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学子李政道
[作者:党史研究室管理员发布时间:2014-10-01 12:26来源:]

西南联大学子李政道

 

 

    在全世界范围内,无论什么地方,诺贝尔的名字都响亮地传播着。举世闻名的“诺贝尔奖”,从1901年开始颁发,迄今已近百年了。它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本世纪以来世界科学发展的主流,使诺贝尔奖在人们心中享有崇高的地位,每位科学家都能把获得诺贝尔奖当做是世界上最崇高的荣誉。

       1957年,在诺贝尔的故乡——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两位年轻的中国人登上了诺贝尔奖的领奖台,他们两人共同获得了该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他们是李政道、杨振宁,他们是首次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

       1944年李政道转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进入了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

    西南联大,是一所极不寻常的学校,书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极不平凡的画卷。日寇侵华战争爆发后不久,北京、天津相继沦陷在日寇手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于19377月奉命迁往湖南长沙合组新校,定名为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等组成筹备委员会。由于当时局势变化,南京沦陷,武汉也受到了威胁,因此到了1938年,奉教育部之命,又将学校迁往昆明,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仍由三校校长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193854日在昆明恢复上课,直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春,这三所学校才奉命迁回本校复课,西南联大在昆明渡过整整8年的光阴后也就宣告结束了。

    西南联大可以说聚集了当时我国一大批最优秀的学者、教师,他们中有闻名遐迩的吴有训、陈省身、华罗庚、吴大猷、周培源、张文裕等著名的科学家和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钱钟书等一代大文豪。各系教授一般都有10余人,物理系有18人之多,外文系多达20多人,教师阵容十分强大。由于师资力量较前各校大为充实,联大的教学,特别是物理系在战争时期的条件下,尚能保持较高的教学水平。多数课程都分别由有专长的教师授课,课程内容较为充实,如王竹溪教授开的《热力学》和《统计力学》、周培源教授开的《广义相对论》和《流体力学》、吴大猷教授开的《原子与分子光谱学》、饶毓泰教授开的《光之电磁学说》、张文裕和赵忠尧教授开的《原子核物理》等,在当时都具有很高的水平。李政道正是慕名而来,在这个环境里,他的数理天赋得到了极好的训练和培养。他在西南联大的时间虽然不长(大约一年半),但是对他往后的科学研究却奠定了很扎实的基础。

    由于战争年代,生活条件、教学设备很差。学校分散在昆明附近的一些地方,如大普吉、黄土坡、陈家营。联大校本部大门是由两根石块垒起来的石柱,上面钉上一块木板,写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校教室的屋顶是用铁皮做的,窗户是用纸糊的,地面是用土垫的,大家都风趣地把教室叫作“冬冻夏暖”屋。每当下雨时,铁皮的房顶叮当声不停,泥土的地面不久便成了泥坑。窗户被风吹时必须用东西把纸张压住,否则就会被吹掉。宿舍里放着20张上下铺的双层床,40个人在一起生活,拥挤不堪。吃饭时不仅菜少,饭也不够,生活过得极其艰苦。

    联大教授们生活也是很清苦,他们常常穿着蓝布长衫,吃着粗茶淡饭。由于物价飞涨,许多人不得不以大学教授身份以外寻找其他差事,以补家用。就是闻一多这样著名的教授也得以代人刻图章来补贴生活。

    由于战争影响,学校所需的原来大部分仪器设备都来不及搬迁而沦入敌手,迁出的部分贵重图书也在重庆被毁于敌寇的轰炸。实验的仪器设备很差,实验室狭窄简陋,缺水缺电,仪器药品不全,往往不得不使用代替品或者自制。有些仪器设备不足或材料不纯,实验数据往往是误差很大,教师只能一般地训练学生做实验的方法、步骤,当时物理实验室只有一个量电压的电压表,因此只好将电压表挂在墙上让大家看,以增强学生的感性认识。

    图书缺乏,学生上图书馆要排长队挤借,形成了“抢风”,馆门也因此而屡次被挤破,因抢借参考书或过期不还而被记过的学生,竟然占当时受到学校处分学生的大多数,不少学生买不起书,靠上课记笔记或课后向同学借书来读。当时纸张缺乏,各系实验报告用纸和绘图纸都十分粗劣,学生买不起纸,所用习题薄正面写完后后面又写,作废了才用做草稿纸。尽管生活和学习条件都非常艰苦,但联大的教育糅合了三校的传统,同学们勤奋学习的精神仍在发扬光大,学校仍保持战前严格的考试制度,周考、月考、期考仍在实行。

    在这抗战的大后方,李政道对前方战士能在疆场上浴血奋战,感到无限的仰慕,国家受日寇铁蹄蹂躏的耻辱时时刻刻在他心中激起波澜。当时联大的校训为“刚毅坚卓”,同学们以此为铭,鞭策自己。每当傍晚时分,他便和几位要好的同学一起漫步在田埂上,纵谈天下大事,吟诵联大的校歌。

    李政道在昆明西南联大期间,初次结识了后来和他一起捧走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杨振宁。李政道来到西南联大时,杨振宁已经毕业,正在联大附中教书,但由于他们都与吴大猷先生过从甚密,因此彼此比较熟悉,李政道把杨振宁看成是自己的兄长,对他的学识十分敬重。1945年夏天,杨振宁考上美国的留学生,他们虽然只有短短几个月的接触时间,但却为日后这两位当代杰出物理学家的携手合作埋下了契机。

    西南联大是在中国最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办起来的,而一大批 日后驰名中外的著名科学家,都是在这里度过了他们的学生时代。李政道在西南联大求学的日子里,是他一生中十分难忘的岁月。在这期间,对他影响最大、对他成长起着最重要作用的,要数吴大猷先生了。当时在西南联大任职的吴大猷先生,虽然只有40多岁,但以是颇有名望的物理学家了。他为人热情,是联大的校务会议的教授代表。他一生淡泊名利,只是对人才特别地爱护,深受师生们的爱戴。吴大猷先生独具慧眼,感到李政道具备了一个成功者的迫切求学的心理素质,不是那种见困难就望而生畏、不思进取的人。

    李政道在他的成长道路上幸运地遇见了这样一位好师长。诚然,人在一生中要遇到各种各样的人,要面临许多次新的选择。而在选择的关头能遇上给予赤诚帮助的人,无疑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它将在流逝的岁月中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李政道虽然当时只是二年级的插班生,但校方根据他的能力,让他上三四年级的课程,二年级的课程只要参加考试就行了。他这一辈子永远难以忘记他在春城度过的大学生活,正是这段难忘的岁月,使其躬奉其胜,耳濡目染,受益良多。

    在战争年代,西南联大的物质条件极差。然而西南联大的师生员工却精神振奋,以极严谨的治学态度弥补了物质条件的不足。在地处中国大陆西南边陲的昆明,由于有一批饮誉中外的科学精英,使李政道在这里也能听到世界物理学前沿的脚步声。他日后能成为物理大师费米的高徒,在人才济济的美国高等学府里脱颖而出,也说明了西南联大具有很高的教学水平,是这片肥沃的土地培养了李政道,抗战胜利后,1946年,在吴大猷先生的极力推荐下,还未读完大学的李政道,便告别了祖国,远涉重洋,踏上了留美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