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代远:用心血写好“服务”二字(二)
[作者:发布时间:2012-08-02 00:00来源:]

● 高干子弟对淡泊而朴素的父辈光环鲜知

1950年9月,未曾谋面的长子滕久翔听说生父滕代远在北京当上了铁道部部长,就千里迢迢来到北京探望。几经周折,滕久翔终于见到日夜思念的父亲。滕久翔是滕代远离开家乡考入常德二师的前一年出生的。参加革命后,滕代远一直没有机会回老家看望亲人,如今见到阔别20余年、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心里自然是分外高兴,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挤出时间陪伴大儿子游览了北海、故宫、颐和园等名胜古迹。

生活困难的滕久翔从老家来到北京探亲,以期父亲在北京安排工作或要点钱,以改变家里面临的困境。一天,滕久翔向父亲央求说:“爸,你现在是铁道部的部长,给我在北京找个工作吧?这样,咱父子俩也好经常见面。”

滕代远不仅严词拒绝了,而且动员他回家,说:“按父子情分,我应该在北京为你找个事做。但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只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绝没有以职权谋私利的权力,部长更不能例外。再说,你在老家上有祖母,下又有爱人和孩子,你不能把这副担子交给当地政府和人民啊!你应该回去。”起初,遭到父亲婉言拒绝的滕久翔心里很不是滋味,可是,转念一想,觉得父亲的一番话还是有深刻道理的。最后,他接受了父亲的意见,心满意足地准备回家去。

临行前,滕代远还反复叮嘱滕久翔:“要安心在家乡搞建设,做好阳春,多打粮食,为国家抗美援朝出把力。家里有什么苦难要自己想办法克服,不要打我的牌子向政府要救济或提其他要求,给国家添麻烦。”滕久翔不住地点头允诺。随后,滕代远将自己在革命战争年代用过的旧衣裤及一些家什赠送给滕久翔,希望儿子“像战士一样去克服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滕久翔记住了父亲的教导,不住地点头允诺,铭记在心。

1960年9月12日,滕代远的母亲因年老多病去世。那天,长子滕久翔给父亲发了加急电报,要他奔丧。滕代远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十分悲痛,很想马上奔丧。但是,考虑到全国上下都在过苦日子,自己作为铁道部长,怕回家劳民伤财,给当地政府增添麻烦,给当地群众增加负担,滕代远最终打消了奔丧的念头,并回电给长子滕久翔,说他工作忙而不能回去,要求丧事从简,并要滕久翔代他守灵尽孝,还寄了100元钱作为丧事费用。母亲去世后,滕代远甚是怀念,几夜没有合眼,并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家中与亲人一起悼念母亲,几天下来消瘦了10多斤。

滕家5兄弟无论是在什么工作岗位,都很少有人知道是滕代远的儿子,这都与滕代远“低调做人”的教育有关。

从与爸爸多年的相处中,孩子们真切地感到爸爸就是一个只讲人民、不讲自己的老实人。孩子从小只知道爸爸当过农民,参加过红军、八路军、解放军,至于做过什么工作一概不知,爸爸也从来没有对他们讲过。据滕飞讲:“在我儿时的印象中,解放军总参谋长是最叱咤风云的将军了,但我从不知道爸爸在战争年代曾继刘伯承、叶剑英之后担任过中央军委参谋长、八路军前总参谋长这样重要的工作。抗日战争时期爸爸在太行山根据地身患重病,毛主席听说后从延安发来电报指示:不惜一切代价抢救滕代远。1971年我帮助爸爸整理回忆资料时,才第一次从他口中得知他曾担任过总参谋长这样的要职,当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滕久明说,父母从来不对孩子们讲自己的光荣历史。小学时代,家里就规定孩子们用“林”姓,滕久明就曾使用过“林小明”这个名字。滕久明说,父母为了让孩子以平民子弟的身份健康成长,从小就培养他们淡泊名利、低调做人的好品德。

滕飞回忆说,我从小学到高中所填写的一切表格中,在“家庭出身”这一栏中,爸爸只允许我填“职员”二字。“我上小学时爸爸不送我去‘八一’、‘十一’这些子弟学校,而是送我去史家胡同小学这类平民学校。从7岁开始,我每天往返三四公里步行上学。我还清楚地记得,读小学时,在爸爸的授意下,家里的公务员叔叔打扫卫生,只要逢我课余,都会分配给我一部分包干任务,完成任务后才有资格去玩。”

“父亲对孩子要求很严格,工作时不容打扰。他的文件都锁得好好的,不让家人看。在家里,他从来不说公事、政务。”滕久昕回忆说。滕代远平时难得有时间带孩子出去玩,他在紧张工作之余的放松休息,只不过是玩玩扑克牌和散散步而已。周日偶尔到野外或公园散步,滕代远才会带上孩子们,那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候。

1949年初,全家进北平。一直至滕代远去世,20多年滕家一直住在北京东城区煤渣胡同27号那套年久失修的旧房子。滕久明说,有一年朱德总司令来访,想给父亲换个好一点的房子,父亲没有同意,后来铁道部办公厅想给翻修改造或换套新房子,同样被父亲拒绝了。

“父亲在家里吃饭很简单,一般每餐两个菜,有一盘炒辣子、炒青菜和粗细粮搭配的米饭就挺满意了。家里来了客人和亲友才加菜。1960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由于粮、油、肉、蛋紧缺,营养不良,我们几个孩子都患上了浮肿病。”滕久明记得,当年为了弥补粮食的不足,南瓜是饭桌上常见的当家饭菜。“星期日母亲带着我们到野外或天坛公园挖野菜,摘榆树、柳树叶,养殖小球藻(一种人工养殖富含蛋白质的藻类)包包子吃。从那个时候起,在父母的指点下,我们开始认识了几种野菜,知道它们也可以食用。父亲生活虽有补助,但也主动节衣缩食。一生始终保持战争年代艰苦奋斗、与人民同甘共苦的品格。”

“我们家全是男孩子,所以哥哥的旧衣服就像接力棒一样传给弟弟们穿。”滕飞说,父亲自己就是这样,一件衬衣补了又补,睡衣的样式也很老气,只有在出席重大庆典、国宴或出国访问时,才换上整齐的中山装。滕久明也说,父亲对自己要求甚严,生活上非常俭朴,除了出国访问置装外,他就没有再添置新衣服。在家里,从来都是穿着旧外衣和打着补丁的内衣。“不许家人公车私用,是父亲给全家人规定的纪律。有时候因私事必须用车时,父亲就必定自己付钱。他还经常检查司机登记自己因私用车付款的情况。”滕家孩子上学、外出一律步行、坐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

1973年8月,长子滕久翔到北京看望病情日趋严重的父亲,见父亲每餐还要吃一个窝窝头,心疼地劝道:“爸,这东西是粗杂粮做的,吃了不容易消化,等您病好后再吃不迟。”滕代远却执意地说,“我从1960年开始,已经吃了10多年了。”老人还语重心长地告诉滕久翔:“今天共产党的官,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勤务员,要关心群众,体贴群众,不能只顾自己,要时时不忘旧社会的苦,才知今天新社会的甜。今天的幸福是来之不易的,你应该好好工作,为党和人民多做贡献。”

● 动荡岁月的非常心境

1958年初,国民经济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开始走上以“超英赶美”为目标,以钢为纲,以大搞群众运动为方法的“大跃进”轨道。这年3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成都召开。会议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安排若干担任国务院部长职务的中央委员发言,滕代远电请在北京的武竞天来成都,共商发言稿。他们根据国民经济发展计划以及铁路的需要和可能,撰写了关于铁路发展十五年规划的发言稿。毛泽东看了未获通过。几经修改送审,毛泽东仍不满意。这时,滕代远感到压力很大,坐立不安。后来,虽安排在会上发了言,但毛泽东仍认为应当“作些补充,才有充分说服力”,要滕代远回京“再行改写,不惜反复修改”。

回到北京后,滕代远同吕正操等铁道部党组同志一起遵照主席的指示,集中研究了全国工农业大跃进的形势,检查了对总路线的认识,批判了教条主义,研究了建设的方针,制定了今后15年内修建12万公里铁路的规划安排和措施,才得到毛泽东的好评。滕代远讲:“当年,研究第二个‘五年计划’,反冒进,周总理、陈云开会,要求压指标,而毛泽东反反‘冒进’。于是,父亲夹在中间,很为难——毛泽东对父亲多次说,你保守了,指标要修改。为此,父亲的精神压力很大,这是他高血压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

滕久明、滕久昕记得,成都会议后,父亲连日疲劳,血压居高不下,每天晚上只能入睡三四个小时。经北京医院检查,确诊为高血压病二期,劝他晚上不要工作。虽然经过较长时间的治疗和休养,健康情况并没有好转。“最后上不了全天班,最多只能上半天班,他就写信给周总理打报告,要求把自己的位子让出来,说铁道部长是个需要花费很大精力才能把工作做好的重要职务,看来自己的体力已无法担任这个职务,并说自己这么长期病休待着,对国家对铁路工作是有影响。后来,中央才同意他辞职。”

1964年底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第四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决定滕代远不再担任铁道部长职务,改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面对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滕代远曾感到茫然。滕代远的孩子说,那段时间,父亲经常闭门不出,很少与人来往。在家里,他沉默寡言,独自沉思,往往彻夜难眠。他在思考,思考“文革”的性质和目的;他在忧虑,忧虑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孩子们常常看到父亲表现出极度的焦灼和不安。

让滕代远没有想到的是,一些横冲直撞的红卫兵到处查抄他们需要的“黑材料”,竟然想在他的身上做点文章。一个漆黑的深夜,北京铁道学院30多个学生驾着卡车,携带4个长梯,闯到了滕家门口,气势汹汹地砸门,并翻墙而入,翻捣各种文件书籍,对滕代远说:“彭德怀的案子要重新审查,你与彭德怀过去一起工作过,要查查你这里有没有黑材料。”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就有人要把滕代远往彭德怀死党上划,质问“滕代远一直和彭在一起,为什么不出来揭发彭?”滕代远在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的会议上经常保持沉默,很少发言。回到家里,秘书问他,“彭总到底有什么问题?”滕代远迟迟不答,最后长叹一声说,“彭老总就是脾气大些,容易得罪人。”除此之外,他一句话也不愿多说,至死也没有违心地说过彭总不实的话。

在孩子眼里,父亲在曲折多舛的人生经历中,无论革命处于逆境还是顺境、低潮还是高潮,他本人受到重用、还是遭到排挤,工作取得成绩还是有了失误,他都始终光明磊落、襟怀坦荡,信念坚定,坚持真理,追求共产主义,服务中国人民,就是面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他也敢于坚持原则,刚正不阿,敢于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显示了共产党人的铁骨正气。

1973年8月,滕代远抱病出席党的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大会秘书处送来一套彩色新闻照片,滕代远挑选半天,要小儿子滕久昕帮他装入镜框挂起来。滕久昕拿出一张毛泽东、周恩来、王洪文3人在主席台上的照片问:“这张不是挺好的吗?”滕代远连连摆手说:“不行,不行!要挂就挂主席的!”他还愤愤然,轻蔑地说:“王洪文,入党才几天?有什么资格作修改党章报告?”

1974年“五一”国际劳动节,肺炎刚愈的滕代远坚持到中山公园参加游园庆祝活动,由小儿子滕久昕搀扶着。在中山音乐堂的文艺演出会散场时,叶剑英、李先念等许多熟悉的老同志都上来和滕代远握手。王洪文也挤过来握手,滕代远脸色冷漠,象征性地与他碰了一下手,一言不发,匆匆离去。

回到家,滕代远感慨地说:“老同志现在不多了!”滕久昕这时装着对王洪文陌生,问:“最后那个要和您握手的人是谁啊?”滕代远一听,来了无名火:“我不认识他!”这时,滕久昕笑着说:“好像李先念在旁边给您介绍过?”他见儿子没有理解自己的意思,气愤地大声说:“我不认识他!我就是不认识他!”边说边用拐杖使劲地在地板上跺着。

国庆节后,由于严重的肺炎和哮喘,滕代远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那段日子,夫人林一、小儿子滕久昕和工作人员轮流陪床。期间,滕代远经常要滕久昕给自己读报或读文件听。有时候,滕代远让来陪床的滕久昕帮医生、护士干活:“有事我叫你,这里没事你就帮他们干活去,大小伙子别老闲待着。”

这年11月30日下午,病重住院的滕代远在弥留之际与前来看望他的一位老同志兴奋地谈了两个多小时,茶几上的白纸写满了铅笔字,有人名还有地名,滕久昕在一旁听着也入了神。

当晚,林一来到医院。滕代远的情绪仍然很激动,可惜的是,家人却无法听懂他的意思。后来他用颤抖的手握着铅笔,吃力地、断断续续地在一张纸上写。可究竟是什么字,家人也看不懂。林一安慰他不要着急,慢慢写。滕代远好像听懂了意思,不再着急。铅笔下显出的字终于让家人看清楚了一些,原来是“服务”两个字。这是滕代远对自己光辉一生的总结,也是他留给子女的最后遗嘱。

翌日9时15分,滕代远那搏动了整整70年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就在一天前,他的老战友彭德怀在301医院含悲离世……

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悼词中如此评价滕代远:“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这是滕代远毕生革命经历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