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东川铜矿与云南军政关系探析
[作者:党史研究室管理员发布时间:2014-10-01 11:41来源:]

民国时期东川铜矿与云南军政关系探析

 

 

    东川有丰富的铜矿资源,历来为国家重要的铜矿原产地。清王朝覆灭后,中国在一段时期处于军阀割据、各自为政的状态,后虽都归于民国的旗帜下,却各行其道,云南也不例外。东川作为云南最重要的产铜基地,在整个民国年间,为云南的军事、财政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辛亥革命后,清政府委派的东川矿务委员弃职逃走,铜矿生产停顿。对于东川矿山来讲,历来都是“富者出资以图利,贫者赖佣以度日”。故矿山生产一停顿,顿时导致数万矿工失业,生活无法维持,社会治安亦受到很大影响。而当时的省政府忙于声援武昌起义,推翻帝制,绝大部分的精力都倾注于军事上,无暇顾及东川铜矿的生产和工人的生活。为解决数万矿工生计问题,1913年,由会泽知名人士黄德润、唐学曾(唐继尧之父)等集议呈请都督府核准,由云南省都督蔡锷、唐继尧等发起,官商集股,组建了公私合营的东川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设在会泽县城堂琅街,同时在城东门外设炉熔炼各矿区运来的不同成份的粗铜,将其精制为砖铜,不再运往北京,而是主要运往昆明供给兵工厂和造币厂,少量销售给民间。从1912年公司成立至193827年间,东川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共生产粗铜11291吨,年均生产418.2吨,各股东均分得可观的红利。

    武昌起义后,云南战事频繁,先后发动护国战争,参加军阀争霸,出兵川、黔、桂等省,因此对武器装备的需求量非常大,武器弹药需要大量补充。当时兵工厂所需的铜、铅、锌等原料,完全由东川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供给。故当时公司产品主要销售给兵工厂,其次才是造币厂。当时造币厂造铜币和银币,用量也很大。尤其是在“护国”、“靖国”时期,用量更大,致使公司铜产量大增,最高时粗铜产量达1122吨(民国时期最高产量),股东分到的红利也多。1922年以后,军阀混战加剧。当时掌权者,都紧紧抓住兵工厂、造币厂为其军需、财政的支柱。故东川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既以两厂为主要销售对象,公司经理、协理的人选也经常随当权者的更迭而更迭,大都找与当政者有关的人员担任。1929年后,龙云身边的理财“高手”、财政厅长陆崇仁担任公司总理,他在经营过程中感到资金周转困难,公司所生产的铜难于满足兵工厂和造币厂的需要,就决定由公司和财政厅所属的兴文、益华两银行签订合同,规定公司可随时向两行透支相当数量的资金,以调剂矿区的现金周转。可见,公司与当时的军、政当局的关系是何等密切。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云南军民积极投身于抗战之中。当时卢汉率领徒步出滇抗战的六十军,所使用的法式军火装备全部由云南自己购买,其军容之盛使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军也为之逊色。正如龙云在抗战初期所说:“六十军一枪一弹都来自云南人民,以全省人力物力贡献国家。”六十军出发后,云南又陆续成立了十几个补充团,随时送前线补充。次年又组成第五十八军,由孙渡任军长,继续出省抗战,其武器、弹药、器材等均由云南装备。这其中就不乏东川矿区人民的贡献。

       1939年,国民政府宣布铜矿收归国有,规定私人不得从事铜矿的开采冶炼。中央资源委员会和云南省政府于是拨款收买东川矿业股份有限公司的私人股份,共同出资组建了中央资源委员会滇北矿务公司,陆崇仁为常务理事。陆崇仁利用多年来掌控东川矿业股份有限公司所获的厚利,加上补偿款,开办了矿业银行,亲自担任董事长,他先后委任王安良、赵贯一为总经理。矿业银行虽然名为银行,实际却公开从事各种商业活动,不断扩充机构,最盛时分支机构达31处之多,遍及全省重要地区,资本由最初的500万元发展至1亿多元。营业之兴旺,仅次于兴文银行,超过益华、劝业两行,在省财政厅所属四大银行之中排名第二。而滇北矿务公司却由于政治、经济、技术等各方面的原因,加之外国进口铜的冲击,每况愈下,经营困难,7年间只生产粗铜1243吨,精炼铜647吨。19428月改称滇北矿务局,1946年被撤销,改设保管处。

    随着抗战的不断深入,云南作为抗战的大后方的重要性日益显露。六十军、五十八军相继出滇抗战后,云南的兵源日益吃紧。在近4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中央军要征兵,云南的地方军、保安团也要有人,于是抽丁、征兵、拉夫等现象不断,经常弄得人心惶惶。不过当时以老汤丹镇(时属巧家县)为中心,东南面到银槽子,东北面到平山,南至马鞍桥,西南至何家村大石庄直至大风口一线,西北至滥泥坪,直至石将军一线,北面为黄水箐,沿河西至小坡头,东至牛棚子的范围内,不征兵、不纳粮、不交税,镇公所3个镇丁、1个干事的费用,由镇上比较富裕的20多家矿商业主承担。当时的绝大多数人都知道有这回事,却不知其中的缘由。

    其实,这和当时任滇北公司汤丹铜矿厂任主任的马荣标有着密切关系。马荣标生长于云南大理著名的“一门三将”之家,其父亲马珍曾任国民党云南省“军管区”司令,主管地方征兵,二叔马瑛曾任国民党云南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司令为卢汉),三叔马为国民党少将。1938年,中央资源委员会滇北矿务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处成立,马荣标出任筹备处公务员,为公司的成立奔走呼号。1939215日,中央资源委员会滇北矿务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董事长龙云,总经理胡同,协理邹世俊(字子彦),股本定为国币200万元,“资委会”和云南省双方各半。云南省投资的100万元是以原东川矿业公司在会泽及铜铅锌矿的固定资产折合75万元冲抵,其不足部分则由资委会无息借垫。公司总部设在昆明。之后,马荣标先是任东川落雪铜矿厂主任,后又担任汤丹铜矿厂主任。当时,铜矿的开采、运输、冶炼各方面的技术都很落后,故需要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才能保证公司的正常运转。据汤丹当时的冶炼大户赵本仁的小儿子赵光明介绍,不征兵、不纳粮、不交税的政策从滇北矿务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不久就实行了,一直延续到公司倒闭,目的是为了保证公司矿工来源。这个政策是马荣标向其父亲——时任主管地方征兵的军管区司令马珍争取来的。龙云、陆崇仁等当时的一大批云南政要都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董事,公司的生产与其自身利益息息相关,区区一个镇免除兵役税款就全省来说无关痒痛,可对滇北矿务股份有限公司来说确实是命运攸关的头等大事。所以说,当时的汤丹的确是个“特区”。许多在新村(现属于东川区,当时属会泽县)一带的青壮年为躲避征兵、抽丁、拉夫,不得已时都跑到汤丹投亲靠友,有的甚至不惜去当矿工。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颠覆了龙云等人的云南地方政府。此时的国民党中央和地方都整天忙于内战和应付各种各样的派系斗争,更无暇顾及东川铜矿的生产和经营了。故从19461949年,只生产了141吨粗铜,其中在1946年完全停产。

 

民国期间东川铜矿产量                            产量:吨

  \&粗铜产量\&精铜产量\&  \&粗铜产量\&精铜产量\&

1912\&650\&\&1931\&228\&\&

1913\&421\&\&1932\&301\&\&

1914\&725\&\&1933\&293\&\&

1915\&743\&\&1934\&298\&\&

1916\&790\&\&1935\&245\&\&

1917\&846\&\&1936\&169\&\&

1918\&1122\&\&1937\&202\&\&

1919\&965\&\&1938\&139\&\&

1920\&625\&\&1939\&313\&144\&

1921\&463\&\&1940\&338\&175\&

1922\&356\&\&1941\&167\&82\&

1923\&372\&\&1942\&175\&126\&

1924\&335\&\&1943\&136\&68\&

1925\&180\&\&1944\&114\&52\&

1926\&157\&\&1945\&无产\&\&

1927\&138\&\&1946\&无产\&\&

1928\&184\&\&1947\&82\&\&

1929\&170\&\&1948\&48\&\&

1930\&174\&\&1949\&11\&\&

 

参考文献:《〈东川府志·东川府续志〉校注本》

                  《续云南通志长编》

                 《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八辑  云南民族出版社

                   宋琼著 《老汤丹文化钩沉》  云南美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