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渡区大板桥近代革命史史料
[作者:党史研究室管理员发布时间:2015-03-19 21:59来源:昆明市委党史研究室]
官渡区大板桥近代革命史史料
刘扬武 

 

    作者收集整理了昆明市官渡区大板桥,从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到解放战争的史料。
                                 红军过大板桥
    1934年10月,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造成的苏区困难局势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中央红军不得不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从福建西部的长汀、宁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于都等地出发,开始长征。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为了打破敌人的围追堵截,红军改向川、滇、黔3省交界地区集中,2月4日,红军先头部队从四川叙永进入云南境内东北部的扎西(今昭通威信)地区。从2月5日到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为贯彻、落实遵义会议精神,在威信县境内的水田寨(花房子)、石坎子(庄子上)、大河滩、扎西镇连续召开会议,作出一系列重要决定和决策,史称“扎西会议”。之后,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战略思想的正确领导下,红军在云贵高原开展了灵活机动的运动战。红军四渡赤水,打击了敌人,调出了滇军,于4月中旬,红军分三路大踏步地进入云南。其中一路由林彪、聂荣臻率领的1军团从富源进入云南后,经曲靖、寻甸、马龙、嵩明等县经过官渡区。
    1935年4月28日,红1军团进入寻甸的草鞋、板桥等地。为了继续迷惑敌人,中革军委命令红一军团攻占嵩明城及杨林镇,形成威逼昆明之势,并在抢占龙街渡的沿途攻城夺地,把尾追的敌军主力引向元谋方向。红军利用有线电话与昆明守敌通话,扬言要攻打昆明。先头部队还进抵距昆明15公里的大板桥,沿途张贴要攻打昆明的标语,造成了威逼昆明之势。昆明守敌被红军的佯攻所震撼,不敢出城应战。曾任云南省副省长的老红军刘明辉在他撰写的《长征精神永放光芒》等纪念文章,讲述了他所在的红军部队当年经过昆明附近的大板桥时,遭到了敌军飞机的轰炸,挑夫挑着的菜油桶、盐和行军锅被炸飞,有的战士还受伤。那时,大板桥没有村庄,杂草丛生,非常荒凉。
    红军抵达大板桥逼近昆明后,震动云南全境,昆明城内一片惊慌,土豪劣绅纷纷离城躲避,连外国领事馆都准备沿滇越铁路向开远、河口疏散家属。市区敌人在盘龙江沿岸多处凭桥筑坝,提高水位,加强城防工事。当时大部分滇军已经调往贵阳听用,龙云大惊,于是把云南各地的武装民团调回昆明,金沙江沿岸的防守空虚,于是红军疾奔金沙江,左纵队红一军团2师4团在王开湘和杨成武带领下立即向禄劝,武定,元谋急进,他们将3个连换装成国民党的“中央军”沿途受到当地县长和军警的欢迎,结果在一天当中一枪不发,拿下3个县城。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还有贵重物品,为红军直插金沙江赢得宝贵时间。红军也没有进昆明,只是一部进到大板桥做出要进攻昆明的声势,迫使龙云将本已空虚的滇军全部调守昆明,为红军北上渡过金沙江创造了良机。5月9日,经过艰苦跋涉,中央红军(不含9军团)3万余人历时9天9夜,在禄劝县皎平渡胜利渡过了金沙江天险。至此,中央红军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追堵拦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杨惠英回忆:大板桥一甲村和上、下李其村、棠梨坡的人都知道,沿茨冲水库旁的猫山儿脚走过去,有一道坡,叫老红路。民国二十四年夏天(1935年5月),昆明城风声正紧,传说“红军来了”!红军是什么队伍,人们不知道。后来又听说有几个红军住在大板桥城北栅子楼上,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反正他们也不扰民。后来才知道,中央红军只是路过这里,一甲村当年的放牛娃沈自荣还给红军首长牵过马带过路。原来,红军从小哨方向过来,经过猫山儿脚,爬上一道坡(后来这道坡被称为“老红路”),上了老荞地,老荞地是山间平地,有五、六亩大小,山上野花野果很多,箐沟里流水潺潺,红军在这片地上宿营(后人称“扎营盘”),然后顺着沈自荣指的路经过棠梨坡向西走了。当年红军在“扎营盘”用石头垒的工事至今仍在。红军派出侦察员,采购员到大板桥宣传,在墙上写过标语。2004年,一甲村钱家拆旧房建新房发现一幅黑字标语:“中国共产党万岁!”行文从右到左。追溯历史,钱家大女儿嫁了个姓刘的,1936年建新房,靠着一甲村北街第一家(即岳父家)的山墙,遮住了这条标语,这条标语才得以保存,刘的长女正好是1937年生的,证实了这个史实。解放后,1960年公社大食堂时期,食堂办在庄科村杨润家。一天,来了两位军人,其中一位有点发胖,大约40多岁,打听大板桥护城河对岸山坡上的人家,说是他当年随红军到这里,在山坡上的一家人家养过伤,可是记不得这家人的姓名了。那时大跃进拆“老墙土”,山坡上和山脚下叫“城外”,城外的房子都拆了,人们都分别安置到城内住,无法寻找救过他的人,两位军人只得遗憾地走了。城外和鸡街子山山坡上的人多是穷人,红军住在穷人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地下斗争
    早在1927年初,中共云南省特委就在大板桥一带开展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点燃了早期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的烈火。
    大板桥地处昆明东郊贵昆铁路和滇黔公路两侧,既是昆明到贵阳出入省内外的通道,又是昆明市地下党与滇东北游击区联系的交通要道。该地居住着汉、彝(撒梅)等民族,广大劳动人民深受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恶霸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早在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路大板桥一带时就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云南省各族各界人民反蒋爱国斗争的热情,昆明市学生运动蓬勃发展,农民中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拉兵派款及征粮的斗争也不断发生。进入解放战争时期,根据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昆明地下党组织先后派遣了一批同志到东郊开辟工作,建立了以大板桥为中心,沿滇黔公路一线的秘密联络点,为东郊多点开展“农运”打下了基础。
    在上世纪40年代末期,昆明地下党组织秘密委派了云南大学地下党组织的学生到大板桥三元宫(今昆十七中)秘密开展地下党组织活动。此前,大村子的宋贵富、李德才,沙沟村的龙德海,板桥街的郭忠义、郭存厚等青年已秘密加入了党组织。宋贵富、李德才利用在小石坝机修厂当工人的机会,在工厂的工人中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云大地下党学生到大板桥后利用歌舞(大秧歌)到大村子表演,唱“金凤籽开红花,一开开到穷人家”,“山那边,好地方,穷人翻身做主人”。并在大村子组织了农会,发动群众开展“反征税”、“反征粮”、“反征兵”的“三反”活动,秘密开展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宋贵富等人组织民众躲兵,使国民党的“三丁抽一,五丁抽二”的扩军目的无法实现,特别是昆明保卫战打响,组织民众向山区安全地转移,组织民兵组成担架队,负责转移保卫队的重伤员们。1949年国民党发动“九九”整肃,对地下党组织进行镇压。宋贵富等人利用本地人对地形比较熟悉的优势,秘密将地下党组织的云大学生进行转移,转移到嵩明的三家、白邑等地,使党组织免受了重大损失。 
    1949年5月的一天,正在建国中学读书的郭忠义接受党组织安排的秘密任务,回到家乡大板桥开辟工作,建立秘密据点,发展革命组织。他利用在当地有比较广泛的社会关系,积极开展宣传发动和串联活动,在发展对象中深入宣传革命道理和形势。在地下党昆明市委纳梓彬的领导下,5-9月间,先后在学校教师、工人、农民、店员中发展了李荣富、陈镒、王鹏程、金国良、丁兆奎、张权、宋贵富、李玉才、彭富、刘振邦等人为“民青”成员;建立“农民翻身协会”,发展了洪忠、邵耀祖、杨树清、杜开华、郭存厚等人为会员。建立了以大板桥为中心,小石坝(宋贵富)、浑水塘(李荣富)、大板桥(洪忠)沿滇黔公路一线的秘密联络点,打通了昆明至嵩寻游击大队的地下交通线。
    1949年6—9月。云南大学服务团到大板桥一带,宣传反蒋爱国思想,传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党的组织和秘密组织迅速发展。特别是根据上级党组织指示开展的“反三征”(反征兵、反征粮、反征税),以及反对劣绅企图侵吞公款的斗争,取得了成功,极大地激发了群众反蒋爱国的革命热情。同时还进行了调查反动武装工作,准备“枪换肩”,为以后武装群众准备条件。6月,云南大学地下党组织派出以张赣生为团长,杨颜偶、闵竺生为副团长的云南大学农村服务团40余人到大板桥一带开展工作。服务团集中在明应寺内食宿,在寺内开设了诊疗点和识字班,用浅显易懂的词句,揭露国民党压迫剥削人民的罪行,申述人民群众遭受苛捐杂税、拉丁派夫、钞票贬值的痛苦;利用赶集、庙会等群众集中的时间,以壁报、漫画、歌舞等多种形式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同时,以党员为核心的服务小组分散到四周村寨农户家中进行挨户访问,拉家常、问疾苦;对家境贫苦,对国民党反动派有仇恨、有反抗情绪的农民作为重点串联对象,请他们晚上到村小学校念识字班;晚上的识字班事实上成了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经过几次走访,有些农民对服务团有了比较多的了解,打消了顾虑,向服务团的同志们介绍情况,诉说自己的苦难,还串联了一些苦大仇深的阶级弟兄。通过一个多月的工作,各个村都建立了农民翻身协会小组。秘密发展了张登贵、龙德海等70余人参加“农民翻身协会”;在板桥小学、阿依小学、板桥街、酒精厂中学先后发展了胡宝云、朱庆兰、王槐(此人后牺牲在边疆)、罗凡典、李长青、王克宽等人加入“民青”组织。李荣富、李玉才、胡宝云、洪忠等先后加入了党组织,进一步壮大了革命队伍,使大板桥的反蒋爱国斗争更加蓬勃发展起来。在宣传群众,发展组织的同时,党组织发动群众积极开展“反三征”斗争。当地劣绅企图侵吞云南官僚资本办的云南人民企业公司发放的股红息(按规定应用来办公益事业),群众知道了非常气愤。党组织及时发动签名运动,贴出“打倒火烟绅士”、“打倒贪官污吏”、“不许私吞公款”、“我们要办学”等标语,迫使劣绅同意召开镇民代表大会来讨论,经过针锋相对的斗争,终于使劣绅不敢将这笔款项私吞。新中国成立后,这笔公款被用于救济山区贫苦农民。群众通过这次斗争看到自己的力量能战胜反动官僚,更加坚定了“反三征”的信心,对抗粮斗争愈加坚决,致使国民党1949年在市东郊基本上没有征到粮食。
    1949年9月上旬“九九整肃”后,国民党中央军云集大板桥。这时地下党在宣传教育群众方面采取秘密的串联活动进行,以宣传解放战争形势和《约法八章》为主要内容,在小学校中通过朱庆兰等几位教师,向其他教师根据不同的对象,作不同内容的宣传。如有的教师对共产党不理解,有的有顾虑,就用比较进步的报纸公开介绍一些材料给他们阅读,以谈心的方式宣传《约法八章》。通过谈心交朋友,逐步使大部分教师靠拢了党。许多人和革命同志一道参加了反蒋爱国宣传活动。
    1949年9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向大西南进军,云南在党领导下的武装斗争遍及全省。郭忠义根据党组织的指示,多次和胡宝云、李玉才、洪忠在一起研究大板桥地区工作内容,提出了打倒火烟绅士(当地人叫土豪劣绅)和反蒋斗争结合起来;“反三征”的斗争大事及发展党的外围组织“民青”(MC)和农民翻身协会等活动的具体措施和办法。还有对知识分子(当时主要是中小学教师)分别进行各方面的工作。在组织发展方面,仍按原各自工作的地区发展“民青”成员,农民翻身协会会员。 
    接近解放的时日,大板桥地区由于它处的地理特点,是最黑暗的时期。国民党的大军云集在这里,除长期驻有卢汉的保安团一两个团外,后还加上由前线溃退下来的中央军,有第8军军部及直属部队、宪兵二三个团、第6编练司令部及陆军总部部分机关、直属部队等。几乎村村寨寨、家家户户都住满了国民党兵。在这种环境下,当时大板桥参加革命组织的同志都是一些热血青年,大家为打倒蒋介石的统治,为了祖国的繁荣昌盛,不怕艰险地工作着。大家都有为祖国解放事业牺牲自己生命的思想准备。因为都是本地人在群众中活动,敌人虽然暂时强大,但他们脱离群众都是瞎子,地下组织仍在他们眼皮下开展革命串联活动,提出了打倒火烟绅士的口号,踊跃开展“反三征”斗争,号召农民群众不让国民党政府拿走一粒粮食。在大板桥一带历史上农民秋收后都把谷子堆在场上,等小春基本种完,即10月底11月初才能陆续开始打谷子。11月中下旬是国民党征粮的时间,地下党发动农民翻身协会会员,向每户农民串联不打谷子,不交粮,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那些地主、富农,看到农民不打粮,也不敢打粮了,使第8军看得见拿不着粮食,对支援昆明保卫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昆明保卫战
    1949年12月9日凌晨,卢汉主席宣布云南起义。云南起义打破了蒋介石在云南建立反共基地的美梦,但蒋介石不甘失败,认为云南保安部队战斗力薄弱,不堪一击,遂命令第8军和第26军进攻昆明,妄想扼杀云南起义。蒋介石首先任命李弥为云南省主席,余程万为绥靖公署主任,以代替卢汉,并提升汤尧为陆军副司令,然后指挥由第8军、26军组成的第8兵团进攻昆明。期间,他还多次派飞机对昆明进行轰炸。12月16日,昆明保卫战正式拉开序幕。
    起义部队保卫昆明的方针是:持久防御,以确保昆明,坚守城郊,等待解放军到达,合力歼灭敌人于省境之内为目的。
当时,昆明的大板桥、南窑、巫家坝、黄土坡、北教场一带都是双方交战的地点。敌军首先向昆明东部、南部发起进攻。而起义部队93军当时驻扎在大板桥、小板桥和跑马山一带,而74军则驻守在滇西一带,一时难以赶回昆明。这种情况下,起义部队在人员和装备上都处于劣势,战线一度收缩到昙华寺、大树营、五里多和巫家坝一带。
    1949年12月16日,敌军主力到达昆明近郊集结。这天下午其搜索部队在昆明外围和我警戒部队发生接触,揭开了战斗序幕。17日凌晨,东南两路敌军向我发起试探性攻击,在大板桥、跑马山、小板桥一线发生激烈战斗。12月18日,国民党第8军占领大板桥后,抓捕了一批老百姓为他们修筑工事、运弹药。棠梨树村农会会员李文明等人乘机混入敌军阵地,查看敌情,将所获情报及时送至起义部队总指挥部(五华山)受到了表彰。
    1949年12月18日,攻打昆明的敌人突然提出,只要放回他们的军长,他们就不再进攻昆明,并立即撤退。卢汉考虑到昆明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在19日的时候,放走了李弥和余程万。当晚,余即命令第26军攻城部队撤退。南郊战况,遂趋沉寂。20日,二野5兵团第49师神速进抵曲靖地区。进犯昆明的敌军获悉情报后,恐成瓮中之鳖被围歼,遂于是日晚第26军于21日拂晓撤退。第8军发现第26军撤走,也纷纷撤退。昆明保卫战遂告胜利结束。
    在昆明保卫战中,大板桥成为国民党第8军的集结地。在上级党组织派出的联络员被敌抓去,组织联系暂时中断的情况下,当地党员和革命群众仍然坚持着斗争。有的把第8军的集结军事布置情报,冒着生命危险翻山越岭向起义部队反映;还有一位年已高龄的老寡妇李氏,忍受国民党军残酷的拷打,始终不说出掩藏在她家草楼上的郭忠义和罗凡典。又如郭忠义的父亲郭明带领起义部队在昆明保卫战中,为了支援起义部队搜捕了一些国民党的反动军官,而被第8军杀害。很多农民在斗争中被国民党反动派打伤打残,甚至被杀害。 
    1949年12月9日卢汉起义后,国民党第8军、26军反扑昆明。在激烈的交战中,这时上级党组织决定成立东郊义勇自卫大队,抗击国民党军的反扑。东郊义勇自卫大队由郭忠义任大队长,下设3个中队,龙头街中队由李有明负责,板桥中队由杨树清负责,三瓦村中队由罗凡典负责。从总队派来东郊的云大,五华学院、昆女中的学生分别在大队及各中队担任政工员。全大队500余人(后缩编为141人,大队后又改为警卫中队,由焦阴轩任中队长)。武器弹药除总队领取部分外,大批是从清剿残匪和通过“枪换肩”从伪乡镇公所,地霸手中所获。大队配合起义部队完成了昆明保卫战,清剿残匪、保障公路铁路交通安全、维护社会治安等任务。在保卫战中,东郊人民武装配合起义部队共俘国民党第8军营、连、排长7人,缴获步枪、卡宾枪37支,机枪8挺,小炮、山炮各2门,弹药物资两卡车。并主动向起义部队领导机关报送敌情。由于成绩显著被市总队授予“义勇先锋”锦旗一面,给予嘉奖表彰。
    胡宝云回忆昆明保卫战时期的大板桥,他说:1949年11月以后,国民党第8军的部分军直属机关和部队,就陆续进驻大板桥及附近农村。11月底12月初,第六编练司令部和直属部队,以及贵州撤退来的宪兵18团(一个团实际只100多人),第8军的家属等,进驻大板桥及附近农村。所有学校,公房及群众家中,都驻满了军人和他们的家属。这些从内战前线打垮后收容补充整编的部队,军纪十分坏,给当地群众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12月10日凌晨,天尚未明,许多荷枪实弹的起义军队,顺公路由西向东迅速前进。一会儿,枪炮声大作,由大板桥街东头五甲及街南后面向大板桥进攻。同时瓦角村、酒精厂(阿依村旁)、李其村、栗子园等处,都同时打响了,打得非常激烈。炮声、枪声、手榴弹声交织在一起,子弹、炮弹从天空呼啸而过。在大板桥及附近农村,昆明保卫战打响了。当起义部队向大板桥驻军射击时,第8军及宪兵等才意识到是向他们进攻,开始还击。双方激烈地对打了一阵。起义部队强攻不下,逐渐处于劣势向后撤退。进攻大板桥街南面公路边。以公路作掩体。第8军则占据街上,以居民住房和原破城墙为掩护居高临下,双方相距100米左右,互相对射。但第8军火力越来越强,起义部队的处境越来越不利。公路前后当时都是小春田,地势开阔。被压缩在公路侧面的起义部队,处境非常困难。9点多钟,突然天降浓雾,起义部队才趁下雾脱离战斗。其他攻打瓦角村、酒精厂、李其村等处的起义部队,也因攻击不利,趁下雾同时撤退至白虎山一带布防。11时左右,枪声才逐渐稀疏。群众从事态的变化和第8军军人骂“保安团叛变了”,初步猜想到昆明起义了。12时左右,有飞机飞到大板桥及附近农村上空,散发卢汉将军“告26军、第8军官兵”的传单,才证实了卢汉将军在昆明率领保安团起义的猜测。
    10日中午后,起义部队退至白虎山一带,离大板桥不远。激烈的枪声虽然停止了,但零星的接触还时有发生,特别进入傍晚后,双方对射有时还较激烈,但都在距离大板桥几里外了。这样持续了五、六天,到14、15日后,第八军所辖的几个师都陆续向大板桥及附近农村集中。起义部队也撤到昆明近郊,枪声才告平息。但15日晚10点多钟,在大板桥东面花果山前后,突然又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打得还很热闹。大约打了一个小时左右才告停止。事后得知,原来是布防在那里的第八军和他们的后续部队因口令误会,发生了一场内部残杀,使老百姓受到了一场虚惊。当第八军全军在大板桥聚集后,17日左右,他们由大板桥向昆明进攻了。在进攻昆明前,曾在部队中宣传“攻下昆明放假三天”,企图以此来鼓舞士气。这时大板桥及附近农村仍驻有他们的指挥机关和警卫部队。19日,进攻昆明的部队又突然退回到大板桥来了。21日,他们又传出“部队明天要第二次攻昆明”。22日一早,他们开始出发了。这次走时,连同机关家属都全部走了。下午2时左右,部队基本上走光时,在大板桥又听到强烈的爆炸声并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原来是他们在逃跑前,销毁原大板桥火车站的军火。22日,第8军从大板桥撤走后,群众真是拱手相庆,庆贺自己算是逃过了这次劫难。
    从第八军进驻大板桥以后,这部分军队算得上是最坏的军队,特别是云南起义后他们在大板桥及附近农村,到处抢劫、奸淫、杀人、抓夫,什么坏事都干尽了。今天经历过这段韧难的大板桥人,提起第8军干的坏事,无不义愤填膺。从12月10日凌晨打响以后,大板桥群众就失去行动的自由,群众一直处于惊恐的状态中。这伙部队随意杀人。庄科村的农民赵保兰及儿子,在起义后两天的中午,枪声平静时,到田里去看看庄稼,被他们开枪打死。西冲口的赵兴由石灰窑上回家,在火车路上无端地被他们开枪打死。13日,四甲郭忠义的父亲郭明老人和疏散在大东冲石子坡一带的群众100多人被第8军搜到,郭明老人被他们欺骗讲了几句痛恨他们的话,马上就被枪杀。其他的人都险遭屠杀。三甲开牛肉馆的杨凤科家的老帮工林汝臣老师傅,在几个军人前来叫门时,他去开门稍迟缓一步,马上就被开枪打死。在第8军云集大板桥时,多少清白的妇女被他们奸污。他们像野兽一样,有的当着人家丈夫父母的面,轮奸人家的妻儿。黎明以后到傍晚以前,他们三五成群、荷枪实弹进入群众家中,以搜粮找马为借口,翻箱倒柜。当时,每户人家都被他们洗劫多次。群众的鸡猪牛羊,藏不好的衣物银元,几乎被全部抢光;几户商店的货物,都被洗劫一空,如稍加反对,马上就会以“通匪”为名,招来杀身大祸。强壮一点的男子,搜着就抓去为他们当夫,去修筑工事,搬运弹药;年青一点的被换上衣裳为他们当兵。在这段时间,仅大板桥街被他们抓去的就有100多人(当时大板桥仅300多户)。被抓去的人像囚犯一样,动辄打骂。这些人不堪虐待,有的到呈贡、宜良、开远等处就逃跑回来,有的直到元江被解放军解放后才回到家。现在还有二甲欧小马等10多人一直音讯渺茫。大板桥在保卫战20多天的日子,是最黑暗的时期。
    大板桥在整个保卫战时期,是国民党第8军的指挥中心,聚集着大量的部队。当时,粮食是他们搜寻的主要物资,由于大板桥有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存在,在当年新粮收割后,地下党通过地下“农民翻身会”会员,在农民中串联,采取了堆而不打的办法,以保存粮食。到起义前,除无口粮的群众打了极少量的粮食食用外,新粮基本上都完整地堆在谷堆上。第8军为找粮食,到群众家中肆意掳掠,只抢得极少量的粮食,因此他们天天派人威逼当时的镇长高润民,要高交出粮食。高已无能为力。最后,他们下令要镇公所3天内筹足10万斤军粮,否则就要将镇长军法从事。他知道现在农村的劳力,有的外出躲避了,有的被他们抓夫走了,剩下不多的人也不会为他们出来打粮食,所以他只好逃到外面躲避起来,直到第8军撤走后才回到村里。在保卫战的20多天里,大板桥群众虽受到了严重的洗劫,但绝大部分粮食总算保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