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西南服务团
[作者:党史研究室管理员发布时间:2015-03-19 21:04来源:昆明市委党史研究室]
邓小平与西南服务团
卓人政

 

    回溯灿烂的中华民族史,定格在半个世纪前的1949年。
    1949年4月,国民党和共产党和谈破裂,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三、四野战军遵照毛主席、朱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第一,挺进大西北百万雄师渡长江,以气吞万里山河之势,相继解放了苏、浙、皖、赣、鄂等省。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继续支持下,妄图盘踞西南,迁都重庆,进行垂死挣扎,等待国际事变,卷土重来。西南是祖国大陆最后还未解放的地区。为坚决、彻底、干净地歼灭盘踞在西南的残敌,5月23日,中央军委对各野战军下一步战略任务发出指示,要求第二野战军(辖第三、四、五兵团)和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待机进军西南;第四野战军继续向华南进军。6月2日,中央军委电示二野:“小平准备入川。”由西南山山水水养育出的、对西南情况较熟悉的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二野去解放、经营大西南,是众望所归,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英明决策。时任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二野政委的邓小平对究竟应如何去“准备人川”,去解放祖国大陆最后一片土地的问题与刘伯承一起,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方针,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除军事上进行解放西南的部署外,还着重考虑如何搞好西南解放后的接管和发展、建设等问题。
 
                        慎重决策——组建西南服务团
 
    干部是完成党的任务的决定性力量,没有足够的干部,要解放、接管和建立人民政权,搞好西南的工作,特别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工作,是不可思议的。进军西南,当时突出的问题是干部不足。
    渡江前,邓小平等二野首长曾有考虑和准备,从太行、太岳解放区抽调了一批地方干部随军南下。南京解放后,饶漱石向邓小平提出,福建缺少干部,要求把这批干部全部调给福建。尽管二野当时自己也急需这批干部,但邓小平从全国革命的大局出发,为了支援兄弟野战军,他很爽快地说,可以,西南需要的干部我们再另想办法。
    那么,西南需要的干部如何解决呢?全数请中共中央再从老解放区抽调已没有可能,因为老解放区已没有大量干部可抽调。而且,据当时从我已接管的苏南、皖南等地区的情况看,南下干部中,有部分干部由于文化较低,很难适应工作的需要。干部问题是个战略问题。解决干部的缺额,是墨守陈规,伸手向上要,还是善于从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大局出发,实事求是地、尽可能地依靠自力更生去解决?面对困难,邓小平高瞻远瞩,成竹在胸。他不但思考着如何解决干部缺额问题,而且还在思考着如何借此机会以提高干部队伍的文化和整体素质问题。
    南京解放后,邓小平便与刘伯承和三野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于5月上旬组织发起上海战役。5月26日,上海解放,邓小平亲率华东局机关及接管人员进人中国最大的都市上海。日以继夜地听取接管工作汇报,拜会知名人士宋庆龄和访问各界人士,征询他们对于接管上海的种种意见。在这样纷繁的工作中,邓小平通观全局,继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和京沪杭战役后,他又精心策划远征大西南威武雄壮的中国革命史上最后的一次大进军。
    当时,为了解决新解放区所需地方干部的缺额,中共中央在1948年9月会议上就曾作出详细计划,并再三催促各地各部队做好这一工作。1949年6月11日,为了解决进军西南所需干部,中共中央组织部决定由华北局、华中局、西北局和山东分局调配、招收3.8万名干部,但因当时各新解放区所需干部缺额大,一些原抽调给二野的干部又补充到新区去了。二野干部缺额1万余名怎么办?二野政委兼二野前委书记邓小平从上海赶到南京主持召开二野前委会议。会上,刘、邓首长传达了中央的部署,研究进军西南随军干部的统筹解决问题。与会同志就如何解决西南随军干部问题的指示进行热烈地讨论,各抒己见,提出了一些抽调和招收干部的办法。经充分昕取同志们的意见后,邓小平提出:解决西南干部缺额的计划,我们要结合自己的具体实际,创造性地去执行。刚解放的南京、上海、苏州、无锡、杭州等地区,文化经济较发达,是个出人才的地方。我看就在这些地区召收一批进步的大中学生和技术人员为主体,再配以老区干部为骨干,跟随二野进军大西南,以适应今后解放西南,建设西南的需要。他的这一提议得到了刘伯承及二野前委委员们的赞同。会议并议定由这批干部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直属二野政治部领导。从新解放区大量招收青年学生当干部,这是我党我军历史上一次干部政策上的重大战略决策。为了完成好此项带战略性的任务,邓小平指定由原三野副政委、南京市军管会副主任宋任穷同志负责,并调二野五兵团副政委、南京市副市长张霖之,华东支前司令部副司令员、中共江淮区党委书记曹荻秋,原冀鲁豫军区第三纵队政委、中共皖西区党委书记彭涛,中共赣东北区党委书记万里,二野后勤部部长段君毅等同志组成筹建西南服务团的领导班子。7月,刘、邓首长在一次部队团以上干部和南京市委、市政府局以上干部的便宴上,又进·步就为什么要组建西南服务团,如何组建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遵照邓小平的指示,在宋任穷的直接领导下,在各地人民政府和学联的积极配合下,数以万计的大中学校青年学生、青年知识分子,以及工程师、专家、教授等纷纷报名。经严格挑选,很快吸收了政治素质比较好的一万余名团员。
    为了使进军西南的干部结构更趋于合理,在大量招收青年学生的同时,邓小平请中央在老解放区抽调一批区以上干部及公安、新闻、财经、广播、邮电等专业干部约6000余人进入西南服务团。同时,为今后便于打开西南工作局面,党中央从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抽调川、滇、黔籍干部数百人进入西南服务团,刘、邓首长对这些干部委以重任。如任命川籍干部、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长李大章为川南支队政委;任命滇籍干部、东北军区骑兵支队支队长刘林元任云南支队支队长。此外,还调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吉林省人民政府主席周保中,松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张冲等著名滇籍干部随西南服务团回滇,主持即将成立的云南省人民政府的工作。对老区抽调来的干部,刘邓首长仍然注重文化素质。后来,一部分文化较低的解放区抽调来的干部被总团退回。这充分体现了在全国即将解放的新形势下干部工作方针的重大变革。大批知识分子进入干部队伍,促进了干部队伍文化知识结构上的大变化,提高了干部队伍素质。
    经过紧张的筹建,6月12日,西南服务团第一团在上海成立,曹获秋任团长;6月25日第二团在南京成立,彭涛任团长;7月12日,苏南团在无锡成立,宋学武任团长。
    7月16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二野向华南、西南进军的指示。第二天,邓小平在南京召开二野前委扩大会议,讨论进军西南的部署,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后勤工作及加快组建西南服务团等问题。刘、邓首长找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和五兵团副政委张霖之谈话。当陈、张二人走进会议室时,他们看到平时对下级和霭可亲的刘、邓首长却显得有些严肃。待他俩坐定,邓小平就说明了让他们来的用意。原来,他们正考虑国民党抗战陪都重庆市解放后的领导班子配备问题。当邓小平征求陈、张意见时,二人汇报说,他们长期搞军事,不熟悉地方和城市工作,还是请有这方面工作经验的同志出任市领导。刘、邓首长开导说,不懂可以学嘛!可以依靠你们部队里内行的同志。从加强重庆工作的需要出发,你们应该挑起这副担子。刘、邓首长确定重庆市的主要负责人为:二野副政委张际春任重庆市军管会主任;陈锡联任重庆市市长、市委第一书记;负责筹组西南服务团的张霖之任市委第二书记兼市军管会副主任,主管党务和群团工作;市委第三书记曹荻秋任副市长,主管市政府工作。7月28日,西南服务团总团在南京正式成立。经二野前委决定,宋任穷担任总团长,张霖之、曹荻秋、彭涛任副团长。总团部由二野政治部、后勤司令部和中共南京市委派领导干部组成。西南服务团辖一团、二团、苏南团等。后来按去向改建制为川东支队、川南支队、重庆支队、云南支队、贵干队和西南局直属队等。
    为了搞好四川、重庆解放后的工作,邓小平还将四川干部工作队(长江支队)编入西南服务团。1947年2月,国共和谈正式破裂,国民党强令在重庆工作的《新华日报》社和中共四川省委机关的干部撤出重庆到延安,中共中央将这批干部和一些在延安工作的四川籍干部组织起来,准备进人川陕边打游击,因战局发展迅速,留在陕南待命。后于1949年8月调武汉,称“南下工作团”。9月18日,团长于江震和团政治处主任陈野苹(后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奉邓小平电令,赴南京接受任务。二人到南京后,因邓小平已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便转赴北京。邓小平在中南海会见了于、陈,二人直接接受邓小平关于南下工作团随二野人川后工作分配问题的指示。后全团改名为“西南服务团川干支队”,随即开赴二野指挥机关所在地湖南常德,随人川的二野三兵团行动。
    8月,刘伯承、邓小平在南京召开二野前委会议,确定了西南服务团负责人的去向,并协调配备了各支队负责人。宋任穷到云南,张霖之、曹荻秋到川东和重庆,彭涛到川南,总团工作改由二野副政委张际春负责。
                        谆谆告诫——“革命不是为了自己,重要的是为了后代”
    西南服务团以6000余名老区干部为骨干,以1万余名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包括一部分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文化知识水平较高。更可贵的是他们有强烈的革命愿望和献身精神,他们把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自觉地响应党的号召,投身革命。他们不留恋舒适生活,告别繁华的大都市,到荒僻边远的大西南工作,精神十分可嘉。但他们要想真正成为革命者,还要经过必要的教育培训和艰苦的思想磨炼。
    邓小平在长期严酷的革命斗争实践中认识到:注重对干部进行教育培训,是不断提高干部的政治、业务素质,从而适应当前工作和长远工作的需要,它既是保持干部活力的重要措施,又是开发干部潜在智力、能力的重要手段。为此,二野前委决定在南京对西南服务团进行二、三个月的集训,以作好出征前的政治思想和接管政策方面的教育,以胜任今后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的艰巨任务。
    西南服务团负责人宋任穷、曹荻秋、彭涛以及万里、段君毅等同志,遵照邓小平的指示,周密计划,精心组织西南服务团出征前的集训和后勤供应等繁重的准备任务。特别是把抓好对新入伍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教育训练作为首要任务加以部署并狠抓落实。在集训期间,加强思想建设,系统地安排革命理论、形势与任务和各项方针政策的教育。
    刘伯承、邓小平在异常繁忙的工作中挤出时间亲自给西南服务团的同志们作形势和理论学习辅导报告,直接进行思想教育。
    7月18日,二野发出进军西南的命令,要求各部队在军事、政治、后勤各方面进行充分准备,特别要加强进军的政治动员和思想教育。7月28日,二野和南京市委举行南京市西南服务团第一支队入团典礼暨欢迎上海西南服务团大会,宣告西南服务团正式成立。二野司令员刘伯承亲自前来参加大会并作动员讲话。他就全国当前的形势,西南服务团的任务及团员们如何作好进军西南的准备工作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刘伯承对西南服务团的任务作了精辟的概括:“西南服务团的任务已经从它的名字上说明了,就是为西南7000万人民大众服务。”服什么务呢?去做两件事:一是消灭敌人,去做武的工作。但一般说来国民党军队一打就垮,残酷的流血斗争,现在快过去了,恐怕各位“有用武之志,而无用武之地”。二是建设西南去做文的工作。就是在经济上为人民服务,搞好经济建设。第一个任务轮不到你们,第二个任务要经过长期的斗争,是不容易的,是艰难的,繁重的,也是光荣的。为了加深同志们对任务的理解,刘伯承诙谐地说:打仗是武戏,要武生;文戏该是须生上台,须生是不容易做的。他要求:各位是去唱最困难的文戏,要有信心唱好。关于进军西南的准备工作,刘伯承指出要准备艰苦斗争的决心、准备学习城乡政策、准备行装等3项准备工作。其中,重点强调了要有艰苦斗争的思想准备和决心。他指示,你们将来要爬山、涉水、跑路,要吃大苦,这些都是可能遇到的困难,在思想上要有准备。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确立革命的人生观是不容易的,在真正的饥饿受寒的革命队伍中参加斗争是不容易的。各位同志要加紧学习并与工农兵结合,去西南为人民服务。你们一定要树立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决心和为西南人民服务一辈子的决心。刘伯承的话,使在座的同志们备感亲切,深受鼓舞,决心为解放和建设大西南作贡献。
    时任华东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既要全面负责华东局的工作,又要负责二野进军大西南的准备工作,异常繁重紧张的工作使劳累过度的邓小平病倒了。从1938年奔赴抗日战场到跃进大别山,直到解放上海,11年间,邓小平栉风沐雨,历尽艰难。为了战争,为了胜利,他注意保持健康,每日洗冷水浴,春夏秋冬,持之以恒,故从未病过。可是,就在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之后,邓小平却病倒了。但他强支病体,坚持工作。他关注西南服务团,仍然抽出时间,先后五、六次给西南服务团作报告,倾注了大量心血。
    西南服务团团员们都想一睹他的风采和聆听他的教诲。8月21日,西南服务团同志们翘首以待的愿望终于变为现实,邓小平要给西南服务团团员作报告了。团员们感到惊奇的是,这位曾经驰骋疆场,叱咤风云,名声显赫的“邓政委”,没有随从人员前呼后拥。他身着整洁的土布军装,脚穿布鞋,扎着腰带,一切都显得那样平常,平常得几乎跟团员们一样。可他神采奕奕,和蔼可亲,说话铿锵有力。继刘伯承讲话之后,邓小平专门具体讲解了西南服务团的任务。他指出,中央命令二野到西南去,任务很艰巨:一是要背背包走几千里路;二是要消灭敌人;三是接管好城市;四是重点做好农村工作。你们要多想困难,要充分认识到任务的艰巨性,但不能悲观失望。今天,我们“革命不是为了自己,更重要的是为了后代”。全体西南服务团的同志必须好好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发展史,并尽快懂得党的政策,加强锻炼,早日成为革命的有用之才,①邓小平的言谈举止,使刚参加革命不久的年轻同志们感受到:共产党、解放军的领导同志是这样平易近人。
    9月6日,邓小平在南京国民大会堂为团员们学习好毛泽东6月30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而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作辅导报告,他指出,毛主席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总结了我党28年的历史经验,各阶层都可以以它作为一面镜子,修正自己的思想,划清界限,确立革命的目标。学习这篇文章,要弄清革命的性质问题,明确中国革命的对象,革命发展的前途等问题。报告行将结束时,邓小平精要地概括说,革命要分清朋友和敌人,对朋友要民主,对敌人要实行专政,这就是人民民主专政②。邓小平的报告简明扼要,如甘露般滋润着这些即将去西南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同志的心田。
9月20日,南京已略显秋色,天气凉爽宜人。西南服务团召开进军西南动员大会。邓小平莅临会场讲话。他指出,这次二野进军西南是几千里路的小长征。去解放整个西南地区,去接收国民党丢下的很大、很烂的摊子,并把那里巩固、建设起来,这是一个伟大而困难的任务。概括起来讲就是8个字:“前途很大,困难很多。”我们这次到西南,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外,要过的第一关,就是吃饭关。即我军几十万军队、原国民党官僚机构人员及工人等的供应、吃饭问题。能不能把西南搞好,就看我们能不能养活这批人。因此,部队要由战斗队变为工作队,财政工作必须加强。西南的情况复杂,我们的任务繁重,摆在面前的困难很多。有困难就要正视,对每一个困难,都要从实际出发,采取具体的有效办法,一定要克服。接着,他就如何克服困难作了精辟的阐述:
    一是要注意搞好内部团结。这次到西南去的有部队同志与地方同志,有外来同志与当地同志,有老同志和新同志,我们的干部力量本来就不够,如果内部团结不好,就会给我们的工作带来很大影响。在会师中,双方都要虚心,尊重别人,要看自己的缺点,必须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去搞好团结。关于干部即将面临的工作分配问题,邓小平指出,服从工作需要,并适当的照顾,这是我们对地方干部使用的两个原则。到了西南,工作不一定能分得人人满意,还有可能把党员安排在非党员领导之下,但这是党的工作需要,应当服从组织分配,这样做对会好师很重要。到新区去工作,现有干部不够,不要伸手向上要,要从本地想办法,依靠当地地下党解决。特别是云南,那里有9000余名地下党员、2万多游击部队,解放区人口300余万,建立了专、县级革命政权二、三十个。所以,到云南的同志更要依靠当地游击部队,共同搞好工作。讲到此,邓小平习惯性地点燃了一支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后,又接着讲:
     二是紧紧团结依靠西南人民。这次去西南,县团级以上干部要注意,要好好教育几十万军队和西南服务团,人人都要抱着为西南人民服务的态度去工作,不是去当统治者,不应以解放者自居。到新区,最怕脱离群众,这一点,大家要特别注意,一定要与当地人民建立起血肉关系。
    三是把统一战线搞好。把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团结好。利用矛盾,把敌人营垒中能分化的分化出来,能争取的争取过来,能中立的中立起来,以便孤立最坏的,不要树敌过多。讲到此,邓小平顿了顿,形象地比喻说,对敌人要像剥葱一样,一层一层地剥,先打击最主要的敌人,然后各个击破,以最后打倒敌人,为此,光靠共产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邓小平最后说,总之,同志们去西南,思想上要准备吃苦,工作上要好好学习,认真总结经验,增强工作能力,以胜任今后复杂而艰巨的工作。他的谈话似乎平淡,实则意味深长。
    在邓小平所作的几次报告中,以9月期间讲的最为深刻、精彩。
    9月的一天下午,邓小平来到中央大学广场,给西南服务团的同志作报告。广场中央摆着一张课桌,大家围桌席地而坐。在热烈的掌声中,邓小平健步走到桌前,他仍然衣着简朴,却又风采照人。他以特有的清晰、响亮的四川话,掷地有声地开始了寓意深刻的讲话。
    平时,邓小平讲话,作报告总喜欢开门见山。言简意赅,这次也不例外:“今天,我讲话的题目是‘论忠诚老实’”。整个会场一下子寂静无声。这些青年参加革命才几十天,在沸腾的革命生活中个个激情昂扬。但是,怎样才能适应革命生活和树立革命的人生观,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呢?青年们在思考这个问题。邓小平仿佛看穿了新同志的想法,他语重心长地释疑道:“一个革命者,是不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就看他是不是老实,是不是实事求是”,要一辈子老老实实地为人民服务、一辈子对党忠诚老实。邓小平教导青年同志们如何实事求是地处理好个人和党的关系、个人和群众的关系。他着重阐明我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代表着中国人民的利益,代表着未来。人民要解放,青年要解放,国家要走向社会主义,就要有个好的政党来领导的道理。他还指出,革命青年要真心诚意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就是青年的责任。你们应该深入到实际斗争中去做发动群众的工作。
    此时,国民党的飞机来袭扰,四周的警报声阵阵,广场听报告的人群中有人惊动起来。可是,邓小平全然不顾,诙谐地说: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是老朋友,敌人的飞机经常光顾,已成“老朋友”了,哪有怕老朋友之理。说罢,他又镇定自若地继续侃侃而谈。与会同志都为邓小平临危不乱的精神所感染,会场立即恢复了平静。
    报告到一定时间,一位同志上前跟邓小平说了句什么,然后含笑地向大家高声宣布:“休息10分钟!”面对这短暂而难得的休息机会,不少同志纷纷拿出纪念册蜂拥而血,团团围住邓政委,与他交谈,请他签名留念。组织会议的同志事先只有防空、防特的思想准备,未想到突然会出现这种情况,也无法动员人们回去,便只好站在邓政委旁边维持秩序。邓小平面带笑容,亲切地与同志们交谈,并一丝不苟地给他们签名。
    经短暂休息后,报告继续进行。同志们专心地听着邓小平的报告,好像要把它一字不漏地铭记在自己的脑海里。“知识青年刚刚参加革命时,往往背着各式各样的包袱。”邓小平风趣地问道:“你们各人摸摸背上,有没有包袱?”大家面面相觑,一下哄地笑了起来。“没有吗?不见得。我看有些人可以因为自己聪明能干而看不起老年人,年龄变成了包袱;有些人可以因为其家庭出身不好,有自卑感而背上包袱。”“其实,家庭出身不好和犯错误这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老实说,我就是小地主出身嘛,但我的家庭出身并没有决定我非犯错误不可。对我们革命者来说,重要的是要老实,要放下包袱。精神上获得解放了,自觉性增强了,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就能不犯或者少犯错误。”邓小平还提醒说:“你们要尊重老解放区来的干部。他们的文化水平也可能不高,但实际工作能力比你们强。要承认他们比自己强,才会团结一致。因为有一点知识而骄傲,而轻视工农干部,也是青年容易背的一个包袱啊!”所以,知识青年参加革命一定要丢掉这个包袱,轻装上阵。不知不觉,时间已晚,邓小平的报告还未讲完。
    第二天下午,邓小平再次来到中央大学广场,继续昨天的话题作报告。他谆谆告诫说:要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要认真学习,虚心学习,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习,拜他们为师,老老实实地学。不要强不知以为知。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猪嘴巴插大葱——装象。这一形象生动的比喻,赢来阵阵掌声。
    邓小平顶着烈日,一直站着讲了约3个小时,洪亮的声音回荡在广场上空。人们有时鸦雀无声,有时热烈鼓掌,欢声雷动。许多年轻同志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充满马克思主义的、娓娓动听的报告,这次报告在他们脑海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邓小平给西南服务团作的几次报告,谆谆教诲,循循善诱,有鲜明的针对性,凭借真理的力量启迪人们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教育、鼓舞作用,成为西南服务团的同志们在“小长征”中战胜困难的动力和忠贞不渝为革命而奋斗到底的宝贵精神财富。
    西南服务团在南京集中学习整训中,华中军区第二政委邓子恢、宋任穷等同志也亲自讲课作报告。听了首长们的报告和辅导,通过联系实际的学习,座谈、讨论,全团同志深受教育,达到了教育整训的目的。同志们提高了认识,明确了任务,增强了政策观念,坚定了革命到底的信念;懂得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知识,提高了政治理论水平。大家按照邓小平关于“对党忠诚老实”的教导,写出个人自传,向组织汇报家庭情况,老实交待过去,丢掉包袱,轻装上阵。通过整训,奠定了他们一生牢固的革命思想基础。
                                决战决胜——挺进大西南
    刘邓大军进军西南的首要任务,是要彻底歼灭盘踞在西南的90万国民党军。为圆满地实现毛泽东制定的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方针,二野前委为出奇制胜大摆迷魂阵。蒋介石原认为,川东方向地势险要,交通不便,大兵团行动困难,而且当时有白崇禧集团在湘桂地区组织防御。因此,解放军入川的方向,“或北或东,以北面的可能性较大”。他判定“共军不会舍近求远”。而川北方向虽然地形也很复杂,但有陇海铁路和川陕公路,有利于大兵团机动,补给较易解决,所以,他认为川北是解放军入川的捷径。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为迷惑敌人,造成解放大军将由陕人川之假象,9、10月间,二野部队公开由南京乘火车北上,从津浦路至徐州,转到陇海路到郑州,途中刘伯承等二野首长一再公开露面,并在郑州发表演讲,宣布刘邓大军即将入川。蒋介石急忙调兵遣将,依秦岭主脉构成主要防线。但随之,二野三兵团等部队则由郑州秘密南下集结湘鄂边,为实现出奇制胜,获得战略机动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西南服务团向西南进发时的行军路线,根据刘邓首长挺进西南总的战略部署而确定。
    1949年10月1日,是中华民族大喜的日子,这一天,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举行有30万军民参加的盛典,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野刘、邓首长此时与毛泽东及其他战友肩并肩地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广场上鲜艳的国旗在阳光照耀下冉冉升起。全国已解放的地方都举行热烈的庆祝活动,人民沉浸在前所未有的欢乐喜庆之中。这一天,又是西南服务团同志们永生难忘的日子,他们来不及与人民群众分享新中国诞生的欢乐,便遵照刘、邓首长的指示,又陆续从南京出发,踏上进军西南的征途。
    从南京动身时,有的支队乘装货的闷罐车,有的支队坐不遮风雨的敞篷车,大家相靠而坐,脚不能伸,身不能翻,拥挤不堪。尽管这样,同志们不叫苦,坚决克服困难。他们乘火车经徐州、郑州到武汉。到武汉后,又分4路向四川、重庆、贵州和云南开进。
    在行军途中,山重水复,层峦叠障,道路艰险。但同志们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川南支队新闻大队遵照邓小平“既是服务团,又是工作队,又是宣传队”的指示,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利用所携带的一部电台和10箱报刊资料,采取放广播,贴标语,街头宣传,出快报等形式,边行军边做宣传工作,以鼓舞同志们的士气和向各地人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和宣传西南服务团。
    1949年10月下旬,西南服务团川东、重庆、公安等支队陆续抵达常德市时,二野前委指挥机关已设在这里。11月3日,二野前委在邓小平主持下召开干部大会,西南服务团在常德的领导人参加了会议。会上刘伯承、邓小平分别传达了9月底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精神和中共中央关于统战工作的指示。西南服务团副团长张霖之作了《关于接管城市的报告》。大家明确了接管城市特别是接管原国民党陪都重庆的方针、政策和纪律。23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中共中央西南局在常德正式成立,邓小平任第一书记,刘伯承任第二书记,贺龙任第三书记。一时,常德成为指挥各路大军向西南进军的中枢。
    西南服务团川东、重庆、公安等支队在常德停留期间,二野前委和西南服务团总团部对这几个支队进行了整编,按将要接管的地区,将干部配备定位,重新组编了支队和专业大队。二野三兵团组织部部长刘明辉率领由十、十一、十二军抽调的500余名干部和华北革命大学南下的部分学员组成的公安工作队到了常德后,遵照刘、邓首长的指示,编入公安支队,并组建了接管重庆市国民党警察机构的人民公安机关的领导班子,宣布刘明辉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在搞好整编的同时,对干部进行了形势、任务和政策教育,使服务团组织机构更适应将来的工作需要。1989年,陈锡联回忆说:在常德期间的一系列准备工作,是遵照刘、邓首长的指示进行的。在进军途中,张霖之、曹荻秋等同志一路行军打仗,一路研究接管问题。重庆解放后的接管工作所以能够按照预定部署顺利进行,并取得成功,都是与刘、邓首长的正确领导、事先进行的周密准备分不开的。③
    11月,刘、邓首长指挥二野主力和四野一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敌人意想不到的,也是敌人在大西南防线最薄弱的湘西边直取贵州、四川,给国民党军以突然而毁灭性的打击。
    12月初,刘伯承、邓小平率二野指挥机关向重庆进发时,途经酉阳,在县城住下后便深入了解情况和体察民情。后在县城天主教堂内召开川东区党委负责同志和涪陵地委、专署成员会议。刘伯承说,酉阳这个地方是湖南、湖北、贵州、四川几省交界的地方,历来是个土匪窝子。酉阳、秀山、黔江几个县从历史上讲就比较重要,大概从清朝末年就是闹土匪的地方,以后就从没平静过,情况比较复杂,所以应设专门机构管辖这个地方(当时在南京配备川东区领导班子时,只决定川东南建立涪陵地委和专署,酉、秀、黔均划入涪陵)。邓小平接着刘伯承的话题继续说:“就是将酉阳、秀山、黔江3个县划为一个地区,建立酉阳地委、专署。大家不要小看酉阳地委只管辖3个县,这一带大山阻隔,交通不便,消息闭塞,民众思想落后,解放后发动群众,清匪反霸,民主建政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党在这里没有较强的领黑力量,国民党反动势力就会死灰复燃,人民政权就难以站稳脚跟,整个工作就会拖全川东的后腿,甚至成为死角。所以,成立地委,加强党在这里的领导力量,是十分必要的。会上,单独成立酉阳地委、专署。涪陵地委、专署人员另调整安排④,任命西南服务团川东支队涪陵大队负责人梁歧山为酉阳地委书记兼专员,赵铎任副专员,二野三兵团补充师师长伍国仲为军分区司令员。
革命形势发展很快。11月30日,我三兵团十一军等部队一举解放了国民党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任命刘伯承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邓小平、贺龙为副主席。刘、邓首长急于赶到重庆,正式组成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作班子。同时鉴于重庆的接管任务十分繁重,邓小平决定对接管川东地区的干部作一些调整,川干队中大多数干部参加重庆市的接管工作。为了争取时间,川干队团以上干部随刘、邓首长率领的二野司令部先行。12月8日,刘、邓首长率二野司令部进入重庆并正式开始办公。从此,西南各族人民迎来了历史发展的新纪元。
    在西南诸省中,由于云南情况更为特殊,复杂,邓小平对云南支队的工作给予了更多的关怀。宋任穷完成组建西南服务团的任务后,邓小平从解放云南、经营云南的战略高度出发,亲自提议并报请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任命宋任穷防进军云南的二野四兵团政委,后来,又任命宋任穷为中共云南省委第一书记,亲率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赴滇。并指示曲宋任穷负责筹组中共云南省委。
    1949年10月底11月初,云南支队在支队长刘林元、政委马继孔的率领卞抵长沙。在长沙期间,邓小平于11月6日亲自到云南支队驻地看望,并就搞好革命统一战线工作和接管好云南作了重要指示。
    刘、邓首长对宋任穷的安全和云南支队能否顺利抵滇非常重视,亲自调配警卫部队。当时,若从正规作战部队抽调,虽然,战斗力强,但缺乏警卫工作经验;从二野警卫团调,警卫工作经验丰富,但会造成警卫二野首脑机关的力量不足。权衡利弊,刘、邓首长命令从二野警卫团抽调一个连随行护送任务。该连从上党战役后,在挺进大别山,参加淮海战役,横渡长江,都跟随二野首脑机关,担任警卫任务,保卫首长的安全,立过功,受过奖,曾得到刘、邓首长的多次表扬。在刘、邓首长的关心下,警卫团领导以该连为基础,在全团抽调160余人编成一个加强连,各排配齐正副排长、文化教员,选配当时团里最好的武器装备。部队成员中绝大多数有一定的战斗经验,共产党员占全连人数60%以上,军政素质较好。后来,该加强连艰苦跋涉6000余里,将云南支队安全护送到目的地昆明,圆满地完成了邓小平、刘伯承交给的任务。⑤
在解放西南中,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声东击西,迷惑敌人,迫敌就范;或因时因地制宜,指挥部队迂回包围,断敌退路,予以歼灭;或穿插分割,将敌人各个击破。同时,在党中央和当地地下党组织的积极工作下,通过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促使卢汉、刘文辉、邓锡侯等一批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率部起义或投诚。12月底,将国民党军的最后一个战略集团胡宗南部聚歼在成都等地区。1950年2月19日,滇南战役结束,又歼灭了李弥第八兵团,至此,川、滇、黔3省解放。
    在邓小平等二野首长的指挥下,西南服务团各支队历经艰辛,经过数千里的“小长征”,跟随部队先后于1949年11月20日、12月8日和1950年2月20日,分别陆续进抵贵阳、重庆、昆明。
    西南服务团的同志遵照刘伯承、邓小平的指示,紧紧依靠当地干部和各族人民,在部队的支持配合下,取得了军事接管、征粮、剿匪和民主建政的重大胜利。在捍卫、巩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的斗争中,有288位同志血沃西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后来,西南服务团的同志为建设大西南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许多同志成为各个工作岗位上的领导骨干或技术骨干。这些,都与邓小平对他们的谆谆教诲、殷切期望所分不开。后来的实践证明,邓小平提议组建西南服务团,是具有战略远见的英明决策。
    几十年后,邓小平仍然对西南服务团的同志给予关爱。1988年11月2日,为纪念西南服务团成立40周年,由西南服务团团史研究会编辑了回忆录《走向大西南》一书,当时,邓小平已年届84岁,早已谢绝题词留字。但当身边工作人员向他说明西南服务团的同志很想念他,并殷切希望他能为该书题写书名时,他欣然应允,叫秘书找来毛笔、纸、砚,精心题写了“走向大西南”5个苍劲有力的字,给予西南服务团成员极大的鼓舞和鞭策。
    时光流逝,今天,在纪念西南服务团成立50周年的日子里,那些仍健在的已银发苍苍的西南服务团的同志每每忆及当年那段经历,都不禁流露出对邓小平同志的师长之情和关爱之心的深深感激,更加怀念这位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杰出贡献的世纪伟人。
    有人说,时间可以磨掉一切人生的痕迹。但,却永远磨损不掉邓小平那高高耸立在人们心目中的丰碑。
          (作者单位: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