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廉政思想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再放光芒
[作者:党史研究室管理员发布时间:2015-02-25 15:54来源:昆明市委党史研究室]

毛泽东的廉政思想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再放光芒

向琼珍

 

    备受关注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圆满落幕,在改革开放已经取得重大成就的今天,在当前我国面临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这次会议是中国历史进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会上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特别强调要加强党的廉政建设,要建设廉政政治,努力实现干事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在新的历史时期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就必须继承和发扬毛泽东的廉政思想,要让毛泽东的廉政思想在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中再放光芒。
   毛泽东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对反腐败和廉政问题做过很多的重要论述,并力主付诸实践。学习、研究毛泽东肃贪倡廉思想并把握其实践特色,对当前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毛泽东肃贪倡廉的思想与理论具有深刻的战略预见性与政治严肃性
    毛泽东以他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的特有气魄和高度政治敏感,在治党建国的长期革命生涯中,始终对肃贪倡廉,予以特别重视。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主张“奖励廉洁,禁绝贪污”,强调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其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从来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如果要说有什么特殊利益的话,那就是共产党员在政府的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不用私人、多做工作、少取报酬的模范。毛泽东反复告诫:“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他要求各级革命政权必须廉洁清明。他曾主持制定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并在关于《坚决清除贪污腐化分子》的通知中明确指出:“一个革命党若是容留这些分子在内,必定会使他们的党腐化……应该坚决地洗清这些不良分子,和这些不良倾向斗争”。建国前夕,毛泽东进一步把反腐败斗争提到立党立国的高度,提醒全党同志加以注意。毛泽东对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的高度重视和肯定,与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率的一席谈话以及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所作报告中关于全党必须保持高度警惕,防止敌人糖衣炮弹袭击等重要论断,都是毛泽东高度重视反腐败斗争思想与理论的典型表现。新中国成立前,在党内和解放区革命政权内虽然偶有腐败现象发生,毛泽东认为那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和革命政权中的反映,而反腐败斗争实质就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表现,是机其严肃的政治斗争,共产党人丝毫麻痹不得。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我党尚未成为执政党,还没有建立全国性政权组织的情况下,毛泽东就把反腐败斗争列为夺取和建立政权必须加以头等注意的问题。这种高度的战略预见性,不能不说是来自毛泽东对反腐败斗争实质的深刻认识。建国后,党内确有一些共产党人,有的还是为共和国的建立荣立战功的英雄,在执政后腐化了。毛泽东及时抓住当时党的组织和党员干部思想作风上暴露出来的问题,决定在1950年夏秋冬三季进行一次以反对“贪污腐化、政治上堕落颓废、犯法乱纪”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整风运动。毛泽东向全党要求:“应把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的重要。”在批准逮捕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的批示中指出:“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1952年元旦,毛泽东又在中央人民政府团拜会的祝词中庄严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这一系列指示都贯穿着无产阶级执政党必须把建立廉洁政治、反对贪污腐败作为建国治党的根本的思想,成为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基础部分。毛泽东严肃地向全党指出,腐败现象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乱源,轻则引起群众的反对和不满,重则会引起“第二次革命”,造成干部“霸王别姬”,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的局面。可以说,正是由于毛泽东对反腐败斗争的高度重视以及使之转化为全党同志的共识,才使得我们党不断铲除消极腐败现象,取得反腐败斗争一个又一个胜利,使我们党保持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性质。
    二、重要在领导,干部是关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党是社会的表率,党是各级领导干部又是全党的表率。”实践证明,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是夺取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条件,同样,解决廉政的重点应首先放在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上。毛泽东十分重视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在反腐倡廉中的表率作用。为此,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制定了一系列抓领导、以上带下的反腐倡廉策略和对策。一是提倡实行干部的低薪、节俭保廉制度。毛泽东认为高薪、特权,进而生活奢侈是干部腐败赖以产生的物质基础,要实行巴黎公社创造的低薪原则,防止干部产生升官发财的动机。二是提倡实行干部定期参加劳动的制度,以克服干部中官僚作风和特殊化现象,保持密切联系群众的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三是坚决执行严格的奖惩制度。毛泽东非常注重调动和发挥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都要向当时的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那样亲自上“前线”,把“三反”斗争当作一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大战争来打。他支持武汉市委公开揭露和惩处一批公然压制群众批评的领导干部,同时主张对投机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坚决消除,对犯罪的共产党员要加重惩处。在“三反”运动中,毛泽东多次批转西南局的“三反”报告,肯定邓小平关于如何开展“三反”斗争的正确意见,同时对于行动比较迟缓,领导不够得力者实行严肃的批评与督促。1952年12月31日中直机关的党委扩大会,就严肃批评了做得差的单位,并撤职查办了几名高级干部,从而引起强烈反响。毛泽东在建国初期反腐败斗争中关于“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充分发挥领导干部重要作用的一系列指示精神,不仅是建国初期反腐败斗争取得全线胜利的重要保证,也是他逐步开始。注重反腐败的理论阐述与实际运作相结合的重要标志,成为毛泽东反腐败思想的又一特色。毛泽东在反腐败斗争中把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当作关键来抓的思想及措施,至今在理论和实践上仍有着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三、重视思想教育,加强制度建设,坚定惩处行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教育,创新制度机制,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利制约和协调机制。毛泽东一贯提倡要经常地对党员和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教育和拒腐防变教育,努力以无产阶级世界观和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克服各种剥削阶级腐朽的思想道德意识,保持思想革命化,以抵制糖衣炮弹的攻击。他预言道:“资产阶级一定要腐蚀人,用糖衣炮弹打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进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他反复告诫全党同志务必警惕。反腐防变作为综合治理工程,制度建设是十分重要的,但任何制度都不会天衣无缝。只有提高人的素质,才能使制度不断完善。这里,思想教育必须放在重要地位,只有广泛地提高党员尤其是党政机关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和政治素质,增强党性观念和公仆意识,才能把制度落到实处,切实贯彻,并且还可以弥补制度之不足。正是在高度重视人的思想教育前提下,毛泽东领导党和政府进行了一系列肃贪倡廉制度建设。为了有效地制止贪污腐化的行为,中央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为了加强党内监督制度,建国初期就成立了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央颁布了一系列的党员须知和党员生活准则,还对群众监督、民主党派监督与新闻舆论监督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同时,毛泽东为从思想和组织上保证党和国家机关干部的纯洁性和战斗性,审时度势,善于及时领导全党开展专项的反腐败斗争。如1951年10月,针对东北地区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揭露出来的干部中有严重贪污问题的事实,毛泽东和党中央及时做出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专项斗争的决策。“凡有贪污现象者皆须彻底肃清”。为此,他在中央转发邓小平同志关于西南军区三个会议情况的报告中特别批示:“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毛泽东鲜明地提出从严惩腐的措施:“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判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三反”斗争至1953年6月止,共有23.8万人因完全丧失党员条件堕落蜕化而被开除党籍,严肃查处了一大批党员干部及国家公职人员违法乱纪问题,仅地方县级以上有严重错误受到行政上撤职、撤职查办、逮捕法办处分者即有4029人,其中省级干部25人,地级干部576人。毛泽东对贪污腐败问题疾恶如仇,多次指出凡违抗中央指示、阻碍“三反,,斗争的领导干部,无论职位多高,资格多老,一律撤职查办。在处理原天津地委两任书记刘青山、张子善一案时,曾有人以刘、张都是有贡献、有影响的领导干部为名替其说情,毛泽东的回答是:“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正是毛泽东同志惩贪反腐态度的坚决,不仅使当时党风和国家机关内部存在的贪污、浪费、官僚主义现象得到了一次广泛的揭露和相应的惩处,同时也使广大党员、干部受到一次生动的深刻的反腐败思想教育,从而为50年代我们党风、政风的清明廉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系云南省延安精神理事会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