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哲学家艾思奇与聂耳的终生友谊
[作者:党史研究室管理员发布时间:2014-10-01 11:29来源:]

著名哲学家艾思奇与聂耳的终生友谊

 

 

    在中国的文化史上,曾流传着一本书、一支歌的经典故事——

    一本书就是上世纪1936年艾思奇在上海出版的《大众哲学》。此书出版后不仅创下了连出32版的空前而且也可能是绝后的奇迹(中国至今也未再出现过竟能连出32版的书),而且它启迪了广大知识青年的思想,鼓舞着他们走上了革命道路,并促使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先后不断投奔延安。毛泽东不仅将此书寄给远在苏联留学的儿子毛岸英要他认真研读,还评价此书“能顶十万兵”;由于《大众哲学》在社会上产生的广泛影响,蒋介石曾大骂陈立夫:共产党能写出《大众哲学》,你们怎么就写不出来?你们全都是白吃饭的该死的饭桶。败退台岛检讨大陆战败的原因时,蒋介石又说:“我们和共产党的较量,不仅是军事力量的失败,也是人心上的失败。”并无可奈何地承认:“一本《大众哲学》,冲垮了三民主义的(思想)防线。”

    一支歌就是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在上世纪3040年代日寇入侵,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时刻,1935年聂耳在日本谱出此曲后寄回国内发表,它一问世就产生轰动效应,发出了我们民族“最后的吼声”,激起了亿万人民的抗日热情,促使他们投身于神圣的抗日救亡事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它被定为国歌,就即使是在今天,每当这庄严的国歌声响起时,都仍然会激起我们周身的热血沸腾。

    艾思奇和聂耳,都是我们云南籍的文化名人。如果说,《大众哲学》奠定了艾思奇的历史地位的话,那么,《义勇军进行曲》则奠定了聂耳的历史地位。而这两位文化名人,他们不仅生活于同一时代,而且在他们相互认识后几年相处的日子里,他们交往密切,相互影响,逐渐成为莫逆之交,建立了终生牢不可破的永恒友谊。他们如同中国文化历史夜空中的双子星座,将会永远闪耀着熠熠的光辉。

    艾思奇(19101966)原名李生萱,出生于云南腾冲县的一个书香门第的革命家庭。其父李曰垓在日本留学时追随孙中山加入了同盟会,回国后参与了云南反清的“重九起义”,后又在反袁的蔡鄂将军在昆明成立的军政府中任秘书长要职,蔡鄂逝世后,因其坚持民主革命的立场,与当时主政云南的唐继尧政见不合,遭其打击、迫害,便远走香港,担任孙中山总统府派驻香港的代表。艾思奇的大哥李生庄和叔父李子固都是中共地下党员。“艾思奇”是其笔名,意即“喜欢思考新奇事物”之意。他原来随父亲在香港读小学、中学,192515岁时随母亲从香港回到昆明,考入省立一中的插班生后便在该校就读。他热爱读书,当时学校图书馆的管理员李国柱是中共地下党员,李生萱经常在阅览室里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最有影响的进步刊物《新青年》、《响导》,直到关门李国柱提醒他才离去。因此,李国柱就有意识地和这位未来的大哲学家接触,开始了他们越来越密切的友谊。

    李国柱首先把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借给他阅读;随后又把他引导入学生自治会,鼓励他给学生自治会主办的在当时的昆明颇有社会影响的刊物《滇潮》写稿,于是,李生萱以后就逐渐成为《滇潮》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后来,李国柱又有意识地引导李生萱去学生自治会的学艺部负责领导这一组织。当时话剧已在昆明兴起,被百姓称为“新剧”,尤受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的欢迎,省一中的学艺部过去己演出过《少奶奶的扇子》、《娜拉》等新剧,社会反映还不错。李生萱参加进来时,他正准备要演出《回家以后》,但正苦于找不到女演员来担任本剧的主角。当时昆明的风气还没开化到女学生敢于上台演剧的地步,唯一的出路就是男扮女装,李生萱看完剧本后颇为女主人公悲惨的命运所打动,便主动挺身而出愿意扮演女主角,而且在实际演出中也很成功,受到全校师生和社会观众的一致称赞。观众中有位在本校威望颇高后来成为中国文化名人的教师楚图南,还有位当时云南地下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杨青田,他们都对李生萱留下了深刻印象。观众中还有一位省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聂守信,即后来成为中国最有名的革命音乐家的聂耳,不久后他就和李生萱相识并成为终生的朋友。

       1925530,上海发生了震惊全国的英国巡捕枪杀中国工人、学生的“五卅”惨案,李生萱除了在《滇湖》上写了几篇文章声援外,还参加了学校组织的罢课和上街游行示威。当时,昆明各中等学校为了协调行动,相互声援支持,各校的代表常到省一中来开碰头会,于是,在李国柱的介绍下,李生萱和聂守信相识了。各校代表一致商定:以省一中为中心开展话剧演出,举办音乐会,通过这些活动来吸引更多的学生和社会青年参加到反帝斗争的行列中来。李生萱也观看了聂守信率领的省一师乐队的演出,他们演出的都是些传统节目《梅花弄》、《小桃红》、《悲秋》之类,当聂守信向他征询他对演出的看法时,李生萱就直率地说:“你们要是能演奏些振奋人心的曲子效果一定比现在好得多!”聂守信道出了苦衷:“我也是这么想,可没有这样的曲子呀!”李生萱就提醒他:“你为什么不自己写曲子呢?”随后又庄重地说:“你要搞音乐,想成为音乐家,就应该自已作曲,你一定能够作曲。不会作曲,至多是个吹鼓手!”这番贴心的话使聂守信激动起来,他兴奋地挥舞着手涨红着脸说:“对!我一定要作曲,要做个为中国争光的音乐家,我要谱写振奋中国人的曲子!”说完便飞身向前跑去,却又回头向李生萱挥起手臂大声喊:“谢谢你!”

    聂耳(19121935)原名聂守信,祖籍云南玉溪,出生于昆明一个清贫的中医家庭,4岁时父亲便去世,家境更加贫寒。6岁入小学,因有音乐天才,读小学时就学会了笛子、二胡、三弦、月琴等民间乐器的演奏,常考与学校的演出活动。1925年春,考入云南十一县联合中学,参加学校的管弦乐队及其其演出活动。两年后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就读,1928年在该校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自艾思奇和聂耳相识并成为朋友后,他们便密切交往。艾思奇用自已的压岁钱买了一支很好的笛子送给聂耳。艾思奇的叔父李曰荃家里有手风琴,这在当时还是稀罕物,艾思奇便常带聂耳到叔父家里去练习手风琴。艾思奇也常随聂耳去其叔父郑易里家里去玩,后来艾思奇还与郑易里保持了几十年的友谊。在课余时间,他们常凑在一起,打球、游泳、演出,一起活动,又常邀约一些同样爱好音乐的同学,到家里举行小型音乐会,大家都玩得很开心。艾思奇见聂耳也很喜欢读书,便常借一些进步书刊如《学生杂志》、《小说世界》、《世界周刊》以及鲁迅的《呐喊》、《仿徨》、《野草》等给聂耳,不断向他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五卅惨案后,昆明学运高涨,学生们一致行动,不断举行罢课示威游行,声援无产阶级的反帝斗争,艾思奇和聂耳更是成为一条战线上的密友,两颗心贴得更近了。

       1926318,北京发生了“3·18”惨案:在李大钊领导下,北京5000多人集会抗议日舰炮击天津大沽口的国民军,并到段琪瑞政府请愿遭镇压,当场群众被打死47人,伤200多人,其中有两个在北大读书的昆明学生也横尸于段琪瑞政府门前。消息传来,省一中学生自治会召开大会,李生萱上台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号召大家上街游行声援北京,表决结果大多数学生都赞成。散会后,李生萱不顾仗着其父是唐继尧的秘书的一个“学友”的劝阻和“别忘了你爹的案子还没了哩”的威胁,毅然参加了上街游行示威的队伍。

       19268月,由于那个给唐继尧当秘书的学生家长的告密,唐继尧知道了“李生萱”就是李曰垓的二公子后不由勃然大怒:想不到李曰垓的儿子就在自己眼皮底下竟和当局作对,便掷笔下令:“杀不了老子也要宰他儿子!”

    也是幸运,幸亏得到李曰垓过去教过的学生李沛阶及时通风报信,艾思奇便去亲戚和李沛阶家中躲藏起来,才逃过了这场杀身之祸。躲藏近半年,昆明的白色恐怖越来越厉害,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不断遭逮捕和杀害,艾思奇已无法在昆明呆下去了,李沛阶便托一位要去香港的英国牧师帮忙,让艾思奇扮成他的家庭教师,于是在这位牧师的庇护之下,中国军警见了洋人如同老鼠见猫,他们便顺利坐上滇越铁路的火车到达越南海防,后在香港分手,16岁的艾思奇去了苏州与父亲见面。

    当时,艾思奇的长兄李生庄在南京东南大学哲学系读书,己加入中共地下党并从事学生运动,军阀孙传芳下令抓捕的中共地下党及进步人士的黑名单中己有其名,他事前得知内情后便匆忙出走,来不及通知家中,艾思奇恰恰在此时来南京东南大学学生宿舍找李生庄,欲在南京继续上学,便遭守候在此抓人的军警逮捕并被投入死牢。后经曾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署国务总理李根源(也是云南同乡,与艾之父李曰垓是故友,交情颇深)出面营救,才死里逃生,得以保释出狱。出狱后,艾思奇便赴日本留学去了,这时的艾思奇才17岁。

       1928年,艾思奇第一次从日本回到昆明时,便急忙去找他的知已朋友聂耳畅叙离情,当得知聂耳已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后,艾思奇很高兴;艾思奇把自己从日本专为聂耳买下了《国际歌》、《马赛曲》、《伏尔加船夫曲》……等著名乐章带回来作为礼物送给聂耳时,聂耳更为兴奋。

       1930年,聂耳从省一师毕业后便去了上海,考入了黎锦辉主持的明月舞剧社,演奏小提琴,并加入了“上海反帝大同盟”。1932年春去北平,加入左翼戏剧联盟的左翼音乐家联盟,积极活动。年底他又返回上海,参加上海剧联左冀音乐小组,参与发起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出任联华一厂音乐股主任。中国电影文化协会组织部秘书,并于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9·18”事变后,艾思奇看到异国侵略者在强占我东北三省后欢呼胜利的情景,不由心如刀绞,便再也不愿在这个充满军国主义狂热的日本再继续呆下去了!便弃学提前回国,来到上海。他先在上海泉漳中学任教,并参加了“中国反帝大同盟”。泉漳中学是一所进步人士和中共地下党员比较集中的学校,他和同事们相处融洽。这时,他开始使用“艾思奇”这一笔名在《中华日报》上发表了不少哲学短文,引起了哲学界的注目。19326月,泉漳中学被军警查封,他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帮助下,从“中国反帝大同盟”转入“中国社会科学联盟”,由此而充分发挥了他的哲学天才。1933年月,经由“中国社会科学联盟”安排和介绍,艾思奇进入了“《申报》流通图书馆指导部”工作,自李公朴先生担任了指导部的领导后,便在此基础上办起了一份《读书与生活》半月刊,李公朴由于忙于抗日救亡活动,艾思奇便成为该刊的最主要的编辑,该刊在艾思奇的主持下越办越好,发行量越来越大,终于成为当时的文化界影响广泛的一份著名刊物。193510月,经周扬和周立波介绍,艾思奇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也是在这年,他的《新哲学论集》、《思想方法论》、《如何研究哲学》等哲学论文集在上海结集出版,年青的艾思奇便一举成名。

    自艾思奇从日本归来定居上海后,聂耳也在上海,他们便又经常来往,相互交流信息和相互帮助。其时聂耳的经济较为困难,艾思奇在经济上对他时有帮助。聂耳这时已不断写出不少不朽的音乐作品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这都是些进步歌曲和抗日救亡歌曲,艾思奇平时也很喜欢哼唱聂耳创作的这些歌曲。

       1935年,由于聂耳创作了大量的进步歌曲、救亡歌曲,在社会上和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引起了上海当权者的恐惧和嫉恨,便将其视为“危险分子”而列入准备抓捕的黑名单中。中共上海地下组织获知此情报后,便立即指示聂耳迅速离开上海,绕道日本去苏联和法国留学深造。聂耳乃赴日本。不幸同年717日他在神奈川县腾泽海滨游泳时,在海浪中溺水而亡。

    聂耳遇难的消息传到国内后,艾思奇极为悲痛。面对桌上放置的聂耳遗像他热泪不断,并特地在聂耳的遗像边拍照,以示悼念。艾思奇对聂耳的英年早逝,极为痛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