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事微播
[作者:党史研究室管理员发布时间:2015-03-19 16:25来源:昆明市委党史研究室]

大事微播

 

                                      全国大规模的剿匪运动
    1950年3月6日,当中国人民解放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渡过长江,风卷残云般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军事力量时,眼看大势已去的蒋介石一边匆忙部署撤逃台湾,一边在中国大陆潜留大批特务,妄图推行所谓“游击计划”,建立“大陆游击根据地”,颠覆和破坏尚在襁褓中的新中国。
    这些潜伏下来的反动骨干分子,勾结恶霸地主、反动会道门,网罗反动军官、旧官僚,纠集国民党军的残兵游勇聚集山林,占山为王。新中国成立伊始,这种新形式的土匪与惯匪互相勾结,为非作歹,形成了一股股猖獗的反动势力。
    据统计,到1949年底,湖南、广东、广西这些解放稍晚的地区有各式土匪20万余人,主要活动在湘西、珠江三角洲等地区。西南地区刚解放时的匪情也非常严重,共有1000余股,65.5万余人,其中四川有300余股、贵州有541股、云南有148股。西北地区有较大的股匪470余股,22万余人,其中陕西160股、甘肃140股、青海105股、宁夏贺兰山有24股、新疆50股。
    上述土匪特务在新中国的土地上进行疯狂的破坏活动。他们残杀人民群众和地方干部,破坏交通,抢劫公路运输车辆和江船,放火投毒,给生产恢复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的危害。
    1950年1月,国民党特务在四川、西康地区组织大规模武装暴乱。土匪横行、恶霸猖獗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秩序,人民群众的安全也无法得到保障。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必须果断采取措施。
    1950年3月11日,中央军委负责起草了一份有关全国各地剿匪作战的初步意见和一份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坚决剿灭和镇压这场匪患的号召书,经过毛泽东和中央批准后正式通过,并迅速在人民解放军所属各部队、各地人民武装部队中传达。3月1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向全党、全军发出关于《剿灭土匪,建立革命新秩序》的指示,指出:“必须明确,剿灭土匪,是当前全国革命斗争不可超越的一个重要阶段,是建立和恢复各级人民政权,以及开展其他一切的必要前提,是彻底消灭国民党在大陆的残余武装,迅速恢复革命新秩序的保证。不剿灭土匪,各地人民革命政权就无法建立,土改无法完成,广大的贫苦农民就不能真正翻身,各地的救灾和其他一切工作也都将根本无法进行。”自此,一场空前的,长达3年多的剿匪斗争,迅即在全国展开。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先后抽调39个军140多个师,约150余万人的兵力,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了大规模的剿匪斗争。各剿匪部队,在当地党组织统一领导和民兵及广大人民群众协助下,贯彻军事打击、政治争取、发动群众三者紧密结合的方针。整个过程,大体分为三个阶段。即:重点进剿、分区驻剿、结合农村土地改革彻底清剿。同时,参加剿匪的部队还协助地方党政机关进行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建立民主政权、恢复发展生产以及土地改革等工作。
    从1950年至1953,歼灭匪特武装240余万人。同时,在城乡开展了搜捕特务,登记反动分子以及取缔反对会道门的工作。剿匪反霸斗争的胜利,对建立革命秩序,恢复发展生产,巩固人民政权,具有重要的意义。
                                    镇压反革命运动
    镇压反革命运动简称镇反运动,是1950年至1953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政治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并称的三大运动之一。
    全国解放后,大陆上残留着200多万政治土匪,还有大批恶霸、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头子和其它反革命分子,反革命活动十分猖狂。政府虽然采取过一些镇压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不够坚决彻底。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保证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的顺利进行,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指示》要求坚决纠正镇压反革命中“宽大无边”的偏向,全面贯彻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根据这一指示,各地党委广泛发动群众,开始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条例根据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规定明确了处理反革命案件的原则和方法,使镇压反革命斗争有了法律武器和量刑标准,推动了运动的广泛深入发展。本年春,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形成全国性的高潮。5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的决议。这时镇压反革命运动已经取得伟大的胜利。鉴于有地区逮捕了大批反革命罪犯亟须加以清理,一些地区开始发生“左”的倾向以及工作草率的现象,决议规定:自现在起,镇反工作采取谨慎收缩的方针,并集中精力处理积案。到1952年底,镇反工作基本结束。
    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运动,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敌我矛盾还很突出的条件下进行的一场尖锐的对敌斗争。由于当时司法体制和审判程序不够健全,一些地方的镇反工作中出现过错捕、错杀等偏差,中央及时发现并纠正。总的来说,镇压反革命运动有力地扫除了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基本上肃清了曾经猖獗一时的特务、地下军及会道门等反动组织,从而为巩固新生政权,保证土地改革和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保障。
                                    土地改革运动
    根据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部署,从1950年冬到1953年春,党领导农民在新解放区的广大农村完成了对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
    国民党统治区一解放,共产党就领导人民进行清匪反霸和减租退押,在斗争中建立农村基层政权和民兵组织,培养农民积极分子,为开展土地改革准备条件。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这个土地法总结了党过去领导土地改革的经验教训,又根据建国后的新形势确定了新政策,成为指导土地改革的基本法律依据。这次土地改革是在人民革命战争已经取得胜利,人民政权已经建立的条件下进行的。党当时的任务已经不是如何取得革命的胜利,而是如何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以及进行抗美援朝。根据新形势的需要和可能,将过去征收寓农的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也就是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富农出租的小量土地一般也保留不动;半地主式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其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征收其出租的土地。对地主,限制了没收其财产的范围。对小土地出租者,提高了保留其土地数量的标准。实行这些政策,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中农,有利于分化地主阶级,有利于稳定民族资产阶级,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在土地改革中,党坚持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路线和放手发动群众的方针,组成广泛的反封建的统一战线,集中打击和消灭地主阶级。
    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十地改革,中同共产党采取了更加慎重、更加和缓的政策和步骤。特别是对于西藏地区,直到1956年中央还告诉西藏地方政府,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还可以不进行改革。但是,农奴主贵族中的反动分子,不仅反对土地改革,而且勾结国外反动势力策划“西藏独立”,于1959年3月发动武装叛乱。人民解放军平定叛乱后,西藏自治区筹委会通过《关于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经过两年时间,基本上完成了民主改革,消灭了农奴主的土地所有制,百万农奴翻身成为土地的主人。
    经过这次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消灭了延续几千年的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全国共有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的农民),分得约7亿亩左右的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免除了每年向地主交纳3000万吨以上粮食的沉重负担。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这一胜利不仅为财政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且为进行全面的经济建没创造了条件。
                                   “三反”“五反”运动
    根据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党和政府进行了合理调整私营工商业的工作。当时,私营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较大的比重。1950年,私营工业的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51%,私营商业的商品零售总额占全国商品零售总额的85%。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具有两面性。为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人民政府必须在限制其消极作用的同时,扶持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1950年初,物价稳定以后,由于通货膨胀而形成的虚假购买力消失等原因,私营工商业发生商品滞销、生产下降、经营困难、工厂商店关门等情况。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民政府在经营范围、价格政策、银行贷款、税收政策等方面给私营工商业以照顾和支持,运用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开展物资交流等措施,帮助私营工商业恢复和发展生产。经过合理调整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不仅帮助私营工商业度过了困难,而且使他们有了很大发展。1951年同1950年相比,全国私营工业生产总值增加39%,私营商业零售总额增加36.6%。
    随着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也日益暴露。不法资本家力图用向国家干部行贿等非法手段获取高额利润。在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腐蚀下,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滋长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腐朽作风,一些干部被资产阶级糖衣炮弹击中,堕落为贪污犯罪分子。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随即在全国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大张旗鼓地开展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运动中,抓住中共天津市委前任书记刘青山和现任书记张子善堕落成大贪污犯被判处死刑的典型案件,进行宣传教育,引起全党的警惕和全社会的重视。“三反”运动的实质,是在执政的情况下保持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的廉洁进行反腐败这一长期斗争的第一个战役。 1952年1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城市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要求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及其他市民,向着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经过运动,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对工商业者普遍进行了守法经营的教育,推动了私营企业中的民主改革,这是建国初期对资产阶级的限制和反限制斗争取得的重大胜利。
    1952年10月,“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它打击了资产阶级的违法活动,清除了党的队伍和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抵制了资产阶级的腐蚀,教育了干部的大多数,发扬了健康的社会风气。这对于巩固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推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起了重要作用。
                                          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
    1953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平衡国家预算》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由于年初在制定财政预算时把上年已作为银行信贷使用的结余列为本年收入,同时对建设贪多冒进,以致收支相抵,将发生赤字21.5亿元。加上上半年工业生产计划完成得不好,农业受灾减产,以及国营企业利润没有完成计划而使财政困难更加严重。为了纠正上半年财政工作的错误,解决财政赤字的问题,27日财政部向中央提出平衡财政的具体措施:(1)增加财政收入。银行增缴利润2亿元,并从下半年银行发行货币8亿元中拿出6亿元作财政支付。(2)减少支出20.5亿元。中共中央于20日同意并批转了这个报告,同时发出紧急指示,号召全党、全国人民通过增加生产,扩大收购和销售,加速资金周转和做好税收工作等来增加收入;厉行节约,坚决削减军事、经济、文教、行政一切可以消减,可以推迟的事业拨款,精减军政机构,节约行政经费,节约粮食,坚决保证财政部提出解决赤字的具体方案的实现。中共中央指示下达后,全国展开了一个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
    在党的领导下。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奋斗,胜利地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经济建设出现好的局面。毛泽东、中央和地方的一些领导同志在胜利的形势下,急于求成,从良好的愿望出发,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于忽视了经济规律,给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给党本身的发展留下了隐患。
                                        急于求成的“大跃进”
    1958年提出“大跃进”,有当时历史发展的背景。首先是毛泽东和党中央认为,抗美援朝胜利后,国际形势出现了缓和,国家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国内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大大提高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秋极性。在全党整风中,国内生产迅速增长,使许多人认为完全有可能在全国范围以比第一个五年计划高得多的速度来进行建设。1957年9月到10月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由于对“波匈事件”和国内反右派斗争等突发事件的认识出现偏差,毛泽东不但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而且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确认的在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指责1956年的反冒进反掉了多快好省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这个纲要的修正草案,决定以讨论纲要为中心,在农村开展一次关于农业生产建没的大辩论,以推动农业的迅速发展。11月13日,《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批评有些人“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这是提出“大跃进”的先声。1957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会议期间,苏联提出十五年赶上和超过美国,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中国十五年钢产量赶上或者超过英国。随后在12月召开的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党中央致词,向全国人民公开宣布了十五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口号。这年冬季,各省、市、自治区纷纷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同时发动和组织广大农民日夜奋战,掀起了一个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个国投入的劳动力达一亿人,广大干部和群众起早贪黑,艰苦奋斗,在农田水利建设上取得了很大成绩,实际上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
    八大二次会议以后,“大跃进”作为超乎寻常的全民性群众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从各方面开展起来,主要标志是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地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农业提出“以粮为纲”的口号,要求五年、三年以至一二年达到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产量指标。高指标带来高估产。1958年夏收期间,各地兴起一阵虚报高产,竞放高产“卫星”的浪潮。报刊舆论大加鼓吹,并且用大字标题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还公开批判“粮食增产有限论”,批判从客观实际条件出发是所谓的“条件论”。工业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原定1958年的钢产量是700万吨,经过几次拔高,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决定1958年钢产量要比1957年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1959年达到2700—3000万吨。为了完成钢铁产量当年翻番的任务,在全国掀起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由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动员了几千万人(估计约九千万人)上山,砍树挖煤,找矿炼铁,建起上百万个小土高炉、小土焦炉,用土法炼铁炼钢。一切现代化的大中型钢铁企业,也打破各种规章制度,大搞群众运动,打乱了正常的生产秩序。同时,以钢铁为中心,兴起了电力、交通、水利、文教等各行各业的“全民大办”,叫做“以钢为纲,全面跃进”,“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乃至科学研究,写诗画画,都要“大跃进”,放“卫星”。这种完全违反客观经济规律的大规模群众性的盲目蛮干,不但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而且使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到1958年底,共生产钢1108万吨,其中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这一年工业总产值比上年猛增54.8%,而农业由于数千万农村劳动力被占用,总产值后来核实只比上年增长2.4%。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猛增87.7%,全国职工总数也比上年猛增三分之二以上,超过国家财政的负担能力,使市场供应紧张,生产和人民生活发生困难。
    “大跃进”的提出,虽然表现了党力图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努力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但是历史已经证明,这个努力是不成功的。
                                                           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在“大跃进”运动被全面推向高潮的同时,诞生了一种过去从未有过的农村社会组织——人民公社。
    生产发展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推动着在生产关系方面急于向所谓更高级的形式过渡。当时党内一些领导人主观地认为农业合作杜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七八月间,《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公开宣传毛泽东关于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的思想。由于毛泽东当时的威望和巨大影响,河南、山东等许多地方闻风而动,人民公社开始在农村建立。
    1958年8月,在“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逐渐升温形势下,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
    北戴河会议以后,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大办人民公社。在没有经过试验的情况下,只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公社化。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党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一次严重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