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解放前后的《正义报》
[作者:发布时间:2012-07-02 00:00来源:]

云南解放前后的《正义报》

李大水

《正义报》从1943年秋创刊至1953年秋停刊,先后十年却跨越了新旧两个时代。一张旧社会出版发行的报纸,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出版了四年,这在云南属于罕见。

《正义报》这段历史的出现,主客观因素都非常复杂,也耐人寻味。《正义报》解放后能够继续出版,其客观方面的重要一条是:卢汉宣布云南和平解放后,被国民党反动当局于“九·九整肃”中查封的《正义报》,首先复刊出版形成了既成事实。而在大军进驻昆明、昆明军管会成立以及省委、省人民政府正式宣布公开运作时,《正义报》已复刊出版了三个月。《正义报》能在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存在,还可以找出一些别的原因,但我认为上述一条可能是最重要的。

下面从《正义报》本身、即主观方面来谈一谈它自身的变化,它怎样逐步地靠拢人民、接近革命。根据我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我认为它从创刊到终刊经历了一些重要的变化。当然这里所谓的重要变化,不是指它在出版过程中的某一天换了另一副截然不同的面孔,而是指它在宣传的方向上的逐渐变化。

《正义报》出版十年,社会上毁誉参半。我想这正是与它本身的变化分不开的。《正义报》于1943年创刊。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后期,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国共两党实行联合抗日。在这种前提下,当时《正义报》的编辑方针和舆论导向,从政治上来讲,它没有像当时的《云南白报》和《扫荡报》进步,但也不像昆明《中央日报》和《民国日报》那样反动和顽固。回顾《正义报》在抗日战争结束前两年的状况,似乎应属于“中间偏右”状态,也即当时新闻界的行话所说的,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小骂大帮忙”。

但是,《正义报》抓住了一个时机。抗日战争期间,国土大部沦丧,蒋介石的后撤,使昆明出现了暂时的市场“繁荣”景象。《正义报》扩大篇幅,及时地报道市场的变化起伏,日益受到工商界和消费者的欢迎。这便形成了《正义报》的一项特色。其次,由于西南联大在云南组建,大批文艺界知名人士相继到昆,《正义报》杨东明主编的文艺副刊《大千》,质量迅速提高。其中的“每日谈”专栏,政治、经济、文化无所不谈,贴近现实,贴近生活,切中时弊,很受读者欢迎。《正义报》的文艺副刊,可以算是它的另一特色。然而,《正义报》的上述两项特色,还不能说明它在政治上有了重要变化。《正义报》的重要变化,开始于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战胜利,饱受战争苦难的全国老百姓,企盼和平,渴望民主,希望国家民族走上振兴之路。但蒋介石国民党却倒行逆施,积极准备内战,大搞独裁专制。这就激怒了全国人民。而当时独揽云南军政大权的龙云,受地下党和一些知名教授的直接、间接影响,对大局与蒋介石的反动主张相左,形成“中央”与“地方的尖锐矛盾。而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向全国提出了组织联合政府和平建国的伟大号召,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

大局如此,《正义报》在舆论导向上走上了靠拢人民的道路。解放前夕,《正义报》每天都有一篇社论。社论反映一张报纸的走向,是报纸的灵魂。《正义报》的社论委员,有革命人士教授专家,如杨青田、徐茂先(徐绳祖)、方国瑜等。社论委员们排定时间表,按时撰写社论在《正义报》发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报纸社论不可能在政治上直接反对蒋介石,但不附和他的主张,而是委婉曲折地唱着另一个调子。关心老百姓,关心地方建设,或是扩大蒋与龙云间的矛盾。在特定环境中撰写文章煞费苦心,但表达出的观点,读者还是明白的。

事隔半个世纪,面忆细节困难,同时为了节约篇幅,我只能粗线条地将《正义报》当时所处的主客观状况作一个轮廓概述。然而下面几件事我却记忆犹新。

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在昆明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学生运动。人民群众都站在学生运动一边。以“联大”为核心的各大中学校,集会反蒋,串联演出,教授发表国是演讲,各种活动相当激烈。有一个晚上,教授、学生、群众在联大一草坪上集会,声讨反动当局。反动军警竟然鸣枪威胁,企图制止集会。次日,中央社发了一则新闻报道,诬称“昨晚西郊发生匪警……”,昆明《中央日报》以此为标题刊出了这一“新闻”。这就更加激怒了学生。于是一首”中央社是造谣社,中央报是造谣报……”的歌曲诞生了。今天,60岁以上当时在昆明的人,大约都还能哼出它来。这时的《正义报》对学生运动采取了同情和支持的态度。在上述事件中,刊登了曹世文采写的真实报道。由于与《中央日报》唱了反调。当时的昆明警备司令部曾派人到《正义报》追查;曹世文还为此躲了几天。

在全国民主运动高潮的情势下,蒋介石被迫在重庆召开了“政协会议”(旧政协)。《正义报》派张龙江去采访。对旧政协,昆明各报都采用中央社播发的专稿,唯独《正义报》刊登了自己采访的新闻与通讯。比较客观地报道了旧政协,特别是中共及一些民主党派的主张和意见。

在大势所趋之下,《正义报》逐步跟上了形势,之所以能够如此,与编辑部不断增加一些新人密不可分。他们当中有地下党员、党的外围组织人员、进步知识分子等。这些人逐渐形成了编辑部的中坚力量。到解放前夕,这批人基本上已掌握了采编大权。

1947年以后,国内战局急转直下,解放军转为战略进攻。蒋介石政权内讧不断,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败局巳定。

《正义报》的政治倾向更加鲜明了。对于时局的宣传报道,稿源扩大,是最利于体现编辑倾向的重要手段。它除了不得不采用中央社的通稿外,还有来自驻美记者武希辕、驻英记者陆光魁、驻沪记者徐世铭、驻穗港记者曹世文等的报道。另外,我每天抄编的新德里电台、美国之音、B.B.C电台直至解放前夕的解放区电台的稿件也逐步增多。还有,香港《华侨日报》、《星岛日报》以及当时苏联驻华大使馆的某刊物、国内进步刊物《世界知识》、《观察》等,都成了《正义报》的稿源,通过转载或是改写,变成一条条比较客观公正地报道时局发展的消息和通讯披露在报上,使读者真切地了解到大局的基本态势。

当时使采访编辑者大伤脑筋的是一个“匪”字。对于解放军和“边纵”的报道,我们不能也无法回避。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下,称之为“共军”为当局者讳,称之为“匪军”又实为违心。所以,检视解放前两年的《正义报》,有时出现“匪军”,有时又出现“共军”字样。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编撰稿件的心态。例如“边纵”在1949年初(或是1948年底)攻克了石屏县城。为了让读者知道这件大事,正义报编辑部不得不在报道中使用了“匪”字。出发点是不隐瞒大局,相信读者会正面理解。

不知出于何因,解放前两三年,国民党反动派一向严厉的新闻检查突然松驰下来,也许是变换手法由明查改为暗访吧。《正义报》的编辑记者们得以无所顾忌地高兴怎样写就怎样写,高兴怎样编就怎样编。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1949年7月1日毛主席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我就把它抄发在第二天的《正义报》上了。昆明的一些报纸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件事在社会上震动之大、反响之强烈是可以想象的。但是我从解放至今却对此事深感负疚。当时我20刚出头,可算“初生之犊”吧,一则血气方刚;再则完全不懂对于领袖的经典大作不可随意删动;第三,当时是收听解放区电台的口语速度广播,是凭我自编的速记法记录下来的,空中干扰又特大,所以发表出来的当然是错漏百出。回想此事不禁叫我出一身冷汗。好在是此事的后果还好,让世人在当时知道有这么一回大事。去年全国放映电视连续剧《解放云南》,卢汉第一次出现在镜头上的第一句话就说:“正义报竟然刊登出毛泽东的文章。”(大意)。可见此事反映之广远。

接着《正义报》突然来了一位叫段济的时事编辑。此人对新闻业务完全是个外行,文化水平也相当低劣。他的到来,当然引起大家的警惕。他来干什么,大家都心里明白。可惜他来迟了。他已经无力回天,无法改变《正义报》的大方向了。而且很快也就迎来了云南和平解放。(段济本人是国民党省党部常委,1951年初第一批就被镇压了。)

1949年的“九·九整肃”,宣布解散省参议会及查封《正义报》、《观察报》等,逮捕了包括大中学校等各界人士共300多人。《正义报》被捕入狱的人最多,共72人(杨青田是以省参议会议长的身份被捕,他当时也是《正义报》社论委员,未计入其内)。我们在狱中经历了沈醉、徐鹏飞等特务头子的审讯,但大家表现相当平静和沉着。因为当时已经临近解放,生还的希望很大。我当时的估计是卢汉在唱“捉放曹”,不过把我们这批人当政治皮球来踢。尽管沈醉他们把我们判了死刑,卢汉在当时的大局下,只有起义一条路可走,最终还是要“放”我们的(事后方知,沈醉、徐鹏飞他们已拟定计划,准备像重庆渣滓洞那样把我们干掉。可惜他们还未得及下手,卢汉就宣布起义了)。

1949年12月9日,卢汉宣布云南和平解放。昆明大街小巷立刻便到处挂起五星红旗。《正义报》被捕入狱的人刚出狱几天就欢欣鼓舞地出版了复刊后的第一张“号外”,接着便正式复刊。原先的社长兼发行人阮以仁等少数人自动离去。报纸的出版发行由几个地下党员主持。由于当时地下党未公开,原先的几个非党编辑记者,仍然起着骨干作用。

新中国成立了。如何办一张人民的报纸,包括几位地下党员,大家都全无经验,表现在版面上就是似旧似新。好在当时昆明人民群众热气腾腾地准备迎接大军,接着便是国民党第八军和二十六军反攻昆明,《正义报》当时就抓住这两件大事作宣传报道。其他一切只有等待大军进驻、省的党政机关正式成立后再说了。

可是大军未来。卢汉宣布起义到大军进人昆明间隔只两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却在这里等不及了。大家都希望及早开始一个新的历程,让《正义报》真正变成一张人民的报纸。

其实,解放大军正式入城前,大约在1950年1月,“边纵”一支队在朱家璧和杨守笃的率领下,也来过一次“入城”。报社还派我和另一个记者去到黄土坡迎接采访。当晚,我们还去朱家璧的住地(华山西路原师管区内)与他交谈了一番,并在报上发表了报道。

怎样办一张共产党领导下的报纸?编辑部的人都没有谱,一直悬在心头。下面几件事,给了我一些启发和震动。

大军于1950年2月正式入城,在菊花村搭了台子举行欢迎仪式,卢汉亲自去迎接。昆明人山人海夹道欢迎。当天,《正义报》的编辑由徐世铭开着一辆吉普车,去了六七个人采访。到菊花村后,卢汉穿着一套灰蓝军装先到,接着就是大军先遣联络官,四兵团交际处长窦力新来与卢汉晤谈。到两点左右,张冲和潘朔端到了。据他们说,大军大约还要过一个钟头才能到达。我们《正义报》的几个人便邀请他俩到菊花村一个小茶馆内喝茶。张冲一辈子不离身的烟筒咕咕地响了起来。几经风云变幻,重新回到家乡,他俩非常兴奋。我们与他俩谈了些云南184师在东北海城起义等方面的情况,气氛相当随和。直到下午三时左右,陈赓、宋任穷、周保中等率领的大军终于到达了。欢迎仪式上,卢汉和陈赓先后讲了话。接着便是举行热烈隆重的入城式。我们《正义报》的几个人各有分工,我是负责请领导人签名。在时间非常紧迫机遇非常难得的情况下,我终于拿到了陈赓、宋任穷、周保中、郭天民、驻田等等首长的签名。当晚,大家都满心欢喜地忙于写稿,几位领导的签名表也赶着制成了锌板。一切,我们都用老一套的办法来处理。为了争取党的领导,当晚就将准备第二天见报的一套稿件打成小样送给领导部门(记不清是哪个部门)去审阅。哪知大出所料,我们送去的稿件大部被否定了。并说签名锌版也不必刊出。此事给了我一个思索:党领导下的报纸毕竟与旧报纸大不相同。

《正义报》当时走了一条正确的途径:从大军入城的第一天起,每天都送稿去审阅,争取党的领导。接着又发生了几件令人深思的事。丁修六在一篇报告中写了“人民领袖宋任穷”的提法。结果被批评说“人民领袖”一词不要滥用。龙云在1950年底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回到昆明,住在今震庄宾馆。章国昌与彭北原(或曹世文)晚间去采访他。带回来他的一篇书面谈话。回到编辑部后,章国昌(党员)大笔一挥,将龙云的书面谈话,删的删,改的改,大约砍削了三分之二。当时《云南日报》也拿到了这份书面谈话。夜间我们打电话到《云南日报》联系。《云南日报》回电话说已请示中央,正等待中央指示。一直等到深夜,传来消息:中央指示“一字不改,原文发表”。这一下,我们只有赶紧撤回已发到印刷厂排好字的稿件,重新将原文复原发表。此事,我们都陪着章国昌出了一身汗。党的报纸严肃啊!来不得半点马虎。1950年底(或是1951年初)云南省举行全省各族各界代表会议(当时人民代表大会尚未成立)。《云南日报》和《正义报》都有报道任务。会前几天,报社接到通知,主管省政府工作的周保中同志要约见两报的采访人员。《正义报》派我和另一位同志去。我们如期上了五华山。周保中在接见我们时,询问了采访计划,并对我们作了一些指示。通过以上几件事,以及类似的一些事,我深深感到党的报纸的严肃性和慎重认真性,我们从前的那种无法无天,随意性该抛弃了。

《正义报》争取到了党的领导。其后中共昆明市委便成了《正义报》的直接领导机关。黎韦同志每天都审阅送去的小样。宋任穷同志还亲自到《正义报》来找我们谈话。

然而,问题来了。随着大批党团员积极分子的先后调入,编辑部出现了新老同志之间的团结问题。老的这一批人私下认为这张报纸是自己几乎送了性命才保留下来的,突然要受命于人,于心不甘。被严重的宗派主义情绪所支配,与新来的同志在思想情绪上完全对立。双方除在工作上接触以外,几乎到了互不打招呼的地步。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旧的几个在一堆有说有笑,只要一出现一位新来的同志,气氛就突然严肃起来,变成一言不发。总之,那时发生了许多不愉快的事。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可笑。这段新旧人员磨合的过程,是痛苦的。当然,今天大家都已经变成好朋友了。

《正义报》于1953年7月31日终刊。我作为时事编辑,编发了最后一则新闻,告别了《正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