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革命老人张永和
[作者:发布时间:2012-07-02 00:00来源:]

怀念革命老人张永和

王元辅

2012年就是革命老人张永和(张致中)110周年诞辰,老人也已经离开我们足足有20年了。岁月蹉跎,日月如梭,张永和这个名字,随着时间的流逝,对现在的许多人来说,却已经非常的陌生,可能没有多少知道他是谁了。

可是,翻开党的革命斗争画卷,就可以知道,几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重要历史篇章里,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青年时代,张永和在北京亲历了五四运动,后来是为云南建党打下思想和组织基础的云南旅外革命组织新滇社上海分部的负责人。大革命时期,张永和于1924年在南洋大学(现上海交通大学)加入共青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交大最早的中共党员,第一任中共交大党支部书记。1925年,当选上海学联执行委员会主任,参与组织发动“五卅运动”。同年回云南创建了云南共青团组织,为中国共产党组织在云南的创建奠定了基础。回上海后,先后担任中共上海法南区、沪东区、沪西区、沪中区部委书记。1927年张永和在周恩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1927年9月任江苏省委宣传部秘书。1928年初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秘书长。1929年初,周恩来代表中央派张永和回故乡云南省委工作,曾任中共云南临时省委书记、常委,云南迤南地区特委书记等职。在此期间,还到张冲任师长的滇军101师任秘书,秘密开展滇军的工作。1930年因叛徒出卖,云南地下省委遭破坏,省委书记王德三等人先后被逮捕,5月初张永和在云南昆明亦被国民党政府逮捕,经张冲合力营救出狱。1937年,经党组织同意到张冲任师长的滇军184师任政治部主任,1938年开赴山东、湖北抗日前线。其间,张冲利用张永和与共产党的关系,秘密派他去武汉通过黄洛峰与八路军办事处联系,安排张冲与叶剑英、罗炳辉见面,并要求派进步青年到184师工作。后来经周恩来、董必武同意后派了一些党员到184师工作,建立了184师地下党支部。1939年张冲因滇军内敌特向蒋介石密报他私通共党而被解职,地下党支部成员被迫疏散,张永和也无法继续留184师工作而回云南。1940年后经张冲举荐,先后担任泸西县教育科长、省立泸西师范学校校长。1948年,在泸西参加中共领导的云南游击队武装斗争,任泸西县临时人民政府县长和弥泸地区专员公署副专员。

从以上这个简单的介绍可以看出,张永和参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全过程,而且在云南共青团组织的建立和党组织的创建,大革命运动中上海的学生运动、工人运动中,抗日战争时期对滇军的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云南人民武装斗争中,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真的是一位值得后人,特别是共产党们缅怀和纪念的人。

我第一次见到张永和这位革命老人是1983年2月。那时,我刚从中央民族学院毕业,到中共云南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工作不久。那时,我对党史工作其实没多少认识,大学我学的是民族史,四年里也还颇下了点功夫,并有几篇稍有影响的文章发表,洋洋得意中竟下决心一辈子献身民族史研究事业了。可事不由人,我被专程到北京把我要回云南从事民族史、民族学工作的单位以白族干部过多为由凉在空档上,让我在昆明街头流浪了近一个月。眼看自己立下的大志即成泡影,革命老前辈朱家璧从他的老战友张子斋那里得知消息后,立马就把我要到刚成立的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于是开始了我的党史工作历程。

仔细想来,从大学门出来到党史门工作,纹丝不动,伏案26年,其中甘苦,心迹难述。要说实话,感恩于老领导朱家璧等而坚守清贫的党史工作岗位,应该是一半的原由。但这个原因也不是我一辈子就做党史工作的精神支撑,与我同期进入单位的大学生先后都走了,到最后就只剩下我一人。当然,我也有过几次机会可以离开,甚至于还是北京中央机关和省里条件都很不错的单位。但我终于都没有去,原因是我真的爱上了这份工作。

我之所以爱上这份工作,与张永和老人的交往大有关系。

1983年2月,全省召开第一次党史资料征集工作会议期间,领导安排我陪前来指导会议的中共中央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谢筱迺去看望张永和老人。记得那是一个天已经黑了的夜晚,在翠湖北路附近一个古老的昆明小院里,暗淡的灯光下,我们依次扶着栏杆,爬上一道非常狭窄的木楼梯,在一间非常拥挤的小屋里,见到了张永和老人,一身褪了色的中山装,挺直的腰,写满苍海桑田文字却依然红润的脸。在助听器的帮助下,张永和用一口非常浓的云南口音和谢筱迺交谈。谢筱迺对他说:我来昆明前,陆定一同志嘱咐我一定要代表他来看望您老人家,让我代表他向你问好,希望你保重身体,祝你健康长寿。听谢筱迺这么一说,我顿时一惊,陆定一的名字,我是已如雷贯耳,文革时批判“彭、罗、陆、杨”,就知道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可眼前的这位老人,这位在昆明街头随处都见到的普通老人,和陆定一到底有什么关系,竟要让一位高级干部专程拜访他呢?当时我并不清楚。只记得离开张永和家返回宾馆的途中,谢筱迺说,张永和是对革命有重要贡献的老同志,现在还居住在这样简陋的房子里,不应该呀,我要向省委领导反映。后来,据张老告诉我,上级很关心他,给他的女儿在青云路分了一套新房子。

后来,领导安排我多次采访张老,录音,记录,整理他的回忆资料。我才知道,我面前这位慈眉善目的老人,当年是陆定一同志的入团、入学介绍人,担任过“五卅”运动时的全国学联、上海学联主任委员,那时曾与大名鼎鼎的中共领袖陈独秀在南京路频频碰头,汇报商议运动中的一些大事。可是,在我与他的交谈中,他很少谈到自己,即便讲到,也往往轻描淡写,一语带过。记得有一次我问他在上海领导学生运动的情况时,他回答说,其实,那时我们都是热血青年,就凭着爱国的一腔热血投入运动的,不是你们想像的那样崇高和伟大。

后来我还知道,解放以后,由于对长期远离党中央云南地下党在边疆民族地区艰苦复杂的斗争缺乏了解,更由于党内左的思想影响,党在云南艰苦卓绝的斗争历史被歪曲,被否定,被颠倒。张老曾经被捕,后经张冲营救出狱的经历,解放初就当作叛徒开除党籍,以后竟降职为云南省工业学校的职员。

有一个事实就可以证实,说张老被捕后叛变,真的天大的冤枉。现存南京中央档案馆的国民党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为侦破中共云南省委机关请求国民党中央奖励的呈文,非常详细地记录了当时云南党组织遭受破坏的经过。1930年4月底,承印国民党云南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机关报《民国日报》的开智印刷公司,因报纸出版每期受到追查。开智印刷公司工人、共青团云南省委交通员彭祖祜经不住白色恐怖的威吓,到国民党云南省党务委员会自首叛变,供出了中共云南省委候补委员陈家铣和共青团云南省委委员兼交通员朱晓光,为敌人破坏中共云南省委提供了突破口。30日,陈家铣被捕。在敌人5000元雇金的“软手段收买”下,陈家铣供出了中共云南省委机关在昆明的几个地址。5月3日,由国民党云南特务头子裴存藩亲自率领特务调查队,抄搜了位于芭蕉巷、梅园巷、小东门城脚的省委宣传机关、印刷机构、昆明县委、团省委常委开会接头点,在机关工作的刘宗汉、伏瑞珍、陈友贵等先后被捕。5月4日,因叛徒陈家铣知道从中央派回云南任省委组织部长的刘平楷(化名闻铃)曾住在张永和家,特务到染布巷18号张永和家缉捕闻铃,但刘平楷早已不住在这里,由于特务分不清谁是闻铃,遂将在家的张永和抓走。刘平楷得知敌人到处搜捕共产党人的消息后,首先想到的是小东门省委机关一驻地同志的安全及存放的大量机密文件和印刷材料,便不顾自身安危,跑去通知他们转移。不料这里党的机关已被敌人破坏,他刚敲门,就被潜伏的特务抓捕。但刘平楷自称叫“朱铨”,是朱晓东家的人,来收房租的。刘平楷被捕后,一直坚称自己是“朱铨”,加之刘平楷回到云南省委工作的时间不长,认识他的不多,敌人无法确认他的真实身份。而同时被关押在市政府拘留的张永和,与刘平楷是亲密的战友,1927年刘平楷就是接替张永和任中共上海沪东区委书记的。1928年他们两人与余泽鸿一起又奉中央指示到湖北恢复重建并组成以刘平楷为书记的湖北临时省委,后来两人又先后被派回云南省委工作,他们两是再熟悉不过的战友了,可敌人始终不能确认刘平楷的身份。敌的邀功呈文说:朱铨被捕后,“经数次审讯,均未实供,后由张春旭供出,即前欲缉捕之刘平楷。”几十年以后,张永和老人回忆起和刘平楷一起在狱中的生活时说:“我和他关押在同一牢房里,因此得知他是怎样被捕的详情。在监狱里,家人给我送来生活用品,而刘平楷在昆明没有什么亲属,身陷魔掌,其情况十分凄惨。他没有铺盖,我们就同榻共寝,我爱人送来的饭菜,我们平分着吃,作为患难与共的战友,那是我们一起度过的最后日子。”

另外,在“左“的思想在党内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人们很难理解云南党组织非常成功的统一战线工作,甚至无法理解一些党的朋友与党组织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正义之举。比如张永和被捕后经张冲营救出狱,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实际上,张永和与张冲不仅是同乡,是少时的同学和朋友,而且在1929年6月,应张冲的邀请,经省临委书记王德三同意,张永和到张冲部队做争取张冲的工作,自此张冲了解和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张永和又应张冲之邀,到他任师长的滇军184师政治部工作。这一切,为张冲后来投奔延安参与革命打下了基础。他们两人,可以说是莫逆之交的朋友,又是志同道合的同志,向来以有正义感著称的张冲在张永和危难之际,尽其所能营救张永和,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了。

而这再合理不过的事,在那个年代,却被无情地认为是不合理了。而因为这件事,张老却经历了几十年的冤屈。他曾告诉我,在工校,他曾当过食堂的售票员,给学生卖饭票。我问他:那时您怎么想?他回答说,相信党,相信一切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在我的记忆里,这是我无数次和他交谈,以及他参加党史工作座谈会中,唯一一次谈到他受委屈的经历。从不居功自傲,从不讲过五关斩六将,从不争功诿过,从不怨天尤人,这就是坚守信念、百折不挠的张老。

我真被这位老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坦荡胸怀彻底折服。当然,与张老经历相似、思想情怀相同的老共产党员,还有很多。是他们高尚的思想品德、品格情操深深地教育了我。由此我铁了心,这一辈子就做党史工作,尽我的所能,还原云南党组织的光荣历史。

但是,现在想来,我有许多的遗憾。我曾在一篇《党史工作者的遗憾》文章中写了这许多的遗憾中的一个遗憾。我们“与张老10多年的工作交往,给我留下了太多的遗憾。我竟没有向他了解‘新滇社’、‘青年社’的细节,没有详细征集‘五卅’运动情况,1925年他回云南宣传‘五卅’运动时发展第一批共青团员的情况也非常粗略。更遗憾的是,他以后回云南参加省委工作,当时的复杂情况实际上只剩下他一个人知晓,我竟没有认真向他作了解。现在编写《中共云南地方党史》(第一卷),写到云南早期党组织的这段历史,许多情节、特别是省委领导层的思想、活动甚至情感就显得膜糊不清了。而今想来,在当时,只要我再用点心,不怕麻烦,随时都可以敲开青云街张老寓所的房门,待他戴上助听器,即可与他大声地交谈,放开地开玩笑,向这位绝不会烦我的老人反复地请教。而今,老人已经作古,我和他合影上,虽然还是那副写满智慧、写满坎坷、写满秘密的面庞,但他再也不启唇言语了。”

我在翠湖边一餐馆参加张老90岁大寿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我无比崇敬的张老却已永远离开了我们。但是张老的革命事迹是不朽的,随着党的革命事业的健康发展,他的英名已经被用大体字号载入了党的光辉史册,张老在天之灵也可心安息了!

(作者系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