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工作
[作者:党史研究室管理员发布时间:2014-10-01 12:39来源:]

西南联大的组织机构和管理工作

杨光社

 

    西南联合大学(以下简称西南联大),自一九三八年五月四日在昆明正式上课,至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胜利结束,历时整整八年。八年中,“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西南联大校歌)西南联大人才荟萃,学者云集,成绩卓著,闻名中外,在我国教育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留下了光辉的一页。著名教授王力的《缅怀西南联合大学》一诗,是很好的写照:“卢沟变后始南迁,三校联肩共八年。饮水曲肱成事业,结茅筑室作经筵。熊熊火炬穷阴夜,耿耿星河欲曙天。此是光辉史一页,应教青史有长篇。”(癸亥立秋前三日录缅怀西南联合大学附《春城晚报》留念)①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大学、天津私立南开大学南迁湖南长沙。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一日,联合成立《国力长沙临时大学》。一九三八年二月,学校西迁昆明,四月二日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昆明设理、工学院,并增设师范学院。在蒙自设文、法商学院(一学期后迁来昆明)。一九四○年在四川叙永设分校,有一年级和先修班,第二年亦迁来昆明。

    全校共有五个学院,三十六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先修班,是当时全国规模较大的一所综合性大学。教师三百余人,以一九四二年为例:教师358人,其中,文学院77人,理学院106人,法商学院42人,工学院73人,师范学院36人,其他24人,教师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级,其中,教授、副教授170余人,占教师总数约二分之一。全教职工400余人。在校学生一般约3000人,一九三九年3019人,一九四二年2778人,其中男生2451人,女生327人,文学院412人,理学院322人,法商学院891人,师范学院276人,工学院724人,先修班93人,研究生62人。八年来,历届正式毕业学生2581人(原来三校学生未列入),参加空军、青年军300余人,应征译员400余人。由于时局动乱,颠沛流离,中途休、退者较多;加之学校要求严格,淘汰率较高,特别是一年级。所以总计在联大受过教育的约有8000余人,但真正读到毕业的还不到一半。②

    西南联大之所以人才辈出、举世闻名,有多方面的原因和条件,其中,精简严密的组织机构和独具特色的管理工作,是重要因素之一。笔者194246年在联大中国文学系学习,身立其境,亲见亲闻,有比较深切的感受。

    一、严密的组织机构

    西南联大的领导管理体制和行政组织系统,使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处、院、系分工负责制。现分述下:

      1.最高行政领导机构——常务委员会

    常务委员会负责领导全面工作,管理一切校务。由北大校长蒋梦麟(分工负责总务),清华校长梅贻琦(负责教务)、南开校长张伯苓(负责建筑设备)三人和秘书长杨振声组成。设主席一人,由三校校长按年轮流担任。但因蒋梦麟、张伯苓在外地另有其他任务,经常不在学校,一直有梅贻琦担任主席。张伯苓委托蒋梦麟参与学校大政。蒋梦麟则对梅贻琦说:“联大校务还请月涵先生多多负责。”“在联大我不管就是不管,这是实话,从而奠定了三校八年合作的基础。”③常委会定期召开会议(一般都开扩大会),请各处、院长参加,讨论决定重大事宜。常委会的决定,由主席负责执行。

       2.常委会领导下的行政机构——处、组、馆、室

    常委会下设秘书、教务、总务、训导四个处。除秘书处外,其它设三个处,下面都设有几个组。

    秘书处:中文系教授杨振声为秘书长。

    教务处:先后担任教务长得是潘光旦、樊际昌、周炳琳、杨石先等教授。下设注册组(主任先后是潘光旦、朱荫章)图书馆(主任先后是严文郁、董明道)和出版组。

    总务处:先后担任总务长的是周炳林、沈履、郑天挺等教授。下设文书组(主任先后是周久庵、朱洪)、事务处(主任先后是毕正宣、刘本钊)、出纳组(主任先后是王伯宣、王家祥)、会计组(主任先后是沈叔文、刘佐时、路祖焘、沈展拔)。

    训导处:公民训育系教授查良钊为训导长。下设体育卫生组(主任马约翰)、军事管理组(主任毛鸿)、和校医室(主任医师徐行敏、陈玉善、郑信坚)。

    建筑设备:主任黄钰生。

       3.常委会领导下的教学机构——院、系、科、班

    全校有五个学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和一个先修班。各学院院长和各系系主任,均为著名教授担任,专修科主任,除个别科外,亦为教授担任,甚至先修班的主任,也是教授担任。担任行政职务的教授,都是兼职不兼薪,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搞好教学与科研,并把三种工作结合起来,融为一体。具体情况是:

    ①文学院:院长冯友兰。下设四个系:中国文学系,通常有教师十五六个人,系主任先后为朱自清、罗常培、杨振声、罗庸等教授。课程分为文学和语言文字两组,课程编制与战前相比,“古气”更重一些,比较注重中国文学史和历代诗、文等古典文学的研究。外国语文学系,教师约20人左右,系主任先后为叶公超、陈副田。课程编制与战前相比,必修课减少,选修课增多,文学史课程减少,文学家课程增多。历史学系,有教师十余人,系主任先后为刘崇、雷海宗。课程编制与战前相比,断代史、国别史更为齐全。哲学心理学系,分哲学组和心理组,有教师十余人,系主任先后为冯文潜、汤用彤。课程编制,增设了几门教育心理方面的课程。

    ②理学院:院长先后为吴有训、叶企荪。下设五个系:算学系,有教师十二三人,系主任先后为江泽涵、杨武之、赵仿熊。课程编制,选修课较战前增多,内容也比较新,多由新归国的青年教授担任。物理学系,有教师十四五人,师资力量充实,保证了较高的讲师水平。系主任先为饶毓泰、郑华炽。化学系,有教师20人左右,系主任先为杨石先、黄子卿。课程编制,有大量选修课,增加了一些实用性的课程。生物学系,有教师十余人,系主任为李继侗。课程编制,除共同必修课外,其余学分可自由选择。地址地理气象学系,有教师十余人,系主任为孙云涛。课程编制,增开了一些新课程。

    ③法商学院:院长先后为方显延、陈序经、周炳琳。课程编制,各系均与战前基本相同。下设五各系:政治学系、系主任为张奚若;法律学系,系主任先后为代修缵、燕树棠;经济学系,系主任先后为陈点、陈岱孙;商学系,西族人先后为丁佶、陈岱孙、徐毓;社会学系,系主任先后为陈达、潘光旦。

    ④工学院:院长施嘉炀。这个学院,基本上是战前清华工学院的继续(北大无工学院,南开只有化学系)。课程编制,与战前相较,仅有局部的变化。因战时仪器设备和经费困难,增加的课程,多属于理论与设计方面的。鉴于军事上的需要,增设了航空工程学系和电讯专修科。教师通常有30人左右。共有五个系,一个专修科:土木工程学系,有教师十余人,系主任先后为施嘉炀、蔡云荫、陶葆楷,机械工程学系,有教师十余人,系主任先后为庄前鼎、李缉祥。课程编制,增加了一些技术性的新课程。电机工程学系,有教师十余人,系主任先后为赵友民、倪俊、任之恭、章名涛。课程编制,分电力组与电机组两个方面,与战前相同,教学水平有所提高。化学工程系,是原属南开大学的一个系,系主任先后为陈克忠、苏国桢、谢明山、张子丹。航空工程学系,是最年轻的一个系,系主任先后为庄前鼎、冯桂连、王德荣。课程编制,参照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的编制,共开出21门课程。电讯专修科,科主任先后为赵友民、张友熙、周荫阿。

    ⑤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下设七个系,两个专修科(师院本科5年毕业,专科三年毕业,其他院系均为四年制):教育学系,系主任先后为邱椿、陈雪屏;公民训育系,系主任先后为罗延光、田培林、陈雪屏、陈友松;国文学系,系主任先后为朱自清、罗常培、杨振声、罗庸;史地学系,系主任先后为刘崇铉、雷海宗,蔡维潘;英语学系,系主任先后为叶公超、陈福田、李保荣;数学系,系主任先后为江泽涵、杨武之、赵仿雄;理化学系,系主任先后为杨石先、许桢阳;师范专修科,科主任为倪中方,下设两个科:文史地专修科,科主任为张清常;数理化专修科,科主任为许桢阳。另外还有两个短期训练班:云南省中等学校师资进修班;云南省中学理化实验讲习班。

    ⑥先修班:主任李继侗。

      4.常委领导下的权力机构——校务会议

    校务会议有常委、院、处长及与之相等的教授代表组成(代表12人、后补代表数人)。教授代表不是固定的,每年选一次,八年来从未间断过。以1938年为例,选出代表:朱自清、陈点、叶企荪、陈福田、钱瑞升、张奚若、刘崇铉、叶公超、杨石先、庄前鼎、查良钊等教授。后补代表:潘光旦、汤用彤、罗常培、曾昭抡、李辑祥、邱椿。194592日,选出第八届代表。学校的重大事项和重要问题,须经校务会议讨论,作出决定。校务会议是权力机构,它通过的决议,一般都必须执行。有的决议,有不同意见,如果难以执行,也不能由少数人任意改变,要由校务会议再讨论,进行复议。如校务会议决定:1941年度起,不继续在四川叙永设分校。后来蒋介石、陈立夫(当时教育部长)传来旨意,要继续设叙永分校。这两种决定,完全相反,究竟何去何从?常委会又把这个问题交校务会议讨论。复议结果,大家一致认为:蒋介石、陈立夫的目的是先留叙永分校以分散联大力量;然后逐步把联大迁往四川,以便就近控制。所以仍然决定:撤销永叙分校,只留一个先修班。其实,留下先修班,也是暂时的权宜之计,过了多久,先修班也迁来昆明,叙永分校全部结束。

       5.常委会领导下的参谋机构——教授会

    教授会由全校教授、副教授组成。其任务主要是起审议、咨询、参谋和辅助作用,有时在实际上也起决定全局的作用。虽然只是教授、副教授参加,但他们有真才实学,又与广大师生朝夕相处,了解情况,所以意见中肯,切中作弊。会议不定期,开会也不多,但遇到重大问题,则开得无比较多。如“一二·一”运动期间,19451129日至1225日,就开了9次。主要讨论如何申张正义,支持民主运动,与反动荡局展开,争锋相对的斗争,并通过对地方军政当局的《抗议书》。还组织了“教授会法律委员会”,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罪行。

       6.常委会领导下的临时机构——各种专门委员会

    设立各种专门委员会的目的,有组织广大教师特别是教授来共同管理学校事务。各专门委员会的组成是:每个委员会设主席一人,委员人数各委员会不同,有的不到十人,有的十几人。委员会人选,由常委会推定或聘请。这种会议的性质,是临时性的机构,比较灵活,根据工作需要,组织起来进行工作,工作任务完成后就宣告结束。八年中共成立过74个专门委员会:课程委员会,图书设计委员会,出版设计委员会,理工设备设计委员会,招考委员会,新生课业指导委员会,奖学金委员会,出版设计委员会,校舍建筑设计委员会,财务财政设计委员会,学生宿舍管理委员会,实习工厂稽核委员会,战区学生救济及苦寒学生贷金委员会,毕业生成绩审查委员会,国防技术指导委员会,聘任委员会,防空委员会,迁校委员会,编制“校歌”、“校训”委员会等等,不再一一例举。以编制“校歌”、“校训”委员会为例:1938103日,成立编制“校歌”、“校训”委员会,选出主席和委员,并进行工作。主席:冯友兰,委员: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闻一多。19381126日,决定以“刚毅坚卓”为联大校训。

       7.科研机构——三校研究所

    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联合后,各研究所仍各自独立,分校管理。

    三校共有五个研究所:

    ①文科研究所。下设十个学部和部分:中国文学部(语言文字组、文学组、均属清华),外国文学部(清华);哲学部(清华),历史学部(清华)。史学部分(北大),哲学部分(北大),语学部分(北大)。中国文学部(北大的),考古部分(北大);人类学部分(北大)。

    ②理科研究所。下设七个学部和若干个组:算学部(北大、清华、南开);物理学部(清华、北大),化学部(北大、清华、南开);生物学部(动物学属北大、清华,植物学属清华、北大,昆虫学属清华,生物学组属清华、北大);地学部(地质学组属清华,地理学组属清华,气象学组属清华);地质学部(北大),心理学部(清华)。

    ③法科研究所。下设四个学部和若干个小组:法律学部(分三个小组:中国法律史及法律思想史组、国内司法组调查、犯罪学组,均属北大);政治学部(国际法组属清华,行政组属北大,国际关系学组属北大),经济学部(经济理论组属清华、北大,国际经济组属清华,财政与金融组属北大);社会学部(清华)。

    ④商科研究所。下设经济部,共有五个组:经济理论组、经济史组、农业经济组、工业经济组、统计学组。均属南开大学。

    ⑤工科研究所。下设三个学部和若干组:土木工程学部(下设水利工程组、结构工程组)、机械及航空公程学部、电机工程学部(下设电力工程组、电讯工程组)。均属清华大学。④

研究所所长,一般由原校学院院长担任。学部主任由各学系系主任担任。

    二、独特的管理工作

    西南联大的管理工作,是独具特色的。西南联合大学,联合了些什么?联大八年,是三校优良传统互相融合并取其所长,避其所短的八年。其共同点是“民主办校、重视科研、学术研究自由”。⑤联大的整个管理工作,我不能全面概述,只能就自己的亲见亲闻,亲身体验,写几点具体感受。我的感受可用下面几句话来概括;“围绕中心,谨严认真,团结合作,民主精神;发扬传统,开阔创新,筚路蓝缕,不辞艰辛。”

   (一)围绕中心,谨严认真

    西南联大既以教学为中心,又以科研为中心。教学与科研并重,二者并不矛盾,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学校一切工作把教学和科研融为一体,并围绕这个中心,积极为它服务。

    常委会主席梅贻琦1909年(宣统元年)清华第一届留美公费生,工科博士。回国后,多年历任清华大学校长,经验丰富,治学严谨,富有远大理想,一向重视教学与科研的领导和管理工作。他对师生员工,既严格要求,又热情关怀。在极端困难色情况下,仍尽量提供图书、仪器、设备和有关条件。

    各院系领导和广大教师都在教学第一线,充分备课,认真教学。并以科研成果,丰富更新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学校学术气氛浓厚,既研究传统基础科目,也研究新的理论科技,并能面向社会,调查研究,在教学中检验充实。

    在广大教师中,科学与科研并重,做出显著成绩的,数不胜数。仅就我所熟知的举一两个例子来说明;举世闻名的民主战士、著名教授闻一多,在教学上,他开诗经、楚辞、唐诗、庄子等课程,在科研方面,他研究的著作有《神化与诗》、《楚辞校补》、《尔雅新义》、《庄子内篇校释》、《唐诗杂论》、《诗选与校笺》等等。他的科研考索赅博,立说新颖,与教学紧密结合,有很多独到见解,深受同学欢迎。著名教授朱自清,开中国文学史、历代诗选等课程;研究著作有《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说》、《古诗十九首释》、《中国文学史纲要》等。教学、科研结合,质量很高。他讲课认真,对学生要求严格。他说:“文化是继续的,总应该给下一代人着想”。要“做尖兵份儿”。⑥他既重视基础知识的讲授,又要提倡学生独立思考。定期要求学生交读书报告,仔细批改。除期中、期末考试外,还有多次小测验。考试题目,除基础知识以外,还有大量的让学生独立思考、发表创见的内容,对同学的启发教育是很大的。

    学校的规章制度,比较健全,并且能严格执行。各级领导人一般都能以身作则,作出榜样。教学、科研、行政事务工作,紧密结合,浑然一体,有条不紊。聘请教师、招收新生、期中期末考试、评定成绩、升学留级、毕业、开除等等,都能做到秉公正直,一视同仁,不讲情面。任何人包括校常委主席、各处、院、系领导人和社会上达官显贵的子女,否不例外,所以保证了学生的质量。

    师资的聘任提升,由各系推荐,常委会讨论决定,层层负责,不是个人说了算。招生严格,要求较高,不易录取,因是名牌大学,学生慕名而报,人数较多,挑选余地大,录取质量高。学校不定招生指标,按报考志愿合格人数,决定招生人数,所以有的系只有一个或几个学生。大学一年级,要求特严,共同必修课,多是院系负责人或名教授担任,如许宝的微积分,杨石先的普通化学,李继侗的普通生物学,郑华炽的普通物理,雷海宗、吴晗的中国通史等等,都很不容易考及格。各院系都注重本学科的基础,本院系的大一必修课,必须在70分以上,才能进入本学系,所以有的人被迫转系。还注意课程上的连续性,上年的学科不及格,不得选下二年的有关学科,如大一英文不及格,不能学大二英文。三分之一学分不及格者留级,二分之一不及格者开除,毕业论文不及格不得毕业,必修课不及格必须重学,直到及格为止。

    教授对讲师、助教,一向要求严格,一丝不苟。如中文系教授、系主任罗常培,对中文系一助教把“病入膏肓”读成“病入膏盲”,非常生气,严肃批评,又经过考核,那个助教确实不称职,即予以解聘。反过来,教授“反求诸己”,对自己要求更严,孜孜不倦,刻苦钻研,以高质量的教学,教育感染学生。通过考试、作业、论文,发现人才,选拔人才,为留助教、招收研究生做好准备。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学金获得者杨振宁说:“西南联大的教学风气是认真的。我们那时所念的课,一般老师都准备得很好,学生习题做的很多。所以在大学的四年和后来两年的研究院时间,我学了很多东西”。“在联大我有十分扎实的根基”。⑦

    学校机构精简,人员精干。对职工要求也很严格。一般职工都能遵守纪律制度,按时上下班,克尽职守,完成各自任务,工作效率是比较高的。有一天上午九时,常委会主席梅贻琦发现有一个办事员,预行警报就离开工作岗位,马上召集职员开会,“严予警戒”。

    (二)团结合作,民主精神

    常委会主席梅贻琦,接受原北大校长蔡元培“囊括大典,网罗众家”⑧、“兼容并包”、清华大学“治学谨严”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允公允能”的思想,并能结合联大的实际,运用裕如,进一步结成“通家之好”。他勤勤恳恳、公正廉明,以诚待人,博得广大师生的信任,有很高的威望。沈刚如说:“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取长补短,相得益彰。梅校长主持其间,以集思广益,兼容并包之精神,内创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树民主堡垒之称号,卓有成就的完成战时教学之使命。”⑨全校师生之间、上下左右之间,相处融洽,团结一心。《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中指出:“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不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这段记载言简意赅,非常中肯。

    西南联大确实是精诚团结的。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大家为着一个共同的目的,办好联大,培养人才,团结奋斗,终于取得显著的效果。著名教授郑天挺说:“大家互相尊重,互相关怀,谁也不干涉谁,谁也不打谁主意。学术上、思想上、政治上、经济上、校风上,莫不如此。后期,外间曾有压力,谣言不是流布,校内则始终团结。”⑩本来教师有不同的思想作风和学术观点,师生有不同的政治见解。一件分歧乃至互相争论时难免的,也是正常现象。特别是在民主运动中,政治态度、思想观点上的斗争,尤为激烈。但大家都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在艰苦抗战岁月里,必须共度时艰,越是困难,越要紧密团结,才能把学校办好。大家都有热爱联大的思想感情,有共同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什么门户之见、师承关系,都不在那么强调了。所以,大家都能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密切合作。特别是在形势紧急时期,更是不分彼此,风雨同舟,合衷共济,完成事业,敌机疯狂轰炸昆明的时期,为了保障师生工作和生命财产安全,不少教师对待工作,不分份内份外,抽出时间和学校职工一起,为教师和家属找安全的疏散住地,同时疏散图书、仪器和设备。还远到外县去买粮、运粮,使全校不至于断绝食粮,影响工作和生活。

     在管理上,充分发扬民主,实行民主管理。

    在西南联大,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和学术上是民主的,而且在管理工作上,也显示了民主精神,实行民主办校。梅贻琦曾经说过:“大学者,非谓有大厦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吾从众”。他的作风,十分民主,很尊重大师们的意见,尊重各级领导人,各专门委员会和教授会成员们的意见。各院、处长列席常委会,加强了领导力量,全校大事,召集校务会议和教授会讨论,请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在讨论中,各抒已见,有时争论很激烈。梅贻琦能“从容审度其间,”做出“各如其意”的正确决策,得到大家的一致拥护。

    常委会对各处、院、系的领导,也是民主的,给予充分的自主权。各处、院、系领导人,可以开放手脚,大胆负责地干。但他们不是个人专断,每遇到重大问题,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让大家充分讨论,虚心听取意见,然后作出决定。因为这样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广大教师不仅出主意,想办法,献计献策,而且实际努力,埋头苦干,做好工作。

    各级机构领导人,都比较精干,只设一个正职,从来没有副职,也不要什么秘书。这些领导人,凡是他们份内的事,都是亲自动手,工作效率很高。他们不是单纯地只搞行政工作,而是都教一门主要课程,还要保证较高的教学质量。各级领导人,如果出缺,就立即选择恰当人补上,衔接很好,顺理成章,有条不紊。各处、院、系领导人,从来没有青黄不接、无人负责的混乱现象。

   (三)发扬传统,开拓创新

    北大、清华、南开都有各自的优良传统。三校的优良传统,是多方面的,这里仅以培养“通才”和“专才”为例来说明问题。北大校长蔡培元说:“治学者以终生研究学问为目的,”“治术者如法商农工以直接应用服务于社会为目的。”“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11清华大学从1925年起就分普通与专门二科。从1933年起,大学一年级不分系,全部都学共同必修课。梅贻琦说:“通识为本,兼识为末。”12首先是“通识”然后再“兼识”,使学生掌握自然、社会、人文三方面的知识,为以后分系学习打下了较广博而坚实的基础。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主张“日新月异,以开拓(Pioneering)来概括南开精神。

    西南联大很好地继承并发扬了三校的优良传统,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梅贻琦说的好:“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原有之精神,已潜移默化联合整个联大之中。”13

    当时,国名党教育部规定:“大学教育应为研究高深教育学术,培养能治学、治事、治人的创业的通才与专才之教育。”梅贻琦则不以为然,他继承三校传统,提倡“通才教育”他说:要给学生“通识,”即“知类通达”的训练。“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利民,而为扰民。”“大学重心所在应当在通而不在专。”“造就通才为大学之任务,而造就专才则因别有机构在。”14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说:“至于工学院……应当注意基本的知识,训练不可太狭、太专,要使学生有基本技能,而可随机应用。”15著名教授潘光旦说:“工科学生也应该重点培养成工业领导与组织、理论人才,而不是只有一技之长的匠人。”16皮名举在《与陈点先生谈访记》中认为:“工学院的学生,对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社会知识都要知道一点,否则,只能做一个‘高等匠人’,……就会变成一个能干的工人,而不能称大学生——大学生应该有极完备的常识。”

    综上所述,联大的领导和教师都主张“通才教育”。它的好处是:知识面比较广;基础文化等各方面都很扎实;综合运用能力,判断决策能力较强。结合中共的实际,旧中国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很落后,如果分科太细,学生毕业后对口就业是很困难的。所以必须重视基础学科,多开设一些课程,使学生学到比较广博的知识。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学校的领导和管理工作,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必须有所发展创新。在学制和课程编制上,采取了以“学分制”为主题的“共同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三者结合的原则制度。“学分制”是:每科每周一节课,一年学完,算一个学分,如“大一国文”每周六节课(包括作文),学习一年,既为六个学分。大学本科四年,必须修满130140个学分(各系不完全一样)经考试合格(从来任何一科都不准补考),才能毕业。“共同选修课制”是:各系都要学,如“大一国文”、“大一英文”、“体育”、“伦理学”等等;文科各系必须学“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和两门社会科学、一门自然科学。“选修课制”是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个性素质任意选修,院系建可以相互较错,不受限制。这样,符合因材施教的原则。这样,为学生提供一个合理纵横交错的知识结构,使学生具有广博的自然、社会、人文科学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培养综合思维和创造能力,符合现代科学综合发展的新趋势。目的在于使学生学到初步的治学方法,掌握治学的钥匙,为今后攀登科学的高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联大发扬传统,开拓新的精神,不仅表现在课内,也表现在课外。广大师生中视联系实际,把课内、课外结合起来,开展社会调查工作。各院系师生结合各自的专业,到各地对历史、地理、地质、气象、交通、水利、森林、木材、矿藏、生物、社会、人口、风土人情、民族语言等等进行考察研究,作设计实验。这种克服设备困难、就地取材的精神,是难能可贵的。通过这些课外实际活动,取得显著效果。既培养了学生独立的工作能力,又对云南省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四)筚路蓝缕,不辞艰辛

    西南联大与抗日战争相始终,迁播流离,从“辞别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到“驱除日寇复神京,还燕喝。”八年来,一直处在国难维艰之中。学校领导与广大师生,艰苦与共,勤勤恳恳,付出多少代价,克服多少困难,真是“筚路蓝缕、惨淡经营”啊!

    学校经费,极度困难。1937年起,因抗战缩减文教经费开支,国名党政府对已经核定的全国各国立院校的经费,都该按七成发给。19384月以后,在按七成拨给西南联大的经费中,教育部还扣除三成,作“统筹救济战区专科以上院校学生及办理高等教育事业之财源。”在物价飞涨、弊制贬值,师生职工不断增加的情况下,经常入不敷出,有时靠借贷度日。

    校舍建筑,极为简陋。一般是土木结构的简易的平房。学生宿舍,茅草盖顶,教室则用铅皮盖顶,只有图书馆略为宽敞高大。,用瓦盖顶。路面是泥土摊平而成。校舍不仅简陋,而且数量有限,全校各院系不能集中在一起,只好分散安排。

    校本部:在新校舍。北区(大西门外环城公路北侧)设常委办公室,文、理、法商三院系办公室、部分教室。还有图书馆、球场、食堂和部分男生宿舍。南区(公路南侧)设教室、实验室、校医室和“学生服务处”。

    文、理、法商三个学院:教室多在新校舍南北区,比较分散,上课教室不固定,一天要跑几个地方。住宿也很分散,男生住校本部,女生住南院。

    工学院:在拓东路,把全蜀会馆、江西会馆和施西会馆打通,加以改建而成。后来因要办小学,又让出一半,把食堂、宿舍搬迁到石家巷监行仓库所在地。上课、吃饭、住宿不在一起,很不方便。而且,条件太差,十分艰苦,有的是生记述说;“在不避风雨的牢房里撑着伞睡觉,……在破庙里伴着泥菩萨听课。”17统舱式的寝室,每间挤40多人,很多同学每天在走廊里面画图,在微弱的灯光下读书。

    师范学院:在龙翔街,用昆华工校校舍(因工校疏到外县)。院系办公室、教室、宿舍、食堂都比较集中。但有些课仍要到新校舍和昆北院上。

    仪器设备,极为贫乏。以课桌来说,有的是土基搭木板,有的是一条长凳子,有的是所谓的“火腿桌”(在椅子右边安上一块行似火腿的只能放一本书的木板,供学生听课记笔记)。学生上课,座无虚设,桌凳不够,常常早来抢位子,抢不到位子的,只好站在窗外听课。上下课打的钟是一截废钢轨。实验仪器匮乏,只好就地取材,利用当地条件作实习、实验和科研。如生物系的动物生理实验,因缺乏原料与设备,不能做肌肉神经实验,便以昆明本地特产蝾螈为材料,做呼吸实验。地质地理气象系,把校舍附近的碉堡改做气象台。图书杂志很少,参考书数量有限,教师指定必读,只好事先预约,到时借阅,按期归还。学生没有人手一册的教科书,自己记下来的笔记,就是教科书,教师也不发什么讲稿、讲义。

    学生生活,十分清苦。清寒学生初发贷金,1943年后改为公费,分甲、乙、丙三种。师院、工学院按甲种发给,其他学院按百分之八十及四十不等,先修班按乙种百分之九十发给。所领公费,跟不上物价上涨指数,三餐改为两餐,还不够20天的饭费。30元一月的副食品费,一天只能买一棵白菜。所以学生食不果腹,何谈营养?穿的多是蓝大褂、破袜子、旧皮鞋、破了又补,补了又破。因经济困难,不得不到校外兼职,有的作家庭教师,有的到中学兼课,有的作商店会计,有的甚至卖报、当役差、什么都干。总计到校外兼职的约占学生总数二分之一。有的同学被迫休学,读书又去教书,教书又来读书,好不容易才读到大学毕业。

    教师也很艰苦,生活待遇,每况愈下,薪水微薄,物价飞涨,难以维持一家生活。战前每月实支350元的教授,在1940年,按当时生活指数折合,实指仅136角。到1943年,联大教授薪资,如以战前300元计,则只合战前8.3元。18有的教授一天只能吃一餐干饭、一餐稀饭,勉强度日。“马约翰家里,常常没菜而吃白饭。”“汤用彤卖掉皮氅,常吃稀饭过活。”由于生活所迫,很多教授不得不到校外兼课。这样也还感到困难,如闻一多教授,还要刻治印章,每天在油灯下工作,直到深夜。

    在困难殷忧,物力维艰的情况下,学校领导和广大教师,节衣缩食,为国分忧,勤勤恳恳,献身教育事业。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1941年,教育部对兼行政工作的教授,发给“特别办公费”。但各院、系负责人不愿接受,联名上书:“抗战以来,从事教育者无不艰苦备尝……十儒九丐,……故虽啼饥号寒,而不致因不均而生怨。”19

    校常委张伯苓主张“办事认真,时时事事请求效率,用人少,花钱少,办事多。”常委会梅贻琦则坚持勤俭办学,处处精打细算,修旧利废,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不讲排场,不摆阔气,不弃置一物,不浪费一分,把有限的钱物,用在无限的教育事业上,用在教学、科研和全体师生的生活上。

    梅贻琦本人,严以律己,身体力行。租住民房,因为房屋太窄,只好在阶沿放上椅子,作为客厅。他艰苦朴素,穿的经常是一件灰长衫,吃的是白饭拌辣椒,有时吃上菠菜豆腐汤就很满意了。为了工作,有时去乡下,不幸一二十里,来往奔波,不辞艰辛。有时出差,为了节省开支,尽量坐车,不坐飞机。他常以孔子“东奔西跑,栖栖惺惺,被困于蔡,绝粮于陈,但教育事业始终如一”的精神,自勉,并勉励他人。

    常委会主席梅贻琦,真是“其身正,不令而行”啊!

 

参考文献:

①《清华校友通讯》复第八期。

②③19《联大档案》。

④《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

⑤许德珩:《北京大学校史》序。

⑥朱自清:《经典常谈》序。

⑦杨振宁:《读书教学四十年》。载《新华文摘》1984年第二期。

⑧《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

⑨沈刚如:《献身大学教育的梅贻琦先生》。

⑩郑天挺:《杨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

11蔡元培:《周岳金“大学改制之商榷”》。

12梅贻琦:《清结大学的教育方针》。

13沈刚如:《献身大学教育的梅贻琦先生》——记西南联大始末及其成就。

14梅贻琦:《大学一解》。

15梅贻琦:《工学院成立之由》。

16潘光旦:《工业教育与工业人才》。

17《耕会小史》载《土木工程学会会刊》第六期第75页。

18杨西孟:《九年昆明大学教授的薪津及薪津实值》。载《观察》一卷三期第七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