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老人”贺敬之:人生之诗因跌宕而动人(一)
[作者:发布时间:2012-08-02 00:00来源:]

“延安老人”贺敬之:人生之诗因跌宕而动人

吴志菲

“贺敬之”这个名字,是与歌曲歌词《翻身道情》、《南泥湾》,歌剧剧本《白毛女》,诗《回延安》、《桂林山水歌》、《三门峡颂歌》、《雷锋之歌》、《西去列车的窗口》等名作紧密相联的一个符号。而熟知中国当代文学的人也必定知道,剧作家、诗人贺敬之的创作虽然说不上浩繁,但他的每一件作品发表出来都有一定分量。

贺敬之的文学创作善于从历史的与思想的高度来提炼文骨,他写诗则坚持“诗学和政治学”统一的标准,以政治为纲,吹响时代的号角。他似乎注定就是为文学创作而生,成为时代的歌者。

而夫人柯岩——诗集《“小迷糊”阿姨》、《周总理,你在哪里》,报告文学集《癌症≠死亡》,长篇小说及同名电视连续剧《寻找回来的世界》等许多著名文学作品的作者,同样是一位优秀的当代文学大家。这对文坛伉俪在相伴半个世纪的岁月中,共同走过崎岖不平的人生路,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也写就了一段温馨飘香的文坛佳话。

(一) 文坛伉俪原本患难知己

1949年底,中宣部组成作家代表团去朝鲜慰问,巴金为团长,年轻的作家贺敬之积极报了名。当时丁玲是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她组织大家学习。在学习期间,丁玲发现贺敬之很瘦弱,气色不好,好像有隐疾在身,担心他到了朝鲜以后出问题,就对他说:“你不要去了,你到农村去吧。”由于丁玲的这一决定,贺敬之得以认识柯岩,并成就一段美好姻缘。

柯岩祖籍广东南海,本名冯恺,1929年生于河南郑州,1948年考入苏州社会教育学院戏剧系,1949年5月苏州解放后正式参加革命工作,同年调到北平,其时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任编剧。柯岩在17岁时就发表了处女作《我的同窗》,她才华横溢,长相不俗,走到哪里都非常招人喜爱。

1950年初,柯岩所在剧院举行剧本座谈会,请贺敬之去谈《白毛女》的创作经验,柯岩是课代表。初次接触,贺敬之对柯岩的印象很好——朴素,不矫揉造作,充满了革命热情。而柯岩一见到贺敬之却感到出乎意料——想不到《白毛女》的作者这么年轻,这么文雅,不仅没有大作家的派头,连小作家的沾沾自喜也没有:说话是那么平易、谦虚,又富有幽默感。

从工作的接触开始,贺敬之与柯岩的交往越来越多。两个人常聚在一起谈文学,谈生活,谈革命,谈创作,他们有太多相似的追求,很快就成了朋友。但是,促使他们感情发生飞跃的契机却是贺敬之的一场大病。1951年初,贺敬之到河北省大名县下乡。到了县里,他感到身体不适,浑身无力,举手抬足都非常困难,后来竟出现吐血。县里大夫诊断为肺结核,贺敬之被火速送回北京,住进当时专治结核病的北京红十字医院。当时肺病虽已不是什么不治之症,但仍有很大的危险性,又是传染性的疾病,为了防止传染,医院里一般不许来探望病人。令贺敬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柯岩来医院探望他。担心柯岩被传染,贺敬之心中很不安。可柯岩却笑着说:“越害怕才越会传染呢。”这句话令病中的贺敬之深受感动。

在病中,贺敬之的阅读量很大,柯岩经常借些认为对他有帮助的书来,有时也带些好吃的来。也许,她的到来比药还有用,贺敬之的病渐渐好了起来。他的肺结核没有传染给柯岩,而柯岩的开朗、洒脱却“传染”给了贺敬之——从柯岩蓬勃的生命力中,贺敬之吸取了再生的巨大力量。爱情,在这两个年轻人的心中悄悄萌芽。渐渐地,见不到柯岩时,贺敬之常常陷入思念的痛苦;柯岩一出现,贺敬之的眼前似乎多了一个太阳,他的话也多了,容光焕发。

为了一部新剧的创作,柯岩要去山西太原下厂8个月体验生活。一去几个月,不能面对面交谈了,两人就借鸿雁传书。病中的贺敬之把病房变成了自修的学校,他写信托柯岩买回一部辞典,因为他的学习很需要辞典的辅助。很快他在病榻上收到了柯岩寄来的书,打开一看,是一部沉甸甸的《辞源》。拿起这部厚重的《辞源》,贺敬之一阵惊喜:知我者,柯岩也——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蕴含爱情的信物。

1953年10月的一天,贺敬之、柯岩结婚了。他们的洞房安置在龙须沟旁一间小小的房子里。当时,贺敬之的病还正在恢复之中,工作单位在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任副主任。婚后第7天,柯岩就告别新婚的丈夫,行色匆匆地奔赴朝鲜前线了。

1960年柯岩在协和医院住院时,贺敬之给她写信道:“小柯小柯,安心养病;服从治疗,增强党性。”其中抄录了陕北和内蒙民歌:“长腿的鹭鸶沙梁上站,有朝一日我要走大川;青山绿水一道沟,好过的日子在后头。”一封信,道出了他们之间真挚而浪漫的爱情。

解放后,在多次政治运动中贺敬之都挨过整,打击最严重的是由于他跟胡风的关系,被诬陷为胡风分子,最后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在“文革”中,贺敬之也一直是批判对象,被揪出来关进“牛棚”,连续不断地在机关大会上被批斗,在供全国来访者观看的批斗会上和田汉、阳翰笙等人一起被示众。后来家也被抄了,柯岩被她所在单位的造反派打成了“黑线人物”。

柯岩从小就性情明朗,刚正不阿!她从来不承认自己是“黑帮”、“反革命”。造反派批斗她,喊“打倒‘牛鬼蛇神’”,她也喊“打倒‘牛鬼蛇神’”;造反派说:“你就是‘牛鬼蛇神’”,她回答:“我不是,谁是就打倒谁!”在批斗会上,她要发言,不批斗的时候,更要讲话,宣传自己的观点。

“二月逆流”之后,造反派打起了派仗,柯岩在本单位贴出大字报声明:“我不是漏划右派,不是阶级异己分子,不是黑帮……自即日起退出黑帮小组。”旋即不顾造反派的监视和阻挠,手提浆糊桶,领着不满九岁的女儿,到文联大楼贴出了大字报:《挺起腰杆干革命,贺敬之是个好同志!》。为“要犯”贺敬之翻案这个行动在当时,可谓是“胆大包天”!柯岩性格刚毅,她与贺敬之共同生活了十几年,对于他的贫苦出身和清白历史了若指掌。站出来贴大字报,与造反派针锋相对作斗争,对于柯岩来说,是将自己的安危全然置于不顾了。

贺敬之是老“运动员”,不断挨整。那时候,有不少人为了保全自己,有时也是为了保全子女和家庭,选择了离婚。但柯岩连想都没想过,柯岩曾说,当时我不可能这样选择。

贺敬之为人随和,很宽厚,对人从不挑剔,柯岩也曾常说和贺敬之相处的人,如不自强自律,很容易被他“惯坏”。而柯岩则刚直不阿、快人快语,被人誉为“女侠”。他们两人性格不同,志趣却颇为相投,成为彼此互补的终身伴侣、文坛的一对神仙眷侣。

(二)病痛缠身自陶然

从1965年到1976年,贺敬之整整沉寂了11年。整个文坛也是10年沉寂。粉碎“四人帮”后,贺敬之进入文化部,1977年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这对于贺敬之来说,自然是他个人历史的又一次重大转折。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贺敬之义不容辞地接受了党中央对他的安排,挑起了文艺领导工作的担子:1980年2月,贺敬之兼任中宣部文艺局局长;同年8月,离开文化部就任中宣部副部长;1987年离任;1989年复出,兼任文化部代部长。

1991年,贺敬之在北京医院进行体检时,大夫确诊他已患肺癌,要对他的肺部进行手术。这时贺敬之已经67岁了,心力交瘁,体力不支,他向中央提出辞去两部职务的辞呈,得到批准。1992年10月,年近古稀的贺敬之留下未竟之业,带着党和人民群众对他这10年的公正评价和他自己对工作得失的深长思考,以抱病之躯彻底离开了他工作多年的岗位。

因心脏不好,左肺曾经做过手术,所以贺敬之对自己能否经受得住肺部大手术很怀疑。医生看出他的顾虑,只好建议他进行保守治疗。贺敬之回忆说:“我们夫妇俩一起出去散步是从来不拉手的,那天从医院出来是个例外。刚一走出医院大门,我们的手就拉在一起了,而且拉得那么紧。尽管我被查出了肺癌,但我并没有感到多么惊慌,我感觉到柯岩的手很有力,握着这样的手心里就有了依靠。我们俩结婚这么多年,谈的不是工作就是创作,很少涉及自己的情感和生活。这回也是个例外,从医院出来以后,我们回忆了没有风花雪月的初恋,回忆了这么多年风风雨雨的生活,我们谈了很多很多。经过一段时间的保守治疗,在后来的一次体检时,我肺部的阴影没有发展,这种好转连大夫都感到吃惊。我们也不知道这是不是‘话疗’的结果。”

说到夫人柯岩,贺敬之说:“她可也是个‘老病号’,浑身都是病。”柯岩曾有过十几年的尿血史,最初医生检查说是肾炎,但刚强的柯岩没把病当回事儿,她坐在床上用个画夹子垫着写作,就这样写出了《寻找回来的世界》和《他乡明月》。1994年,病得实在厉害了,在单位领导的逼迫下,柯岩才住了医院,确诊结果显示是肾结核。

柯岩动手术的那天,来了许多同事、战友和朋友,还有读者,手术室的走廊里挤得都是人。贺敬之坐在手术室外,心里七上八下,不知结果到底如何。好在知道不是肾癌了,他心里还稍微有点儿底。等到手术结束,柯岩被推出来了。大夫拿着一个盘子,里面盛着她的右肾,已经彻底地烂掉了。看见了隐藏在爱人身体里的磨难,那种感觉对贺敬之来说是刻骨铭心,终身难忘的。

1996年9月,心脏一直不好的柯岩再次遭遇了心脏搭桥手术的考验。动手术前一天,贺敬之整整一夜没有睡觉——因为参加会诊的一位医生也对实施手术产生动摇了,认为危险性太大;可是不动手术,对于柯岩来说毫无希望,动,也许还有一线希望。柯岩被推上手术台的当天,《人民日报》文艺部、《求是》杂志文教部、《光明日报》文艺部、《文艺报》等31个文艺单位联合举办“柯岩作品研讨会”。手术从早晨做到晚上,足足做了8个小时,一共搭了3根桥,做得很好。那天,贺敬之躲在手术室外,悄悄地流下了泪水。

不论是当文化部部长,还是当普通百姓,贺敬之都平易近人,保持着山东人的那种质朴、直率、爽朗的性格。他曾这样说:“诗人要有诗人的气质,这种气质不是遇到挫折而低头,逃避现实,郁郁寡欢,甚至一蹶不振,而是豁达与宽容,诗人的胸襟应该像大海一样宽阔、博大、浩瀚,他能经受住任何惊涛骇浪。人的一生不可能没有失误,现在我常常一个人静下来,回首往事,我觉得尽管有过挫折,有过错误,但对党对人民我是忠心耿耿,问心无愧的。” 而今,贺敬之的一双儿女都已成人。他每天清晨到居所附近的玉渊潭公园散步,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呼吸新鲜空气,也像普通人一样上街买菜。在贺敬之的书房里,摆着几个大书柜,里面堆着满满的书籍,他每天以书为伴,养花养猫,也练书法。如今,柯岩走了,他显得有些孤单,常常忆及夫妇俩在一起的美好时光。

由于身体的原因,贺敬之在晚年很少写诗了,有时整理一下自己的旧作,让思绪随着回忆在那些闪光的诗句中徜徉。当然,有时也出席诗歌界的一些活动,上台朗诵自己的诗作,在中国诗坛上继续发出高旷的余响。

(三)诗芽与思想在流亡路上一同成长

1924年,贺敬之出生在山东峄县贺窑村的一个贫苦农家。“敬之”这个名字,是从《孟子》中的一句话——“晏平仲(婴)善人交,久而敬之”而来。家中有奶奶、父亲、母亲,后来又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这七口之家只有不到一亩的土地。从贺敬之四五岁记事起,家中便过着艰难而贫困的生活,幼时的贺敬之要帮助家里干活,打高粱叶、拾麦穗、送饭、捡棉桃……

贫穷而又无力改变命运的父亲,把希望都寄托在长子贺敬之身上。贺敬之很小的时候便显露出会读书的天分,教私塾的老先生发现贺敬之脑子特别灵,很喜爱他,便特别给他“开小灶”。贺敬之成绩虽然好,怎奈家中生活每况愈下,早晨上学他经常饿着肚子。有个同学家里很富裕,但成绩却不好,一次他举着白面饼卷鸡蛋在贺敬之眼前晃来晃去,还嘲讽贺敬之:“学习再好有什么用,吃得上这个吗?”被激怒的贺敬之一拳将他的大饼卷鸡蛋打落在地。父亲听到这件事以后,不但不责骂儿子,反而称赞儿子有骨气有志气。

念了半年私塾后,贺敬之就读于天主教教会小学,可教会小学后来停办了。在一位本族祖父的指点下,贺敬之来到一所私立完小上学。这所学校有几个思想非常活跃的年轻教师,他们教学生们阅读鲁迅等人的小说,还选学外国的进步文学作品,教学生唱歌。这些对于少年贺敬之影响甚大,儿时的贺敬之便最喜欢唱歌,他学会了唱《苏武牧羊》、《可怜的秋香》、《渔光曲》、《大路歌》等。在几位老师的哺育下,贺敬之的文学兴趣很浓,对美术也很热爱,他的这些进步得到老师们的交口称赞。

1937年,小学毕业的贺敬之投考不收取学费的滋阳简师。在投考的2000名考生中,贺敬之的考试成绩名列第四。这个喜讯着实让贺敬之兴奋不已,因为这不仅是个人的出路,也是家庭的出路。贺敬之心里计划着:毕业后当了老师,既可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减少一些父亲的沉重负担,也有能力帮助弟妹们上学。

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形势日益恶化,滋阳简师被迫南迁,同时学校决定一些年龄小的学生返乡。学是考上了,却赶上乱世,贺敬之不幸正是被决定要返乡的学生中的一个。由于战争,贺敬之又一次失学。想读书的强烈愿望令贺敬之不甘于在家乡等待,千方百计打听可以结伴去找母校的同学。贺敬之联合了五个找学校的青年,一同踏上了南寻之路。一路艰辛,一路涉险,贺敬之终于来到位于湖北均县的母校。流亡的学校,救亡的民族呼声,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进步的思潮运动……如同咆哮着的汪洋大海,冲斥在均县那偏僻的山区。少年贺敬之心中激荡着国难、乡愁,他学会了许多的救亡歌曲,在歌声中逐渐成长。

不久,诗人臧克家率领第五战区文化服务团来到学校,这成为学校的一件盛事。当时臧克家只有34岁,携带夫人一起来了。第一次见到真正诗人的贺敬之感到诗人是那样高大,一股神圣的崇敬心情油然而生。听说臧克家是山东人,听到乡音,他又倍感受亲切和自豪。在欢迎臧克家的仪式上,贺敬之生生地挤到人群的前面,他的目光紧紧跟随着诗人,聆听着诗人亲切而实在的乡音,饱览诗人演讲时的激昂场面,痴看诗人演讲时的手势,就连诗人的片言只语都深深记在心头。

当时,贺敬之非常喜爱诗人田间的抗战诗,诗句短小,铿锵有力。为了能随身携带田间的诗集,他把诗页上的天地空白都剪了去,可见他对田间的诗歌酷爱到什么地步。臧克家一来,贺敬之对诗歌更加神往了。

1938年底,贺敬之随着流亡的师生由湖北均县出发,步行经过陕南,绕道进入四川。这时学校已改名为国立六中,总校设在绵阳,贺敬之所在的一分校驻梓潼县城内。这时的贺敬之已逐渐成熟起来了,在梓潼,他更加积极地参加救亡活动。他和本班同学办了一个“挺进读书会”,还发起创办了一个《五丁》壁报,阅读进步书报,议论时局。从15岁到16岁这一年之间,他如饥似渴地读了许多进步的政治、哲学书籍,也读了不少中外进步的革命小说和诗歌作品。凡是他得到的诗集,他几乎全部都能记下来。

主课之外的民主空气,进步的书刊,革命的诗歌,渐渐成为贺敬之生活中的主食。他开始学习写散文、小说、诗歌,开始向重庆、成都一些知名或不知名的报刊投稿,并多有作品被采用刊登。对于文学创作的兴趣爱好,奠定了贺敬之一生从事这项职业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