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在西南联大的中共党组织
[作者:党史研究室管理员发布时间:2015-03-02 15:35来源:昆明市委党史研究室]

战斗在西南联大的中共党组织

陈国勇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前,北京大学有中共地下党员46人,清华大学有中共地下党员42人。事变发生后,大部分奔赴抗日前线,到长沙临时大学的只是较少的一部分,他们先后到达长沙临时大学之后,陆续与湖南中共地下党接上了关系。   
    9月下旬,随校南迁的北大中共地下党员吴磊伯、黄启威等8人在长沙黄启威家开会,决定建立中共党支部,并推举吴磊伯任书记。11月1日,长沙临大开学上课,原北大、清华的党员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党支部,有党员20人,后来发展党员9人,共有党员29人,受中共湖南临时省委、长沙临时市委领导。
    南京失陷之后,形势日益严重,长沙已非久居之地。长沙临时大学常委会讨论认为,必须把学校迁到一个较为安全的地方,才能继续办学。考虑到当时云南离前线较远,有滇越铁路与滇缅公路可通国外,设备仪器容易运输,于是经过教育部批准,决定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
    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西迁昆明,师生们分两路出发,一路由粤汉铁路南下,取道香港、越南,经滇越铁路到昆明,这一路主要是教职员和女同学。另一路由244名男同学组成湘黔滇旅行团,11名教师组成辅导团,实行军事管理,步行前往昆明,历时68天,行程1671公里,师生沿途目睹了国民党统治下人民群众的困苦生活,同时受到磨炼。
    由长沙临时大学随迁来的少数党员如徐贤议、王天眷、田方增、杨赓等的组织关系未能及时接上。到1938年秋,西南联大才开始建立党的组织。 是年秋,西南联大文法学院从蒙自迁回昆明,党员力易周、发展对像袁永熙也随同到昆明。经辛毓庄牵线,力易周找到云南青年抗日先锋队负责人李家鼎,同时想通过李找到党组织。8月,在北平入党的黄元镇、郝诒纯也到了昆明。不久,力易周和他们两人一起成立临时中共党小组。
    10月,力易周考入西南联大师范学院教育系、黄元镇考入西南联大工学院土木工程系、郝诒纯考入西南联大理学院地理地质气象系、袁永熙考入西南联大法商学院经济系。这时,先在北平担任党和“民先”职务,后在武汉担任中共汉口区区委委员等职务的徐树仁也来到昆明,并参加了临时党小组。后来经他建议,西南联大中共临时党小组改为临时党支部,推举力易周为支部书记。11月,力易周发展袁永熙加入党组织。
    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同月,南方局决定改组中共云南特委,建立中共云南省工委,李群杰任书记。6月,中共南方局改派马子卿任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新建立的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西南联大的党组织由省工委直接领导。
    1939年3月,根据中共南方局的指示,西南联大党支部正式建立。由省工委直接领导。力易周因“金田事件”涉嫌,暂停党的关系,而任命袁永熙为党支部书记。
    1938年11月,就在力易周为书记的联大临时党支部建立不久。中共长江局任命的青年工作特派员王亚文带着一批党员关系,由湖南来到昆明。王亚文到昆后入西南联大经济系四年级学习。他根据叶剑英、黄文杰的指示,在西南联大建立了另—个党支部,指定徐贤议为支部书记。这个支部的党员有从长沙来的王亚文、徐贤议、张遵骧、汤一雄、张鹊梅和平津来的莫家鼎共6人。不久,又发展了张定华、汤德明入党。l939年5月,汤德明接任支部书记,党支部下分两个党小组:张遵骧、汤一雄、张定华等一个组,莫家鼎、张鹊梅、汤德明等一个组。党支部的领导关系先在中共长江局,后在中共南方局。这样,在西南联大建党初期,就出现两个党支部平行并存。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当时处在战争时期,党组织处在秘密状态,与上级不能及时联系。 
    1939年7月,王亚文毕业,到重庆中共南方局工作,他把自己领导的支部党员关系交给中共南方局,中共南方局又经云南省工委转给西南联大袁永熙领导的党支部,袁永熙仍任支部书记。至此,西南联大初期两个党支部并存的情况结束,党的组织统一之后,领导力量进一步加强。  
    随着党员发展工作的不断进行,以及入学和转学的党员人数的不断增加,西南联大党组织逐渐发展壮大。l940年3月,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西南联大中共党支部扩建为党总支,下设分支和小组。这一时期共有党员83人,约占全省党员总数的三分之一,是西南联大党员人数较多的时期。西南联大党总支由省工委直接领导,具体由云南省青委书记何礼和青委组织委员杨天华联系。同年9月,何礼调任中共云南省工委,组织委员杨天华接任云南省青委书记,西南联大党总支由杨天华联系。 1940年末,云南省青委根据形势的需要,建立西南联大第二线中共党总支,又称秘密党总支。二线党总支对一线党总支也保密,以防一线党总支被破坏或转移,二线党总支即可继续工作。二线党总支由云南省青委杨天华直接联系,一直坚持到l941年3月。 
    1940年秋,西南联大在四川叙永设立分校,该年度西南联大招收的新生全部在叙永分校就读,先修班学生亦转入分校。年末中共西南联大党组织在叙永分校建立临时党支部,直属西南联大党总支领导。同年8月叙永分校迁回昆明校本部,叙永分校的党员分别编入有关党支部。
    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转入低潮。这一时期,在中共南方局和云南省工委领导下,西南联大党组织认真贯彻党的“隐蔽精干,积蓄力量”的方针,保存了党的组织,为迎接爱国民主运动新高潮的到来打下了基础。西南联大的疏散工作,中共云南省工委指定省青委书记杨天华负责,经过周密的布置,把已经暴露的党员、“民先”和“群社”骨干约100人,其中党员50多人安全撤离学校,疏散到一些专县去以教师、职员等公开身份进行隐蔽。这些转移的党员到了专县之后,加强了基层的革命工作力量,为建立新的革命据点,积极开展工作。在安排疏散的工作中,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依靠疏散到各地的党员建立泸西、大理、昭通、个旧、楚雄、武定、腾冲等若干中心县委。后来,尽管由于客观情况的限制,只建立了泸西和昭通两个中心县委,但是疏散到各地的党员对当地的革命工作都起到了不同程度的推动作用。
    西南联大留在学校的党员已经不多,西南联大原二线党总支,因总支书记李之楠1940年底疏散而改为二线支部,由邹斯颐任支部书记。1941年3月,云南省青委批准邹斯颐留学美国,准备由徐日琮接任。但不久徐日琮又被疏散去建水,另一名成员李伯悌已疏散到大理,二线支部就撤销了。这一阶段西南联大仍设有党总支,但任命有总支书记的时间很短。以后虽然没有总支书记,但上级没有宣布撤销党总支。
    从1942年上半年到1944年上半年,中共云南省工委遵照党中央一再强调的“荫蔽精干,积蓄力量”的方针,1942年下半年决定:西南联大不再设立党总支,党员由三位省工委委员分别单线联系,暂停发展新党员,严格组织纪律,禁止随便找党。
    由于情况的变化,l943年春,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西南联大设立一个党支部,由马千禾任书记,何功楷、齐亮为支委,此外还有两名党员仍由中共云南省工委书记郑伯克领导,其余党员仍分别由省工委直接单线联系,互不发生横的关系。这一阶段西南联大有党员61人。
    抗战胜利,西南联大的战时使命完成。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结束。6、7月间西南联大三校师生陆续复员北上。三校复员前,中共云南省工委分别组织袁永熙、王汉斌、李凌、陈彰远、洪季凯、萧松等党员和“民青”干部学习讨论,要求他们在复员途中为同学服务,到达北平、天津后,团结好当地同学,在党的领导下,结合当地实际,继续开展爱国民主运动。回平津的党员,组织关系都由南方局转交南京局(后改为上海局)组织部长钱瑛领导,称为平津地区的南系地下党组织。这些西南联大的党员和“民青”成员也根据本人志愿和工作需要分别回到三校。他们在昆明参加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一二·一”爱国民主运动之后,1946年末,就在北平带头掀起抗议美军暴行的学生运动。在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和平解放北平等重大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平津地区的革命斗争中“民青”成员发展到5000多人。
    留在云南的中共党员、“民青”成员和积极分子,继续坚持反内战,争民主的爱国斗争。1947年6月,中共云南省工委贯彻中央3月8日指示,开始在农村发动农民武装斗争,原西南联大学生中的一批党员、“民青”成员和积极分子60余人,先后投入到开辟革命根据地和建立游击武装斗争中。随着革命根据地的扩大,武装斗争的快速发展,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1949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正式建立,很多同志都成为“边纵"部队的骨干,为云南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西南联大的中共党员、“民青”成员和进步学生,在西南联大结束以后,不论是留在云南,还是随三校北返平津,或是被党组织分配到其他地方,他们都继续英勇战斗,努力工作,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重要贡献,有的还献出了宝贵生命。从抗日战争到1950年巩固人民政权时期,西南联大共产党员、“民青”成员和进步师生有l5人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被各级政府批准为革命烈士,他们是:何懋勋(何方)、潘琰、李鲁连、闻一多、王昊、钱泽球、曾庆铨、钟泉周、吴国珩、江文焕、齐亮、刘国鋕、荣世正、陈海、陈虞陶。
    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些当年西南联大的党员、“民青”成员和进步学生,成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骨干,为共和国的发展富强作出了新的贡献。
            (作者单位:昆明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