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贪污浪费是毛泽东廉政思想及实践的重要内容
[作者:党史研究室管理员发布时间:2014-10-01 22:46来源:]

反对贪污浪费是毛泽东廉政思想及实践的重要内容

周朝民

 

    毛泽东一生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决反对党内腐败,大力倡导廉洁自律。在他的廉政思想中,“提倡勤俭节约、反对贪污浪费”是他一生都始终强调并身体力行的重要内容。其论述之深刻,见解之精辟,至今还使人振聋发聩;其自律之严格,斗争之坚决,为我们树立了光辉典范。

    一、加强教育,筑牢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从坚持党的宗旨,实现党的最终奋斗目标的高度,历来十分重视提倡艰苦奋斗、反对贪污浪费的教育,筑牢廉洁奉公的思想基础。

    要求党员干部把廉洁奉公作为基本行为准则。早在192912月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案”中,毛泽东就把有关廉洁奉公的内容写进了党员的五项条件,并规定凡有政治观念错误、吸食鸦片、发洋财及赌博之行为而屡戒不改者,不论是否干部一律清除出党。在19341月召开的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强调指出:“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反对贪污和浪费的斗争,过去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用力。”在长期的革命、建设中,他号召“共产党员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要求“共产党员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他尖锐地指出:“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

    要求党员干部把勤俭节约作为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当战争年代根据地的财政十分困难的时候,毛泽东指出:“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在建国之初,经济形势比较严峻的情况下,毛泽东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我们要进行大规模的建设,但是我国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这是一个矛盾。全面地持久地厉行节约,就是解决这个矛盾的一个方法。”当国民经济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以后,毛泽东仍然认为:“要提倡勤俭持家,勤俭办社,勤俭建国。我们的国家一要勤,二要俭,不要懒,不要豪华。懒则衰,就不好。”因为“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

    要求党员干部把艰苦奋斗作为永远发扬的革命精神。毛泽东认为,实现共产主义是党的最终奋斗目标。对共产党员来说,只有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才能焕发出高度革命热情,脚踏实地,艰苦奋斗,朝着党指引的目标不断前进。因此,他针对革命在全国胜利后一部分同志斗志衰退、追逐名利的现象,反复强调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革命精神的重要性。19493月,全国解放在即,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毛泽东清醒地估计了民主革命胜利后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敏锐地预示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因此,他及时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19491026,他在《给延安及陕甘宁边区同志们的复电》中希望:“全国一切革命工作人员永远保持过去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19573月间,他分别在济南、南京党员干部会上的讲话中尖锐地指出:“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拼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二、建立制度,用制度和规定制约党员干部的行为

    毛泽东认为,不受监督的政权,势必会导致腐败。要彻底克服党员干部的贪腐现象,必须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才能提供有力保证。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提出了建立民主集中制政府的主张,并强调指出:“‘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精神,必须表现在政府和军队的组成中,如果没有真正的民主制度,就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就叫做政体和国体不相适应。”因为,“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19457月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和他谈及历代王朝“其兴也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表示对“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的担忧,并希望中共能找到新路、跳出这周期率时,毛泽东胸有成竹地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在反对贪污浪费的斗争中,毛泽东也重视用制度和规定来约束和规范党员干部的行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194151日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中就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在建国初期由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中,更进一步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

    我们党所创建的中华苏维埃政权、抗日民主政权以及建国后实行的人民民主专政政权,正是党在不同历史阶段对民主政治的实践,也是毛泽东用民主制度保证廉政思想的运用和发展。它为反腐倡廉斗争提供了有力的保证,也为今天我们党和政府加强和不断完善廉政制度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坚决斗争,充分发挥严厉惩处的警示作用

    毛泽东历来主张,同党内和政府内的各种消极现象和腐败行为作斗争要毫不留情,绝不能心慈手软,要坚决把那些违法乱纪、以权谋私和贪污腐化分子从党内和国家政权机关中清除出去,特别是对其中那些位高权重和资深功高者更要严肃对待,从重惩处,以引起全党的警醒和全社会的重视。

    早在1932年,毛泽东就严厉查处了瑞金叶坪村苏维埃主席谢步升贪污案;1933年严厉查处了“全苏大会工程处”主任左祥云贪腐案。1934年和1937年,毛泽东又亲自处理过熊仙壁贪污腐化案和黄克功逼婚杀人案,这俩人虽然参加革命很早,对敌斗争也很坚决,但最终还是受到了严厉的制裁。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在惩治腐败问题上的严正立场和坚强决心,对全党、全军震动很大,教育极深。

    建国以后,我们党面临执政的严峻考验,干部贪腐几率增加,毛泽东把反对和惩治贪腐更进一步提到议事日程,专心致志地领导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这是我们党执政后自觉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对党的腐蚀,保持共产党人廉政为民本色的一次成功实践。运动中共查出大小贪污分子及有贪污行为的人120万,其中有900余人因贪污数额巨大或顽固不化而受到法律制裁,被判处极刑者40余人。特别是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的处决,不仅在当时起到振聋发聩、扶正祛邪的良好效果,而且在几十年之后,人们还记忆犹新。它用实际行动向全社会表明,我们党决不会放任腐败现象蔓延滋长,决不会让成千上万的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江山改变颜色!

    四、以身作则,树立廉洁奉公的光辉典范

    毛泽东一生对自己严格要求,不搞特殊、不谋特权、轻名淡利,非常注意用自己廉洁奉公的模范行为影响和教育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彰显了他廉政为民的优秀品质和崇高无私的伟大人格力量。

    从在生活上不搞特殊化。无论在生活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解放后颇有条件享受的情况下,都与群众同甘共苦。早在井冈山时期,身为红四军政委的毛泽东和红军战士一起吃红米饭和南瓜汤;在长征路上,经常把配给自己的担架和军马让给伤病员;三年困难时期,他常常“几月不知肉滋味”同全国人民一起勒紧裤带,共度难关。解放初,中央机关要给毛泽东翻修房屋,他当即予以严厉批评,坚决制止;当得知要在他的家乡建别墅、修公路的事后,立即给湖南省党政负责人写信,要求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响。毛泽东投身革命几十年,领导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最大的政党和最多的人口,但他却没有留下任何家产。他留给人民和子孙后代的是为人民无私奉献的精神、廉洁奉公的公仆形象和“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无产阶级领袖气派。

    从不谋求个人特权。他对封建社会那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及“封妻荫子”等腐朽做法十分厌恶,一直要求亲属故友真正做人民的公仆,不允许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谋取任何私利。当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后不久,毛泽东便送他到杨家岭拜劳动模范为师,去中国的“农业大学”接受再教育,要求他深刻了解劳动人民的疾苦,以使他真正成为劳动人民的一员;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又毅然将毛岸英送往朝鲜前线,仅仅一年后,毛岸英将自己年轻的生命献给了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李讷是毛泽东的小女儿,生于陕北,从小受过不少苦。三年困难时期她正上学,却连饭也吃不饱,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建议让她回家吃饭,毛泽东坚持说“我是国家干部,国家按规定给我一定待遇。她是学生按规定不该享受就不能享受。还是各守本份的好,我和我的孩子都不能搞特殊。”他对亲戚朋友严格要求,公私分明,从不用自己的职权给他们办私事。解放初,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欲进京工作。毛泽东得知后给时任湖南省委第一副书记的王首道去信说:“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19505月,毛泽覃夫人周文楠的儿子周起鹗曾去信给毛泽东,要求调换工作,毛泽东去信婉言劝阻。毛泽东深知他的权力是人民给的,作为党和人民的领袖,应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所以他绝不利用权力谋取任何个人私利。这正是他所倡导的“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

    一贯轻名淡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议作了六条规定: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并列。后来他在重申这些规定时强调说,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19505月和10月,沈阳、北京两地请示中央,计划在沈阳市区和天安门前修建毛泽东铜像,毛泽东坚决反对。 1954年起草宪法时,他断然拒绝有人提议把这部宪法定名为“毛泽东宪法”,并亲自删去了过分称颂他的条文,他说:“这不是谦虚,而是因为那样写不适当,不合理,不科学。在我们这样的人民民主国家里,不应当写那样不适当的条文。”他还十分厌恶和反对某些党政机关动员群众给中央领导人写致敬信和送礼品、锦旗一类的做法,指出这“不但是一种浪费,而且是一种政治错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毛泽东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密切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注意倾听人民群众的呼声,这对于他制定正确的政策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