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后的纪念
[作者:党史研究室管理员发布时间:2015-03-19 22:38来源:昆明市委党史研究室]
滞后的纪念
 
何伟民
 
    印象里,父亲处在工作岗位上的年月里,从来就没怎么顾及过家。从1985年12月离休到因意外而离世,除了身体状况不允许的少数时间,父亲也没怎么停歇过,他总觉得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完。
    义务树枝是父亲一生最为执着而且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的事。本可以静静颐养天年、好好享受天伦之乐的父亲在众人眼里是一个很“傻”的人,每逢雨后湿度增加,他就会不顾山体滑坡、脚下打滑的危险,出现在山高坡陡、土地湿滑的地带植树。父亲植树极为随意,但凡县城周边的荒僻区域,都是他衷情的“岗位”,他愿意通过自己的“亲力亲为”让这些地带增添点绿意。
    2012年9月9日傍晚,父亲从高坡上摔下,昏迷一小时以后才被好心人发现并送至医院,头部共有四道裂口较大的伤口。听到这些情况,我第一时间想起数月前父亲来昆治病期间曾跟我提及的一件事:他说:“我这段时间老感到头晕。”我说:“这是脑供血不足的症状。我知道阻止不了你坚持种树,但希望你以后不要去高处。”父亲没接我的话。
    在县医院,看着虽意识清楚、却疼痛难忍的父亲,默默祈祷他能再次挺过去——去年他就摔过一次,好在只伤着手。10日上午,我驾车前去确认父亲摔下的地方,却找不到人打听,只凭着了解到的零星情节寻得大致方位。11中午,父亲开始高烧,渐渐进入眼神迷离、意识模糊的半昏迷状态。23点40分,辛勤劳作了一生、从来不知道什么是享受的父亲走完了平凡而坚持的一生。
    发生意外前几个月,父亲来昆明看病,在简要询问了我的工作情况后,依旧嘱咐我好好工作、扎实做事。我十分清晰地记得,父亲虽然显得苍老、瘦弱且营养不良,但头发并不稀疏,而且白发很少;虽然单薄,但行步稳健。他数次跟我提及过,自己有可能活到九十多岁甚至超过百岁,怎么就在突然间永远离去了呢!
    痛定思痛之余,关于父亲的许许多多印象涌上心头,其中有两点恐怕永远都不再可能从我心里挥之而去:一是他活着的时候,我真没法为他做点什么——给他买过一次衣服,从没见他穿过,突然有一天,他将已有若干虫眼且散发着陈年味道的衣服还给我并说还是你自己穿吧。二是父亲身上常人难以理解的“纯粹”——从参军入伍时就彻底固化了的信念。
    红河县实行火葬制度也就是近两年的事。在从简处理父亲的后事期间,接到县委组织部打来的电话,我才知道父亲曾于1995年主动交给组织部门一份备忘录存档。
                    后事备忘录
县委组织部:
    我已年满70,为防备老来的不慎失事,或患病后神志不清,不能表达生前对后事的安排,特事先向组织留下这份备忘录,请监督执行。
    一、死后火葬,并把骨灰埋在一棵树下。
    二、死后不请客,不受礼,请给同志们和我的亲属说明,不要破费。对同志的心意,表示感谢!
    三、其他礼仪按中央的规定办。
    我之所以作以上的安排,是我认为:人死了,灭了,没有必要再做那些不必要的开支;同时更为主要的是,我作为一个革命战士,一个共产党人,不能沿用那些落后的旧习俗。
                                          何发清
                                      95年8月2日
    离开红河前,我有意经过父亲最后倒下的这段路。按几天前大致确认的方位沿坡脚步行约50米,眼前的景象让我的心在刹那间颤动并迅速收束,时空仿佛瞬间凝滞:较为宽敞的二级公路靠山一边垒起的1米多高的石脚上面,一把磨损了许多的板锄静静躺在陡坡下窄小且杂杂草丛生的一条狭长地带,几棵高10公分左右的当地常见树种“青枪树”闪动着点点绿意。经过几天前两场雨的冲洗,我没能再寻见一丝血迹,只是觉得父亲最后倒下的地方,无论是杂草,还是他亲手种下的小树,格外鲜绿之中隐含些许淡淡的哀思。我突然想起数年前,父亲有一次来昆,专门带了几棵“青枪树”苗,种在我家门前的花台里——虽然由于环境原因没能存活。我甚至觉得心里突然横出一道硬伤:这近在咫尺的50米距离,要是那天我往前多走几步,找到这个地方,父亲或许不会离去。我在百感交集中用手机拍下几张照片,怆然离开。
    云南省红河州红河县是一个自然条件较差的贫困县。那里山高坡陡、土地贫瘠、资源匮乏,植被稀疏、经济增长缓慢。身为江西广丰县人的父亲建国前随部队来到云南,上世纪六十年代转业到红河县商业局工作直至离休。父亲的一生,就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工作和生活。他没能给这片土地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却数十年如一日在给这片土地默默播种着一点点并不起眼、也不张扬的绿。
    从我记事起,听父亲说得最多的就是种树,他一生做得最多的事也是种树。或许他种下的一些树在城市改造建设中早没了踪影,但绝大多数仍然零散分布在红河县城的各个区域和诸多角落,只是没有标记而已。
    父亲坚持植树的理论里,没有“经济效益”一说。2012年4月,我回家给母亲扫墓,恰逢一个从事绿化工作的朋友也去红河办事,我向他推荐父亲培育的树苗,这位朋友看过以后说:“这些树种只适合随意种着玩,不值钱”。为此,我也曾劝父亲要注意身体,别太劳累了。父亲说:“我培育这些树苗,只考虑取种方便、易成活,谁要移栽,来拿去就是了,不需要出钱的”。
    父亲是一个极为固执的人,对于亲朋好友的善意提醒,他“总觉得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完”。真的记不清是从什么时候起,面对诸多关心他的人“年纪大了,少去爬高上低”的劝阻,父亲都是以这样的理由来解释:“种点树,留给后世,还能锻炼身体”。在开展学习杨善洲同志先进事迹活动期间,就有人感慨:“何发清就是活着的杨善洲”。我以为,父亲没能像杨善洲那样染绿一片山,但他数十年的坚持至少种下了万点绿。
    父亲不抽烟、不喝酒,省吃俭用,生活水平极为简单,甚至明显营养不足。父亲但凡看见饭桌上的食物稍有丰富,总会说:“搞这么多干什么!吃不完,浪费了。”他跟我说过,现在每月的离休工资超过5000元,可我最后从他的存则里只取得出11300元。我无从探寻父亲这些年的工资用在了什么地方,但11300真的就是他最终留下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数字。
    父亲的心里装得下别人,却偏偏不装自己和家人,真没给子孙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父亲曾经跟我说:“我的离休工资除了为孙子、孙女的学业作些帮助外还要做点其他事情”。父亲所说的其他事情指的是种树和帮助他认为需要帮助的人。几年前,父亲出资万元在承包用来种树的地方给李姓农民一家建盖了房子并将已成一定规模的数百棵树无偿交由其管养。 
     父亲是一个很“折腾”的人,他认为自己的身体状态还好,总是闲不住,总不顾别人劝阻要去做那些他认为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事。在一些人眼中,他或许是一个不识时务、行为怪异、与“时代脉搏”不相称的人。对于找上门来的各种求助式“诉说”,他或许难免偏听偏信,但他总会予以全力支持,甚至包含经济方面不讲一点条件、不留任何字迹的资助。
    父亲是一个“怪异”的人。至今我仍然无法平衡他对待他人与对待家人两者之间的关系——但凡认识他的人,没几个不敬佩他的热心与乐助,而作为家人,我又真摸不着点什么实在东西来说服自己认可父亲亲情的一面。父亲活着的时候,与我相处的时间最少。我几乎没怎么照顾过他,他也不太想让我给他过多照顾。除了对我的生活条件比较放心之外,还有一个主要原因——绝不接受我劝他少涉及一些身外之事的主张。事实上,我每次提及,都会招来他的训斥。每次见到他,所有的劝说都得在他坚守了一辈子并将永远坚守下去的意念面前望而却步、叹为观止。
    父亲一直是关心他人比关心家人多得多的人。自从母亲患病失语卧床后,“老家”的家境便每况愈下。这我永远不会模糊的记忆点之一。按理说,以父母亲的离休工资,只要安排合理,早就足以将“老家”的生活设施和功能布置调理得好一些、方便一些,但我每次回家所看到的都是一副近乎破败的景象。对此,在城市生活了三十年的我很难适应、极不习惯、十分别扭,每次都匆匆赶去、匆匆离开。
    母亲走后,我在一篇纪念文章中写到:“父亲是一个十分特别的人,固执到很多时候让他的家人难以理解,一是心里始终装着他人,二是种树。这与很久以前就在他心里深深烙下了的理想不无关系。他可以把自己节俭下来的钱物毫不犹豫地送给认为需要帮助的人而不计回报,却很少会想到家人。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没有几人不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刷下对自己意识形态有所调整,而父亲依然执着于他的理想和对他人的体恤。虽然我们这一代人很难从他的行为中寻得过多高尚,但里面确实很少自私。2010年3月,我从原来工作的云南省工商学校调到昆明市西山区工商局,父亲专门来电话,给我提了两句忠告,一是好好工作,二是清正廉洁。”或许这就是他没有任何附着物的理想信念。
    女儿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人生就像一场来去匆匆的旅行,总是会遇见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些可能会扣人心弦、催人泪下,有些可能平实无华、动静相宜,有些可能流光溢彩、诱人心魄,但家门前永远挂着一道风景线,总能吊起美好的回忆、感到久违的温暖、唤起心的归宿,即便是匆匆行程中根本来不及将一路风景尽收眼底。”13岁生日那天,时间过了零点,我对她说:“作业做到现在,就是你今年最有纪念意义的生日礼物。除了对你最挚爱的祝福以外,我还想让你试着用心体味一件事儿:关于你入学后经历的第一次精神洗礼,教化中捉摸不定的那个理想,在众里寻它千百度之后,蓦然回首,灯火阑珊之处,你的爷爷仍在踽踽独行。”
    强忍着数次夺眶欲出的泪水,逐字逐句读完父亲于2012年3月11日——与他离世正好相隔半年——写的《平生的平常事》,我不得不惊叹八十七高龄的他记忆力超强。对于六十余年前的琐事,连同时间、地点、人物、前因后果在内基本都能回忆得清清楚楚。纵览他平凡得有些过激的一生,唯有一样东西能够给出答案,那就是他自从认理后就认定了并痴心不改的理想信念——始终将他人置于自己之上。
    作为建国前为数不多的高中生,如果不是因为主动要求到基层去,父亲的人生轨迹完全可能有另一番光景。父亲跟我提及过,五十年代初,他在昆明军区机要部门工作了几年,总觉得机关里的工作不踏实、只有基层才能做实事,便主动提出申请下基层,经蒙自军分区再次分配,最后走路去了当时尚不通公路的红河县,一去就是一生。
    对于父亲的突然离去,我最不能释怀是“活着时候好好孝敬他”这句话带给内心的灼痛。父亲说过,把正在上大学的孙女供完,还要继续供孙子上学。由于不会反思和不愿转变,更由于太过执拗,父亲出了意外,不再能兑现说过的话。如果不是这场意外,父亲的身体应该还是比较健朗,但他太过于“刚愎自用”,太过于对帮助他人“自我感觉良好,”太过于忽视自己子孙的生存状态。这也让他在最后的岁月里曾经流露过一些遗憾。
    对于父亲多年来“一意孤行”的“顽固”做法,我不主张,但不能阻止;我不接受,但能理解;我不支持,但也无奈。凭一己之力,父亲改变不了什么,但无论在哪儿,任何环境、氛围、人际都改变不了他的本质。或许这就是他与生俱来的属性,在某一个时间点上被彻底锁定。
    父亲一辈子执着于扶危济困和造福后人,可他过多看重精神的力量而忽视了起码的物质支撑。前者必需建立在拥有比较强大的物质基础之上,而对于后者,也必需掌控在一个力所能及的范畴之内。所以,更多时候,父亲更象一个形单影只的骑士,怀揣一份博大的理想,尽管手中的“长茅”闪耀着“拯救”的光芒,而真正的闪光影像却并不多,甚至连弯腰植树的身影也基本隐没于人迹罕至的荒野、悄无声息。
    我以为,父亲的一生,留给后人的启示有二。一是甘于平凡、勇于奉献、诚实做人、扎实做事、乐善好施;二是该放手时一定要放手,适当享点改革发展成果之福,好好活着。前一点,父亲做得很好;后一点,父亲极端抵触。
    父亲的一生,任凭商品经济大潮怎样冲刷,都不曾有只时片刻离开过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任凭人们的思想观念怎么“与时俱进”,从不曾有只时片刻的信念动摇;任凭时代的价值取向如何多样,总在偏僻一隅坚持着一份朴实无华的理想。
    从父亲自述的生平事来看,上“档次”的“闪光点”并不多。没有豪言壮言,只有埋头做事;没有自私自利,只有心系他人;没有高谈阔论,只有弯腰植树。但我以为,正是他的这种质朴,比任何一种高谈阔论和冠冕堂皇都来得实在。父亲虽然没有铸就一座丰碑,但忘我精神值得传承;虽然他的做法未必适合作为人生航标,但他的好肯定有人记着并为之肃然起敬!
    植树、助人,是父亲生前做得最实在的两件事。我以为,它与国家民族复兴之路同向,是平凡人把个人梦想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的质朴实践。正因为有许许多多类似的梦想和实践,我们对中国梦的憧憬激情澎湃、信心倍增、脚步坚定。
   (单位:昆明市西山区工商行政管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