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孙中山让位袁世凯的社会影响
[作者:党史研究室管理员发布时间:2014-10-01 15:54来源:]

浅析孙中山让位袁世凯的社会影响

李  雯

 

    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一大憾事,是民主共和道路上的巨大挫折,这是当时国内国际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令人惋惜的同时,也使人们认识到,革命不会一蹴而就,在通往民主的道路上也必将充满了坎坷和泥泞。事物的发展总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需要人们进行前赴后继的努力才能成功。

    1911年1225日,孙中山从国外回来;19121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是,谁也没有料到,191241日,任临时大总统才3个月的孙中山却被解除了职务,把政权交给了袁世凯。资产阶级革命的领袖、共和国的创始人孙中山让位于清王朝旧臣、帝国主义走狗袁世凯,这是关系辛亥革命成败的重大事件。就这样,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最终以孙中山的让位给袁世凯而落下了帷幕。当历史的幕帐叙叙落下的时候,革命派和立宪派都还在为他们的这一选择而欢欣鼓舞,而当袁世凯的野心一步一步昭然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自己的选择是如此的悬殊与无知,浅浅地,人们开始进行不断的反思,反思为什么当时会把民国的政权拱手相让给袁世凯呢?正如我自己也如此,十分疑惑不解,疑惑的是那么大一个历史任务,怎么就拱手相让了呢?难道就仅仅因为是当时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缺钱?没有北上的能力?还是袁世凯威逼了孙中山?或是袁世凯真的就有能耐能完成这历史任务?难道当时就真的没有比袁世凯更能胜任的人来接人大总统的职务吗?袁世凯最终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还复辟封建帝制。有人说,孙中山是“好心”办了坏事,真的是这样吗?带着这一连串的疑问,也经过这些年的学习和研究,我想这必定不是孙中山或某一个人的主观意愿,而是有其复杂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

    孙中山虽然有言在先,一再表态,自己并无意这大总统之位,但只属无奈之举,他说,只要袁世凯赞同共和,这大总统的位子就是袁世凯的。只要能逼清政府退位,袁世凯承认共和,就把大总统的位置给他,当推为“第一任之中华共和总统”。而且还致电袁世凯,是他这时的上任之时临时的,你什么时候推翻朝廷,我什么时候就让位于你。就在孙中山就职之后的第二天再次给袁世凯致电,“大总统的位置肯定让给你,你要抓紧行事,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孙中山又发电给正在上海的民国和谈代表伍廷芳,表示说如果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世凯。

    为什么孙中山会决然地把自己的临时大总统位置让给袁世凯呢?一方面,从袁世凯的角度来说:

    第一,也是孙中山让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帝国主义对袁世凯的支持。在袁世凯与孙中山之间,帝国主义与资产阶级其选择是一致的,那就是拥袁弃孙。为了维护自己的侵华权益,帝国主义在“严守中立”的伪装下,一方面,不断在军事、经济、外交上向革命党人施加压力,逼迫革命党人妥协;另一方面,支持袁世凯当权,特别是在外交方面。英国外交大臣葛垒说:“我们对袁世凯怀有友好的感情和尊敬,我们希望出现一个政府,有充足的力量可以无所偏倚地对待各国,并能维持国内秩序以及革命后发展对华贸易的有利条件。这样的政府将获得我们所能给予的一切外交援助。”他们把他作为自己在中国的代理人,对袁世凯竭力支持,而对革命党人施加压力。外交上,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孙中山的南京临时政府;舆论上,帝国主义报纸颠倒黑白,对革命派横加指责;财政上,帝国主义加紧对南京政府实行经济封锁,海文税收分文不给,致使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十分困难。他们要求清政府重新启用袁世凯,以作为其在华的统治工具。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帝国主义各国更采取了军事威胁,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等手段,对革命政权施加压力,帮助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

    第二,袁世凯有兵权在手,依靠他培养的北洋大镇7万多精兵,在加上仍然忠于清帝的禁卫军和其他新军,总兵力达14万多人。而南京临时政府方面,号称革命的各色民军很多,绝大部分是会党乃至绿林队伍改编而成;虽然人数上远多于北方,但武器装备、训练、指挥和纪律等都远逊于对方,从而形成了资产阶级拉拢的对象。在经济力量对比上,又有粮食在手,有西方列强的经济支柱。而南京临时政府已经到了难以支撑的边缘,已走进了死胡同,但袁世凯出任清帝国内阁总理后毕竟仍牢牢地控制着东北和华北大部,中央财政的基础仍在,原有的征税系统没有打乱,军费也相对很充足。

    另外加上,袁世凯是个老奸巨猾、觊觎清朝统治政权多年的政客和野心家,善于使用政治手腕。当他得到孙中山的妥协保证后,又一次施展权术,对清政府和革命党人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他不愧是一个资深政客,彻底掌握了南北局势,一心一意软硬皆施的手段,就可以使清帝退位。他的阴险狡诈,是革命党人无法看清他的本来面目。此人的社会政治经验远比那些年轻而天真的革命党人丰富得多。辛亥革命时,他受命为清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掌握军权大政,成为中外反动派所倚重的实力人物。武昌起义后,他知道清政府的垮台已无法拯救,而革命火焰也无法用武力来扑灭,于是,他便采取两手策略:用一只拳头来打倒清政府,而用另一只拳头来对付临时政府。他用来打倒请清政府的武器就是“革命”,用来打倒革命民主派的武器就是“统一”。“议和”就是袁世凯施展又打又拉的产物。但是,袁世凯毕竟是从清朝那里得到的权力,不可能抛弃清王朝,因而继续打着维护大清的旗号,虽然他知道这也有难度,想利用清廷和革命派的矛盾和弱点,抬升自己的身价,来一个一箭双雕,既以清政府的名义去压迫革命力量,迫使其就范妥协;又借助革命力量威胁清廷,迫使它交出全部的权力,真正实现责任内阁——“君主立宪”。

    第三,袁世凯在清末“新政”中,政绩颇著,得到资产阶级的信任,随着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袁世凯“声望日隆”,这为其复出提供了绝佳的契机。举朝上下,凡一切拥护清廷和反对革命的人们都有寄望于他,称他是“收拾中国最合适的人”,希望他能“再造当年曾李之奇功”。袁世凯是汉人,国内一部分出于“反满革命”的需要也支持袁世凯,希望他能“反满兴汉”,当清帝被迫让位后,其个人声望更是达到了极点。人们还称他为东方华盛顿,拿破仑,认为他立下了“千古之奇功”。正是由于以上诸多原因,使得社会各阶层,包括资产阶级的各阶层,普遍产生了“非袁不可”“得袁者得天下”的心理。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说,孙中山不得不让位于袁世凯。

    另一方面,从孙中山的角度来讲:

    第一,孙中山不是心甘情愿地把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的,而是被迫的,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虽然孙中山很想北伐,很想推翻清王朝的统治,但是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财政及其困难。由此可见,财政对于战争有着重大的影响,战争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财富的消耗战争。而南京临时政府刚刚成立,帝国主义国家截留中国海关税收,是临时政府的财政及其困难,无法长久支持战争所需,更无法支撑政权建设。在我认为,这是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的最重要原因,也是最直接的原因,让位他人实属无奈之举。

    第二,孙中山是一位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以“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为政治抱负,并无很大的政治野心,权力意识比较淡薄。他当时认为中华民族、民权革命已基本完成,只剩下了民生问题,所以他积极宣传“实业救国”,俨然成为了商业巨人。还有一方面的原因,可能也是引起离心的重要原因,即他的专断之风。许多同盟会的元老队孙中山不满,甚至发生激烈冲突。他虽然作为革命党的领导人,但尚不具备国家领导人的声望和素质。资产阶级立宪派需要的是有传统儒学知识分子特征的领袖,孙中山显然不符合他们的要求,因而也就不能赢得他们的尊重。同时,由于孙中山常年流浪海外,没有执政的经验,他所接触的,主要是西方的那一套,并没有和中国这个泱泱农业大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也就是说,不符合中国的实情,所以说,孙中山得到的不是国家领导人的声望,而是不满。

    第三,武昌起义时,孙中山正在美国北部哥多拉多州进行筹募革命经费的工作。结果,他没有立即回国,这一步,孙中山没有走好,他没有及时给革命党人以具体领导,也没有考虑革命政权如何建设。当他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后,主张“让位”的空气笼罩着许多革命党人,包括孙中山身边的一些重要人物,如黄兴,汪精卫,胡汉民等人,都表示赞成“让位”。因此,“让位”是包括孙中山本人在内的大多数革命党人的意见。“让位”是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的,归咎于孙中山个人的失策也是不公允的。

    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一直被人们认为是一大憾事,是民主共和道路上的巨大挫折,这是当时国内国际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在令人惋惜的同时,也使人们认识到,革命不会一蹴而就,在通往民主的道路上也必将充满了坎坷和泥泞。事物的发展总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需要人们进行前赴后继的努力才能成功。孙中山后来也认识到,把政权拱手相让给袁世凯是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他沉痛地写道:“我的辞职时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

    综上所述,孙中山的“让位”,既是他“天下为公”,高风亮节的真切体现,也是受西方民主模式的影响和对袁世凯“俯与迁就”、“冀其自新”所致。孙中山对南北协议不仅遵守,且寄以厚望。他所表现的主动“让位”和地袁世凯做出的庄严许诺,处处表现了以“天下为公”,“合作建设国家”的高尚情操,值得我们永远敬仰。

  

参考文献:

1]邵传烈,《孙中山》,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2]胡绳武,《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近代史资料丛书 辛亥革命》。

4]尚明轩,《孙中山的历程 一个伟人和他的事业 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5]茅家琦,《孙中山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