檀萃与云南方志_文献整理_昆明市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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檀萃与云南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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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康乾时期,云南政治、经济发展进入鼎盛阶段,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云南地方志编修亦空前发展,省、府、州、县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同时也造就了一大批修志人才,檀萃正是众多修志专家中较为突出的一个。

    檀萃(1724~1801),字岂田,一字默斋,晚号废翁、白石。安徽望江人。生于雍正二年(1724),乾隆年间中进士,选贵州青溪知县。乾隆四十三年春调云南,任禄劝知县。性嗜学,爱民教士,敦敦不倦。尝仿古,编龙祈雨,大雨至。劝民务农,兼植树木,士民崇仰之。并续修禄劝县志《农部琐录》。乾隆四十六年(1871)任代理元谋知县,应士绅之请,聘李合(墅云)等续修元谋县志《华竹新编》。乾隆五十一年(1787)复任禄劝知县。后为昆明育材书院、黑盐井万春书院主讲。著述有《滇海虞衡录》《楚庭稗珠录》《法书》《滇南草堂诗话》《大戴礼注疏》《穆天子传注》《逸周诗注》及蒙自、腾越等州县志。嘉庆六年(1801)卒,终年77岁。

    一、《农部琐录》

    《农部琐录》又称《续修禄劝县志》,是檀萃入滇后编纂的第一部志书。乾隆四十三年(1778)檀萃任禄劝知县,迨后着手续修。禄劝原为洪农禄券部。南诏政权时期,诸蛮三十七部会师石城(今曲靖)盟誓,随段思平击败杨干贞,建大理政权,在各地原有三十七部的基础上双设置了一些蛮部,今禄劝县境内设有掌鸠(后讹为石旧)、法块、洪农禄券三蛮部。大理政权后期合为洪农禄券部。元朝立,至元二十六年(1289)设禄劝州,属武定路,领易笼、石旧二县。明因之。清初仍设禄劝州,乾隆三十五年(1770)改州为县。续修禄劝县志于乾隆四十五年(1780)成书,以古地名命名,故称《农部琐录》。全书分建置、城署、疆里、名胜、丁赋、种人、土司等18卷。由于原版已毁,现仅存传抄残本,计7卷,即八至十四卷(现存云南省图书馆)。所存7卷中,以《土司志》、《种人志》两卷较有影响。

    《土司志》叙述了禄劝时存的常、张、鲁、金四家土司的基本情况,其中又以凤氏土司的世袭情况为主。具有几个特点:(1)叙述了凤氏土司的源流,即“易龙里人也,本东爨之裔,世为乌蛮,居幸邱山,当宋孝宗淳熙间有阿而。段氏主滇,举阿而为罗婺部长。”并叙述了由阿而起,至索林止,共15代、23人的传袭情况,期间由阿而→矣襪→普(觫)→矣根→矣格五代,是其他志书所阙的,《明史》《土官底簿》《云南蛮司传》等的叙述,都是以商胜为起点,以索林为终点的,仅记述了7代12人。(2)叙述了凤氏土司家族自宋孝宗淳熙间(1174~1189)至清乾隆四十年(1775)共600年的基本情况,其中特别是对凤朝文、凤继祖、凤历、凤阿克、凤阿歹、凤阿爱等的反叛之由及平复情况,作了详细记述。虽然,由凤朝文起,余下各代均不属凤氏嫡裔,但都是以借助凤氏家族的余威,惑众反叛的,因而该志不以凤朝文是否传袭作为记述的依据,而以其赡养关系,将其向后延伸五代,直至凤如松、常守嗣为止,具有客观性和连续性。且几次反叛的记述都与《明史·云南土司传》及禄劝掌鸠河畔的鐫字崖上有关凤氏世系记载吻合。(3)揭示了大理政权后期至元初罗婺部的基本情况。“阿而死,其子矣襪袭前部长,雄冠三十七部。……矣襪死,子普觫袭。普觫死,子矣根袭。矣根死,子矣格立。宋淳熙祐十年(1252)元世祖以太弟统兵征云南段氏,矣格首先归附,授罗婺万户侯,将仁德、于矢二部统入本部,名为北路,升矣格为北路土官总管,则兼制今寻甸、武定二郡地也。矣格死,子郡则袭。……中统中,将仁德、于矢各立路府,为罗武(婺)路,以郡则为罗武路土官总管。郡则死,子字邦袭。至元七年(1270改罗武路为武定路,以安邦为武定路军民府土官总管。”这些记载,是《元史·地理志》、《元史·官制》中所没有的,填补了这一地区大理政权、蒙古政权、元朝政权变换过程中正史记载的空白。⑷详细记述了土司制度的内部结构。土府所“设曲觉三人,分管地方。遮古三人,管理田庄。更资三人,管理喇悞。一应差遣,各领兵出征。扯墨一人,管六班快手。管家十二人,管庄田租谷。皆头目也。借土衙之势索取夷民,民畏之如虎。”土府下设四十八马,各设马头一人。这些都是与其他土司志记录相比的独到之处,为研究土司制度提供了重要依据。

    《种人志》是《农部琐录》的又一分志。该志详细记述了罗婺部彝族(又称罗婺族)的物质生活和民族习俗。该彝“男子挽发,以布带束之。耳圈双环,披毡佩刀。妇人头蒙方尺青布,以红绿杂海贝瑁珲璖为饰。着桶裙,手带象(橡)圈,跣足。在夷为贵种。凡土官营长皆黑罗罗也。土官服虽华,不脱夷习,其妇以采缯缠首,带金银大耳环,服锦绮,曳地尺余,然披黑羊皮于背,饰以金银铃索。”耕作则“男事耕牧,高岗硗陇,以火种之,顾不善治水田。所收荞稗无嘉种。其畜马羊,多者以谷量,女子能织羊毛为布。植木于地,维经于木,跣足坐地,贯杼而纬之,最巧捷,幅宽五六寸。”其性质属奴隶制,“富者辄为土司,雄制一方。……土司过必跪谒,奉茶烟必跪进。或献鸡洒,或炮豚,虽不食必供之。其极重则具马镯,不然即逐之。”婚俗则“兄死妻嫂,尝有一妇而递为兄弟四五人之妻者。妇拥夫赀,不欲他嫁。则招夫,谓之上门郎,能专制,所有亲族不得过问。”生活习惯:“其耕山,男女和歌相答,似江南田歌。所居多为楼,楼下煤熏,黑逾黝漆,其光可鉴。扫地必择日,粪秽丛积,不俟日不敢拼除。贵宾至,以松叶席地,自门径至堂室,履之青滑可爱。贵者屋以瓦,次则茅。”“值冬节,歌舞宣淫。而平素,弟妇见兄公,必肃立低头,不敢仰视。”“性畏鬼,多禁忌。”人死行火葬,“其焚尸也,贵者裹以虎皮,贱者以羊皮”,“其市以牛街、狗街。”是自元朝李京《云南志略》[1]问世以来对黑彝族生产生活习惯的最完整记录。

    《农部琐录》“其体例因旧加详,间以史法行之,期于雅驯合体。于时奉例查禁违碍书籍,因奉宪委雠校滇南各郡邑志书,签明删节不一而足,而禄劝适经新修,不在讨论之次。”[2]

    二、《华竹新编》

    《华竹新编》又称《乾隆元谋县志》,是檀萃继《农部琐录》之后编纂的第二部云南地方志。

    元谋县在大理政权时期名华竹部,为三十七蛮部之一,又名环州。蒙古宪宗三年(1253)元兵入大理,掳段兴智,大理国灭。随后两年又收五城、八府、四郡、三十七部。华竹部酋广哀于昆明金马山归附,至元十六年(1279)置元谋县,广哀为元谋土知县。县之设置,明清因之。明万历及清康熙间,元谋曾两次编修县志。乾隆四十六年(1781)檀萃为元谋代理知县,从士大夫之请,再修《元谋县志》,他聘用当地名流李合(墅云)等参与修志,“阅月而书成”。

    《华竹新编》分上下两部。上部为建置、疆里、名胜、城署、丁赋、礼仪六卷,下部为学校、秩官、人物(一至六卷)等八卷,共十四卷。乾隆四十六年(1781)刊刻成书。因“文化大革命”动乱,下部亡失,仅存上部。现省图书馆、县档案馆所存者为刊刻传抄本上部(一至六卷)及其复印件。该书特点新丽。

    首先,书名新颖,不落俗套。清朝期间,为加强专制,发生了几次以文化专制为代表的文字狱,给地方志发展带来严重影响,众多的方志学者恐遭灭门之灾,为不触犯文艺网,均采取保守态度,因而在志书编纂中束手束脚,且书多以《××志》命名。而檀萃别出奇径,仿前世志书的十余种命名方式,取古地名、古志名结合并加之以“新”的方法,“曰《华竹新编》者,谓不袭陈迹也。”

    其次是体例创新。反映在几方面:一是删繁就简,直奔主题。前志《元谋县志》修于康熙年间,结构、措词都比较拘谨,唯恐有失,且于每志之下,首先都要说明撰写该志的要义,乃至引经据典,唯恐读者不知,增加了读者的压抑感。而《华竹新编》各卷首先就删除了这些是什么、为什么的大量陈述,开门见山,直陈对象。二是统览全局,不设艺文。《新编》修纂“据其旧本芟节繁杂与夫违碍及应敬避者,只禄劝志其卷略同,其言差减。二书虽因故牒续之,其发挥体例,颇同于创。”以“艺文志”为例,以往志书单列“艺文志”,约占志书的五分之二,收录颇多,以示该地文化的发展,故有无病呻吟之嫌。《新编》不单列“艺文志”,将艺文中之精华应录者,分别散列于各分志相关内容之中,起到画龙点睛作用。三是开篇概述,俯瞰全貌。志书使用概述在清朝以前无先例。而《新编》则发人之所未发,在志书开篇引用前知县翁咏榴的《元阳赋》作总赋,概括元谋政治、经济、民俗等全貌,虽不冠明“概述”,但其作用一样,别有一番气势,令人拍案叫绝。四是讲究韵律,琅琅上口。由于撰者饱读《诗》《书》,年富力强,思路敏捷,才气横溢,因而在志书中一改平实的记述手法,采用工整对仗的赋体编撰。如写社会安定:“人富于财,诗书式谷,风气顿开。荆湘之民间至,九江之众频来。山箐相错,庐舍旋绕;村或三百,人烟缥缈。汉夷杂居,相安不扰。”记民俗;‘男喜戴花,女半蓬松。少施脂粉,不堪修容。”记街市:“粗而明子药材,细而衣帽布帛。日中为市,地无寸隙;贸易经营,自朝至夕。若夫马街,尤属通衢;四方云涌,百货鳞铺。萃人间之所有,均日用之所需。既莫穷其多寡,亦难计其精粗。”文字流畅,词藻华丽,琅琅上口,余音缭绕。

    再次是应用新的测地技术。康熙前期,志书对山脉河流的记述往往依据已有的图经,加之撰者的考察、分析加以表述。由于交通、地理条件的限制,对某些跨越数省的山川河流,对其走向、流经的表述上有不少谬误。有的则以州、县署为中心,作辐射状表述。康熙四十七至五十七年(1708~1718),朝廷聘用天主教士测绘全国舆地,编制《皇舆全图》,“遣使四出,以西洋算法按度(经纬)布格,丈量踏绘。其法之精,从古未有。……按之足迹所经,无不昭合。其滇之山水,百不失一。”[3]檀萃在编修《华竹新编》中,正是采用这一方法,测算并表述金沙江源流及其经纬状况的。虽然当时限于科技水平,资料欠缺,且多为图上作业,叙述中难免有误,但毕竟使用了最新检测技术,无疑是一种进步。光绪九年(1883)武定知府郭怀礼纂修《武定直隶州志》,在“艺文”部分引录了檀萃的《金沙江源流记》一文,即来源于《华竹新编·名胜志》中的“金沙江”一条。

    三、《滇海虞衡志》

    《滇海虞衡志》是檀萃晚年编撰的一部地方杂志。全书共十三卷,分目为志岩洞、志金石、志香、志酒、志器、志禽、志兽、志虫鱼、志花、志果、志草木、杂志、志蛮十三类,对云南山水、特产、气候勾画了一个大致的轮廓,不少地方还涉及到云南与内地的经济联系,被收入《续云南备征志》。

    1. 《滇海虞衡志》是仿范成大(1126~1193)所撰《桂海虞衡志》之制所撰的云南风土物产志。《桂海虞衡志》(下简称《桂志》)系范成大淳熙二年(1175)由广南(今广西一带)入蜀途中所作,原书三卷,分岩洞、金石、香、酒、器、禽、兽、虫鱼、花、果、草木、杂志、蛮十三篇,每篇都有小序,皆记其土之所有,颇有考证。为研究宋代广南地区风土、物产、民族之重要著作。由于《滇海虞衡志》是仿《桂志》之制而撰写,因而例式以《桂志》为范本,所撰十三个分志之命名亦全部采用《桂志》名称,只不过将所述内容以滇省而已,即所谓“旧壶装新酒”。

    2. 《滇海虞衡志》与《桂志》比较,共同点在于记述朴实简洁、典雅、无夸饰之风,无牵强附会古事之习;不同点在于《桂志》所述多数记见闻,且以小序开篇,而《滇志》则多抄录前志及前人旧说,表述不用小序开篇,单刀直入,体现了檀萃固有的写作风格。

    3. 受“考据派”影响极大。如果说,檀萃在前期的修志中是敢于探索、创新,发人之所未发的话,那么《滇海虞衡志》则是檀萃保守型的代表作。乾隆中后期,由于“考据派”在方志学理论与编纂实践中占绝对优势,以及在仕途中的胜利,因受其影响(载震的重地理、历史沿革考证,钱大昕重人物考证,洪亮吉主张“贵因不贵创”),且檀萃与钱、洪二人处于同一时代的基本同龄人,不同的仕途道路使檀萃的立场观点来了个180度大转变,由进取的猛士唐颓为圆滑世故的“老学究”,思想倾向的保守,因而在《滇海虞衡志》中引用了大量的旧有案存资料,虽然体现了“言必有据”,但缺少深入实际生活、揭示变化了的生动活泼的新资料,因而被当代学者方国瑜先生称其“颇有著述”,但“大部抄袭,不言所自”。虽定性有失偏颇,但不无道理。

    四、《滇南山水纲目考》

    成书于乾隆六十年(1795),是时默斋已71岁,告老返乡。《滇南山水纲目考》属地方志中的山水志,即专业志。该书分滇山纲目、滇水纲目两部分,编为上下二卷,为默斋先生晚年的重要著述,也是其修志的绝笔,是云南继赵元祚(字我轩)《滇南山水纲目》后的又一云南省山水志。据载,该志具有几个特点:

    1. 层分缕析,条理清楚。如对诸山的表述,由昆仑山为主,总述全国之山与昆仑山的脉支关系,尔后单阐述“滇之山脉起于昆仑山”,并以江河切割状况,分述省内各山脉的走向、起止,使读者有高屋建瓴之感。

    2. 小中见大,统览全局。志书以金沙江为主要叙述对象,遍述省内大江大河之发源、走向及出境状况。对重要江河,其叙述既立足云南,详述在境状况,又有所突破,略述出境流经情况,从而使河流的叙述有头有尾,脉络清楚。虽然个别河流归海的叙述有误,但基于当时条件,尚可理解。

    3. 应用新的检测手段,对江河、山脉的位置、走向采用经纬度加以表述,具有较强的时代感。

    据师范《滇海虞衡志·序》云:白石“曾以《滇南山水纲目考》命校,删繁正误,为补辑数条,分上下二卷。”至嘉庆六年辛酉(1801)萃卒,“向令子吉夫选项贡索此册,吉夫答非所问以未知”,则文稿亡失。在《滇系·艺文系》第十二册中,师范于赵元祚《滇南山水纲目》自序附跋中,又言“檀白石辑有《滇南山水纲目考》,寄予参订,予增置数条,分上下二卷,留匣中者逾岁。后有时宦子,以善价购刊,遂检归之,事竟未成,而稿迹遗失。今忆其所述,较我轩更觉详核。”而赵元祚《滇南山水纲目》,师范在《滇系》中曾言见有其书,惟不言有刻本。直至宣统元年(1909),周钟岳获此书并刻之。辛亥革命起,版面被毁,民国元年(1912)秋复刻之。重刻记其经过,谓其书为“友人搜获”,未言其初刻本为何时何地所刊。而赵本《滇南山水纲目》成书于檀本《滇南山水纲目考》前约30年,后者不存,前者于百余年后又言有所获,致所刊之书作者成为疑案。

    五、檀萃参与编修的其他地方志

    檀萃在滇日久,留心滇省的风土人情及风景名胜,并一度在昆明育材书院、黑盐井万春书院执教,“奉宪委雠校滇南各郡邑志书,”阅读了大量的云南地方志书和其他地情之书,掌握较多的地方志资料。加之所处的时代为清朝的康乾盛世,全国上下编修志书成为热潮,各级官吏都将是否编修志书作为体现政绩的主要内容来考核,因此,除编纂上述志书外,其个人编纂的志书还有《楚庭稗珠录》,参与编纂的志书尚有蒙自、浪穹、顺宁、广南、腾越等州县志④,由于战争、动乱等因,不少著述毁于兵燹,仅存注录或部分残本,毕竟为清代云南方志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较大的贡献,揭示了其方志思想发展轨迹。

    注释:

    [1] 李京《云南志略》,刊于1306年。

    [2] 檀萃《华竹新编·题词》。

    [3] 赵元祚《滇南山水纲目·自序》。

    [4] 《道光云南通志》注录。

    〔作者:元谋县志办 李在营〕

    (责任编辑:李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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