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位于圆通山的昆明动物园在进一步开发历史名山圆通山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方面，展开了新一轮的系列行动，其中一项是为圆通山的八个亭子立碑挂联。在这八个亭子中，有一座六角亭叫“会泽亭”，它位于圆通山西麓的“孔雀园”里。孔雀园的前身就是“唐家花园”。
唐园沧桑
唐公馆和唐家花园实为一个整体的两个部份，公馆在前，面临北门街，花园在后，与圆通公园仅一墙之隔。公馆大门为“门式坊”形式的三开间“牌坊门”，门柱为雕刻精致的西式石柱，牌坊门两侧设有“八”字形影壁。上世纪九十年代，牌坊式大门移建于北门街“翠明园”，背对北门街，正面俯看青云街，向世人诉说着一个世纪的沧桑变化。
从唐公馆大门进去，可看见顺山坡而建的平台上一幢拔地而起、坐东朝西的高大建筑，主楼高二层，墙面均用青砖所砌，四角、门套和窗套均用青石镶嵌加固，这种外墙为欧式的建筑风格，与昆明鼎新街上的“云南基督教青年会”的建筑风格颇为相似。二楼有中式木结构走廊，屋顶有中式飞檐，雕梁画栋的传统中式风格融入到这幢建筑中。楼前平台口有一对石狮左右相迎，平台上有一欧式喷水莲池点缀其中。紧随这幢主体建筑后面左右各列一排砖木结构楼房，前后形成了主次分明的两个院落。
值得一提的是，唐公馆大门内的影壁前，曾安放过一尊制作精美的汉白玉唐继尧半身戎装雕像，应是上世纪三十年代所制作，“文革”时，被“革命群众”丢弃在唐家花园的围墙外。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唐公馆曾挂过云南边防公安局和边防公安学校的牌子；五十年代末，昆明第三十中学把这幢建筑作为教工宿舍使用；八十年代初，三十中为扩建教工宿舍，将这一中西合璧的优秀建筑拆除，实为可惜！
唐家花园可以说是唐公馆的后花园。八十年代后期曾到唐家花园红楼出席昆明城建工作会议的昆明园林史学专家石玉顺先生的描述是：“唐家花园，坐北朝南，中西合璧砖木结构两层转角楼平面呈‘山’字布局（应为‘F’字布局），廊桥连通。外墙铁红色，屋面法式红色扣板瓦，故称‘红楼’。主楼坐东向西，侧楼坐北向南，平面呈直角布局。主楼七开间，楼下通间，楼上设中间廊道，两面房间。楼上木地板，楼下法式花瓷砖铺地，半圆拱顶压花玻璃窗。楼上朝西中间大书房，落地大窗，立于窗前可眺览翠湖风光。侧楼南面外廊，楼下花瓷砖地面，楼上木地板。楼前花园，园中假山（太湖石）环绕莲池，还有跨莲池的雕花石栏杆拱桥。池中垒有假山，倚假山伫立着两个瓷质彩色西洋美女，其中一个手抱花瓶，瓶中不断涌水注入莲池（现‘洋女洒水’景观早已不存）。主楼南面，有一幢单层小洋房，系侍卫及佣人居住。花园东南角，是一个中式琉璃瓦六角亭（即会泽亭）。”2012年12月，“会泽亭”中有一幅由杨德辉新撰何可钦书写的佳联，其内容体现出时空交错、情景交融的绝佳意境。此联云：
护国仰元勋，螺峰翠叠三春景；
治滇垂善政，孔雀屏开五色文。
2012年，我陪同年逾八旬的唐公侄女唐绍婉女士旧地重游，经她指认，在孔雀园大门旁的蝴蝶园，还有一座与六角亭对应的四方亭，以及沿山势建起的由青砖搭叠成菱形图案（有孔）的围墙等，形成了唐家花园完整的园林艺术。
名人与名园
在中国近代史上，和蔡锷、李烈钧一道被誉为“护国三杰”的儒将唐继尧酷爱园林艺术，经他聘请的中国和法国建筑师精心建造的唐家花园建筑从一开始就是杰出的中西风格建筑精品，成了西南有名的私家花园，也是省城最大的私家园林。
唐家花园与云南大学同在一支山脉上，呈遥相呼应、息息相通之态势。自云大1924年开学以来的历届云大师生，都把对面的圆通山（后辟为公园）当作后花园，或散步或踏青或赏花，而“春光外泄”的唐家花园也是一些云大师生不时光顾的地方。1923年2月，唐继尧在园内建立“东陆图书馆”，馆长袁嘉谷经常在午后无课时间，率领东陆大学（云南大学前身）学生进园读书学习，观赏园林和欣赏古物（古玩字画）。
有关唐家花园的文献记载不多，最早对唐家花园作记载的是唐继尧读日本士官学校时的同学、后任日本驻昆武官山县初男先生所撰的《秘境云南》一书。遗憾的是笔者虽经多方查询，始终未寻到该书的踪影。曾两度采访唐继尧的著名记者谢彬先生所写的《云南游记》，有关于唐家花园的描述，颇为珍贵。书中写其：
当赴北仓坡唐家花园夜宴之时，见其住宅枕山面湖，揽尽全城之胜。房屋建筑亦具欧风而极精致。正屋三楹，楼上左右为纪念品部，凡唐氏毕业各校证书，连任印信，及所得中外荣兴，所颁部众奖章，以及佽飞军所用之戟，随扈队所持之矛，两获日本、缅甸之刀剑，黎总统特赏之九狮军刀，胥陈其中。左分前后二室，称为家藏品部，中悬唐氏自幼迄今各时代之玉照，及其祖父母、父母、元配袁夫人、胞弟各人之遗像，壁为之满。复有玻橱三五，内储唐氏及家族日常用具，内而首饰，外而杯盘，甚至连唐曾祖母罗太夫人嫁女所当物品之当票，亦用玻璃嵌悬其中。
并有旧籍两架，古玩数架。两廊居住侍从。正屋之前，有大丹墀，中建水池，傍砌假山，路分为左右行，皆能通至对面抱厦。抱厦系一长方大厅，其左另建洋榭三层，形为八方，壁悉玻璃，登临四望，均能及远。正门出入，则在抱厦右端。正屋后方，逾一丹墀，即为坡坨，依坡建太湖石假山，上植群卉，香艳可人，中砌一洞，穿洞而上，地面宽平，茶圃梅园，亭榭花池，错出其间，历历入目。路右有一亭，亭中悬“对时育物”横额，路左有一孔雀饲养室，中间为花池，有桥以达彼岸。桥头右偏，一榭耸峙，内悬“容膝易安”横额，当门对联则为：“四座谈笑东大陆，诸峰云拥北仓山”。榭之西南，隔花圃还有一亭，此处茶花，灿霞堆锦，香气扑人，为余平生所仅见。先游观，后夜宴。十时宴终，唐省长分赠同人像片及庾恩旸上将遗著多种。
由此可看出谢彬先生在1923年亲临唐家花园时，对主人和景物的印象颇为良好。这一年秋天，谢彬先生是应东道主云南省长唐继尧邀请，从上海，经琼州、香港至越南，坐滇越铁路火车来昆明参加第八届全国教育联合会第七次大会，在昆明开会，参观考察，一呆就是20多天。谢先生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是一位著作等身的著名学者。孙中山先生曾为其《新疆游记》作序，称谢先生是“不立志做大官，而立志做大事”的大丈夫。同为辛亥革命元勋，谢先生对国学基础笃厚文武双修的唐省长的“赏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对“亦具欧风而极精致”的房屋建筑、曲径通幽、错出其间的“茶圃梅园、亭榭花池”及“灿霞堆锦、香气扑人”的云南茶花赞赏有加！而这些绝色美景，为什么不能在昆明“建设世界知名旅游城市”的宏业中恢复一二，进而做成公共产品及服务呢？
有一张发表于1928年第三期《电影月报》上《洪宪之战》的电影海报，宣传的是国内第一部描写护国运动的电影。在这部由唐继尧投资并主演（自己），被称为“中国历史政治伟大战争巨片”的故事片中，在唐的授意下，该片把昆明主要的园林名胜风光都摄入了镜头，唐家花园的美丽景观也尽收其中。
对唐家花园的描述，还有一篇由昆明知名地方史专家万撰一先生写的《昆明私家园林散记》（详见《五华园林史话》，2002年云南大学出版社），该文共介绍了6家私家园林，开头第一家就是“唐园”，文中万先生用精要的文字写道：
唐园房舍甚多，入门有水池。池中设假山，并放置瓷质洋女两名，相互对立，手中端有瓷盆，喷水机关开动，池水源源不断，通过瓷盆注入池中。瓷像传为法国人所赠。园内花树扶疏，盆花多种，四时不谢。全园环境静谧，景色幽深。唐氏仅偶尔前来小住，设席待客，也在园内。日本领事赠送他的50多株樱花，最初就移植于唐园。唐继尧原是秀才出身，个人收藏典籍、古玩、金石、字画，颇多精品。他认为偌大园林，经常闲置，书画古玩，庋藏一隅，同好无缘得以鉴赏，未免可惜。1923年2月．唐氏二次主政之后，即命成立东陆图书馆于园内，将个人所藏，悉数陈列……
万先生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是当代人对被尘封了半个世纪的唐家花园历史的首次除尘启封，让人无不有耳目一新之感。
一本早年就被称为“我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志”，是“唐继尧时代”又一例“首开先河”的文化事件，这本1924年4月出版的《昆明市志》，想不到竟在台湾搞“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时期（1967年和1968年），由台湾成文出版社和台湾学生书局（精装本）先后影印出版。在2012年由昆明市志办编辑、字应军校注的《昆明市志校注》中，可找到“东陆图书馆”当年公诸于世的“五条简章”，简章写道：东陆图书馆系省长唐会泽私立。现暂就北门花园开设，俟翠湖馆舍落成，即移设是处。馆长袁嘉谷。兹将其简章摘要附后：
①本馆由东大陆主人以家藏新旧书籍及古玩书画并祖遗书物创建，定名东陆图书馆。
②本馆与其他官立、私立图书馆互相联络，专以促进文明，裨助社会为宗旨。凡国内外新旧出版书报、金石拓本以及古贤遗著、墨迹均陆续收购，以广储藏。
③本馆设馆长一人，总理一切事务。助理员若干人，补助馆长办理馆务。
④本馆书物暂分图书、古玩、书画、家藏、金石、纪念品等部，一律标签注明，俾便观览。
⑤本馆书物许人参观，概不征费，但以星期三、六及星期日为限。
唐继尧在唐家花园开私人图书馆，还附设了一个私人博物馆，这可能是昆明民国初年最早的私立“文化共享工程”了。
1946年2月，中国著名才女、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学家、诗人、作家林徽因第二次来到昆明作短期休养，住进了好友张奚若为她安排的住处“唐家花园”。她对花木繁茂、地阔景幽、中西建筑风格及园林景观荟萃的唐家花园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和评价。她在寄给终生好友费慰梅（与其丈夫费正清同在重庆美国大使馆工作）的信中这样描述道：
所有最美丽的东西都在守护着这个花园，如洗的碧空、近处的岩石和远处的山峦……这是我在这所新房子里的第十天。这房间宽敞、窗户很大，使它有一种如戈登·克雷早期舞台设计的效果。甚至午后的阳光也像是听从他的安排，幻觉般地让窗外摇曳的桉树枝桠把它们缓缓移动的影子映洒在天花板上！昆明永远那样美，不论是晴天还是下雨。我窗外的景色在雷雨前后显得特别动人。在雨中，房间里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浪漫氛围……
美女、美景和美宅天生就有一种共通之处，更何况林徽因还是诗人、作家和建筑学家呢。她看到“所有最美丽的东西都在守护着这个花园”，是林徽因的幸运、还是唐家花园的幸运呢？
风云际会之地
1915年12月21日，云南“护国首义”前第四次秘密会议在唐家私宅举行，这是五次秘密会议中最重要的一次会议。这次参会人员超过30人。有省外各地先后到滇赞襄义举的蔡锷、李烈钧、任可澄、熊克武等10余人，有云南军政要员罗佩金、黄毓成、庾恩旸、赵又新等20余人。从会议所讨论商议的问题来看，其复杂性和艰巨性远超辛亥“重九起义”，彼时的敌人只是云贵总督，此时的敌人则是一国之君。会议最后宣布：出师讨袁大计已经定好，计划开始实施。一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护国运动”从此拉开帷幕。
唐绍婉女士曾对笔者透露，唐公馆门前曾挂过"联帅府"的牌子，那是1917年护法战争出师北伐时期，唐继尧响应孙中山号召，把在省滇军改为靖国联军，并扩编为8个军，被滇、川、黔、桂、湘、鄂、陕、豫8省推为靖国联军总司令，率师出征，讨伐北京之乱，那又是一番：“护法之剑南天起，帅府上空风雷激”的壮怀激烈了。
八年抗战，中国文化教育中心南迁，西南联大在昆明创建，大批名人学者及民主人士聚集昆明，使昆明成为与重庆、桂林齐名的文化中心。民族解放战争（运动）和民主运动如火如荼、风起云涌，使昆明成为著名的“民主堡垒”，而唐家花园则成了“民主堡垒”的一个重要活动地点。
从1938年起，唐家花园陆续接纳了朱自清、陈岱孙、金岳霖、吴宓、浦江清、李继桐、陈省身等一批享誉中外南迁到昆明的学者名流，为他们到西南联大和云大教学和交流提供了很大方便。
1943年4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云南地方组织筹备小组成立，由罗隆基、潘光旦、周新民、潘大逵、唐筱蓂任筹备员。5月5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第一个地方组织昆明支部在唐家花园诞生。由罗隆基（负责人）、周新民、潘光旦、潘大逵、唐筱蓂任支部委员。1944年2月，为了配合国内宪政运动的开展，由周新民、罗隆基、潘光旦、潘大逵等人出面联合民主人士褚辅成、张奚如、徐炳昶、夏康农、曾昭抡、姜亮夫、郑昕、张剑、张静华等30余人发起组织“昆明学术界宪政研究会”。5日，宪政研究会在北门街唐家花园举行成立大会，推选潘光旦、周新民、潘大逵、姜亮夫、曾昭抡、唐筱蓂等为理事。宪政研究会成立后，借绥靖路（今人民中路）贸易促进会为活动地点，经常举行报告会、座谈会，讨论国内宪政运动的形势，介绍国外推行宪政的情况，发表文告，呼吁民主，扩大了宪政运动的影响。5月，参加学术界宪政研究会的盟员联合其它会员，以研究会的名义发表了与中国共产党当时在宪政问题上主张一致的《我们在实施宪政前的要求》，提出了宪政实施前，必须首先给予人民言论和人身自由，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平等地对待一切抗日武装，建立联合政府……。显然，唐筱蓂成为“学术界宪政研究会”的理事，是看到了研究会宗旨，国内宪政运动与其父唐继尧将军的“行宪”遗愿的一致性，遂与中国共产党及各民主党派一起推动宪政运动，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联合政府，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唐筱蓂作为昆明民盟（1944年10月1日改为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支部）的创建人之一，无私地把昆明北门街的唐家花园提供给民主人士作为活动基地，一些亲历者对唐筱蓂给予的支持和周到接待留下深刻印象。1944年6月，民盟昆明支部邀集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等校学生自治会和进步社团负责人，每两周一次在唐家花园聚会，商讨开展学生运动的有关问题，并成立了由昆明地区20余所大中学学生组成的昆明学生联谊会。从1942年民盟前身的“九老会”（李公朴、楚图南、张天放、杨春洲等九人）到“西南文化研究会”及“西南文献研究室”（由吴晗负责）；从“学术界宪政研究会”到云南解放前的一些爱国进步的民众团体等，都在唐家花园举行过活动。
从1941年底开始至1945年8月抗战胜利，美军根据美中两国政府签订的援华抗日协定，在云南先后建立了大小100多个军事机构和后勤服务部门，驻滇美军最多时人数曾高达5万多人。1942年12月，昆明美国领事馆升级为总领事馆后，美国独具慧眼地选中（租用）了北门街69号、72号唐家花园（前院）作为昆明总领事馆的驻地长达四年之久（抗战胜利后又继续租用了四年）；1944年6月中旬，肩负着促进国共合作及中美合作抗日重任来中国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专程来昆，在两天的短暂访问中，华莱士还到唐家花园参加了一场与昆明地区高校师生及昆明民盟对话交流的座谈会和鸡尾酒会，民盟负责人罗隆基、闻一多等人参加了同华莱士的座谈会。
在上世纪60年代曾领略过唐家花园美景的退休教师徐甘蒂女士在一篇《幽静的唐家花园》的文章中写道：
抗日战争时期，许多名流学者寓居昆明，唐家花园的西洋式戏楼的20个包厢全被清华大学办事处租赁为单身教师宿舍，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抵达昆明初期也曾设在唐家花园里。先后在唐园居住过的西南联大教授有：朱自清、陈岱孙、金岳霖、吴宓、浦江清、李继桐、陈省身等。住过的人对唐家花园优美舒适、清幽宁静的环境印象深刻、交口称赞。
中国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因为战争”寄寓云南九年，初到昆明时，曾住在“五省联帅唐蓂赓住宅（即唐家花园）对面、湖南军人蔡松坡先生住过的一所小房子中”。他在1946年8月写的《怀昆明》（发表于同月13日上海《大公报·文艺》）中借题发挥，对云南、湖南的历史文化、历史名人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作了独特的思考和点评，他写道：
湖南人够朋友，当然不只松坡先生。谈革命，首先还应数及老战士黄克强先生。“湖南人够朋友”这句话，就是三十五年以前孙中山先生对克强先生说的。凡熟悉中国革命史的学人，都必然明白革命初期所遭遇的挫折。克服种种困难，把帝制推翻，湖南人对革命的忠诚、热忱、勇敢、负责，始终其事，实大有关系。其次复见于唐蓂赓先生和松坡先生的关系上，再其次还见于北伐时代年青军人行为上，直到八年抗战，卫国守土，更得到充分表现机会。
沈从文称赞“路东那座美轮美奂以花木亭园著名西南各省的唐公馆”；赞同“湖南人建议将唐公馆买来，好好修整一番，作为云南人和湖南人对争取民主和平牺牲者一种共同努力的象征”，“将是中国人共同抚掌的赞赏的好事”。认为“至于松坡先生所住的小小房子，湖南同乡实在也值得集资筹措，妥慎保存，留为一湘贤纪念，且可为湘滇两地人士为国事合作良好友谊的象征”。在他看来，这两所房子的主人都与“反对帝制，再造共和”的“护国运动”有密切关系。
在2015年12月25日这一天，海内外的云南人会走到一起，隆重纪念云南“护国首义暨护国运动”100周年。当护国首义前第四次秘密会议“情景再现”（人物群塑）于唐家花园新修复的“红楼”时，将是献给这个重大纪念活动的一份多么重的厚礼啊！
云南人，知往鉴今！
天地转，光阴迫，可为人先？
三百六十五天太久，只争朝夕！
〔云南传统蒙学研究会 陈秀峰〕
（责任编辑：曾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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