红二、六军团从寻甸县进入嵩明的羊街,于4月11日攻克富民县城,12日由富民县出昆明境,向滇西进军,在昆明境内历时7天,经过嵩明、官渡、西山、禄劝、富民5个县(区)所属29个乡镇103个自然村,行程约160公里。

红军长征经过昆明,最为惊险,最为精彩,最具战略决定意义的就是巧渡金沙江。聂荣臻元帅在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过了金沙江,我们就真正把长征以来一直尾追我们的蒋介石军队甩掉了,隔了有一个多星期的行程,这无疑是长征中的一个巨大的胜利。”(《聂荣臻回忆录》(上册)战士出版社 1983年版 第251-251页)

红军在昆明期间,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昆明各族人民的信任和拥护,红军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为人民利益不怕流血牺牲的崇高思想,英勇顽强、不畏艰难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成为昆明各族人民学习的榜样,激励着昆明人民不断奋斗前进。红军沿途留下的标语、宣传品、读物及其他遗物,红军当年战斗过的遗址及红军长征纪念馆、红军烈士墓,都成为昆明人民教育后代、激励斗志的生动教材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从历史文化的发展看,可以说是经典示范,堪称绝唱

在这方面的典型代表,是蜚声中外、具有永久文化象征意义的西南联大。西南联大由国内最著名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成,抗战期间在昆明长达八年之久。在当时众多的迁昆高校中,它最具代表性,对昆明和云南的影响最突出。

西南联大保存了中国教育文化的精华。西南联大教授之多,阵容之盛,名冠中外。1937年有教授177人,占全校教职工总数的22.3%。其中教授自然科学的大师有吴有训、陈省身、华罗庚、吴大猷、周培源等,教授社会科学的名家有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冯友兰、王力、吴晗、钱钟书等,他们大多为中国乃至世界一流的学界泰斗、科学巨臂。名流荟萃,群贤毕集,使昆明成为全国的“学术重地”和“文化重镇”,云南教育至此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西南联大熔北大的“民主自由”之风、清华的“严谨求实”之风和南开的“活泼创新”之风于一炉,并以优良的传统、独特的校风及卓有成效的业绩远播盛名,获得“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楷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成为当时世界最优秀的大学之一。抗战多艰,生活尤苦,但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安平乐教,严谨治学,传道授业,努力为患难中的中华民族培育出第一流的人才。学生们虽然住茅草房、吃夹沙饭,还得随时提防敌机轰炸,但他们以“刚毅坚卓”的校训砥励自己,发奋在设施最差的大学里钻研出世界一流的学识。

西南联大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8年中,共培养毕业生2522名,受过教育的8000多人,其中译员400多人,战时参加空军、远征军的有300多人。尤其是培养出了杨振宁、李政道、严志达、叶笃正等一大批蜚声中外的科学家,对中国乃至世界科学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边远偏僻的西南一隅,在战乱纷扰的恶劣环境中培养出一大批世界级顶尖人才,这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

(四)从历史文化资源的收集整理来看,可以说成果丰硕,诲人不倦

昆明有着丰厚的党史资源,昆明的党史工作者用近二十年的时间,把这些党史资源进行收集整理,形成了资政育人的丰硕成果。

主要有:《中国共产党昆明历史大事记述》(1949年12月--1978年12月)、《昆明英烈传略》、《一九四八年昆明“反美扶日”运动》、《澄清玉宇万里埃——解放初期昆明市的社会改造》、《昆明市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特殊战线上的斗争》、《威逼昆明,巧渡金沙——红军长征过昆明资料选编》、《昆明市国民经济调整与社会经济发展》、《数风流人物——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获奖征文集》、《小平您好——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文集》、《历史真谛,时代呼唤——弘扬西柏坡精神,兴起学习“三个代表”新高潮论文集》、《新时期昆明党的建设》、《中共昆明市委重要文献汇编(政治类)》(1978--2003)、《春城黎明——纪念昆明起义暨昆明和平解放55周年文集》、《中国共产党昆明历史简编》、《铭记历史,珍爱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讴歌党的历史,构建和谐社会——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论文集》、《昆明风采》(画册)、《红军长征过昆明》(画册)、《“大跃进”运动(昆明卷)》等。

上述丰富的党史资源,为历史文化名城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机,使昆明的宏伟历史画卷增添了壮丽的英雄史诗的色彩。

二、充分利用党史资源,是历史的呼唤,现实的需求

回顾我党的发展历史,历来高度重视对党史的学习与研究。

据有关资料介绍,党内最早研究党史的是蔡和森。他1926年在苏联给中国留学生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的报告,就是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以后,瞿秋白、李立三、张闻天等同志在1930年至1934年间也作过党史研究,对当时党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和阐述。

党的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在党的不同历史时期,针对当时的客观形势和主观需求,对学习与研究党史党章的重要性与紧迫性都提出过明确的指示和要求。

毛泽东同志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学习组的讲话中,专门就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问题作过系统而深刻的阐述。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主持下,我们党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邓小平同志也十分重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他支持和领导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惟一标准的大讨论,进行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亲自主持起草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了解自己的历史很重要”,“青年人不了解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同样十分重视党史工作,重视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江泽民同志在1998年10月22日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信中,明确指出,“我在十五届二中全会上讲过,学习理论要同了解历史实践、总结历史经验结合。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是一部蕴含和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活生生的教科书。”在《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语重心长地说:“希望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认真地读一点历史,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作为当代中国的领导干部,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我们党的历史,就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继承和发扬我们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光荣传统,也就不能胜任领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职责。”

通过简要的历史回顾,通过对上述重要论述的深刻理解与把握,我们可以符合历史逻辑地得出如下结论:学习、研究和宣传好党的历史,是关系党的巩固、发展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学习、遵守、贯彻、维护好党章的重要前提;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和每一位共产党员的神圣职责。惟有把这一神圣职责践行好了,我们才有资格说,我们为树立和增强党的意识和党章意识打下理论基础和思想基础。

正确对待历史,善于总结经验,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一级党组织思想成熟和工作卓有成效的标志。

我们在学习党史的过程中,必须立足于现实的需要,这样才有生命力,才有针对性,也才符合历史发展的内在需求。

胡乔木同志早在1990年3月8日谈到加强党史的研究、宣传和教育问题时,就明确提出要认清党史工作的战斗性。他说,党史工作是研究党的历史的,但是我们工作的目的并不是面向过去,而是面向现在,面向将来。我们的工作和党的其他思想工作一样,是为着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的。因此,不能把党史工作看成是平静的、书斋里的事业。它是在思想斗争最前线的一项战斗性的工作。

胡绳同志也曾对党史如何要为现实服务的问题作过精辟的阐述。他说,为什么同样一段历史,一代代人要反复地进行研究呢?如果原来所作的事实判断有错误或解释不准确,固然需要重新研究。但即使没有这种情形,也往往需要重新研究。这是因为每一个时期的人研究过去都和现实有联系。为了现实的需要,对过去被忽视的问题,对过去没有注意到的经验,要着重地研究。研究过去是为当前的现实服务的。当然,绝对不许可因现实的要求去改造历史。但在极其繁复的历史事实中着重研究什么,这是和当前的实际有关的。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下册的出版发行,既体现了历史研究中的创新意识,又体现了立足现实的服务意识。该书是在199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的基础上修订而成。该书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学习党史与党章提供了权威性的依据。

以此为依据,各地方党史研究部门正在陆续编撰各自的地方党史,以期为当地的党员干部结合各地的实际有针对性加强党史学习,增强党性修养提供鲜活的教材。

云南党史研究部门编撰的《中共云南地方史》(第一卷)已于2001年正式出版发行,该书记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云南地方组织在远离党中央的边疆民族地区,结合云南实际,贯彻中央路线方针政策,领导云南各族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光辉历史。现在,省委党史研究部门的同志正在抓紧编撰《中共云南地方史》(第二卷)。

根据全省的统一安排,昆明市及各县(市)区党史研究部门的同志正在抓紧编撰《中共昆明地方史》(第一卷)。在此之前,昆明市于2004年出版发行了《中国共产党昆明历史简编》。该书全面真实地展现了昆明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的壮丽画卷,生动地记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带领昆明各族人民,在建设和改革的各个时期英勇奋斗、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光辉历程和业绩。该书的出版,既为昆明市的广大党员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提供了鲜活的乡土教材,又为下一步编撰好《中共昆明地方史》(第一、第二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充分挖掘党史资源的基础上,一定要结合现代新昆明建设的客观需求,突出昆明地方特色,按照服务现实,资政育人的总体要求,发挥其在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开发中的有效作用。

三、充分发挥党史资源在昆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的特有功能

(一)在塑造城市形象当中的引导功能

城市形象是一座城市的内在历史延续和外在品位特征的综合体现,代表着城市的个性。城市形象具体通过居住在城市中的人所体现出来的精神面貌和城市本身的物质构成所反映的城市景观来体现。其中,城市人的精神面貌在城市形象的塑造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决定城市人精神面貌的诸多因素中,人的价值取向又具有核心的引领作用。

鉴于此,一个城市是否具有高品位的历史文化资源,就显得极为重要了。昆明市所具有的丰厚的党史资源,恰好在这种引领作用的发挥上,具有得天独厚的功能。

如,2006年恰好是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昆明市抓住开国元勋后代重走长征路经过昆明的大好时机,在塑造历史文化名城形象方面,较好地发挥了党史资源的独特功能。

到昆的开国元勋的后人主要有:罗荣恒元帅之子、二炮原副政委罗东进中将及女婿汪波、秘书张岩松,周恩来总理侄女、中新社原副社长周秉德,刘伯承元帅之子、原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刘太行少将,彭德怀的侄女彭刚,粟裕大将之子、北京军区原副司令员粟戎生中将,张云逸大将之子、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原副院长张光东少将,罗瑞卿大将之子罗箭,陈赓大将的儿子陈知建将军,董必武之子董良羽的夫人李黎力,秦邦宪之子秦铁等。

市委为了欢迎他们的到来,召开了隆重的座谈会,市委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元勋后人畅谈了深切的体会。随后,革命元勋的后代参观了云南陆军讲武堂、朱德旧居、富民红军纪念碑、禄劝皎平渡红军渡江纪念馆、纪念碑等革命旧址。

所有这些活动,对弘扬新时期的长征精神,提升昆明的城市形象,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

二)在促进城市发展当中的助推功能

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开发,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就党史资源的有效利用来说,“红色旅游”的发展,在促进城市的发展当中,具有了独特的助推功能。

要发挥好这种助推功能,就必须在以下几方面作努力:一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确立好“红色旅游”的科学定位,把“红色旅游”的发展有机地纳入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规划和相关条例之中;二是在全面调查和深入分析昆明市红色旅游资源的情况下,研究如何与周边及全国其它省(区)红色旅游相比较,找出差异性,确立自身的独特优势;三是在发挥自身独特优势方面,着力研究如何扩大红色旅游的文化影响力,满足各个层次游客的需求和社会教育意义的需要,深度挖掘红色旅游的人文内涵;四是在红色旅游的开发策略上,要重点思考如何走集约化经营路子的问题,融旅游餐饮、旅游商品、旅游观光及休闲于一体,特别谋划“红色旅游”与“绿色旅游”、“古色旅游”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路子。

通过上述有效举措,通过旅游业的发展带动相关经济产业部门的发展,进而促进昆明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

(三)在造就城市文明当中的示范功能

昆明市正在全力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涉及的指标几十上百项,这当中,一个城市的精神面貌如何,是最直观而又最基础的指标。换言之,城市文明程度,首先反映在城市精神上。

在如何处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现代新昆明建设的关系问题上,“昆明精神”的塑造和确立发挥了独特的示范功能。从2004年7月开始,经过一年多的广泛讨论,充分论证,到2005年7月31日,在昆明市委八届六次全会上,昆明市正式把“昆明精神”的表述语确定为“春融万物,和谐发展;敢为人先,追求卓越”。

这十六字的“昆明精神”集中而凝炼地体现了昆明城市文化的核心要素,既是昆明市城市人文地理的特征,具有昆明历史文化的内涵,又是当代昆明人应当追求和体现的精神。

就党史资源在城市文明创建中的示范功能而言,与昆明精神的方方面面都有着或直接或间接、或表面或内在的联系。没有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英勇献身,哪来真正的春意融融;没有共产党人的艰苦创业、励精图治,哪来真正的和谐发展;没有党的历史上的追求卓越的无数个第一,哪来今天昆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建设的辉煌成就!

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在我们的精神内核,在我们的文明基因里,永远不应忘记以下这些铿锵的誓言:王德三烈士“自己靠自己,大家靠大家,齐心合力挣天下”;张经辰烈士“……我既是一个共产党员,就有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哪怕狂风暴雨、骇浪惊涛,哪怕威胁利诱、甜言蜜语,我这铮铮铁骨不会有所动摇,你们要杀就杀,何必多问……”;杜涛烈士“国已不国家何家,萍踪浪迹走天涯,一片丹心为革命,誓将头领报中华”等等。

上述烈士的感言、悲壮和铁骨,无疑能给我们以强大的精神感召力,这也将是新时期弘扬“昆明精神”、提升城市文明的最好箴言!

主要参考书目:

1.《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下册)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年9月第一版

2.《中共云南地方史》(第一卷)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1年6月第一版

3.《中国共产党昆明历史简编》中共昆明市委党史研究室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4年1月第一版

4.《长征行》 石仲泉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年1月第一版

5.《党史工作文献汇编》(内部资料) 玄文祥 赵熙芳编 2000年9月印

6.《彰显昆明形象 塑造浪漫昆明——昆明城市形象定位研究》

作者 周忻 (《昆明社会科学》2007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