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经济理论在云南的主要实践及启示
[作者:党史研究室管理员发布时间:2015-03-19 20:47来源:昆明市委党史研究室]
邓小平经济理论在云南的主要实践及启示
成信江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上来。面对经济落后的中国,邓小平同志在经济领域提出了的许多重大论断、基本观点和战略思想,形成了邓小平经济理论,其主要内容有:一是创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形式,打破计划经济体制下“一大二公”的经济模式,实行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二是创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认为市场是资源配置方式,是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突破计划与市场经济的传统认识。三是建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1]改革开放30多年来,在邓小平经济理论的指引下,云南各族人民立足实际,解放思想、团结奋进,不断深化改革与发展,取得可喜经济建设成就,谱写了七彩云南绚丽多姿的新篇章。
    一、改革开放初期的云南经济基本情况
    改革开放前夕,云南地理位置封闭,交通信息不畅,社会发育程度低、文化教育落后,人口素质低下,经济发展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生产力水平,主要表现为:截止1986年,文盲率比全国高出30个百分点,少数民族成年人文盲率高达58.8%,生产技能低下,经济产业以种植业和畜牧业为主,大多采用刀耕火种、轮歇游耕的传统手工工具生产,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生产分工,但生产很不发达,商品意识淡薄,基本处于自然经济和小商品经济状态。全省自然资源丰富,但开发程度低,由于交通落后,云南经济发展处于封闭和半封闭状态。但是,长期的历史积累,云南也有一定的经济发展基础,一是抗日战争时期,国土沦陷,工厂内迁,全国一流的机械制造厂、光学仪器厂、电线厂等规模较大的军工企业迁到云南,为云南打下了一定工业基础。二是建国后第一、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对云南进行大型矿山的开采和冶金生产,在个旧、东川、会泽等地建成了规模较大、技术力量较强、生产水平较高的重工业基地。三是20世纪60年代“三线建设”时期,国家在云南建成了以国防军工为重点的冶金、有色、机械、煤炭、电力、化工、森工、建材等基础设施建设。
    但是这一历史形成的重工业产业结构和发展模式,改革开放后,由于生产技术、资源整合、产业配套不能形成有机的整体,难以推动云南经济平稳运行和健康发展,主要表现为:农业基础脆弱、与重工业的发展极不适应,农业商品率低,全省粮、油、肉类、副食品及生活日用品十分紧缺,长期靠外省调入支撑市场供应;轻工业发展不足,长期以低价格卖出初级产品原料,高价格买进工业品,广大群众经济收入难增长,市场生活用品供求紧缺难以缓解。[2]面对经济发展落后的现状,云南各族人民在邓小平经济理论的指引下,开启了云南经济建设的新征程。
    二、邓小平经济理论在云南的主要实践
  (一)纠正“一大二公”错误,突破产权形式单一的格局,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1980年,邓小平在中央召开的编制长期规划会议上指出“在农村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生活穷困的地区,像西北、贵州、云南等省,有的地方可以实行包产到户之类的办法”之后,[3]云南开始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内地高寒、分散、贫瘠山区推行土地包产到户和包交提留到户,之后才逐步扩大到山区、半山区和坝区,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彻底废除“吃大锅饭”的分配方式。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基础,逐步把所有的荒山、林山、草山和轮歇地,分别不同情况,以自留山或责任山的形式承包到户,实行大牲畜私有私养,在国有农林牧渔场(包括华侨农场)内办家庭农场和实行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提倡农民在承包土地上挖塘养鱼,在承包土地上种植和经营果园,增加和建设农村集市贸易点,开辟城市农贸市场,鼓励农民进城开店办厂,取消对农副产品的统购派购政策,等等。通过这一系列的改革,到1984年,基本解决了大多数农民的吃饭问题,实现了粮食总产量从1979年的160亿斤增加到201亿斤,烤烟增长达到124%,甘蔗增长达到140%,茶叶增长达到58%,生猪存栏增长达到33%,农副产品商品率由1978年的26.5%提高到54.4%,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30.6元提高到310.4元,城乡经济出现了一派繁荣,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农民自发的喊出:“翻身要靠共产党,致富全靠邓小平”的口号,并写成春联贴在门上,展示了边疆少数民族群众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4]
  (二)依靠科技和教育进步,调整产业结构,促使城乡经济转变经营机制和体制
    改革开放后,针对云南文盲半文盲人口比例高,生产技能、人口素质不适应社会大生产的省情,全省贯彻“治穷先治愚”的理念,实行经济开发同开发智力相结合,在全省125个县(市、区)成立了农业技术推广站(所)和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广泛开展农村扫盲和职业教育,在确保在农村粮食生产供给自足的情况下,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特色经济。[5]
在产业结构调整中,云南城乡经济改革互动,一是深化农产品购销体制改革,按国家规定完成合同的定购粮后,允许粮食自由上市,放开其他农产品价格,由市场调节供求。二是积极鼓励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把农村富余的劳动力转移到林业、商业、矿产、加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建材业等多个行业。三是国有企业实行简政放权,逐步转变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间接管理上,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厂长(经理)负责制。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发展横向联合,组建企业集团,重工业生产围绕市场供给转向轻工业市场,支援农业、出口和城市经济建设。上世纪80年代,先后开发出了春花自行车、兰花冰箱、蓝箭汽车、民用光学仪器和民爆产品等自主品牌,[6]特别是烟草行业引进国外卷烟先进生产技术,培育出云南的支柱产业——烟草产业。同时,农村大批运销专业户、养殖户、家庭企业和联办企业的涌现,以及乡镇企业异军的突起,全省糖、茶、酒、毛纺、丝绸、皮革、造纸、制药、橡胶制品以及日用消费品等雨后春笋般地随着市场发展起来,全省人民生活得到了显著改善,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的小农经济意识,告别了物资供应短缺,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提高。
 (三)培育支柱产业,搞好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实行多种经营和分配方式
    1992年,以邓小平南方重要谈话和党的十四大召开后,全省对国有企业进行了出售、公司改制改建、增资扩股、股权转让与回购、股份合作、兼并重组等改革,促进国有资本在流动中增值,通过大项目培育大产业,大产业带动大发展,相继打造出了年销售收入超过百亿元的昆钢、云铜、云天化、云锡、冶金、建工等集团,实现了企业从体制转轨到经济增长转型,保证了云南经济的平稳运行和向市场要经济效益的转变。[7]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继实行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之后,云南出现了农村商品生产基地。如1986年的普洱县板山茶场,茶场由县茶叶公司与乡联办,乡村出土地、出劳动力,茶叶公司筹资,派管理干部和技术干部共5人,组成937人的种茶专业队,经过5年时间,到了1992年,开发出4000多亩高产密植速生茶园,并试制出名优高档茶1000多公斤,毎公斤出厂价达300元左右,实现了茶农人均收入800多元,当时相当部分的农户就盖上了新房、买上了自行车、手表、电视机。这一“公司+农户+基地”、“城乡结合,科技与经济结合,开放与开发结合,农、工、商一体化”的“三结合一体化”经营模式,有力地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此同时,西双版纳、丽江、大理等地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通过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群众参与等多种经营方式,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民族文化旅游、民族风情旅游、休闲度假游等产业,打造出了许多享誉中外的旅游产业,实现了云南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发展。
 (四)走共同致富之路,促使资源开发利用与各族人民共同富裕紧密结合
    云南矿产资源丰富,有色金属多,国家大型矿产比较多,建得也比较早,改革开放初期像个旧锡矿、会泽铅锌矿等,矿山跟当地农民经常争矿,经常打架,严重地影响社会稳定。1986年,国家批准昆钢由原来年产60万吨钢到1995年达到100万吨钢的改扩建计划后,原料供应地选在玉溪市新平县鲁奎山马腊依主体矿区。由于矿产资源牵涉当地群众利益,为了化解矛盾,昆钢和玉溪市新平县达成联合开发的协议,由昆钢投资,新平县负责开矿,用乡镇企业的形式管理,当地农民参与开采矿石,昆钢进行冶炼和经营等方式进行开发。
   据当时的物价测算,建设年产50万吨的铁矿,需要投资6000万元,其中矿山用水就需要400万元的投资。走联合开发办矿的办法后,昆钢冶炼用水就用当地水库蓄水,企业办的学校、医院、文化娱乐设施等由昆钢给当地一些补贴,加强一些修补就能用上,减少了昆钢当时不少的重复投资,昆钢节省了一半的建设费用。如昆钢采用合同制招收当地民族工人参与采矿,签订合同各自履行责任和义务,有力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社会分工,融洽了民族关系,带动了当地经济发展。1989年,矿区农民兴办起碾米、磨面、米线作坊,铁矿区建成后,山上的农民变富了,人均产粮420公斤,纯收入达354元,当时群众实现了生产致富。这种“少数民族离不开矿山,矿山离不开少数民族”的矿群关系,为民族地区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有力促进了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8]
 (五)实行“走出去”“请进来”的战略,以开放促进大发展,从末梢走到前沿
    改革开放后,云南先后引进89台(套)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卷烟设备,实现了卷烟生产流程的自动化流水作业;昆钢引进瑞士、德国、美国等先进生产技术,1993年实现了百万吨钢的梦想;世界500强企业芬美意香料、贝克诺顿制药、花卉竞卖中心等23家企业落户云南,实现从初级产品加工逐步向制成品加工的转变,有力地促进了云南外向型经济发展。
同时,云南也加大沿边、沿江、沿路的开放力度,国家对昆明市实行沿海开放城市政策,畹町、瑞丽、河口开放为边境开放城市,全省开放了20个口岸,开通了100多条边民互市通道。自1993年来,每年举行一次“中国昆明出口商品交易会”,21世纪初,云南与相邻省区共同合作修通了南昆铁路、内昆铁路,深化了以上海、浙江为重点的“长三角”合作,以广东为重点的“珠三角”和“泛珠三角”合作,劳务输出和东部产业向云南转移,有力地深化云南与国内外的经贸易交流合作,云南逐渐成为中国面向东南亚、南亚商品贸易的通道和基地,全方位的改革开放,改变了边疆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实现了经济快速增长和飞跃发展。
    三、邓小平经济理论在云南实践的主要经验启示
  (一)只有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才能调动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释放改革的红利
邓小平说:“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作为全国的指导。”[9]当前,这充分表明,经济改革必须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敢于先行先试,勇于吸收群众对改革的期盼和愿望,才能突破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调动广大群众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激发经济发展的活力,释放改革的“红利”。
  (二)只有按经济规律办事,才能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实现经济协调持续发展
邓小平说:“我们现在要注意的是发展速度不要太快,要适当控制速度,否则配套跟不上,能源、原材料、资金都跟不上,特别是不能为下世纪发展的后劲打下很好的基础。”[10]这充分表明,发展经济必须遵循经济规律,只有正确处理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比例关系,加强交通、生态环境等基础设施建设,才能发挥市场促使资源、技术、资金、人才、劳动力等的有序有效流动,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
  (三)只有坚持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合作交流,才能实现经济发展提速增效
邓小平指出,“不搞市场,连世界上信息都不知道,是自甘落后”。[11]这对于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来说,只有克服闭关自守、故步自封、畏首畏尾等狭隘落后的观念,坚持“走出去、请进来”对外开放的办法,加强国际、省际、地县间、企业间的合作交流,才能拓展国内国外市场,运用先进的生产方式,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
(作者单位: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