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热“冷板凳”的全国第一位“将军教员”——邵维正
[作者:发布时间:2013-06-17 00:00来源:]

坐热“冷板凳”的全国第一位“将军教员”——邵维正

余 玮

“七一”是中国共产党纪念日,可以说妇孺皆知。今天,稍有一点党史知识的人也知道:中共一大召开的时间是1921年7月23日、出席的人数是15人(其中中共党员代表是13人)。可是,当年一大是秘密状态召开的,以后又经历了“白色恐怖”和连续战乱,原始文件档案难以保存下来,当时的出席者亲自记录和撰写的回忆录也极少,加之在那个年代人们习惯于阴历和阳历并用,更增添了历史记录的复杂性。直到半个多世纪后,一位叫邵维正的学者才着手重新考证一大,确定中共诞生的确切日期与中共一大出席人数,得到官方的公认,成功解决中共历史这一悬案。

作为一名身着将军装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邵维正数十年如一日立足三尺讲台,倾心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在党史界与全军理论界成为佳话。采访中,邵维正以深刻的阐述、珍贵的史料、严谨的考证细述了建党的历史背景,更让笔者看到一个红色理论家的德论双馨。

(一)“冷板凳”上不竭创新的红色理论家

建党60周年前夕,邵维正在《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上发表了《中共“一大”召开日期和出席人数的考证》,考证出中共“一大”召开的准确日期和出席会议的人数,回答了中共党史上两个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这项新时期党史研究的标志性成果,获全军一等奖。

破解一大召开日期与出席人数之谜,奠定了邵维正在中共党史研究上的地位,实现了由一名部队中层干部向一名学者的华丽转身,也给当时的党史研究带进了一股实事求是的新风,在史学界产生了强烈的影响。然而,一炮走红的邵维正没有就此躺在已有的功劳簿上怡然自得,在完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编撰任务后,又开始了新的探索。他决心从党的创建时期开始,再进行逐阶段学习和研究,最后形成对中共党史系统的认识。他说:“中共党史不仅中国在研究,国外也在研究。如果我们自己不很好地研究,国外的研究往往会混淆视听,甚至会造成各种消极甚至负面影响。”出于对党的一份特殊感情,邵维正以更大的热情,走上了一条边学习边研究的钻研之路。

中共诞生70周年前夕,邵维正撰著了30余万字的《中国共产党创建史》。此书全面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契机和环境,着重介绍了中共创立的过程、意义和影响,不仅填补了当时的空白,同时也成为认识中国共产党扬帆启航的那段珍贵历史的可靠依据,被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指定为党史研究必读书目。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当年他为了及时完成这部书稿,抓紧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放弃了元旦、春节和其他假期的休息,工作不分“白+黑”与“6+1”,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穿梭于北京的街区。图书馆、博物馆、纪念馆,时常可见他匆匆出入的身影。白天教学,晚饭后他一头扎进了办公室,他窗前的灯光往往一直要亮到次日凌晨。

连续5个月没日没夜的操劳,就算是钢筋铁骨也熬不住。就在那时,邵维正的体力严重透支了。望着日渐消瘦的丈夫,妻子心疼得几乎掉泪。孩子们嚷着爸爸总是早出晚归的,两头见不着面,几乎要忘了他长什么样子。创建史一完稿,邵维正立马就病倒了。医生检查后对他说,你这病是由于用脑过度引起的,纯粹是“累病的”。躺在病床上的邵维正笑着安慰妻子:“人生难得几回搏,这本书算是我献给党的生日的一份薄礼,再苦再累也值!”

中共诞生80周年里,邵维正了解到年轻人希望读到图文并茂、“捧起来就放不下”的中共党史,为此从党的80年历史中精选出100件有代表性的重大事件和1034张珍贵照片,主编了一本“严肃而不失拘谨、通俗而不失高雅”的党史书籍《中国共产党80年大事聚焦》。

庆祝中共诞生90周年之时,邵维正领衔主编了近80万字的《中国共产党90年创新实录》,以党史为主线,紧紧围绕革命、改造和建设3大主题,全景式展现了中国共产党90年的创新历程,首次系统梳理出中国共产党“首创农村革命根据地”、“首次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26个方面的创新,堪称一部新的党史理论力作,该书被总政列入2011年全军和武警部队读书活动推荐书目。这是邵维正与时俱进,为普及党史知识和弘扬党的精神所奉献的一项新成果。

如果说党的理论是邵维正科研的主线,那么创新无疑是这条主线的灵魂。创新源于邵维正深厚的专业理论基础,源于他对于军队建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责任感。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到科学发展观,从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到胡锦涛主席军队建设重要论述,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等,一次次授课、一篇篇文章记录了邵维正紧跟党的创新理论步伐、坚持科研工作正确政治方向的足迹。

2000年“三个代表”提出不久,邵维正就开始研究“三个代表”的时代背景和重大意义,敏锐地意识到这一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新觉醒;2001年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对“三个代表”的理论内涵和科学体系的认识逐步深化,认为这一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新突破;2002年,他进一步研究了“三个代表”的指导地位和创新价值,提出这一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飞跃。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后,邵维正更加感受到作为一名政治理论教员所肩负的使命和重任,决心要在原有的理论基础上进行新的突破,在研究和回答重大理论及现实问题中展示“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为此,他通宵达旦,废寝忘食,系统研读了有关文件、书籍,做了大量读书笔记,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关于世界观、历史观、认识论等理论融会贯通,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上发表了10多篇重要文章,提出了“近现代中国两个80年的比较”、“三代领导核心的理论贡献”等新观点,为学习、研究“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其中,他在《近现代中国两个80年比较研究》一文中创造性地以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为中点、把前后两个80年的不同境遇、不同历史命运作对比,从而得出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论”,说理生动深刻而又深入浅出,读来令人信服。“两个80年”等重要观点,被江泽民建党80周年“七一”讲话所吸收。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之时,邵维正就开始关注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并在随后的学习和研究中逐步形成这样的认识:科学发展观将很快成为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标志性理论成果。他进一步把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新型国家等作了纵向比较研究,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在这一系列重大决策中“处于指导全局的战略高度,起着统领的作用”,可以说在学习研究党的创新理论中坚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

作为一名军人,邵维正十分注重研究军史与军事理论。每当历史使命发生重大变化,全军建军治军理念、发展战略、工作思路、制度机制等,也要相应发生变化。他认为,要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特别是科学发展观武装官兵的思想,有针对性地加强历史使命教育,通过教育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广大官兵履行使命的坚定性和自觉性。他不仅坚守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而且充分拓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空间。

在他看来,创新是永恒的。“要确立创新的意识、思维和方法,把理论教育当做一个再创造的过程,不断拓展途径,创新内容。创新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要在理论工作实践中不断地坚持。一个学科、一堂课、一本书、一篇文章,都要力求有所创新。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感染力。原始创新更难,但更有价值,是我们应该坚持和倡导的。”

(二)回应中共早期组织的是是非非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建立早期地方组织和建立全国集中统一的组织两个阶段。邵维正说,“早期组织”这个称谓有一个发展过程。“比较长的一段时间统称为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尽管各地早期党组织成立时还没有一个名称为共产主义小组,有的直接定名共产党,有的称共产党支部,有的叫共产党小组。这些名称里都有一个‘党’字,‘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是两个概念,有着不同的涵义。主义是一种信仰,共产党是一个组织。后来把它们统称为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是受联共党史的影响。俄共正式成立前,普列汉诺夫先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小组。普列汉诺夫那时候成立的组织,主要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但还不是直接的共产党组织。因为联共党史有这么一段‘小组’的经历,后来我们把联共党史的称谓借用过来,将各地党组织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20世纪80年代初期,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提出疑义,认为应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至于称谓还没有统一,有的提出改称共产党地方组织,后来感觉这个称呼也不是很合适。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却是一个地方的共产党,容易看作地方主义。经反复研究大家认为‘早期组织’这个称谓比较合适,这是相对于党的正式成立而言的——这一提议被多数同志所认可和接受,就延续下来了。”

尽管1920年成立了中共早期组织,但不能就此而言“1920年成立中国共产党”,毕竟1920年成立的党组织是地方性党组织;1921年以一大为标志,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建立起一个全国的、集中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

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关于中共八大档案中,有一份毛泽东亲自填写的中共八大代表登记表。这个登记表上关于“入党时间”的一栏中,清清楚楚填写的是“1920年”。对此,曾有人质疑过: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成立的,为什么毛泽东的入党时间是1920年?其实,在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旅日、旅法等共产党早期组织。在这些组织中的50多名早期共产党员,其中有不少是1920年入党的,毛泽东就是其中的一位。

其实,长沙是否建立过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党史界在20世纪80年代曾经进行过激烈争论。邵维正说:“应该看到,当时各地的建党活动,由于各地政治环境很不一样,各地的建党活动方式、名称和公开程度都不一样,北京、上海有一个建党的集体活动,武汉也有一个建党仪式,有些地方如长沙,由于军阀的高压统治,学生运动、工人运动都不能开展,共产党怎么能活动呢?所以毛泽东十分谨慎,在非常隐蔽的情况之下联络。”

20世纪80年代初,邵维正曾访问过李维汉。1916年,李维汉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二部,1917年暑期毕业,留校任初级部主任。在第一师范期间,李维汉同毛泽东、蔡和森同志等相识,1918年同毛泽东、蔡和森等一道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李维汉当时是亲身经历,他说长沙当时情况很特殊,工人运动、学生运动都不让搞,没有那个条件和环境,只能秘密活动。把党组织隐蔽在新民学会,新民学会的核心就是长沙党组织。”邵维正说,当年各地政治环境不一样,不能要求每一个地方都有一个专门的场合、正式的仪式成立共产党。“一大之前全国只有党员50多人,所以毛泽东讲当时只是秘密的小团体。北京、广州早期组织最初都有无政府主义者加入,讨论问题因观点不一,往往争论不休,直到把无政府主义者清除出去,党组织才比较统一了。”

在毛泽东、何叔衡等人的积极组织活动下,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初冬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在反动军阀的残暴统治下,长沙党组织的建立和活动都十分隐蔽。毛泽东在1945年筹备党的七大时曾回忆说:“《联共党史》开卷第1页第1行说,苏联共产党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成为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到建立党,经过根据地发展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并不多,可谓年幼无知,不知世事。”

中国共产党初创历史在正史中一般如此表述:1920年2月,李大钊和陈独秀开始探讨成立共产党的问题,后来陈独秀被迫从北京迁居上海,和李大钊分别在南方和北方进行建党的准备工作;3月,李大钊和邓中夏等商定,在北京大学秘密建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5月,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建党做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201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就在这年年初,《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这份珍贵的史料被公布,保存在莫斯科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中,俄译稿被中国中央档案馆藏。报告内容显示,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成立于1920年3月12日,这一诞生时间,早于全国其他地方的中共早期组织。这是中国迄今所见的惟一一份明确宣布自己为共产主义组织、而且成立时间最早的文件。据此,有专家断定重庆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诞生时间早于北京和上海等地中共早期组织。然而,目前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和介绍中鲜有提及重庆共产主义组织。有人称之为“中共创建史上的最后一个谜”。

《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仅3027个字,但内容丰富,分7个部分介绍了组织任务、组织机构和发展情况等。早在1958年,中国曾从苏共中央移交来一批档案,其第9卷中除存有3份关于中共一大的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外,包括重庆、北京和广州等3个地方组织报告,也放在一起。对此,邵维正如此评价:“这份报告是共产国际档案里面的原存材料,绝不会是后来模仿的,我认为重庆共产主义组织的存在是确凿的。重庆党组织是自发组织,没有与共产国际联系,也没有与李大钊、陈独秀联系,是在特殊的条件下产生的,这正说明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人民的意愿、历史的选择,说明了有些革命志士也觉悟了,证明了建党是历史的必然,当年没有陈独秀,可能有李独秀、张独秀。”他表示,中国共产党酝酿建立的过程是历史发展到一个阶段的必然,重庆早期组织有力证明了这一点,并认为深入研究这份报告对于全面反映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意义重大。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时期,一般认为是从1919年“五四运动”到1923年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邵维正认为,这3年多时间大体上可分为3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五四运动”到早期党组织的建立,即1919年5月到1920年夏秋,这是党创建的酝酿准备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各地建党活动的展开,即从1920年的夏秋到1921年一大的召开,这是早期组织的成立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从一大的召开到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即从1921年7月到1923年2月,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完成的阶段。“为什么党的创建在一大以后还要延续一段时间?这是因为中共一大完成了组织上建党的任务,而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还没有提出来,还不能认为圆满完成建党使命。一个郑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创建,不仅要组织上建党,还要提出党的纲领、战略和策略,党的创建才称得上圆满完成。众所周知,党的一大是要直接搞社会主义,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目标和现阶段纲领没有能够回答,这是一大的历史局限性。党的二大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这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初步结合起来,按现在的语言叫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虽然不能说这是完整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至少可以说是有了良好的开端,因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马克思没有说过,这是我们党依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和革命任务提出来的革命纲领,开始反映党对中国实际的把握和革命目标的确定,开始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革命纲领,这在建党初期是难能可贵的。有了全国集中统一的党组织,又有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加上二大以后工人运动的高潮兴起,这样,党在创建阶段的任务就是完成了。”

曾有人认为,党的创建时间下限应该到党的三大,党的一大建立了全国性组织,二大提出了革命纲领,三大解决了革命策略,即实行国共合作,发动国民革命。对此,邵维正这样解释:“在这个问题上又有些不同的看法,认为三大还是应该作为大革命的起点,因为如果大革命的起点是以国民党一大作为标志,这就有点问题了,因为虽然有我们党员参加,但是那不是我们党的会议。大革命时期从近代史、革命史的角度可以从国民党一大开始,从中共党史的角度,应该是从三大开始,提出了国共合作,解决了革命的策略问题。从这个考虑出发,党的三大就不宜放在党的创建时期。”

看来,中共的整个创建时期经历了3年多时间,可分为3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大约1年左右。邵维正认为,作为处于中间阶段的党的早期组织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有着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出了重要的特殊贡献。言及早期组织的历史地位和主要贡献,邵维正掐指而数:党的早期组织热情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党的正式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大力开展工人运动,为党的正式成立奠定了阶级基础;积极地进行建党、建团活动,为党的正式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广泛联系进步社团,为党的正式成立奠定了群众基础。“没有党的早期组织的建立及其有效活动,就谈不上由各地党组织选派代表参加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各地党组织代表集中起来讨论成立全国性政党,才有党的一大的召开。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到建党活动的展开是一个飞跃。”

不可否认,共产国际的关怀、帮助,包括经费上的支持,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曾经西方有些学者把中国共产党说成是“卢布党”、“舶来品”,诬蔑中共是从俄国移植过来的。中共党史专家邵维正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个说法我们不能苟同。“一个有说服力的例证就是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来华之前,1920年的2月,李大钊护送陈独秀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途中还在李大钊家乡住了一晚,他们在这时候开始酝酿建党。这个史实虽然没有文字记载,但有几位当事人的回忆,应该是可信的。在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来华之前,就有建党的酝酿,这就说明不是移植论,早期共产主义者有内在需要,并开始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具有历史必然性,共产国际来华加快了建党的进程。”

1921年夏,13位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来到上海,秘密聚集在法租界望志路106号。这年7月23日晚,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召开。一个政党的纲领就是一面旗帜。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鲜明地昭示世人:“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私有制”。邵维正说,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是一个完全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正是高举着这一伟大旗帜,中国共产党凝聚着越来越多的优秀分子,投身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意味着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在沉沉黑夜中点燃了。从此,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毛泽东后来说:“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经过长期艰苦的上下求索,中国的先进分子找到马克思主义这个正确的革命理论,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从此,这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中国大地深深扎下根来,团结带领中国各族人民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开始了漫长的征程,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