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补》，不分卷，一册，民国抄本，云南省图书馆藏书。
清·程封撰。程封，字伯建，号石门，江夏（今属湖北武昌）人。清顺治十六年（1659）奉诏出都，以贡生官云南南宁（今属曲靖市）知县，历时八年。道光《云南通志稿·艺文志》著录此书曰：“《滇补》一卷，程封撰。天台冯甦、山西高晫、洪洞许楚、三原来度、无锡顾岱、贵州越闿为之序。是编乃合刊其宦滇八年中所作诗文有切于滇者，康熙丁未（康熙六年，1667年）成书”。是知此书或原有刻本。今抄本则已无冯、高诸序，且字句讹误颇多。
该书属立目式综合笔记，内容多涉明清云南文教、金石等事。如《修平彝卫学序》《新建顺宁府育贤馆碑文》《重建云南贡院碑文》等，后者记康熙初重修云南贡院之事最详。因作者居官曲靖，故又多记说曲靖地区之事。如《清溪洞记》条，记作者等人于顺治庚子即十七年（1660）十二月游平彝（今富源县）之清溪洞。当时该洞“下有溪，溪水流入此独清，故名。洞口轩厂，初入若堂，可坐百人。再上若台，可容数十人，有大石垒，垒下垂若柱。以内幽闭不可入。游者浅视之，谓观止矣。”作者等探险而入，又见洞中还有石床、石塔、石笋等，蔚然大观。《濯足泉记》，记南宁县东南十余里右堡山温泉，可以治疗皮肤病。再如《李元礼碑辨》一条，结合曲靖地区“望夫石”等传说，考识东汉李膺戍滇之事云：
考《皇舆考》：“曲靖府城南李元礼碑。相传李膺以党锢流妻子于此，似以本传‘妻子涉边’之说相合”。今曲靖县官每逢春必致祭“石婆婆”者，即“元礼碑”也。去城南一里许，在山阜上，一石峭立如壁，高可五六尺，向西刻篆字，旧有人辨云：“汉元和五年闰四月十五日李元礼”等字，今止能辨“李元礼”三字。
作者据有关文献订正碑文“元和”当为“光和”之误，力主李膺本人因罪流石城“不符于史……独疑李膺妻子或死于此，后人必有为之立碑而载其详者。”或可聊备一说。又如《修曲靖府志序》条，记说作者访寻明万历曲靖府地方志曰：
诸生朱胤官告予曰：郡志向有抄本，秘之藏经阁中，曷往发现之？余急向僧纲拣阅，果有抄本。其醇疵互见，疑谬不齐，原未成书。予仍采之旧志。《志》草存其十之七。中如《地理》《旅途》《建设》《赋役》《兵食》《学校》《官师》《人物》《祠祀》《方外》《羁縻》之数皆能按。《天文》《纆次》《山川》《方域》而出之《禹贡》《尔雅》《山海经》《水经（注）》等书。至于《艺文》一志，其在十七郡者已居全书大部之半，而曲靖亦独略焉。
再如《云南科目纪事》条，记明代云南和贵州科举制度和旧闻佚事，多为后出《滇云历年传》等史书所采录。如：
正德十一年乡试揭晓，谤议汹汹。谓参政朱应登去取询情，不由考官。榜道（按：当为首字）邹志学本昆明（县）学生，而榜填“云南府”，《（乡）试录》亦然。又《书经》批语误批《春秋》批语。一士作诗嘲之云：“唐龙御史甚昏沉，去取全凭朱应登。县学解元称府学，壁经批语作麟经。三场文字重锓梓，一榜人才半白丁。说与四方人共笑，从今不必瞍文衡！
尤为重要的是，作者根据明代成化丁酉科云南举人傅澄和、正德甲戌科云南进士傅良二人先后所集《云贵历科举人名录》，整理编成《云南科目考》。详载永乐九年（1411年，云南此年始行乡试）迄嘉靖二十五年（1546）云南历科乡试人数，每科后来举进士的人数，以及每榜之解元（乡试第一名）姓名等。关于云南历科乡试人数等问题，明代云南总志仅存景泰、正德、万历、天启四朝资料，府县州志也大多记载不全，故该文所记内容对于系统研究明代云南地方科举问题无疑颇有参考价值。据该书所记，有明一代二百三十多年，在云南举行乡试（省考）共计77科（届），云贵两省中式举人共计3234人，就中进一步通过会试（全国统考）取得进士资格者不过265人，约占举人总数的8.1%左右。在云贵两省合试的各科中，又以滇籍举人和进士居多。
《滇南杂志》，二十四卷，铅印直排本，不详出版时空，云南省图书馆藏书
清·曹树翘撰。封面有李根源先生手书曰：“民国十七年除夕寄赠臞仙道兄”。是知原为根源先生惠赠方树梅先生之书。笔者另据台湾王仪《明代平倭史实》一书引该书有关“沙人”条文字得知，此铅印直排本为晚出版本，且多有改易，夺误不少。但较早、较好版本笔者未曾寓目。[1]
作者曹树翘，松江（今属上海市）人氏，生平事迹不详。卷首《自序》作于嘉庆十五年（1810）“五华山馆”，言其编著宗旨曰：
余游滇南，思有所纪撰。索之方策，无可征述。乃旁搜稗乘，就所及见，益以通志所载。上自唐虞，迄于昭代，凡天时、地理、人事之纲；殊方、外域、僰倮之细故，件系其事，譌者正之，阙者补之。分为八门，合廿四卷。名曰《杂志》。杂之云者，言琐细丛残，无当大雅。异日旋乡里，有问及滇南古今事迹者，出此书示之，以代话言。且聊附于《纪古滇说》《炎徼琐言》之末。若纂修增辑，固守土之职，非予私家藳笔所得窃其柄也。
可见该书写于云南，按笔记体立目类纪，非属专志之作。故全书按作者所见云南文献杂抄而成，又益以见闻和考证之文。立为《事略》《考据》《传记》《轶事》《遗文》《殊方》《土司》《种人》（附《方言》）七目。其中，《事略》为云南历史大事编年，余皆为条札笔记之文，而尤以《轶事》八卷为重。
该书突出的史料价值或在于为我们提供了关于《滇云历年传》作者倪蜕的一些信息。倪蜕为作者之前辈同乡。他于清初幕游云南，定居昆明，其生平事迹不详。作者清中叶来滇，搜得倪蜕著《滇云历年传》和由倪蜕、林兆鹏作序的《顾陆遗诗》两种稿本。除将《滇云历年传》稿本的一些内容采入该书外，又“恐其散轶也，故录其《弁言》”，将道光刻本之前的倪著《滇云历年传序》收入该书卷十五。笔者将此文与道光本《滇云历年传序》对校，两文略有互歧。更为可贵的是，作者于此《序》之后附出一段关于倪蜕生平事迹的考辩，颇具参考价值：
蜕，本名羽，字振九，松江人。晚慕唐蜕之为人，易名蜕，自号蜕翁。初从甘中丞国璧入滇，其后足迹几遍天下，至其老也，买山于昆明西门外石鼻村中，筑草堂居焉。前制军张允随为之立石道旁，题曰：蜕翁草堂，今尚存。翁无子，有女曰亦梦。赘昆明关履中为婿。关氏子孙有从翁姓者，今已登贤书矣。翁著有诗词六本及《滇云历年传》十一卷（案：道光本为十二卷），皆未刻……原《序》自署为“新安”。《滇诗略》又以为“松江”。云间去黄山甚远，不应传讹若是。且仆亦松人也。《松风余韵》《湖海诗传》等《集》，亦不闻有蜕翁其人者。余观《顾陆遗诗》原序，谓云间首推顾、陆二氏，顾为翁外王父，陆为翁邻，则翁之为松人似无疑矣。盖吾松多徽人行商，或翁先代新安，侨寓于松。《历年传》书‘新安’者，不忘其本，亦未可知。俟他日旋里当细考之。
与此同时，作者又将《顾陆遗诗》收入此书卷末。《顾陆遗诗》经倪蜕整理而成，倪《序》作于“雍正十三年十二月十二日静念庵”。据《序》知，顾为倪蜕外祖父，名廷璋，字文中，号怀海，又号玉屏山人。陆名孝曾，字号不详。顾、陆二人为明末清初松江著名诗人。为此，我们还可以从有关顾、陆二人的文献中，进一步挖掘更多研究倪蜕和《滇云历年传》的材料和信息。
此外，该书之《轶事》部分除抄录云南方志群籍外，也有不少内容为作者亲见亲闻。所记地域遍及全滇，所引文献今日也未必存在，故参考价值似不可低估。如卷七《地震》条，记顺治九年（1652）六月初七日早上，云南蒙化（今属巍山）发生强烈地震，随后波及弥渡等地，“死人民三千有余，客商无名者不知其数”。其余震延至顺治十二年（1655）才完全停息。卷十四《虎三则》，明确记载当时昆明、开化（今开远）、丽江等地有老虎伤人之事。卷十一据私人文集等汇为《滇人书目》《滇客书目》《滇方外书目》《滇闺秀书目》四种。卷十二据明朝张合《宙载》录出札记42条，而该书曾长期亡佚，直到民国时期才由李根源等从省外访回，刻入《云南丛书》。故曹氏所辑内容对于研究、校勘《云南丛书》本《宙载》意义十分重大。同卷《顺宁杂著十则》条，据清初顺宁县令刘埥所著《顺宁杂著》抄录，今刘著早佚，其内容唯赖此书得存。[2]其中第九条记清初顺宁府（今临沧地区）为了上贡大量皇帝所用箭翎，已采用人工饲养孔雀有云：
顺宁深山中颇产孔雀。城守都司每年供上宪之用。取两翼下一层黄翎，至千余把、数百把，盖进以为御用箭翎者。营中乌枪卒猎于虎豹穴而得之……又取其蛋，以鸡抱（孵）之，即生岁余，始长翎尾……
又如，卷八《侯之马》条，记下了一个颇具史料价值的传闻：
鱼尾寺在黑井玉壁山，今圮。相传昔江西贾修庙，垣墉绘《心猿意马图》于壁。猿举手指马，意态生动。已而轻赍返其家，妻子失望相怨尤。贾曰：“吾病不能复入滇，顾黑井有吾友曰：“侯之马”。吾托以巨金，苟儿能见之，无忧不富。”贾既死，子如所言，访于黑井，固无侯姓者。一日入庙，见壁画，憬然心悟。潜穴马腹，则藏镪满中。亟辇以归，称富人焉。
明清时期，外省人不断进入云南经商开矿，不少人因此发财致富，其中尤以江西人为多。这个故事本身未必可靠，但却生动地反映了江西商人在云南经商致富的史实。此外，该书卷七至十六，博采群籍，参以见闻，杂记云南地方风物、少数民族风俗、部分民族语音。卷十五、十六，收录有关云南之遗文遗诗、诗话楹联。卷二十至二十二，记明清云南土司等。都有一定的学术或文献价值。但也必须指出，和多数古人笔记一样，该书因搜奇猎异而道听途说的内容也往往有之，读者自当鉴别。
《五塘杂俎》，三卷，光绪丁亥（光绪十三年，1887年）刻本
清·许印芳撰。许印芳，字茚山，云南石屏人，同治九年（1870）举云南乡试第二名。此后，历任昆阳学正、永善教谕等。受聘为昆明五华书院监院、经正书院山长。他热心地方文教事业。任职期间，他将“所入禄俸均以之搜刊前哲诗文”，先后编辑刊刻了《滇诗重光集》等书。除该书外，他尚有《五塘诗草》《诗法萃编》等著作行世。
该书属立目式学术笔记。无序跋，唯卷首有云：“篇什无多，以撰著先后编次，不复分类”。内容包括书序、铭文、考证、代笔之作、杂文等。如《为李寿农先生告邦公启》，记说“原云州刺使今五华书院山长李寿农先生”，本为安邱（今山东安丘县）名宿，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先后为云南大姚、云州地方官，因咸同兵乱负责“转饷”失误落职。年老多病，想返回家乡，但经济困难，无力成行。作者特以此书请求地方士绅对他伸出援助之手，其感人之语有如：“三十年宦海浮沉，形影相吊；一万里家山相望，梦魂奋飞。是当乞骸还乡，不应伏枥恋栈矣。惟念戚戚羁旅，奄奄卧疴，脯修难丰，药饵善耗。典衣有库，避债无台。返路悠长，资斧感求饶裕；清操刻厉，妻孥不免饥寒……”。再如《孙真人事迹考》，记地方士绅为唐代名医孙思邈立祠，请作者题写匾额。作者有鉴于孙思邈事迹流传多误，特撰此文，驳斥孙思邈曾“为龙治病、可以“伏虎”等无稽之谈，但充分肯定他医德高尚，寿逾百岁的历史事实。最后为孙庙题“道洽古今”匾；又题联云：
胆大心细，智圆仁方，妙德备中和，著书千金传道术；[3]
恶黜善迁，情廻性易，阴功广协济，寿逾百岁列仙班。
该书最为重要的内容是《续修云南通志戎事志条议》一文，针对当时正在修纂的云南省志提出建议。作者明确说明这些建议是就“全《志》而言，而《戎事（志）》最重，故以此标明”。作者首先论称“滇虽僻处天末，每海内治乱之始终，所系非小，故志滇省者较之他省，当详不当略。使滇《志》可略，即非深忧远计之道也”。强调修好云南地方志并非云南一省之事，实则关系全国治乱安危的研究和参考！他同时提出，修志者应把握好“稽考、讨论、采摘、抄录、撰著、润饰、审定、编辑、较正”九道基本程序。其中又以“撰著”最为关键，要注意“一曰执重驭轻；二曰删繁就简，三曰化散为整；四曰易俗成雅；五曰补阙使完”。此后，又依次提出了以下具体建议：
第一，建议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有关云南的“宸章”即“最高指示”、内外官员的奏议、名臣文集的记载等，通过“稽考”，择要阑入。
第二，建议公正记载和评论所谓“咸同回乱”。应当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可仅从某一民族的立场一概而论。
第三，建议折中于鄂《志》和阮《志》之间。论称“鄂《志》详备，采择亦精，阮《志》虽详，既有芜杂之病，又有谬妄之病。”具体指出该志关于临安府名宦之记载多误等。希望新修志书注意克服。
第四，建议《戎事志》续接阮《志》道光二年之后史事。同时，每条戎事之首必须注明年号。
第五，建议凡属采访得来的材料，应经“名人考核”和“分修编辑”，如有不妥之处，“应略加删润方可入《志》”
第六，建议所引官私之著述必是权威著作，且当注明出处。故校阅志稿必先“详考其出处，搜索其瑕疵，增删改正，方可录为定本”。
第七，建议最后校对应由“一人细意检查，目视手指，心口相商，逐字稽考文字，逐字核对点画。不可二人对读”，他认为对校往往会：“讹‘风’为‘峰’；讹‘雨’为‘羽’，声音混同，不知其误。漏落之字，滑口读过，亦往往不觉也”。这对我们今天的校对工作也很有启发。
云南普防巡阅管见录，一册，铅印直排本，不详出版时空，云南省图书馆藏书
民国·庾恩旸撰。庾恩旸（1884～1918），又名泽普，云南墨江人。早年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参加同盟会。1909年，与李根源、唐继尧、赵又新等人奉调回国，在滇军中任管带等职，1911年，参加云南“重九起义”。民国初年，历任云南多种军政要职。先后授陆军中将和上将军衔。民国七年（1918）在贵州毕节遇刺身亡。年仅34岁。孙中山先生为其题墓曰：“应为雄鬼”。除此书之外，庾恩旸还有《中国对外三十六大军事家》《云南北伐军援黔记事》《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等。
该书属立目式专题笔记，封面为赵藩题签。正文共五章，附录七篇，为巡阅期间之文告、训词、公牍、杂文等。最后为《普防巡阅日记》《巡阅使行营处合记》二文。首《序》唐继尧撰。此后，有当时云南名流李坤、任可澄、倪惟钦、袁嘉谷（手书）、由云龙、李曰垓五《序》，时间为民国四年七～八月。唐《序》称是年云南当局委派“第一师师长张君青圃巡阅迤西；命军署参谋长庾君泽普巡阅普防，所以核军实、诘奸暴、问疾苦、安边圉也。”此书为庾恩旸一行巡阅之后所著。巡阅从昆明出发，主要经过了呈贡、晋宁、新平、杨武、元江、他郎（今墨江）、把边江、磨黑、普洱、思茅等地。从不同角度反映出民国初年滇西南边疆某些军政和社会问题。
如《公牍》之七《示普防各土司稟请承袭文》，批复易武土职伍树勋、整董土职召国顺、橄榄坝土职召拉扎翁等七个土司要求沿袭旧封，反对改土归流，取消地方“行政委员”的请求。作者从世界各国设官以治，教化于民，共同进步的“通例”出发，批驳土司所谓“仍旧供职，陆续改良”之请，完全是出于一己私利的无理取闹！是一种“故步自封的拖延，不求进步、自欺欺人的行为”。并进一步指出，该土司“应念世属普防，与普防有休戚与共之势，而地又为云南西南门户，关系重大。该土司等自应矢勤矢忠，引导土民，辅佐各行政委员，整顿地方一切政务如学校、实业等项，务使政象日新，民智日闢，不为他族所吞噬，以长保其祖宗基业。非独内地有赖，即该土司、该土民等亦同享无穷之幸福矣！”
又如，这次巡阅每到一处，公安和警察是他们关注的重点。巡阅结果表明，当时滇西南边疆在这方面却很不理想。对此作者毫不掩饰地报告了不少地区警务废弛的情况。如，记普洱警察曰“城内设有区、巡长各一员，警士二十四名，马蹄里枪二十枝，（子）弹二千粒，警察腐败不堪，精神委靡，衣裳污滥。有赤足者，亦有拖鞋者，有在派出所席地而坐者。种种现象，不堪殚述！”记新平警察曰：“城内设警察区长一员，巡长一员，警士二十二名。九响枪十枝，（子）弹一千八百粒，马蹄里枪八枝，（子）弹三百三十粒。其警兵精神痿靡，发长如许，衣服垢污，见之欲呕！此皆由其巡长之办理不良，以致腐败至于斯极也！”记元江警察：“衣服褴褛，形同乞丐！”记他郎警察：“荒疏教练，故各兵士有不知使用枪支及立正、稍息之行为者”。
再如，作者也特别关心边疆学校教育。例如，尽管清末以来全国普遍兴起反对女子缠足运动，民国元年（1912）已有严禁缠足的国家法令。但据笔者所知，甚至民国一二十年，云南广大地区仍然存在缠足陋习，或者不愿放开过去已经缠起的小脚。作者对此坚决反对。他在普防各属两等小学、普防各属女子两等小学的演讲中希望大家“互相劝导，已缠者劝令开放；未缠者切勿再事束缚。庶几合乎时代，而不为他县之女学生所窃笑也”。同时，他进一步从德（道德）、言（语言）、容（举止）、工（技能）四个方面鼓励女学生健康成长——“德贵实践；言贵简默；容贵端庄；工贵精勤…学成之后，用途最广。或为讲师；或就工艺。既不依赖他人，亦能经营生活。于国家既少一分利之人，又多一致富之道。女生入学堂而肯专心求学者，于国于己均有无穷之利！”
《云南河口边情一瞥》，一册，铅印直排本，云岭书店发行，1933年
民国·甘汝棠撰。作者生平事迹不详，仅就该书序言知其为云南晋宁人氏，民国十九年（1930），任河口市立中学第二任校长，时年29岁。检新编《晋宁县志》，知其为该县上蒜乡西中营村人，家境贫寒。其父甘兆芳先农后商，曾在昆明宝善街做小买卖维持家庭生活。其弟名汝松，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颇有文名，《晋宁县志》〉为之立《传》，却不及其兄汝棠情况。云南省图书馆藏该书之封面，有作者亲笔题书“赠昆华图书馆”字样。该书属立目式专题笔记。卷首作者自述其著书缘起曰：
民国十九年（1930）冬，余长教河口，以该地为滇越要冲，对边地情况尝时加考察。二十年（1931）春，复偕河口督办高振鸿君往所属各边地巡视，睹边民之庸蠢，风俗之奇异，边防之荒凉，法越之虎视，不胜悲凉太息！尝撮入日记，备供警惕。二十一年（1932）秋，民教馆有心于边疆研究，汇集云南边疆文字多篇，出刊（专）集，索文于余，因就考察所及并参入旧时日记，稍加整理，撰为此篇。虽非河口边情之详实记载，特揭用供留心边疆问题者研究参考耳！
全书正文共分七个部分：《引言》《河口特别区概况》《新店对汛状况》《越南边境状况一般》《滇越边界坝洒对汛之概况》《那发对汛之概况》《河口边防之建议》。全面介绍了河口开阜设治的历史、当前的制度、河口地区中国和法属越南之对汛、界碑，以及边民和各少数民族的生活情况等。此外，另附《河口边防地区域形势图》一幅，以及若干调查时所摄河口市区全景、河口到老街之铁桥、河口之炮台、南溪河、河口地区少数民族、中越边卡等图片，非常珍贵。由该书得知，当时国民政府已将河口划为“特区”，内辖新店等地。但和对面法属越南老街地区相比，无论从军事设施、边政管理到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十分落后。有鉴于东北沦陷的历史教训，作者通过调查研究，从“保省保国”的角度，希望当局尽快加强河口边地的防卫和建设，以免有朝一日“沦为敌手”。具体提出以下六条建议。
一是充实边防军力。包括加强边防炮台、乡团编练、防军人数、军火、边防运输等等。
二是改革边地政治。包括改进边政制度；以边官兼任汛长，以督办兼县长，实行一元化管理，避免互相推诿；慎选边官、严格考绩。边官最少要具备行政、外交和军事三种能力；提高边关人员的生活待遇，使之足以养廉；建议实行“练军屯垦”，亦兵亦农，减少边区财政负担等等。
三是推行边地教育。调查认为，当时不少边民文化素质太低，“受英法文化侵略，甘为人奴役而不自知”。建议应加强以“民族主义为中心的自强自卫教育”，从而使得“边患侵来，边民必先合力以应之”。
四是测绘边地详图。建议采用当时最先进的航测技术，绘为地图，使“边情明了，以利设防”等用。
五是整顿边地交通，修筑出海铁道。论称因为法国人已经控制了滇越铁路，所以我们自己应当“修筑粤滇出海铁道，以抵制滇越铁路之操纵，谋滇省与中央之联合，在国防、省防上均极为重要。”
六是整体规划，实行移民屯边。建议组织较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作好整体规划，再从内地移民边地，使河口边区“人民繁衍，力量强大，英法即无侵略可乘之隙”。上述六条建议，不仅当时具有积极的意义，即便今天，如“整顿边地交通，修筑出海铁道”等提议，对于云南，乃至中国的对外发展，也是十分睿智和重要的战略考量。
（未完待续）
注释：
[1]方国瑜先生《云南史料目录概说》著录此书，称作者字春林，曾为云南布政使梁敦怀幕僚。该书有嘉庆十五年刻本，申报馆排字本等。但内容语焉不详。
[2]方国瑜先生《云南史料目录概说》记为刘靖《顺宁杂著》十条，收入《小方壶斋舆地丛抄》，不知是否同一作者之书及内容，有待核证。
[3]按“千金”指孙思邈的医药名著《千金方》。
〔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教授 朱端强〕
（责任编辑：字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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