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民族理论在云南的实践
[作者:党史研究室管理员发布时间:2015-02-26 13:52来源:昆明市委党史研究室]
毛泽东民族理论在云南的实践
林中友
 
 
    民族问题,是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长治久安和边疆稳定的大事,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织部分。解放初期的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民族问题极端复杂而又特殊,在毛泽东民族理论和中央民族政策指引下,云南省委、省政府从云南民族实际出发,采取灵活多样的民族工作方法,实现了民族平等、团结的良好局面和边疆稳定,为党在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执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毛泽东民族理论内容
    毛泽东民族理论是在总结中外民族和民族问题,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逐步发展和完善的理论,是由一系列相互联系的思想和观点组成的内容丰富而完整的体系,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民族“平等、团结、自治和发展”四个方面。
    民族平等是毛泽东民族理论的基石。他认为,各少数民族在旧的剥削制度下,长期受到民族压迫、民族剥削和民族歧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必须建立政治、经济、文化平等的新秩序。为此,他多次就民族“平等”问题进行了明确阐述,指出只有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新中国才能够实现中华各民族真正的平等。毛泽东始终重视民族团结问题,他坚决主张反对大汉族主义,强调“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在这一思想理论指导下,我们党在抗战时期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时期赢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民族区域自治,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为我们党治国后一直思考的问题。1945年他在《论联合政府》中正式把民族自治作为党的纲领提出来,指出允许少数民族有民族自治的权利,之后又多次提出民族自治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民族区域自治庄严地载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各民族共同发展,是毛泽东民族理论的最终目标。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指出,要争取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解放和发展。建国后,毛泽东进一步分析了各民族共同发展和繁荣的问题,充分认识到只有各民族共同发展才有整个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反复强调要诚心诚意地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使落后的民族得以跻身先进民族的行列,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毛泽东民族理论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如何争取民族解放、处理民族关系、解决民族问题、发展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一系列问题,为党的民族工作提供了指导思想。云南省委、省政府在中央统一领导,根据云南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毛泽东民族理论和中央民族政策,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二、毛泽东民族理论在云南的实践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50年2月云南全境解放。但是,边境敌我斗争的尖锐性,各民族关系的复杂性,依然存在。怎样争取团结少数民族,不仅让他们名正言顺地进入到社会主义大家庭,而且让他们在政治上翻身、真正当家作主,对刚成立不久的云南省委来讲,无疑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和严峻的考验。云南省委、省政府紧紧依靠毛泽东民族理论和中央一系列民族方针政策,采取扎实稳妥的工作方式方法,赢得了少数民族对党和政府的理解和支持,实现了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的良好局面。
  (一)贯彻“慎重稳进”方针,统一思想认识,确保新旧政权稳定交替
    解放初期的云南民族地区形势错综复杂而严峻:一是境外敌对势力妄图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制造事端;二是国民党军队残部企图利用民族关系与新生的人民政权对抗;三是部分少数民族对党和政府还缺乏了解和信任,党的工作和群众基础还十分薄弱;四是民族地区贫困落后,生产生活水平十分低下。云南民族问题和矛盾得到了中央和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关注。1950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召开会议,提出民族工作“慎重稳进”的方针;6月,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强调指出,民族工作要慎重,一个条件成熟了,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要进行重大改革;同时,毛泽东在北京对时任云南军政委员会副主任宋任穷指出,云南是我们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省,上层知名人士也不少,在云南一定要注意掌握好民族政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把云南的工作搞好;1951年1月18日,毛泽东、朱德给参加北京国庆观礼的丽江代表裴阿欠、李政才回电报时再次指出,你们注意宣传中央的政策,并努力团结各兄弟民族,巩固国防,是很好的,希望继续努力,并祝你们进步和健康。中央领导的指示和中央“慎重稳进”的民族工作方针,为云南省委在占全省人口三分之一、国境线4000多公里的民族地区开展工作指明了方向。
    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省委创建了民族工作领导机制和工作机制,加强组织领导。1950年7月,成立了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周保中兼任主任的民族事务委员会;1952年10月,成立由省委第一书记谢富治担任书记、省党政军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组成的边疆工作委员会,同时边疆县以上党委建立党的边疆工作委员会。省委“边委会”作为边疆工作的具体执行机关,负责协调研究边疆政策,指导和检查省级各部门涉及边疆工作的计划、决定等。规定“边委会”每月召开一次省委边委会议,听取有关部门的工作汇报并研究方针政策;各地在处理民族问题时必须向上级和中央请求报告。这样,从组织制度上保证了特殊时期、特殊环境下党的民族政策在全省“慎重稳进”。
    为了“慎重稳进”地开展民族工作,省委积极组织民族工作干部,学习领会“慎重稳进”方针的意义和一系列政策要求,统一思想认识。先后提出民族工作必须遵循“首先是联络感情,搞好关系,十分谨慎稳重,长期工作,切忌性急”的基本原则;“民族和睦、加强民族团结、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工作稳步前进”的工作方针;下发了《关于学习民族政策的通知》等一系列民族工作的文件。针对一些干部急于用斗争和照搬内地民族工作做法来解决云南民族问题的思想,省委于1950年11月召开全省少数民族工作会议,再次明确民族工作必须“宜缓不宜急,讲团结不讲斗争,反‘左’不反右的”要求,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工作人员注意克服和反对大汉族主义。在开展民族工作过程中,还不断组织检查、处理和纠正违犯政策的错误做法,并对新出现的问题及时出台新的政策。这些工作和政策规定,对于防止民族工作中的急躁冒进情绪,保证“慎重稳进”方针的贯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坚持分类指导原则,确保“慎重稳进”方针稳步推进。省委在分析研究全省各地少数民族情况后,采取分类指导原则,逐步稳妥开展工作。在政权建设工作中,把“内地民族杂居区”和“有土司制度的边沿区”区别开来,杂居区各级实行民族联合政府,土司边沿区仍保留土司制度,并在指导方针、政策实施和工作方法、步骤上也有严格区分,保证了政权建设的稳步推进。在征粮工作中,土匪及反动土司武装骚乱地区不征粮;无党的工作基础及边沿地区,视工作程度决定是否征粮;在有党的工作基础地区,采取适当动员征粮,从而保证了全省征粮任务的圆满完成。在民主改革工作中,区别内地坝区、山区、缓冲区、和平协商地区和“直接过渡”地区民族,制定不同的政策,采取不同的方式,顺利完成了全省民族地区的民主改革。在引导各族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中,照顾少数民族特殊需要,强调合作社规模不宜过大,建社节奏不宜过快,妥善处理宗教场所用房用地的需要。从而,保证了云南边疆多民族地区社会主义改造的顺利推进,实现了新旧政权的平稳交替。
  (二)广泛深入开展民族统战工作,建立平等和谐的民族关系,确保边疆稳定
    教育改造民族上层人士,孤立打击国内外敌对势力。云南解放初期,全省有民族和宗教上层人士1.31万人,其中1.28万人分布在边疆地区,是本地区和本民族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人民政权建立后,他们的思想并不稳定,有持观望态度的,还有少数与人民对抗的。根据中央“团结、教育、改造”方针,云南省委开展了对民族上层广泛的宣传活动,提出“团结对敌”的口号,明确暂不变动民族地区政治制度、吸收热爱祖国的上层人士到政府工作、对因受骗有过武装对抗的既往不咎。同时,省委在边疆民族地区的重大政策措施,都事先与他们协商,同意则实施,不同意则停止,从而逐步消除了他们的思想顾虑。按照中央“政治上适当安排,生活上予以照顾”的政策,截止1957年,全省共安排了1087名民族宗教上层人士到各级政权组织任职;仅1955年省财政拨出专款90万元,对4790名上层人士、家属等实行生活补助。与此同时,加强了对上层人士的教育培养工作,省和各地州相继建立民族学院和学校,截止1956年培养了包括民族上层在内的少数民族干部共27万余人。通过教育改造,民族上层人士增加了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理解。
    进行民族识别,取缔歧视称谓,增强少数民族归属感。解放前,云南民族成分十分复杂,名称多达260余种,他们中很多称谓都加上了带歧视和侮辱性的“犬”旁。省委根据1949年颁布的《共同纲领》和1951年5月政务院《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额的指示》,按照当地民族的特征、群众意愿、历史源流、语言、风俗习惯等,分别于1951年到1954年组织了3次大规模的民族识别工作,最终于1954年底确定全省25个世居少数民族。之后又组织调查研究,并与各民族代表充分协商,对有歧视和侮辱的民族称谓、地区进行了处理。1954年8月,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关于更改歧视、侮辱少数民族的地方名称的决议》,并报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确认。至此,“俅人”、缅宁等一批带侮辱和歧视性的民族称谓和地名被永远取缔,解除了少数民族长期的精神压力。
    “走下去”、“请上来”,建立融洽民族关系,为党在边疆民族地区执政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1950年8月6日,由中共中央组织的民族访问团在经过北京一个月的集中学习后,带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慰问和祝愿来到云南,开展了历时10个月的访问活动。访问团先后到普洱等9个专区和42个县开展活动。访问团每到一地,都要举行座谈会、民族群众大会和民族代表会议,并通过文艺演出、放映电影、举办展览等多种形式,宣传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展示社会主义新风貌。访问团向少数民族赠送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亲笔题写的条幅、锦旗以及药品、绸缎、布匹、食盐、茶叶、针线等各种礼品。党中央的关怀温暖感动了热情的各族人民,他们分别从几十里乃至一二百里的山外,穿着盛装,采来鲜花,数千人冒雨露营等待欢迎访问团。在中央组织慰问团“走下去”之后,中央和省委又组织“请上来”。1950年组织了53名少数民族代表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之后分别到天津、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参观学习。期间,毛泽东了解到云南一位佤族代表生病住院,亲自到医院探望,为代表团送别时,分别向他们赠送了装有20余种常用药的药包。截止1956年底,全省共组织少数民族参观团104次13413人,涉及20多个少数民族。
    组建民族工作队,与民族兄弟同吃同住同劳动,建立亲密的党群关系。省委根据边疆民族地区基层党组织和人民政权尚未完全建立的实际情况,组织民族工作队到民族地区“做好事、交朋友”,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帮助群众发展生产,密切党和政府与各族人民的联系,打开民族地区的工作局面。工作队先后到德宏、普洱、西双版纳、中甸等民族地区,队员们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帮助群众舂米、砍柴、修房屋、挑水,教授农业生产技术等,并着力开展民族干部的培养工作,以实际行动感化和影响群众。
    推行民族区域自治,让少数民族自己当家作主。1950年2月云南少数民族得到了翻身,通过各种工作他们也得到了从来没有过的尊重和帮助,但是,要在政治上翻身,真正的当家作主是少数民族的心理需要,也是加强国防建设维护边疆稳定的政治需要。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并颁布了经毛泽东多次修改制定的《共同纲领》、1952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1954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分别对自治机关的领导原则、组成形式、自治权利以及自治区内的民族关系作了法定规定,从根本上保证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施。云南省委为了稳妥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先期组织建立民族联合政府,为全面推行民族区域自治打基础。经过探索和总结,1951年3月开始在条件具备的民族聚居区推行民族区域自治,5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第一个相当于县级的民族自治区——峨山彝族自治区,到1958年,全省建立了8个自治州和9个自治县,有14个少数民族实现了区域自治。据2013年省民政厅《云南省行政区划》公布,云南建立了8个自治州、29个自治县和142个民族乡。民族区域自治的建立,使少数民族优秀干部层出不穷,他们先后担任州长、县长、乡长等职务,这是云南少数民族在旧社会想也不曾想到的身份变化。
    组织实施“直接过渡”,让特殊的少数民族共同进入社会主义大家庭。云南全境解放时,有17个少数民族,约66万人,居住在3000多公里的国境线上。他们基本还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生产方式是刀耕火种,生活方式是“赶山吃饭”、山茅野果度日。省委在学习领会毛泽东民族理论和党的民族政策后,组织了多次调研,于1954年慎重形成“直接过渡”方案,并经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意后中央正式下发。“直接过渡”取消了山官、头人制度,建立了人民政权和集体所有制及家庭承包责任制。1955年10月,云南在中共中央七届六中全会上汇报“直接过渡”做法时,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赞许。2004年,省委党史研究室组织在全省又一次调研,为“直过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政策制定,产生了积极作用。
    培养民族干部,为民族团结和进步提供人才保障。1949年10月,毛泽东强调指出,要彻底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孤立民族反动派,没有大批从少数民族出身的共产主义干部,是不可能的。1950年11月,中央《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指出,要大量地培养各少数民族干部,并作为党在少数民族中的中心工作之一。云南解放时,少数民族干部,尤其是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干部极其少,要组织开展好民族地区工作迫切需要大批少数民族干部。按照中央指示,省委强调把培养锻炼少数民族干部作为全省民族工作的中心之一。通过创办民族干部院校,举办干部训练班和实际工作中的“传、帮、带”等方式,全省民族干部培养得以有序、健康发展,民族干部队伍由少到多,逐步壮大。截至1956年民族干部发展到27029人,占全省干部的15.3%,比1950年增长15.9倍。 
    解放初期,云南从边疆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灵活运用毛泽东民族理论和中央一系列民族政策,采取切实、有效的民族工作方法,实现了全省各民族团结、友爱、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为党在边疆民族地区执政,也为民族地区乃至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前景。为此,1950年12月,由普洱地区少数民族头人发起,3000多人以当地最为隆重的剽牛活动和喝咒水形式,建立了“民族团结誓词碑”,永久刻下了“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的誓言。充分体现了少数民族身心得到解放后迸发出的喜悦心情和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的坚定信心。
                 (作者系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处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