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小记》，一册不分卷，云南丛书本
清·倪蜕撰。蜕，本名羽，字振九，江苏松江人。因慕唐朝刘蜕的人品而改名蜕，且自号蜕翁。康熙五十四年（1715）左右，他随云南巡抚甘国璧来滇，为其幕僚。后甘犯案革职，蜕自备口粮，进西藏效力。故所悉滇藏路程，亦成为该书记叙重点之一。蜕晚年卜居昆明西郊石鼻村，卒于乾隆十三年（1748）左右，享年约八十岁。所著有《滇云历年传》《蜕翁草堂诗文集》等。该书卷首赵藩序于“戊午七月”，即民国七年（1918）称其原为两卷，佚一卷，刻入《云南丛书》史部。但该书实属立目式综合性笔记，非专为滇藏道路地理而作。将其列为史部，其例容有未审。
就现有内容观之，其所记条目亦广泛涉及云南史地、物产、风俗、民族、人物、经籍等。如《滇云夷种》条，分类条陈当时云南及周边地区的白人、爨蛮、倮倮、怒人、力些、缅人等59种少数民族，几乎包括了今天云南所有的原住民族，各记其名称、支系、分布地、衣饰、风俗等。又如《滇云记载》条，辑录汉唐以来有关云南的书目，如东汉李膺《益州记》、唐朝韦齐修《云南行程》、明朝严时泰《专城记》等28种。《滇云人士诗文集》条，辑录明清时期滕宾《永昌百咏》、孙淡《钝斋文集》等114种。《客滇诗文集》条，辑录明朝金华楼琏《居夷集》、杭州平显《松雨轩集》等25人的著作。《方外诗文集》条，辑录明朝释古庭《山云水石集》、妙观和尚《金刚方语》等13种著作。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研究云南的文献信息。由于作者久居云南官幕，故该书对明清云南著名官吏之佚事也多有记涉。如记明朝云南巡抚王恕为官清廉正直，今天也值得学习：
明成化丁酉，王端毅公恕巡抚云南。唯僮仆一；行灶一；竹食箩一。服无纱罗。日给唯猪肉一斤；豆腐二块；菜一把。酱、醋、水皆取主家，结状再无所供。其告示云：“欲携家僮随行，恐致予民生怨。是以不恤衰老，单身自来，意在洁己奉公，岂肯纵人坏事”云。人皆录其辞，而焚香礼之。
——《滇小记·单身巡抚》
三原王恕为云南巡抚，既罢去，钱塘吴诚代之。太监钱能遣指挥胡亮迎宴于平夷（按：今富源县）。回，问亮曰：“此王某何如？”亮曰：“甚好！敬重公，（与）公不同”。能微笑曰：“王某只不合与我作对。不然，这样巡抚，只好与他提草鞋耳！”夫以能之怨王，而本心难泯如此。为士者可不务乎？
——《滇小记·提草鞋》
此外，该书亦多记云南奇特之物产、生产和生活方式。如《捕猴》条，不但生动有趣，且颇有寓言哲理特色。说的是猴，其实，人也往往会因为贪恋而自取灭亡：
元江夷俗以猴为盛饌，岁时待亲宾无此则不为敬。其捕猴有法，不用机弋罗网。每春夏时治地栽番瓜如常，採缬食用。留一极大者衬垫熨贴，尽去其余之花实枝蔓。至秋，则瓜大而坚，藤老如索。每夜伺之，必有猴来盗取。其大猴辄自取其藤，缠束于肩背腰膂间，挽之而前；群小在后推行。余藤牵率缭绕，不得遽断。人乃起而声喊，群猴骇散。其藤牵蔓罣者俱不得去，遂殪之，与瓜同归。腊之以为旨蓄之用，村村如是。而猴利令智昏，不能惩也。
《迎护越使南旋日记》，一册不分卷，同治八年长沙刻本
清·吴嗣仲撰。嗣仲，字春谷，出云南保山名门，道光十九年（1839）举人，历官湖北光化、枣阳等县知县，升陆安府同知，沅州府知府等。嗣仲工诗，时友人称其“深识雅量，官湖南、（湖）北有年。尝提孤军破敌，口不言功。公余吟咏自怡，积诗盈尺”。除此书外，他还纂有《沅州府志》等。
此书属不立目专题笔记。为作者奉命迎送越南使者期间的日记及诗作。首《叙》署“长沙熊少牧，撰于同治八年”，文称“同治七年，安南使者取道衡湘修贡京师，越明年，礼成归国，春谷太守奉徼主境上迎送，往返月余，得诗若干首，见示少牧”。记事总时段为该年（1869）六月初三至七月十六日。越南国使按制先到我国北京朝贡，返程至湖北嘉鱼县。作者作为地方官之一（还有其他高官），奉命与广西土、流地方官在嘉鱼县境迎接越使，陪同参观游历。然后，再护送其经由广西回国。作者记其所见越使并与之交流的情形曰：
十四日……晤越南贡使。大陪臣黎峻，字叔嵩，号莲湖，癸丑进士，年五十，现官翰林院直学士。二陪臣阮思僴，字恂叔，号云麓，甲辰进士，年四十七，现官鸿胪寺卿。三陪臣黄竝，字偕之，号云亭，丙午举人，年四十八，现官翰林院侍读学士……询及（越南）官制，则云参用前明、本朝之制。现在（有）府六十，州、县二百……询及（越南）兵制，则云诸营兵捡取于民籍者十之七八，募充者十之二三，总数二十万上下。询及庙祀，则云崇祀至圣先师孔子，其来已久。其云奉祀明学士解縉则无之。询及马伏波将军铜柱，在粤南无考。广东《钦州志》云在钦州古杏洞乡茅镇，又似在粤西界内，未知是否？马伏波国内有庙崇祀，至今不衰……询及取士，则云仍用制义、诗赋、策论。询及书籍，亦是先读《五经》《四书》，次读诸史。历代儒先亦有著作，但印本者少，一经兵火，多散佚，不敢望天朝著述之富，流传之广也。
由此得知，迄至晚清，越南政治制度和文化教育仍深受中国影响，两国关系也非常友好，
通过科举考试选出的越南三位贡使的汉文化水平也相当高。在和作者交往中双方互相以诗唱和，值得略加欣赏。作者之赠诗有云：
渺渺星槎自北来，绯袍香惹御炉烟。
天恩浩荡无中外，国使贤劳越岁年。
到处湖山添胜概，相逢萍水亦前缘。
南中万里同回首，君往交州我往滇。（下略）
当三位越南使者得知作者是滇人，其和诗仍用“滇”韵，进一步将越南和云南联系起来，更显对中国文化的敬重与钦慕。大陪臣黎峻和诗有云：
玉京万里奉书旋，香雪浑身带御烟。
泛泛征槎初贯斗，駪駪远役不知年。
惊由尽是文章国，会合应多翰林缘。
又是南中好人物，熏风一路本通滇。（下略）
二陪臣阮思僴和诗有云：
星槎天上客初旋，小憩巴邱万树烟。
苏子扣舷秋七月，吕仙飞剑事千年，
忽逢效劳来新节，更把诗谈拟夙缘。
珍重苔岑同异感，由来洮水北通滇。（下略）。
三陪臣黄竝和诗有云：
宴罢钓台万里旋，归来袍袖满香烟。
共看明月洞庭水，却忆浮槎星渚年。
瑞世鸾凤多气色，客途翰墨订因缘。
与君更重乡邻谊，回首南中向粤滇。（下略）
自汉唐以来，先进强大的汉文化直接影响中国周边国家，形成举世公认的“儒家文化圈”。其政府仿行中国典制，其上层士绅也以读汉书、写汉字、作汉诗为荣。迄今为止，日本、越南、朝鲜、韩国，特别是日本！还满大街写着汉字。然而，作为文化受益国的某些人，不但不从中思量如何继续与中国友好相处，却横来招惹是非，忘恩负义。即如“安倍晋三”先生，不用汉字恐怕你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出来。灵魂深处，难道就真的没有一点自卑和感恩情结吗？
《滇疆纪略》，一册两卷，铅印直排本，云南省图书馆藏书
清·汪濬撰。作者生平事迹不详。卷首《自序》署“宣统三年二月浙江杭州汪濬惟清氏谨誌”。文称“戊申（按光绪三十四年，1908）之秋，随陆军由湘黔来滇省，己酉（按宣统元年，1909）供差于蒙自，庚戌（按按宣统二年，1910），调差于个旧……谨采摘群书之纲领。佐以耳目所及者，笔之于是篇，名曰《滇疆纪略》。”以下为《凡例》，作者进一步解释说，因为云南地方史志如《南诏野史》《滇系》等“虽系完备，未免篇幅过巨，不便携带”。于是就多种云南地方文献，“摘其纲领，撷其精华，并加参考调查，务期真确，俾阅者一目了然。”结合该书体例和内容观之，好象今天旅游手册之类的笔记，主要供作者等外来人在云南行军驻防时参考。也形同一种简明扼要的云南地方志节选本。作者称，由于近代云南事异多变，边疆危机加深，故摘编内容又多侧重于军政、边防、学务、实业、关税、银行、铁路、警察、邮电、造币、机器等新兴事物方面。唯该书仅存二卷，并未完全反映上述内容。或属散佚未成之书，有待进一步研究。
现一、二两卷按晚清滇中行政区划依次为云南府、昆明县、富民县直至禄劝县、元谋县为止。每府、县重点记其疆域、气候、城郭、水利、津梁、异产、田赋、杂税、坛庙、古迹、风俗、乡镇、会馆、营垒、关哨……等基本情况。尤详于省会即今昆明市区的记载。如《营垒》条，记晚清昆明新军驻地曰：
步兵七十三标在北校场；步兵七十四标在巫家坝；马队第十九标在乾（干）海子；工队第十九营在乾（干）海子；炮队第十九标在巫家坝；机关枪营在南校场；辎重第十九营在归化寺；上段铁路营在南门外三宫、三官庙等处；陆军警察营在盐道街。
又如据《衙署》和《公所》条，其所记晚清云南府各重要行政机关及办公地，或可供今天研修云南及昆明史志者参考：
总督衙门（含督练公所）：在西院街。布政使衙门：在东院街。提法使衙门：在登仕街。交涉使衙门（含交涉公所）：在总督署隔壁。提学使衙门（含学务公所、宪政编查馆：漏记地点）。粮道衙门：在粮道街。盐道衙门（含盐库大使、盐政公所）：在南城根。巡警道衙门（含巡警公所）：在粮道街。劝业道衙门：在东门城内。统制衙门（即游府衙门）：在东门内长春坊。中协衙门：在三转弯。首府衙门：在小哑巴巷旁。水利厅衙门：在南门外。教授训导衙门：在文庙旁。昆明县衙门：在小东门内。笔政衙门：在甘公祠街。典史署：在昆明县署旁。
财政公所：在鹦哥街。高等审判厅：在卖线街。地方审判厅：在西华街。劝业公所：在长春坊。团防兵备处：在鹦哥街。禁烟局：在龙王庙街。讲武堂：在洪化桥。造币厂：在钱局街。大清银行：在土主庙街。机器局：在钱局街。陆军军械局：在黄河心。陆军粮饷局：在满洲巷口。咨议局：在马市口。刷印局：在报国寺内。制革局：在南门外，又一处在粮饷局隔壁。劝工局：在土主庙内。昆明劝学所：在威远街。模范监狱：在三家村。昆明初级审判厅：在布珠巷。
《罗山楼杂俎》，一册两卷，稿本，云南省图书馆藏书
近·秦光玉撰。光玉先生（1864～1948），号璞安，呈贡人，近代云南著名学者、教育家和地方文献专家，生平事迹详见《续滇南碑传集校补》。值得称道的是，先生生当清末社会大变革时代。弱冠从旧学成举人，又东渡日本，学习西方文化。返归故乡，不图功名富贵，汲汲致力于地方教育和学术事业。不崇洋，不守旧，始终坚持“中西兼容”的治学之道。晚年，先生曾自述其学术宗旨，至今读来，亦颇多教育意义：
及至三十六岁，东瀛游学归来，更兼采国粹、欧化两主义。缘吾华为文化古邦，而伦理哲学、政治哲学尤有特殊之优点，吾辈亟宜保存之，且发扬光大之，以贡献于世界，切不可妄自菲薄，数典而忘祖也。此国粹主义之说也。近世科学昌明，愈演愈进，而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尤为泰西各国之特长，吾辈宜兼收而并蓄之，以补我物质之不足。又不可固步自封，贻井蛙、夏虫之诮也。此欧化主义之说也。国粹与欧化并行，四十年来皆向鹄的以迈进。所以自修者在此，所以教人者亦在此。温故知新，孳孳弗息，盖不知老之将至云尔。（秦光玉《七十四岁自述》）
此书为立目式学术笔记，另附演讲稿五篇，用朱丝栏《罗山楼用纸》和《云南丛书稿纸》写成，字迹工整不苟。内容计有《滇志弁言》十二篇，即今本《新纂云南通志》之《名宦传》《汉至元耆旧传》《实业传》之弁言；《滇志传赞》十一篇，即该《志》之《包见捷传·赞》、《胡平表传·赞》《陆应谷传·赞》《马如龙传·赞》等。经笔者检对，皆出光玉先生手笔。其余为作者关于先秦儒学及理学心性之议论、云南地方文献考证札记等。尤以《滇志弁言》和云南地方文献考证札记用力最深。作者曾先后担任《新纂云南通志》的筹备顾问、编纂和主审工作。故《滇志弁言》和《滇志传赞》对于研究民国时期成书的这部大型省志之体例和纂修过程关系甚大。
和大多数民国方志一样，《新纂云南通志》虽然修于三四十年代，但内容和体例依然保持着封建旧志的框架。对此，作者曾提出过许多积极的改革意见，颇具新见。例如：他建议新立《实业传》，“将乡先辈之长于农、矿、工、商者采入”，以表彰“重公利而轻私利”的实业家。建议新立《义行传》，记下那些急公好义，修桥补路的小人物。建议《宦绩传》不能只按传统收录“供职中枢”之大官，也要收录“就职乡邦负教育之上责任者”。他认为大官和教师“虽阶级有尊卑，权责有广狭，而其为国家效忠，为民服务则一也”。这种提法，即便今天也使人觉得非常先进和正确！又如：他建议更订《艺术传》体例，先记医生，次为书画、算术、音乐、篆刻、国术之人。力主删去迷信职业者，所谓“龟策、日者、麻衣，屏而不录”。再如，旧志往往分立《名宦》《循吏》二传，标准是凡得“入祠”者列为“名宦”。作者反对此例。他认为衡量官吏的标准应以“政迹”为主，“入祠与否，亦有幸有不幸”，不能作为标准。建议按“政绩”立《名宦》一传，另附《忠烈》作为补充。为拓展《新纂云南通志》的内容，他建议仿正史之例，立个人《专传》记载重要人物；立《丛传》（类传）记一般人物。改变旧志只有《丛传》的狭隘体例。建议补写汉朝至元朝云南《耆旧传》，存其“筚路蓝缕之艰，思推轮大略之议。”作者上述建议大多为《新纂云南通志》所遵从，甚至有的文字表述也与之相同。
书中关于云南地方文献的考证也很精当。其纠正前人之误，实事求是，持论公允，态度谦和，道德文章堪称后代师范。
例如《滇志误采南中志语》条，驳正康熙《云南通志》“所采《南中志》语完全错误”，而“鄂《志》、阮《志》、岑《志》相沿不改，踵讹袭误，以迄于今”。《书目答问误以〈滇略〉为《云南备征志〉本》条，称“浪穹王乐山先生纂《云南备征志》，网罗记载滇事之书甚多，而谢肇淛《滇略》十卷未曾收入。乃缪艺风（荃孙）氏代张香涛（之洞）学政编《书目答问》，岂《备征志》一书艺风未之见耶？抑见之而论未确耶？所谓百密一疏也。近年余续《云南备征志》，将采《滇略》以补其阙。”又如：《经世文编误张机为张机南》条云：“永北张机撰《南金沙江源流考》及《北金沙江源流考》，已采入范制军承勋《云南通志·艺文志》。嗣师荔扉纂《滇系》，仅收《南金沙江源流考》一篇。后魏默生（源）辑《经世文编》，根据《滇系》取录此文，遂将撰者姓名误为‘张机南’。盖因《滇系》列题目于姓名下，魏氏不知张机有南、北金沙江两《考》，故有此误耳。”又如《苍雪塔铭非吴梅村作》条，据《南来堂集》载该《铭》署“虞山蒙叟海印弟子钱谦益和南拜撰”等本证，驳正师范《滇系》等书误为吴梅村所撰。并进一步指出，由于清初严禁钱谦益著作，师范在文网甚密的乾嘉时期，或有意托名吴梅村以保存其文。此外，作者关于天启《滇志》误以杨永言为“忠烈“（实祝发为僧）、范承勋“轻于出笔”不该题匾误称安宁温泉为“域外华清”。为此，光玉先生还特别致书云南当局，责令安宁县知事将此匾取消。
卷末讲演稿也值得一读，讲演对象为当时“省立国语讲习所”的学员或其他公众，内容涉及风俗改良、学术与科学、语言与写作等。和作者学术札记所用简古之文言文相比，演讲稿则纯用云南白话写成，自然风趣，别有韵味！兹录民国十三年（1924）三月七日，作者在云南风俗改良会上的一段演讲如下：
我们这些人，生在世界上，勿论做什么事，都要有银钱，才能够做得动，这就叫财力；勿论做什么事，都要有时间，才能够做得出，这就叫日力；勿论做什么事，都要有精神，才能够做得走，这就叫精力。照这样看来，财力、日力、精力三样，是人生最重要的问题，不消说了！”（《风俗改良和财力、日力、精力的关系》）
附《罗山楼日记》，一册上下两卷，稿本，用《罗山楼用纸》写成。上卷题“东游日记”，记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云南“为兴学务”，选派“老成有学行者派赴日本，学速成师范”。共40人。光玉先生入选，“于肄习师范之余，兼考察日本学务”。该稿大体按时序记说作者一行自四川乘船东下上海，再渡海至日本横滨，转东京巢鸭弘文学院之经过情形。下卷题为《南旋日记》，记光绪三十一年（1905）九月，作者一行毕业后，经越南一线返回昆明之情形。行文甚简略。
《毅一子》，三册三卷，民国十年刻本
近·杨觐东撰。觐东先生，字毅廷，云南保山县人。以优贡选为昆明经正书院高材生。光绪二十九年（1903）以第三名中举。次年（1904），东渡日本，入弘文学院学习。值法、英列强侵我滇边，因撰《滇事危言》，呼吁国人捍卫边疆，很有影响。归国后，在云南学务处任职，因撰《教育行政录》，为时人所重。民国元年（1912），署腾越道，旋去职。民国五年（1916），赴广州，署粤海道。晚年卜居昆明，不问世事，闭门苦修。民国二十年（1931）卒，年六十五。除此书外，作者还有《国学镜诠》《国学专修提要》《誓愿通解》等六种哲学著作行世。
该书属不立目学术思想笔记。扉页有曾熙题笺，署“辛酉六月”，当为刊布之年，即民国十年（1921）。首《序》四川东昌贺绍循撰，文称“杨子毅廷淹贯群籍，著作等身。解组归田后，致力内圣实学，近愈造诣深邃，不忍既倒之狂澜滔滔不返，欲以斯道觉斯民，爰将三教心传合盘托出，既融孔、老、佛为一炉，以洩其秘；复谳数千年纠纷之聚讼而持其平。弥历寒暑，撰成《毅一子》三卷”。次《序》嘉陵果成子撰，亦称该书“欲汇三教而立说”云云。作者自定《凡例》于“汉皋合一会”，则湖北襄阳某哲学或宗教组织。《目录》署“廻龙先生鉴定”。书末附《昆明三然子跋》。三然子，即陈荣昌先生。全书按天、地、人分为三卷，《天》卷论性道、伦常、格物、穷理、存心、养气等基础问题；《地》卷专论所谓“丹道”问题；《人》卷论“三教神道”，附作者《自叙》并与滇中学人及廻龙先生等讨论书中有关理论问题。是一部理论和逻辑体系都比较成熟的哲学和宗教笔记。儒、释、道“三教合一”是贯穿全书的中心思想。作者开篇论“性道合一”及全书宗旨曰：
道，一而已。始于一，归于一。不一即二，二即非道。开辟以来，尧舜禹以“唯一”而开道统，孔子以“一贯”而传心法，老子以“抱一”而为天下事，佛以“一合”相告须菩提。先圣后圣，若合符节，三教合一，岂有他哉？道，理也，性，即理也。率性之谓道，性同理同，道安得不同？不同即外道。故曰不一即二，二即非道。道既始于一，归于一，非得一服膺勿失，必不能贯彻始终。贯彻非弘毅不为功，故是书以《毅一子》名篇。子者，丈夫子也。彼丈夫，我丈夫，舜何人？予何人？有为者亦若是也。
接下来，作者从宇宙观、认识论和实践论等方面进一步条陈阐述了“三教合一”的思想。如，作者认为，宇宙和万物的形成本于“道”，所谓“道”就是老子所说的“无”和佛家所说的“空”。由“无”或“无极”生出“太极”，才产生了“有”。而“太极，即一也，一者，万物之母，所谓元始祖气也”。再由“太极”生出阴阳“两仪”，即天、地，由阴阳二气化生万物万事。在此，他特别强调了“人之为父母所生”，同时，从根本说来又是“天地”和“阴阳”所生。从而奠定了“三教合一”的宇宙观。再如，为反驳有关佛、道二教“无君臣父子”、无家庭伦理之说，作者引经据典，考称“佛本天竺国刹利王子，娶妻曰耶输陀，十八（岁）生子，曰摩候罗。一说佛生八王子，一名有意，二名善意，三名无量……老子，周臣。子为魏将，孙仕汉，与史迁（按：司马迁）交善。何尝废人伦？”作者认为，在认识论方面“三教”也是相同的，例如，三教都希望找回“放失”的人心（性），只不过是说法不一，“儒曰存心养性；道曰修心炼性；释曰明心见性”。又如，作者认为，三教有关人的最高追求也大体相同，“儒曰圣人可学而至；释曰众生皆可成佛；道曰神仙本是凡人做。然圣与佛、仙卒不可多得者，非古人之言欺我也，行之不笃也。行之不笃，咎在无恒，无恒之咎，在志力薄弱”。所以，要一以贯之地弘扬毅力，坚持不懈地笃行实践，克服种种“物欲”的干扰，力争达于“三教”所共同追求的最高理想境界。作者认为，在“去欲存理”的实践论上，“三教”也具有相同的路径：
物欲之种类甚繁，范围甚广。三教虽各异其辞，然可以“七情六欲”括之。格之之法，儒有“三戒”“四箴”“九思”；释有“空五蕴”“净六根”“扫三心”“忘四相”；道有“斋戒而心，掊击而知塞其兑”“闭其门挫锐解纷”“不见可欲”诸说。总之，去欲存理而已。若程工之要，不外判之于几微，制之以定力，矢之以真诚。始也，由多而少，由粗而精，贵循序以渐进。继也，由难而易，由少而无，由勉而安，在持久而有恒。静以清其源，动以洁其流，务使于累消灭，妄念不生，格物功能乃完全无缺陷。
“三教合一”是宋明以来理学发展的一大学理倾向。早在明中期，就有罗汝芳、李贽等理学大师到云南讲学传道，也有滇人直接师从王阳明的记载，足证理学对云南的影响由来已久。清中叶，滇中地区业已实际出现过一庙同时供奉孔子、老子和释迦牟尼的所谓“三圣宫”之类的宗教场所，尽管这种建庙理念和方式并未得到政府和主流社会的完全认可。觐东先生等人精湛的哲学著作，实可作为民国时期云南杰出的哲学思想加以深入研究。
（未完待续）
〔作者：云南师范大学 朱端强〕
（责任编辑：字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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