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新闻兵”的开城岁月
[作者:党史研究室管理员发布时间:2014-10-01 11:23来源:]

“红色新闻兵”的开城岁月

 

 

    历史学家用笔书写历史,而新闻摄影家钱嗣杰亲历着传奇,用相机真实记录着历史,见证着共和国的纷飞战火,亲历着共和国的国事风云,记录着鲜为人知的历史内幕,定格一个个经典瞬间。走近这位新闻摄影大家,俨然回放一个个有关红色传奇的镜头。

   (一)职业与域外的战火结缘

       1950625,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连续召开会议,作出了一系列军事干预的决定。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声明,宣布出兵朝鲜,并命令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同日,联合国安理会在美、英等国的操纵下通过决议,联合国会员国要派兵随从美国军队入朝。78,杜鲁门任命美国驻远东军司令官麦克阿瑟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职务,“联合国军”正式建立。

    这时,正在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随团访问的钱嗣杰作为一位曾经参加过解放战争的军人密切关注着朝鲜战局的进展:915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75000人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港登陆。此后,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损失严重,转入战略退却。101日,美伪军越过“三八线”,随后侵占平壤,并向中朝边境的鸭绿江进犯。

    面对这种形势,中共中央根据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早在77日,毛泽东下令部署河南的3个野战军(38军、39军、40军)和黑龙江的42军向中朝边境集结。101日,在第一个国庆日的国宴上,毛泽东提到了出兵的问题,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说:“自古道出师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周恩来插话说:“我们打算叫‘支援军’,支援朝鲜人民。”黄炎培说:“谁派出去支援的?是国家么?那我们是不是要和美国宣战?”这时,毛泽东提笔将“支援”改为“志愿”。108日,毛泽东代表中央军委命令由东北边防军改编而成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19日晚,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分别从安东(今丹东)、长甸河口、辑安(今集安)等渡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参战。

    听到这消息,正在随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云南分团采访的新闻记者钱嗣杰有些困惑:新中国才只有1岁,这个遭受连年战火、经济和军事实力都相当薄弱的祖国面对世界经济军事头号强国的挑战能最后取得战争的胜利吗?随后,他又转念一想: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曾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已经站立起来了。但是许多外国佬对中国是否真正“站立起来了”抱有怀疑态度,帝国主义者更是无视中国人民的力量。因为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起,中国抵御外侮屡战屡败。钱嗣杰忘记不了这段百年国耻的历史,心想:抗美援朝是新中国成立后抵御外侮的第一仗,只有赢得了这场战争,中国人才真正在世界强国之林中站立起来了,以此让全世界看到一个伟大民族的觉醒,看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力量,也是对100多年前鸦片战争的一个交代。想到这些,钱嗣杰十分激动,巴不得自己穿上志愿军服装也上前线作战。其实,他此时没有想到自己此后不久即以一个“新闻战士”的特别身份出现在这场战争中。

   “联合国军”并未料到中国会在未对联合国宣战的情况下出兵,而且此前前方的“联合国军”也没有收到任何中国军队已经跨过鸭绿江的情报。于是,“联合国军”被打得措手不及,好消息不断传来:从1025日至1224日,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连续进行了两次战役,歼敌5万余人,于126日收复平壤,并把敌人赶回到“三八线”附近,初步扭转了朝鲜的战局。1231日至195117日,志愿军发动了第3次战役,歼敌1.9万多人。125日至421日,志愿军又发动第4次战役,歼敌7.8万人。411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被撤职,由侵朝美军第八军军长李奇微接任。422日至610日,志愿军又取得第5次战役的胜利,共歼敌8.2万余人。钱嗣杰没有想到,志愿军的装备与美军相比有天壤之别,别说飞机,连防空武器都极度缺乏,可是战争取得的进展如此之好。他为志愿军的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深深佩服。

    更让钱嗣杰这位“新闻老兵”难以相信的事实是:当志愿军在朝鲜战场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新中国得到联合国秘书长的邀请,首次派出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于是,中国的声音出现在世界各大媒体的头版上,中国代表在联大对美帝侵略进行了义正词严、理直气壮的控诉。钱嗣杰没有想到,与朝鲜战场同时展开战斗的还有另一个“战场”,新中国打得同样漂亮,能第一次指着帝国主义的鼻子直斥他的罪行。

    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云南分团归来后,钱嗣杰由新闻总署新闻局调到了新华通讯社,任摄影记者。这时,同样让钱嗣杰没有想到的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很快把美国佬打回到了谈判桌前:抗美援朝战争的第5次战役结束后,“联合国军”再也无力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了。为了体面脱身,“联合国军”不得不坐下与中朝方进行停战谈判。

    为此,周恩来提名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兼军委总情报部部长李克农主持停战谈判工作,并选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兼国际新闻局局长乔冠华为助手。很快,李克农组织了一个工作班子,由外交部、新华社、中央机要局等部门的有关干部组成,其中有新华社的丁明、沈建图、段连城、康崇儒、苗青等。钱嗣杰还为没能选上自己到朝鲜而懊悔。为安全起见,志愿军代表团被称为“工作队”,成员都称李克农为“李队长”,称乔冠华为“乔指导员”,代号为101102

    很快,人民军方面指派总参谋长南日为谈判首席代表、人民军前方司令部参谋长李相朝、人民军第一军团参谋长张平山为代表,志愿军方面确定副司令员邓华和参谋长解方为代表,李奇微指定的是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埃为首席谈判代表,副参谋长奥尔林·勃克和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劳伦斯·克雷奇、第八集团军副参谋长享利·霍治、南朝鲜第一军军团长白善烨为代表。

       710上午,停战谈判在朝鲜开城来凤庄进行。当时,美国人就带了一面联合国旗帜,立在桌上。中方没有思想准备,显得有些被动。但是,开城地方当局准备了一面朝鲜国旗,就插在桌上。从此,两旗并立就成了惯例。尽管没有五星红旗,但是朝鲜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对等谈判符合我方利益,不用五星红旗也切合实际,因为志愿军并不代表国家。事实上,不论是在战场上还是会场上,任何时候都没有正式出现过中国的国旗,包括日后的停战签字仪式上。

    美国以超级大国自居,从谈判一开始就在会议议程和各项实质性问题的讨论上摆出一副凌驾于人的姿态,提出种种不合理的条件和要求,企图在谈判桌上谋求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

    第一天的谈判结束后,中方记者在报道中写到“乔埃是打着白旗来开城开会的”,似乎影射对方是打着白旗投降来了。这对头号强国的将军和军官们无疑是一种刺激感情的侮辱。再加上沿途和休息场所的警卫森严,让对方误以为是一种威胁,更让他们感到不快。于是在第一天谈判会议后,李奇微指示他的首席代表“要力争改变开城的确良谈判环境”。

    其实,带着“白旗”标志赴会,是双方达成的协议。此前,我军联络官建议双方车队挂红旗为标志,因为红色最显眼。对方则强烈反对,,认为联合国的旗帜是蓝色的,建议双方车队挂蓝旗为标志。中方则表示:“蓝颜色不醒目,而且我方空军和高射炮手,看见蓝色旗帜就打,这是长时间里养成的作战习惯。为了不发生误伤,你们千万不要挂蓝旗当靶子。”对方认为,以醒目的颜色为标志,是科学的,想到除了红色,只有白色最醒目,于是建议双方车队都挂白旗。为此,中朝方乘坐的汽车到开城时也是插白旗的。中方记者不过是抓住了与美方不同的文化传统而强调对方挂“白旗”而来罢了。

    首次停战谈判上,朝鲜人民军首席代表南日将军致词,扼要地说明了朝中两国人民对此次朝鲜谈判的基本态度,提出了3项原则建议;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邓华将军致词,支持南日的发言,指明:中国人民志愿军衷心支持这些建议,并认为应把它们作为谈判出发点。“联合国军”方代表乔埃致词后,双方提出了会议的议程草案。

    摆在桌面上的两个会议议程草案一对比,分歧明显,焦点突出。朝中方提出应把讨论撤退外国军队问题列入议程,而对方的发言未触及实质,却出乎意料的冒出一个“记者采访会议的问题”,乔埃要求我方12日即容许20名记者前来开城进行采访。

      11日,毛泽东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指出:必须坚持“将外国军队撤出朝鲜”一条列入朝鲜停战谈判的议事日程,并强调:“只有在获得完全协议,在举行签字的那一天,才可以让双方同等数目的新闻记者参加。”

      12日上午645分,中方通过联络官将有关情况告诉对方——我方赞成双方记者在适当时机前来开城进行采访活动,一俟停战谈判达成某项协议,即欢迎记者前来。但是,当日对方不顾我方正式答复,1个小时后采取要挟手段,“联合国军”方代表团人员偕20名记者组成车队,开至开城东朝中方板门店防区。由于新闻记者采访会议问题尚未达成协议,朝中方不同意记者通过,对方代表团竟全部折返。“联合国军”方首席代表乔埃还致信朝中方首席代表南日,表示只有在新闻记者随同代表团一起到达板门店的情况下,才能继续会议。

    就这样,停战谈判伊始便陷入休会状态。不过,此事导致了我国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匆忙组建由20人组成的“中外记者团”前往朝鲜开城。很快,《东北日报》副总编辑张沛接到一纸由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签发的委任书,着手率“中外记者团”前往朝鲜采访停战谈判。

      717清早,新华社摄影记者钱嗣杰被人从睡梦中叫醒,被告知组织决定派他去朝鲜,让他立刻到国际新闻局办手续。接到任务,钱嗣杰十分高兴,在新中国成立后终于有机会以特别的身份参加抗美援朝。报到后,即开始做些简单的准备工作,除了必要的行李,他还认真擦拭了备好的几种心爱相机——“禄莱”(Rolleiflex120、“徕卡”(Leica135和“新闻镜箱”相机。这可是自己手中的武器,他擦拭了一次又次,小心翼翼地装进自己的摄影包里。

       18日,钱嗣杰与《人民画报》记者安林、《光明日报》记者孙承佩、《世界知识》记者彭世桢、《大公报》记者朱启平和潘静远、国际新闻局的英语翻译向立和朝语翻译崔彬等自北京坐火车。离京时,他没有告诉自己的父亲与姐姐,怕他们为自己的安危担心。

    次日抵达沈阳,与《东北画报》记者梁枫、《新民晚报》记者梁沙军、《解放日报》记者王真、英国《工人日报》记者阿兰·魏宁顿、法国《今晚报》记者贝却敌等会合。20日,新华社报务员王梯云、译电员刘茂俭及两名摇机员赶到沈阳。

       20日晚10时,安林率穿上了新发的志愿军棉军装的朝鲜停战谈判中外记者团成员在沈阳乘火车出发,次日清晨抵达安东。刚下火车,就听到防空警报,仿佛在向中外记者团通报这里已是战争的边缘了。曾多次出生入死穿行在解放战争的硝烟中的摄影记者钱嗣杰,对当前的防空警报并没有感到太多的紧张。

    由于朝鲜谈判中美国方面缺少诚意,冒出个“记者事件”,于是中外记者团自组团到成行十分仓促,几乎每一位团员都是突然得到通知即启程,没有多少准备时间。这些记者都是新闻界的精兵强将,拍摄实战经验丰富。新华社没有派文字记者到记者团,只派出了摄影记者钱嗣杰一人和负责通讯联络的译电员与报务员,人民日报社没有一名记者前往。

    为什么新华社与人民日报社这两家国家重要的新闻单位都不派出文字记者到停战谈判中外记者团,钱嗣杰有些纳闷。后来,他才知道,中国没堂堂正正以解放军的名义参战,而是以志愿军的名义出国作战,不仅是出于战术隐蔽的考虑,有利于部队初战的展开,更重要的是不以国家的名义参战,可以避免敌人以扩大战争的借口。出于同样的考虑,“中外记者团”也需要以非官方的名义前往朝鲜,于是主要中央新闻单位不便派文字记者参与,为的是增添民间色彩。

       21日傍晚,中外记者团及警卫人员一行几十人,分乘两辆卡车经过鸭绿江,踏上了朝鲜的土地,在蜿蜒崎岖的山路上行驶。虽然远离前线阵地,记者团却只能在夜间行动,敌机24小时在上空盘旋,目的是要切断朝中方面向前线的运输线。司机已多次在这条路上驾驶过,知道充满危险,晚上行车不能开车灯,不然易暴露目标,受到敌机袭击。每每有照明弹从天而降,大地亮如白昼,司机就说上一句“借光了”!随后,开足马力向前冲去。在平壤南面的沙里院这铁路枢纽,美军每隔15分钟释放一批照明弹,以便于轰炸、扫射,记者团经过这有“关口城市”之称的地方时,只见炮弹在路边响起,子弹从身边飞过,钱嗣杰这时才切身感受到战争对生命的威胁,似乎死亡随时都会降临,大家都有一种冲过火网的强烈感觉,既兴奋也惊险。

    天亮了,记者团就在博川郡的一个小镇上休息。钱嗣杰听说,在195011月美军入侵这个不到3000户居民的小城镇时,竟有800多人惨遭屠杀。然而,活着的人依然在战斗,以各种方式投入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之中。离开博川继续向平壤方向前进,钱嗣杰注意到总有一群群妇女在“打扫”马路,感到有些奇怪,一问司机,司机告诉大家说:“她们是在‘打扫’敌人飞机抛洒下来的铁钉。这种铁钉是敌人为破坏运输线而特制的空心四角钉,落地后永远是三角着地一角向上,汽车轮胎一量被扎就会泄气。”

    (二)谈判桌外的“明争暗斗”

    记者团的车队经过价川、新安州、顺川,终于抵达有“柳京”之称的朝鲜首都平壤。从公元427年开始,古代的高句丽王国就在这里定都。1500多年来,平壤曾经多次遭到战火的破坏,又多次得以重建。钱嗣杰经过已被战火破坏的高句丽王国古老宫殿的遗址时,勾起对平壤昔日繁荣的遐想,似乎看到灿烂辉煌的朝鲜古代文化,然而眼前的战争让外国侵略者在这块投下了40多万枚炸弹,整个城市几乎被夷为平地,到处是断垣残壁,惨不忍睹。司机告诉大家:“朝鲜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平壤南面是一片开阔的平原,这片肥沃的土地备受人们青睐。由于城市的一部分位于平原上,因此被命名为‘平壤’,在朝鲜语里,‘平壤’可以解释为‘平坦的土壤’。”

    费了很大的周折,记者团一行才找到中国驻朝使馆,甘野陶代办已在那里等候。723日晚,中外记者团启程向开城出发。车过朝鲜第五大江大同江时,遭到敌机轰炸,炮弹在大桥两边爆炸,激起冲天的水柱,朝鲜人民军的高射机枪向敌机开火,枪声、炮声、马达声交织在一起。钱嗣杰等屏住气息,经受战火中生与死的考验,最终安全通过了大同江,不过卡车的前轮却不慎掉进了炸弹坑,出现故障而无法前进,大家只好返回大使馆,这时已是午夜时分了。

    次日晚,换乘另一辆卡车出发,一路同样是空袭不断,终于在25日上午抵达有“松都”之称的在朝鲜中西部的直辖市开城。车子行进在这高丽时代的古都,大家感受不到都邑的辉煌和繁华,满眼瓦砾,完全没有都市的面貌,路两边的建筑荡然无存。

    中外记者团抵达后由朝方负责接待,被安排在松岳山上坡和山下两处的朝鲜老百姓家住下,六七个人一间房。这时,匈牙利《自由人民报》记者米赖依、和波兰记者普拉茨基也成为中外记者团成员。钱嗣杰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新闻处摄影组组长。

    一到驻地,报务员王梯云、译电员刘茂剑和两位摇机员等立即架起从北京带去的15瓦收发报机,并在约定的时间同北京联络。可是在开城能接收听到自北京发来的讯号,而北京却收听不到从开城发出的讯号。这就急坏了中外记者,立刻给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新闻处处长兼代表团新闻官沈建图汇报。通讯联络不畅一事,惊动了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决定把朝鲜人民军仅有的两部苏联制造的通讯车调拨一部供中外记者团使团。

    当天决定,朝鲜停战谈判下午复会。下午1点许,中外记者团赶到位处开城城区西北3公里的停战谈判会场“来凤庄”。这里是农村庄园,环境幽雅,气候宜人,四周开阔,小村中央的花园别墅就是“来凤庄”。别墅坐北朝南,黄瓦覆顶,雕花画草,十分壮观。门口有对石雕麒麟样的怪物,昂首张嘴,却亦威武雄立,进大门是一过厅,过厅进去贯穿在一条南北中轴线上,都有屏风,十分宽大,宽广盈丈。别墅花园内有石砌花坛,花坛旁有一汪不小的鱼池,时有游鱼来回游动,院内一株古松树,苍松翠柏精心修剪,若龙若凤,古松周围还植有很多奇花异草。这么好的环境,特别在四周战火弥漫的情况下有这么一方“世外桃源”实属不易,钱嗣杰还怀疑自己不是走在朝鲜的土地上。

    原来,谈判双方提议以开城为会谈地点之时,在789时,双方各派联络官3人、翻译2人在开城举行预备会,与会联络官驱车走进开城,见市区因屡遭轰炸,到处断垣残壁,不但不雅,更不利安全警卫,联络官开车到郊区觅见这么一处农村庄园,于是双方同意决定在“来凤庄”作为停战谈判地点,安全警卫由朝鲜人民军绝对负责。

    不多久,谈判双方代表陆续进入来凤庄。这时,双方记者活跃起来。颇有戏剧性的是南日乘坐了一辆涂有白色五星车号是5F的美式吉普车来到会场,与乔埃的坐车几乎完全一样。南日的车自然不是从美国买来的,而是从战场上缴获的,可能是美国人觉得丢了面子,此后乔埃就改乘直升飞机赴会。

    谈判桌上唇枪舌剑,谈判桌外双方记者也在“明争暗斗”。“竞争”最激烈的要数摄影记者了,或立或卧或猫着腰或踩在凳子上噼噼啪啪地拍个不停,战地记者出身的钱嗣杰“不客气”地抢镜头,一般记者不是他挤来挤去的对手,用“徕卡”135拍下了不少贵珍镜头。

    对方记者数量比我们多,除美国人外,还有南朝鲜派来的以及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许多记者,其中也有台湾国民党的记者。这些人所持的立场和观点不尽相同,大部分对新中国怀有敌意,开始双方记者互不理睬,后来稍有松动但还是不很友好。一位南朝鲜记者还不清楚是由于“联合国军”在战场上的失败、损失惨重才被迫同意坐下来谈判,竟说:“你们失败了,因此你们要谈和平。”中国在有的美国记者眼里是一个和“饥荒”连在一起的国家,还问:“你们中国也能制造巧克力吗?”当中国记者给他们讲述新中国的建设成就后,美国记者瞪大了眼睛:“这可能吗?”钱嗣杰见此情景,有些无奈也有些好笑。

    当天,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就朝鲜停战谈判的议程发表声明。声明说:从朝鲜停战谈判第一次会议起,朝中方就主张讨论和解决从朝鲜境内撤退一切外国军队问题。既然我们双方都同意要达成停火与休战,不是为了任何一方取得不断再战的喘息时间,那么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作为朝鲜不再发生敌对的军事行动的坚固保证,不是应引起任何争议的。但是你方一再拒绝将这一问题列入议程。现在我方为求得早日达成停战协议,以实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初步愿望,同意将此项内容不列入议会的议程。但我们认为:朝鲜停战谈判在讨论和解决了停火与休战诸问题之后,仍然应对这个重要问题作一个明确交代。

       726,双方达成谈判议程协议。27日,“联合国军”方代表在谈判第二项议程时,拒绝朝中方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合理主张,侈谈海、空军优势,以所谓“补偿”其海、空军优势为借口,无理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志愿军和人民军阵地后方,企图不战而获取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联合国军”方这一要求遭到朝中方拒绝后,竟扬言“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

       29日,将“三八线”定为军事分界线,非军事区应当在其南北各10公里的地带。因为战争的爆发是由于交战国的一方首先侵犯了“三八线”这个分界线,而且不能阻止战争的扩大也是因为交战国的一方无视朝中人民的意志,再度侵犯了“三八线”。这场战争是不分胜负的平局,所以在战争的结果上产生得失是不自然的。所以回复到战争开始时的状况是最适当、最公正,也是最自然的道理。“联合国军”方认为,如果承认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将不得不放弃涟川、铁原、金化一线的已占阵地,从军事地形上不适合进行防御。因此提出:以实际军事接触线为基础划为军事分界线。同时,由于“联合国军”方面占有海空军优势掌握着制空权,控制着全部制海权,如果停战,这些军事力量就必然不能发挥,所以军事分界线应当先在把力量、装备、兵站、海空军能力考虑在内,确保双方综合军事力量均衡的一条地面线上。因此作为补偿,军事分界线应设在现实际军事接触线以北3040公里的地方。按此要求,朝中方将退出1.2万平方公里的地区。

       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下令美国空军对北朝鲜进行空袭,100余架战斗机与战斗轰炸机轰炸了平壤,350余架飞机轰炸了南浦等地美方认为重要的“特定军事目标”,试图在心理上给朝中方施加压力,迫使朝中方答应其所提出的谈判条件。

    于是,朝鲜战场出现了谈谈打打的复杂局面。818日,美军集中8个师的兵力,发动了“夏季攻势”。

       819晨,我军事警察9人在排长姚庆祥率领下沿板门店西南面松谷里以北高地向东巡逻。当他们一行走到中立区的松谷里附近时,突然遭到了埋伏在此的30余名南朝鲜武装人员的袭击,姚庆祥当场倒在血泊中。

    中方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并在志愿军代表住地为姚庆祥烈士举行追悼大会。姚庆祥的灵堂两侧悬挂着两幅挽联,上联是“为保障对方安全反遭毒手”,下联是“向敌人讨还血债以慰英灵”。灵堂陈列着烈士的遗像以及花圈、挽联等。

    灵堂布置完毕后,李克农、乔冠华到现场检查。“虽有这么多的挽联,可仍觉得有点不足,难以表达人民的愤慨之情。”李克农回过头,对站在身旁的乔冠华说,“老乔,还是请你想一想,是否再写一幅更为醒目的挽联。”

   “嗯!”乔冠华应了一声。在钱嗣杰眼里,乔冠华很活跃,笑也笑得很潇洒,骂也骂得利落。乔冠华外出时,手里喜欢拿根文明棍,不停地摇着,大有学者之风。钱嗣杰清楚,乔冠华在德国读过哲学,懂过几门外语,对中外文学有研究,笔头很锋利。志愿军代表团给北京的文电稿大都由他起草。乔冠华平时有两大嗜好,一是香烟,二是茅台酒。在朝鲜,爱写些打油诗取乐。

    乔冠华不愧为一代才子,只见他紧锁眉头,在房间里来回踱了几步,便顺口念出一幅挽联:“世人皆知李奇微,举国同悲姚庆祥。”

   “好好好”,李克农闻声连连称好。“你赶快让人去布置,以免耽误了时间。”李克农对乔冠华吩咐道。

    在沉痛悲壮的哀乐声中,姚庆祥烈士追悼会开始了。灵堂虽然不大,但布置得庄严肃穆。各界人士、中朝代表团,开城中立区军事警察部队以及各国前来采访的新闻记者都参加了追悼会。

    枪杀姚庆祥的事件本已引起世界各国一切正义人士的强烈谴责,而举办姚庆祥烈士追悼会更将这场反对阻挠谈判的斗争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从而使侵略者在道义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

    然而,“联合国军”方并没有因此而稍有收敛。姚庆祥烈士的血迹未干,美国飞机竟又于8222220分,突然袭击了我方代表团的驻地。当时记者们正在屋里谈话,听到飞机的声音后还没来得及躲进防空洞,炸弹已在四周爆炸,火光冲天,震耳欲聋。敌机先后在朝中代表团附近扔下了4枚汽油弹、12枚杀伤弹,并多次扫射驻地。

    当晚2235分,朝中方联络官以无线电话通知在汶山美方的联络官,促其速来开城进行现场调查。零时25分,美方肯尼上校、穆莱上校抵达现场后,在具体的人证、物证面前,仍然千方百计进行抵赖。李奇微也拒不认账。

    次日,毛泽东致电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此次敌机夜袭,其意甚明,我必须不怕破裂,予以坚决回击。我方应于今日提出暂时停开谈判会议,以压敌人气焰。同时,我们在军事上应加紧准备迎接敌人可能的进攻。

    在此情况下,朝中代表团紧急转移到青云洞。此后,开始“打游击”,又转移了几个地方。这期间,中外记者团的住处数次遭到敌机轰炸。鉴于谈判陷入无限期休会,志愿军代表团决定:停战谈判中外记者团留下4位外国记者、2位中国记者以及新闻台全体人员,其他成员全部返回祖国。很有实战拍摄经验的新华社记者钱嗣杰和香港《大公报》的朱启平两位就留了下来。其他成员回国时,与钱嗣杰等挥泪作别。

    就在这时,钱嗣杰听到一个噩耗:志愿军代表团工作人员、新华社英文翻译丁明因劳累过度,加之胃穿孔导致肠麻痹,但开城前线的医疗条件很差,抢救不及时而不幸病逝。

    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下属的常设机构新闻处的主要任务一是配合谈判斗争,搞好对外宣传,二是为谈判工作服务,特别是有关各方面对朝鲜战争和停战谈判的反反应。新闻处人手少,工作很紧张,处长沈建图和他的主要助手段连城不但要联系前来采访的记者,而且还要按照谈判斗争的需要每天赶写文章,及时向全世界正确介绍谈判情况,阐明我方立场观点,揭露美方提出的无理要求和破坏停战谈判的种种阴谋。新闻处领导的参编组由收报台康崇儒、苗青等几位报务员日日夜夜抄收世界各大通讯社的英文新闻电讯稿,关在汉和方迪槐二人据此编成英文参考消息,并由张文琏、吕志清、黄仕琪、贾淑勤、张丽珍、田林生、董斯美、曾肯干、刘钟云等从英参中进行选择,编成中文参考消息印发,供代表团领导和有关同志阅读参考。新闻处领导的中外记者团除到谈判会场采访外,还根据新闻处的安排而不时地到朝鲜作战线的前沿和后方进行采访或调查。

    每隔一段时间,沈建图召集中外记者团记者开会,介绍谈判形势,分析谈判内容,明确报道重点以及宣传策略等。不过,沈建图的中文讲得并不好,但是英文相当棒,写稿直接用打字机打英文。于是,钱嗣杰等常开玩笑说:“你是中国人,中国话讲得不不溜,你成了半个外国佬。”

   (三)“冲锋”在有硝烟与无硝烟的两个战场

       929,“联合国军”在经过充分准备之后,开始发动秋季攻势。与此同时,美国空军实行所谓“绞杀战”,对中朝人民军队后方和后方运输线实行大规模的日夜轮番狂轰滥炸,企图切断中朝人民军队前线粮食弹药的供给,迫使中朝方面接受其谈判条件。

    这期间,钱嗣杰背着装有相机的行囊到战场前沿采访。他冒着敌人的炮火拍摄着,处处有他端起相机的身影。在我高射炮兵向敌机射击时,他迎着敌机拍摄,真实记录了一个个浴血鏖兵场面。一次,英勇的志愿军战士以排山倒海之势,铺天盖地向敌人猛攻,钱嗣杰被眼前的战争场面所震憾,跟着冲锋,拍摄了这一令人热血沸腾的壮观场面。

    在战斗中,中朝步兵部队以密集的迫击炮弹、各种枪弹和手榴弹猛击敌人,并和敌人展开激烈的肉搏战;炮兵部队有力地配合步兵作战,用炽烈的炮火猛轰敌军的战车队、步兵部队和炮兵部队。他们的高呼:“用消灭敌人的胜利作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的献礼!”钱嗣杰在这一带战线采访时,看到了侵略军惨败的景象:在秋叶蒙盖着的山岭上和暗蓝色的沟壑里,成群地倒卧着侵略军官兵的尸体,他们有的四肢朝天,有的头卧在岩石上,有的蜷曲地倒在树旁。一个哭丧着脸的俘虏供称:这次是他们师侵略以来遭受损失最大的一仗,在以前他们没有想到中朝人民军队有这样强大的军事力量。

    李克农当时身体不太好,由于工作劳累,加上他的哮喘老病一再发作,可是仍然凭借药物控制坚持出席并亲自主持代表团的一些工作,不时地与钱嗣杰等记者交流采访事宜。一个晚上,李克农犯心脏病倒在地上,多亏抢救及时,处理措施得当,才幸免于难。不久,中央选派参加联合国会议回来的伍修权来到开城接替他的工作,但是李克农以“临阵不换将”为由请求中央批准他继续坐镇开城、坚守工作岗位。钱嗣杰与李克农因为工作关系接触较多,为“李队长”的牺牲精神和历史使命感而感动。

    经过中朝人民军队的英勇战斗,到10月下旬便粉碎了敌人的攻势,共歼敌25万人。战场上的一番较量,让“联合国军”付出了大量伤亡的代价,不得不重新回到谈判桌前。1010日朝鲜停战谈判双方联络官在板门店会晤,商谈双方代表恢复谈判的条件。“联合国军”方联络官提出:只能保证新的会议地址周围一个小的中立区和开城、汶山通往板门店的公路不受攻击。实际上是仍要保留对开城朝中代表团驻地的空中威胁。鉴于以往事件的教训,朝中方坚持开城、汶山间中立区范围应于扩大,以保证停战谈判得以在不受干涉的情况下进行。

      1025,经双方协议,停战会议地区的中立范围扩大成为将我方占据的开城和敌方占据的汶山都包括在内的一个长形地区,而会议的会场则从开城内的来凤庄迁移至板门店。

    这是距离开城东南8公里,是开城与汉城之间的一座村庄。据说,很久以前,为方便来往于开城与板门店之间的过客,曾在这里用木板建过一个小店铺,“板门店”的名字便源于此。朝鲜停战谈判在板门店复会后,继续进行第二项议程讨论。朝中方宣布刚刚卸任的前中国驻苏联武官边章五代替邓华任志愿军首席代表,另以郑斗焕代替张平山为谈判代表;对方李亨根接替白善烨,特纳接替克雷奇。

    这时,志愿军代表团内部的党委也进行了调整,书记仍是李克农,副书记由原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担任,委员有边章五、乔冠华、解方、柴成文。随着谈判的进程,志愿军代表团的人员从最初的20多人增加到近220人,后来达到430余人,加上附属机构的人员在内,最后总人数达到6000余人。

    在朝鲜,钱嗣杰感受到朝鲜人民对志愿军及其代表团工作人员的深厚感情,他们常常唱“金日成”,唱“阿里郎”,唱“东方红”。尤其是活泼可爱的朝鲜儿童,每次见到新闻记者们就围着又跳又唱,有的淘气的小孩还会爬到树上起劲地唱起来,他们最喜欢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而且汉字咬得极清楚、准确。

    战争给朝鲜人民的苦难是深重的。钱嗣杰亲眼看到,在这动荡的日月里,朝鲜人成千成万的家庭被拆散了,很多人的丈夫、儿子和兄弟们难惟见面,甚至阴阳两隔。开城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的生活经历里增长了对李承晚发动战争的憎恨。在谈判期间,一些才学会说话的朝鲜孩子在街上玩耍,每每只见朝中谈判代表就招手,并喊叫“和平,和平!”然而,停战却还是那么难产。

    钱嗣杰亲眼看到谈判时辍时续的开城人已经得到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很多纯真幼稚的小学生们一见到朝中谈判代表团的小轿车向板门店开去时,就欢天喜地地去告诉他们父母或者老师。如果日子久不见小轿车了,他们便会问妈妈:“会又停啦!是不是美国人又在耍什么新花样?”从开城到板门店的公路旁很多老太太告诉钱嗣杰等中外记者团的记者:她们虽然看到车子开过去又开过去,但是每次看到车子来了,她们还是想看一看。很久以后,她们已摸出了一个规律:只要这条路上一冷落,她们马上就会猜到一定是美国人又在破坏谈判,又在什么地方发动进攻;而这条路上车子频繁的时候,她们又会知道准是美国人在什么地方不如意了。

    前些年,笔者采访过著名新闻纪录摄影家徐肖冰,有段时间他也是记者团成员。他曾回忆说:“在板门店谈判我主要是拍电影,留下来的都是胶片资料。谈判很艰难,虽然我们打了胜仗,而且我们打的是正义战争,可是美国佬死皮赖脸,讨价还价,提出了许多条件。”他说,在战场上拍电影时随时有危险,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子弹是不长眼的,而且子弹也是不会分辨你是不是打仗的人,是不是搞摄影的人,只要它飞进你的身上,你就可能丧命。

    会议斗争是在板门店的帐篷内进行的,钱嗣杰清楚要使板门店成为世界讲台,让全世界人民知道我们坚持和平、坚持谈判的态度以及我们的合情合理的主张,只有靠新闻宣传;要揭露敌人破坏和谈的阴谋,并打破其封锁,也只有靠新闻斗争。钱嗣杰认识到,会内谈判代表有些话可能不好讲,但是记者可以用文字纪述、镜像的真实纪录让一切明眼人知道真相;会内谈判代表不便谩骂,但是记者可以通过新闻加以揭露。谈判可以休会,但是新闻宣传不能休战,钱嗣杰和他的同事们紧密配合停战谈判,打响另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役。

      1952年初,美国侵略军公然违背国际公约,在朝鲜北部和中国东北地区撒布大量带有鼠疫、霍乱、伤寒和其他传染病的动物和昆虫,企图以所谓的“细菌战”从根本上削弱中朝军民的战斗力。为了战胜美国的细菌武器,中朝两国人民紧急动员起来,开展防疫卫生运动,采取种种措施,动员一切可能的人力、物力、药力扑灭带菌毒虫。美国的细菌战激起了全世界人民的极大公愤,使美国完全陷于世界人民的声讨、审判的被告地位。428,“细菌将军”李奇微下台,由美军上将克拉克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的“细菌战”遭到失败。

    为了挽回败局和迫使中朝方面接受美国的谈判条件,克拉克于19521014日发动了上甘岭战役。美军先后投入6万多人的兵力,出动3千架飞机和170多辆坦克,动用18个炮兵营,进攻不到3.7平方公里的上甘岭阵地。在44天的激战中,美军向上甘岭发射了200万发炮弹和5000枚炸弹,发动了900多次冲锋。但是,志愿军战士,守住了阵地。此战役志愿军歼敌2.7万人。

       19535月中旬到6月中旬,中国人民志愿军配合停战谈判,先后发动两次进攻性作战,歼敌4万余人。713,中朝人民军队发起金城战役,歼敌5万余人,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

    停停打打,停战谈判数十场。按照1949年的《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实际战争停止后,交战双方的战俘应立即释放并遣返回对方。谈判接近达成协议时,美国又在战俘问题上进行破坏和拖延,搞所谓“自愿遣返”,不愿意将13万多名中朝战俘完完整整地交还回去。与此同时,一场血腥的“甄别”运动也在美军战俘营里进行。所谓“甄别”,就是强迫中方战俘“表态”,是去台湾而不愿意回大陆。

    笔者曾采访过原志愿军战俘张泽石,他曾是朝鲜战场上的文艺兵,19515月底被俘。谈起过去,这位秋霜染白双鬓的老人激动不已:“美国鬼子是想尽一切办法,军事上是持平了,政治上就要想办法,他就说这些战俘都不愿回国,不愿回到你们集权统治下面,不愿受共产党统治,希望到自由世界来。所以朝鲜战俘要到韩国,中国战俘要到台湾,这是他们宣称的。要真是这样,咱这个国家的威望就大大降低,党的威望大大降低。在这样一场斗争里,我们就有一个爱国主义、民族主义、革命英雄主义问题了。那时候我们不仅要受到敌人通过武装镇压,通过唆使的叛徒来搞白色恐怖的威胁,千方百计不让你回国,丧失自己的信仰,迫使你改变。另外自己思想上、心理上也有沉重的负担,总觉的自己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虽说是无可奈何的被俘,是不是应该杀身成仁呢?”

    新华社志愿军分社随军记者王珠曾采访过巨济岛美方俘虏营第七十二联队的血腥内幕。王珠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说:“当时,美国侵略者不仅指使蒋匪特务在我方被俘人员中强制进行法西斯教育,而且百般胁迫我方被俘人员参加各种反动组织,离间我方被俘人员间的团结,并为美方强迫扣留我方被俘人员制造条件。他们强行在我方被俘人员身上刺上中文和英文的‘反共抗俄’等字样,我方被俘人员如果拒绝这种严重污蔑人格的血腥迫害,就要遭到殴打和杀害。在被打得昏厥以后,就给他再强行刺上有关反共字样。或者在把我方拒绝签字的被俘人员毒打昏厥之后,他们用自己的手指蘸着被害者伤口的鲜血,在强迫我方被俘人员放弃返回祖国的请愿书上涂上血指印。”钱嗣杰也看到过很多美国侵略者在其俘虏营中进行的骇人听闻的暴行。在对待战俘遣返问题上,朝中方面严格信守停战协定,本着人道主义精神将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全部遣返了,甚至包括参与细菌战的美军战犯。

    我方被俘人员在接收站一下车,就把美方发给的衣服和鞋袜全部脱下来丢光了,赤条条的只穿一条短裤衩,说:“我们在战俘营吃尽了这些狗杂种的苦头,回来前,才人模狗样地给每人发一套新衣服,想叫我们给他撑面子,我们才不干这种蠢事。”说着,把敌方赠送的打火机、烟盒、手纸之类的物品狠狠地甩在美伪工作人员面前。

    本来,敌方派来了许多摄影记者,要抢“美军优待俘虏”、“共军战俘依依惜别”等镜头,谁料大失所望。那些围观的少爷兵、雇佣兵也被这场景吓得丑态百出。有些战俘那米黄色的脸上挂着激动的泪水,有的还唱着革命歌曲,使得在场的美伪工作人员十分惶恐。

    钱嗣杰看到现场被遣返的大多数人断肢残腿、身染重病,有的还昏不醒。看见他们那凄楚的面容,钱嗣杰心中真比扎上一反利刀还痛,手中的相机不忍心留下如此悲剧的纪录。个别朝中战俘骨瘦如柴,形同骷髅,显然已濒临生死边缘,令人痛心。

    这在这个时候,满载美伪归俘的救护车从路边驶过,穿着我方赠送的蓝色工作服的美军俘虏从敞开的车窗探出身来,只要见到志愿军战士都有力地挥动手臂,大声高喊:“再见!”“谢谢!”

    钱嗣杰在采访时注意到,“联合国军”战俘被遣返时,情绪没有一点波动,每人脸上都浮着红光,堆着笑容,个个身体健壮,根本看不到有一个病残或精神失常者。

    而每天归来的我方被俘人员一回到“祖国怀抱”(接待站上写的朝中两种文字的牌坊横额),就禁不住地放声大哭,愤怒控制美方虐待我方被俘人员的暴行。说的人流泪,听的人伤心,有时大家常陪着一起大哭。为了听取归来的被俘人员控诉,我方特地在接收站附近设立了一个记者听取控诉的帐篷,让受害最深的被俘人员把肚子里的苦水都倒出来,让美帝虐待战俘的暴行面对世界公众舆论的审判。英国记者阿兰和法国记者贝却敌愤怒地跳上讲台,手指着美国记者大声质问:“在场的美国记者先生们,你们是干什么的?难道不能用你们手中的笔、手中的摄影机去阻止再发生类似惨无人道的罪行吗?”

    为什么双方遣返的战俘会呈现两幅完全不同的画面呢?双方战俘为什么表现的感情会如此大相径庭,反差如此强烈呢?难道是双方民族心态、文化与历史背景不同?难道人性有此大的差别?钱嗣杰从心底里发问!

   (四)迪安“死而复生”的背后

    威廉·迪安是美军陆军步兵二十四师少将师长。19507月,迪安奉命率这支号称“常胜军”的二十四师最早进入朝鲜。75日,迪安派出该师的先头部队——史密斯支队执行侦察任务,不料该支队刚进至乌山就遭到朝鲜人民军伏击,史密斯支队几乎全军覆没。

    美军入朝后的第一场战斗就以失败告终,而厄运对二十四师来说还只是刚刚开始:78日,该师二十一团在天安遭朝鲜人民军重创;710日,二十四师三十四团的防线被人民军突破;16日,二十四师十九团在大田郊区遭到重挫。这样,二十四师的3个主力团在10天内连遭打击,战斗力受到严重削弱。面对不利态势,迪安被迫下达全线撤退的命令。

    然而,不等美军撤退开始,朝鲜人民军就展开了新一轮的进攻。20日晨,人民军突进至大田市区。此前,一直在大田指挥作战的迪安只得随残部仓皇逃窜。由于地形不熟,迪安一行的2辆吉普车很快迷路了。在前进到大田以南1英里时,他们遭人民军狙击手袭击,迪安等人只好弃车逃进山中,与部队彻底失去联络。

    二十四师作为美军最先到达到朝鲜战场的部队,从75日至21日,短短17天就损失兵力7305人,损失装备6成,连师长也突然人间“蒸发”。美国政府先是守口如瓶,后来迫于舆论,才授意美联社于725日报道,迪安将军“迷途失踪”。几天后,在迪安家属的一再追问下,麦克阿瑟上将立即电令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查找迪安的下落。沃克采取多种手段搜寻,都没有找到迪安。无奈之下,他只得编造“迪安师长英勇战死”的事实向上司交差。于是,美联社又报道迪安“亲临前沿阵地指挥,率部突围时,临危不惧,以身殉职”。之后,美国当局在五角大楼为迪安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仪式,全国皆降半旗致哀。仪式上,授予“阵亡”的迪安一枚代表最高荣誉的国会荣誉勋章。

    国会荣誉勋章是美国最高级别的勋章,颁发数量极少,通常只颁给功勋卓著的高级将领和为国捐躯的英雄人物。凡是追授国会荣誉勋章的人,不但他的名字将永远载入美国史册,其亲属还将享受世卿世禄式的终生优抚。在为迪安追授国会荣誉勋章的时候,美国政府和军方联合举行了极为隆重的授勋仪式,许多军政要员、社会名流以及迪安的“遗孀”相继发表了或歌功颂德、或痛表哀悼的演说,美国的许多家报纸、电台、电视台都作了高规格的报道。

    然而,没过多久就从朝鲜战俘营传出迪安被俘的消息,引起美国舆论界的一片哗然。原来,迪安一行逃入山中后,1950721日夜他口渴难忍,独自一人循着水流声音去找水,因天黑失足滚下山坡,肩部和肋骨骨折,昏迷了过去。随行人员四处寻找,不见他的踪影,只好离开。迪安苏醒后,一人在山沟东躲西藏。由于染上痢疾,觅食困难,他的身体虚弱消瘦,形容枯槁。825日,藏匿了36天的迪安最终在大田以南35公里处被朝鲜人民军俘获,成为朝鲜战场被俘美军军衔最高的指挥官。

    迪安被俘后,为防止美军将他救出或炸死,中朝方面采取了极严格的保密措施,使这位将军在战俘营平安地度日。期间,他对美军的侵略进行了深刻反省。

       19511218,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交换战俘名单。“联合国军”方交战俘名单13.2万人,朝中方交战俘名单11599人,其中“联合国军”4417人,南朝鲜7142人。让美方震惊的是,迪安被列在朝中方面提供的战俘名单第一位。由于这事的高度敏感性,他们心照不宣,对此高度保密。在双方谈判代表步入谈判帐篷之际,志愿军代表团新闻处处长沈建图授意英国《工人日报》记者阿兰·魏宁顿向美方记者透露一些新闻,当时美方记者对中国记者怀有敌意。于是,阿兰把美联社记者叫到一边,对他说:”现在我有一条轰动性新闻的线索提供给你:在韩中方面今天交给美方的战俘名单上第一名就是迪安将军。”美联社记者听后喜形于色,激动地说:“非常感谢你!”于是,他立即现场打字,把一篇只有一句话的新闻发给美联社总社:“迪安还活着!”

    这令美国政府及“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大为震惊,措手不及。美联社马上抹煞事实,诬栽有人“别有用心地造谣生事,充当了共产党的宣传工具”,并且编造了好些材料,加以“反证”、“批驳”和“否定”(不过,这位记者后来还是因此受到总社嘉奖“普利策奖”,并得到3000美元的奖金)。

    可是不久,19522月上旬,美国《星条报》、《图片邮报》等又几乎用整整两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了美军战俘在战俘营中的生活照片,其中有两张迪安的正面半身照,一张是被俘时瘦弱忧伤颓唐的迪安,一张是被俘一年半后壮实而脸带微笑的迪安,形成鲜明的对比。不久,美国《生活杂志》等许多报刊也广泛刊用了迪安在战俘营的生活照片。从照片上看得出,迪安正在朝鲜战俘营里享受人道主义待遇,身体和心情都很正常。

    对于美国军政当局来说,这种突如其来的意外情况所造成的尴尬局面恰如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没有人能理解和谅解,包括迪安的亲属在内。任何解释,不论是多么巧妙高明都会弄妙成拙,带来更多的尴尬。于是,舆论大哗,正真的美国人民都感到自己受到了愚弄。

    此时的朝鲜战场,“联合国军”的军事形势每况愈下,美军的增兵数字与伤亡数字与日俱增,国内早已闹得民怨沸腾,人们到处发出愤怒的呼声,要求结束可耻的又无胜利希望的侵朝战争。

    那组有关迪安在战俘营里的生活照片就是钱嗣杰拍摄的。由于摄影记者经常要经常要外出采访,有时还要跟随部队出发,部队就给代表团摄影组长钱嗣杰配了一辆苏联产的吉普车。志愿军入朝参战后,随着战场上的俘虏越来越多,前线兵团的临时战俘收容所已不能满足需要,为此,志愿军决定在朝鲜北部平安道碧潼郡建立战俘营地。对内称: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战俘训练管理处;对外则称:碧潼战俘营。战俘营收容共管理了5000余名“联合国军”俘虏官兵。钱嗣杰曾多次到这里采访战俘的生活。

    一次,钱嗣杰到碧潼战俘采访,不意间发现有一个人在美军俘虏中与众不同。此人头戴一顶帽檐很长的军便帽,身穿一件墨绿色的长夹克衫,满脸皱纹,看上去年纪有50岁左右,比其他军官大得多,言谈举止也有别于一般俘虏。经过了解,得知他是一名美联社的资深摄影记者,名叫弗兰克·诺埃尔,被俘时身着戎装的他还携带着全套战地摄影器材,是典型的军中记者身份。因为是同行,钱嗣杰很关注他的举止,发现他尽管当了俘虏,但是对摄影事业仍未能忘情,把摄影看做自己生命的真正价值之所在。

    后来,诺埃尔提出建议,请求中方批准他为战俘们拍些照片寄回家,以消除家属的焦虑心情。经研究,管理处认为这个意见可取。美联社东京分社获此信息后,惊喜交加,立即通过英国记者阿兰·魏宁顿、法国记者贝却敌从中斡旋,疏通渠道,发表诺埃尔在战俘营所拍的照片。志愿军代表团对美联社的这一要求表示首肯。为此,诺埃尔一下子成为名声大振的传奇人物。他不仅能够在我军战俘营内到处拍摄,还能通过特殊渠道不断为美联社东京分社供独家照片发表。此举轰动了美国朝野,诺埃尔本人也被西方新闻界称为“在铁幕后创造奇迹的诺埃尔老爸”。美国的另一家大通讯社合众国际对此既羡慕又妒忌,一个劲儿地抱怨自己没有一名记者被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获,以取得与“诺埃尔老爸”同样幸运的身份和机遇。

    诺埃尔所拍反映战俘生活和娱乐的照片在美国发表后,收到许多战俘家属的来信。有的家信中说:“从诺埃尔拍的照片上可以看出你的身体像在家里一样的健康。”有的父母写信给诺埃尔让他们的儿子向诺埃尔和战俘的工作人员表示感谢。那些日子,诺埃尔的嘴角总是露出笑意,有一种职业的满意感,并为此妻子收到了很高的稿酬。

    这时,诺埃尔情不自禁地念叨着:“我是因祸得福啊!当了俘虏还发了一笔小财。”他把一张威士忌酒瓶上的商标贴在照相机的匣子上,此后就经常听到俘虏们说:“‘老威士忌’又来了。”一次,诺埃尔竟然得意忘形地在写一封写给美联社的信上落款“美联社鸭绿江分社”。战俘营的工作人员知道后,严肃地警告他说:“你太忘乎所以了。不要忘记,你现在的身份不是记者,而是战俘!”诺埃尔连连说:“对,对,先生。”

       19521月中旬的一个黄昏,钱嗣杰开车和新华社随军记者徐熊、李炳衡由碧潼战俘营带着美英等国俘虏托转的大批信件和照片,前往开城。大雪纷飞,吉普车在群山峡谷和莽莽丛林之间奔驰,稍一不慎,车子可能就会跌落路旁深不见底的阴森森的山涧。路旁一辆辆被摔翻的车体叫人发怵,坐在车内的徐熊和李炳衡索性闭起眼睛,思考报道工作,但是当车子被颠得很高很高时他们又不起不大喊起来:“万岁!万岁!”于是,钱嗣杰有了“万岁司机”的绰号。

    天色渐渐暗了,钱嗣杰加速行车。突然轰地一声巨响,原来是天上成群结队的美国飞机正在乱投炸弹和燃烧弹,把地面炸得碎石乱飞,弹片狂啸,漫天烟尘,满地烈焰。这里已无险峻嶙峋的峭壁和接连不断的大沟,然而不久车子被卡在一处巨大的弹坑之中,前进不得,后退不能。钱嗣杰好不容易才将车子驶出弹坑,向前猛驶。

    可是,刚走不久,又碰到呼啸而至的弹雨,爆炸的气浪在开阔地上翻滚。咋办?闯过去!钱嗣杰鼓足了劲,把握着方向盘,车子似疾风扫地面,冲过累累弹坑,踏过熊熊火海。就这样,在这条险途危道上,钱嗣杰开车穿越了一道又一道弹屏,冲破了一层又一层火网。直到拂晓,大家终于带着满身的“战尘”,抵达新华社平壤分社。

    分社首席记者刘桂梁拉住徐熊的手打量,说:“怎么?你们掉到河里去了?”原来,徐熊穿的大衣从里到外全都湿淋淋的了。钱嗣杰嗅了一下,觉得不对头,便上车查看:天呀!车上的一个汽油桶的盖子早就颠得不见踪影了,汽油在车子里到处流淌。多险啦,要是在路途中有一点火星儿蹦到车内,3人早就葬身于“火车”了。

    无意间,钱嗣杰得知曾广为传闻已阵亡的美军二十四师师长迪安就在离平壤不远的由朝鲜人民军看管的第6号战俘营那里单独收容,十分兴奋,请求前往采访。

    次日,钱嗣杰带着徐熊、李炳衡及英国《工人日报》记者阿兰·魏宁顿专程到平壤附近的第6号战俘营,单独采访了在押的美军二十四师师长迪安。迪安接受采访时说,当初不愿暴露真实身份,是因为他一直难以理解:自己武装到牙齿的部队,不知何故却被一向瞧不起的敌手击溃,堂堂的美军少将居然成了志愿军的阶下囚。迪安在战俘营中几次想自杀,幸看守人员及时制止。他很感激朝中部队能考虑某种战略需要,暂时没有公开他被俘的真相,并且按战俘政策,使他享受到十分优惠的待遇。钱嗣杰用手中的“新闻镜相”相机拍摄了迪安居住的“战俘营”——两间房子(没有高大的围墙和铁丝网),并拍了迪安室内看书、林中散步、练拳、做操、用筷子吃饭、同卫兵下棋等大量生活照片。

    钱嗣杰感觉到,脱下戎装的迪安在闭门思过,开始用一个旁观者的目光审视这场被美国总统杜鲁门称之为“警察行动”的干涉他国内政的战争。

       118,钱嗣车所驾的车与朝中代表团的两辆卡车一起组成汽车队,从平壤向开城驶去。车队的汽车数量、行驶时间、路线、速度和车上标志等,都是按敌我双方规定办理的。因此,美国飞机不能够白天在这条公路上向朝中汽车轰炸扫射。可是,汽车一出平壤,4架敌机就在钱嗣杰所驾的车子前后左右不断地轰炸和扫射,威胁着车队,钱嗣杰沉着行车,继续前行。到了汗浦桥的时候,敌机低空盘旋,直接对车队射击,打坏了车队的第一辆卡车,车内8人有两位朝鲜工作人员受伤,车体本身数处被击。钱嗣杰用手中的相机拍摄了敌机袭击的瞬间,并随后对受损的车体及受伤的伤员作了现场拍摄。

    到达开城后,钱嗣杰等才知道,就在他们遇险的前一天,美国飞机悍然飞临开城上空,对中立区进行了疯狂轰炸。钱嗣杰等把途中遇险经过如实报告给了朝中代表团,且提供了拍摄的有关照片资料。19日,朝中方首席联络官张春山上校向对方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他们调查处理。

       4天后,美方作出如下答复:“118汗浦里空袭事件:你方122所提供的物证、人证,证明了下列事实:(一)约1635分,当联合国军飞机开始对汗浦里桥进行预定攻击之际,有适当标志的车辆3部的车队自北方行近该桥。(二)当领队车到达桥北约40公尺处时,由于炸弹损害的结果,它被迫停止前进。(三)领队车内乘客8人中两人中弹片受伤,卡车本身数处被击,结果轻微损坏。(四)第二、第三辆车在第一辆车北200公尺距离处停下,未受损坏。鉴于此等情况,联合国军表示遗憾。”

    在当天的联络官会议上,美方联络官穆莱也承认18日确有美机4架在汗浦桥附近俯冲扫射投弹,其中1架飞机就发射100梭机枪子弹。他对于“确在附近”的朝中代表团的车队在遭受攻击后,其中1辆卡车损坏、车上两人受伤表示“遗憾”。但穆莱又推托当时美国驾驶员“没有发现车队”,想借此推卸美机违反协议攻击朝中代表团车队的责任。事实上,美国驾驶员既然亲眼看到了汗浦桥,并进行接连俯冲扫射,却声称“没有发现”桥北40公尺处正在平地开行而挂有显明红色标志的朝中代表团车队,这是当然不能令人相信的。尽管钱嗣杰等对此结论很不满意,但是大家庆幸没有出现生命危险。

    钱嗣杰注意到社会上有人否认“迪安还活着”,于是主动出动,利用美方记者苦于得不到的事实真相的心理想在借舆论宣传战上出奇制胜。恰恰这时,一同到第6号战俘营采访过迪安的阿兰知道自己拍了大量有关迪安的生活照片,他找上门来了,还带着一位美军《星条报》记者来了,请钱嗣杰把所拍的那组《迪安生活在战俘营》交给美军记者。钱嗣杰一想,给对方发表也好,可以替自己宣传真实的情况,便将照片及底片一并交给了对方,以方便他们放大或缩小照片发表。

    于是,迪安是死是活真相大白于天下。杜鲁门十分尴尬,只得通过新闻发言人发表了“尚需调查个中原委”的声明。这一调查,便拖延了近两年时间。

       1953727,朝鲜停战协定生效。从85开始,双方实施遣返战俘。一天,大批美国战俘在志愿军战俘营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乘着卡车从碧潼出发,说说笑笑直奔开城。到了离开城还有几十公里的金川附近,忽然有一辆福特牌小轿车由北向南驶来,轿车的前排左座位上坐着的就是迪安。

    迪安到了开城,下榻于一座战火中幸存下来的楼房,房前是个花园,花园里还有清澈的小溪。幽雅的景色和恬静的气氛给迪安以启示和神往,如果不是这场为时3年多的战争,这里到处都应该是这样美丽景色。

       94晚上,是迪安即将遣返回国的前一天,遣俘委员会的朝中代表和几位工作人员,特意在开城为他安排了一次告别便宴。迪安非常激动。不打不相识,相识了又要相别。一股淡淡的离绪涌上了他的心头,眼睛顿时有些湿润,动情地说:“我认为历史在中国是重复的,一个一个国家都曾想吞下中国,但都没有吞下,不仅10年、100年的是这样,1000年、1万年以后也还是这样。任何企图征服中国的国家最终都被中国赶跑了,丢尽了脸面,有的甚至被中国同化了。这个国家了不得,碰不得……”。

    迪安不是文人雅士,他是老兵,他是武夫,他不能当众落泪,百感交集的他便举杯豪饮,饮得酩酊大醉,连连呕吐,把我方发给他的一身新西服吐得一塌糊涂。他为自己的失态而深表歉意。可是在这样的场合下,谁能责怪这样的失态呢?反常的失态岂不蕴含着一种正常的情怀吗?

    迪安虽醉犹醒,拉住在座的朝鲜人民军代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的手,诚挚地说:“愿美国和朝鲜、中国永远不再开战!”

       95,迪安身穿又连夜为他赶制的一套崭新的蓝色西服,由朝中方面的两名遣返军官陪同,乘坐一辆小吉普车来到军事分界线。迪安下车后,一名美国上校带着几名美方军官,快步迎了上来。上校向迪安敬了军礼,也许因为心情紧张,他忘了遣返程序,匆匆把迪安迎上一辆轿车,立刻就想把他接走。

    “不!”志愿军遣返军官急忙上前,用英语制止道,“交接手续还没有办好,迪安不能走。”

   “哦!对,对。”迪安退下车来,点点头,“应该办好手续再走。”

    双方验证了交接文件,签过字后,迪安友好地向朝中遣返军官挥了挥手,才登车离去。

    迪安回国后,看到家中摆放着自己因“阵亡”而被授予的那枚最高荣誉的“国会荣誉勋章”,心里不是滋味。不久,他仍在军队服役,后来还由少将晋升为中将。退休后,他闭门谢客,受纽约出版商鲍斯·卡特的请求,如约完成了《在朝鲜被俘历险记》的书稿。其间,他还写过一封信给金日成和彭德怀,“以一个普通军人的身份,表达远离战场的特殊感情”。信尾署名为“死而复生的美国公民”。

   (五)10分钟的签字和575次的大小会议

       1953727清晨,金色的阳光穿透乌云,照射到并不宁静的板门店会场区。雨后的地面还有点潮湿,但闷热的感觉已一扫而光。

       9时许,板门店会场区格外热闹,世界各地的记者纷纷向这儿集中。记者们惊奇地发现在会场区有一座新建的签字大厅。根据协议,签字大厅由我方修建。刚动工时,有个美国记者看到施工面积很大,便不怀好意地说:“共军没有和平诚意,摊子铺得这样大,要修到何年何月呀?”钱嗣杰听到后,没有作声,只是吐了吐舌头。这位美国记者哪知仅仅经过几天的努力,我方工人已使一座庄重而宏大的东方式建筑拔地而起,屹立在原来搭建简陋的美国军用会议帐篷的地方,成为板门店新的风景线。

    大厅是竹木结构,都是预制件就地拼搭而成,其建成之神速,让所人惊讶不已。但大厅还未及使用,美方就提出问题,要求我方撤去东西两个入口处上方镶的毕加索的和平鸽图案,理由是那是共产党的宣传品。签字在即,美国人既然讨厌这一举世熟知的作品,我方就作了让步。

    签字大厅前是一条连接开城和汶山的三级公路,是双方代表团抵达会场区的必由之路。不久,公路上就人头攒动,黑压压一片,板门店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945分,传来了直升机的轰鸣声。钱嗣杰等“老”记者都知道,这是美方代表到来的信号。只见直升机在大厅东侧降落,掀起一股沙尘。细心的钱嗣杰发现:机头上飘着一面黄旗。这面黄旗不免使人忆起3年前美方车队打着大白旗到我方占领区开城与会的情况。那时,记者描述美国人前来“投降”,美方大为不悦。可能由于多疑,美国人还发现他们的座椅比朝、中代表的椅子矮一点。之后,双方协议前来开会的人员臂上各缠一根黄布条,汽车和直升机各打一面黄旗,作为和谈代表团的标志。

    记者最先进入,钱嗣杰进门时特地抬头看了看门框上和平鸽取下后残留的痕迹,心中不觉好笑。

    签字大厅呈“品”字形,东西长,北面凸出部分小。大厅东西两头各开一门,供双方代表团各自进出之用,免得混杂不便。双方人员分东西两边,相向而坐。谈判代表的席位居前排,其他观礼人员居后。凸出的部分是记者席,正好面对签字桌。钱嗣杰估算了一下,可能有近200位记者。

    有经验的钱嗣杰占据有利的位置,寻找拍摄角度。他注意到:过去谈判时,一张长桌当分界线,把双方隔开,今天则不然,双方中间是一块空旷的场地。南端面北设小方桌一张,放着18本待签字的停战协议文本(文本共两种:停战协定和临时补充协议,而每种文本各备3套:1套自行保存,1套与对方交换,1套存双方组成的军事停战委员会,而且每套都以朝、中、英3种文字写成,3种文字同等有效。我方准备的9本文本为深棕色皮帧,对方则为蓝色,也就是联合国旗帜的颜色),小桌东西两侧又各放一张长方桌,上面分别置有联合国旗帜和朝鲜国旗,显然是双方代表签字的座位。

       950分,朝中方面和美国方面各有8名佩带袖章的安全军官分别步入大厅西部和东部的四周守卫着,双方的观礼代表和工作人员也开始就座。志愿军的观礼代表来自志愿军司令部和前线各军,共约30人。

      10时整,大厅时一片安静。钱嗣杰感觉到连针掉到地上都能听见。这时,朝中代表团首席代表朝鲜的南日与时任“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威廉·凯·哈里逊自大厅南门步入大厅。钱嗣杰开始拍照,镜头里的我方人员正襟危坐,就像参加毕业典礼的学生,对方人员则是千姿百态,有歪着坐的,有翘起二郎腿的,有伸直了脖子的。代表就座后,便在双方参谋的协助下,先在本方准备的9个文本上签字,然后进行交换,在对方的文本上签字。这一过程共历时10分钟。

    签字的全过程仅有10分钟。和一共开了575次大小会议的马拉松式的谈判相比,它的确只是短暂的片刻,但却吸引了世界各国的目光。记者席上一片按快门声和镁光灯的闪亮,谁都不愿错失这一历史性时刻。此刻,钱嗣杰和同行曹兴华屏住气息,对准镜头。钱嗣杰用“禄莱”120相机从不同角度拍摄了好些珍贵照片。

    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时,所有在场的谈判、观礼人员和记者都可以清晰地听到远处传来的隆隆炮声。为什么一面签字,一面又打炮?钱嗣杰有些不理解,原来根据停战协定,正式停火须在协定生效后12小时实行。于是,双方充分利用停火前的间歇进行了激烈的炮战,是为了出最后一口气,也好像是为了给战争送别。

    南日与哈里逊没有寒暄,没有握手,没有讲话,甚至没有看对方一眼。签完字后,两人几乎同时站了起来,然后离座扬长而去。

    这里有一个富于戏剧性的插曲。“联合国军”代表团首席代表威廉·凯·哈里逊的名字早已为人所熟知,可是签字后,发表的中文文本上竟成了“海立胜”。这是在核定文本时,对方坚持要译为“海立胜”所致。大概,他们的意思是想以此表示他是“海岛上站立起着的胜利者”吧!

    板门店签字仪式结束后,钱嗣杰驱车回到住地。在路上,他听到了朝鲜人民军的最高统帅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下达的停火命令开始播发。所有重要路口上的扩音器里,都在传递同一个庄严的声音:“朝鲜人民军全体同志们、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同志们: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3年抵抗侵略、保卫和平的英勇战争,坚持了两年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停战谈判,现在已经获得了朝鲜停战的光荣胜利,与‘联合国军’签订了朝鲜停战协定……”。

    当晚7时,彭德怀在朝鲜人民军最高副司令官催庸健次帅的陪同下到达开城,先后出席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驻开城前线部队举行的盛大欢迎会,以及朝中代表团为庆祝达成停战协定举行的盛大宴会。钱嗣杰看到现场沸腾起来,场面尤其热烈,彭德怀显得异常兴奋,摘下军帽,向欢呼的人群致意。

   “全世界人民所渴望的朝鲜停战现在实现了……”彭德怀即席发表了讲话,那庄严的声音激荡在每一个与会者的心中,钱嗣杰和所有人一样沉浸在胜利的喜悦里。随后,越剧《西厢记》的演出把庆祝晚会推到了一个新高潮。

    原来拟安排双方司令员到板门店签字,但韩国放风要破坏协定的签字仪式,出于对领导人的安全考虑,后改由各自在其驻地签字。当晚10时,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于平壤在朝鲜停战协定和临时补充协议上正式签字。参加签字仪式的有朝鲜党政领导及朝鲜人民军高级将领等。“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上将克拉克于汶山在朝鲜停战协定和临时补充协议上签字。他签字后说:“我们失败的地方是未将敌人击败,敌人甚至较以前更强大,更具威胁性。”此时,全线炮火归于沉寂,三千里江山终于恢复了和平。

    炮声停止了,枪声停止了,继续了3年零33天的朝鲜战争至此停火了。弥漫空中的硝烟与火药气息,逐渐消失在夏夜的凉风中。

    次日清晨,双方士兵纷纷走出坑道、掩体、炮塔,看一看打得你死我活的对手到底是什么样子,一些大胆的士兵甚至还走到前沿彼此交谈和交换纪念品。没有欢庆,因为谁也不能夸口取得绝对胜利,但许多人都庆幸能活到看见停战。

    上午,开城松岳堂气氛庄重。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于这里在朝鲜停战协定和补充协议上签字。礼堂正中的长桌上铺上了洁白的台布,桌上放着笔墨文具,摆上了插着鲜花的花瓶。朝中两国国旗挂在墙壁上,给会场增添了几分威严。

       930分,彭德怀、李克农、乔冠华、张明远、萧全夫、李呈瑞、柴成文等鱼贯而入,三四十个记者也一下子拥了进去。钱嗣杰迅速抢占好位置,开始拍摄。

    签字仪式开始了。工作人员将停战协定文本端放在彭德怀面前。彭德怀从容往上推了推紫红色的眼镜镜框,然后拿起毛笔,一丝不苟地在协定文本上签上自己的姓名。钱嗣杰接连拍摄。这时,记者们的闪光灯一下子全部集中在了彭德怀身上,纪录片电影摄影师忙不迭地转动着摄影机……

    签字后,彭德怀司令员发表了谈话。他说:“朝鲜战争证明,一个觉醒了的爱好自由的的民族,当它为祖国的光荣和独立而奋起战斗的时候,是不可战胜的。”参加签字仪式的有志愿军高级军官百余人。

    走出松岳堂,钱嗣杰只听见鼓声、歌声、鞭炮声响成一片,开城群众也在为庆祝停战协定的签订而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和游行。一时间,在钱嗣杰的镜头里摄入的是一片色彩鲜艳的海洋。

    当天,《志愿军报》和国内很多报纸刊用了钱嗣杰拍摄的照片。当夜,他的心被胜利激动着,久久不能入睡。

    为表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历史功绩,这年731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在平壤举行隆重的授勋典礼。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发布政令,将朝鲜最高荣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及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奖章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以表彰他率领和指挥中国人民志愿军为协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侵略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同时,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及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奖章授予志愿军战斗英雄杨根思、黄继光、孙占元、杨连弟、邱少云、伍先华、许家朋、胡修道、杨春增、杨育才、李家发,将勋章、奖章授予志愿军其他领导人和23万余名英雄、模范及有功人员,以表彰他们所建立的功勋。

    钱嗣杰获朝鲜政府颁发的三级国旗勋章1枚,后来被中国人民志愿军记三等功,获军功章1枚。获得这些荣誉时,钱嗣杰还有些过意不去,认为真正该得到勋章和军功章的应该是那些在战场最前线尤其是那些牺牲了生命的英雄们。他说:“我尽管也参加过一些战斗场面很激烈的拍摄,我没有丧命,甚至没有负伤,我是够幸运的了。”

    很快,钱嗣杰立功表彰的喜报送到了佳木斯市。这时,一直与儿子失去联系的父亲钱乐恩才知道钱嗣杰在抗美援朝前线上。眼见喜报送到了家门口,他乐得合不上嘴,对儿子离家不打个招呼、也多年不来封信的怨气顿时烟消云散。

    这年7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易名为“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这时,记者团的工作不多了。于次年初,钱嗣杰回国。行前,李克农对钱嗣杰说:“你到我这里工作吧。”钱嗣杰笑了笑:“你们那里的工作我干不了。”钱嗣杰清楚,李克农坐镇开城时,不仅在对外谈判中施展出卓越的策划才能,在协调内部关系上也得心应手。他为“李队长”高效、铁面无情的作风与体恤下情的魅力所感动。尽管以里很想在李克农手下工作,可是他舍不得放弃所挚爱的新闻摄影事业,毕竟外交并不自己的内行,一切还得从头开始。

    钱嗣杰记得有一件趣事:李克农曾请南日为他的孙子起个名字,南日说:“我们舌战在开城,就叫‘开城’怎么样?”李克农当即同意。此事传到北京他的家中,家人盼望谈判成功,朝战结束,他早日凯旋。于是,他又把“开”改为“凯”——小孙子的名字就成了“凯城”。

    离开鸭绿江,告别朝鲜之时,欢呼声、歌声和掌声响遍上空,夹道欢送的旗帜和鲜花汇成了彩色的海洋。路旁响起的朝鲜孩子喜气洋洋的歌声,那些白发老人用颤动的手给钱嗣杰等捧上的芬香扑鼻的红花,这一切抚慰了依依惜别的心。是呀,在这些日子,结下了生死之谊,能不依恋吗?!分手的时候到了,深深的离情牵动着每一个人的心,每一步都是那么的依恋。在在纷飞的战火中,钱嗣杰和战友一们是那样刚强,然而此时此刻,他泪水涟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