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流传着一本书、一支歌的经典故事。这就是：在20世纪30-40年代，当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关头的严重时刻，对青年影响最大的有一本书和一支歌。一本书是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当时就有此书动员了10万青年参加革命的说法；[1]一支歌是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曾激起千百万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投身抗日战争。而有趣的是，艾思奇和聂耳都是云南籍文化名人。如果说，《大众哲学》奠定了艾思奇的历史地位的话，那么《义勇军进行曲》则奠定了聂耳的历史地位。
作为人民哲学家的艾思奇与人民音乐家的聂耳，几乎生于同时代，只是艾思奇长聂耳两岁，艾思奇活了56岁，而聂耳则只活了23岁。然而，他们在几年相处的日子里，交往密切，相互影响，“逐渐成为莫逆之交”。[2]翻开两人的履历，他们早年的经历颇有几分相似之处。
艾思奇（1910~1966），原名李生萱，出生于云南边城腾冲。艾思奇的家庭，是书香门第的革命家庭，其父李曰垓是同盟会员、滇南名士，其大哥李生庄、叔父李子固都是共产党员，堂弟李生兰、李生芬也为民主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艾思奇7岁入私塾，后入国民小学。这一时期，由于李曰垓坚持民主革命立场，多次遭到云南当权者唐继尧的迫害，不得不离开云南，流亡香港，艾思奇亦去香港读书。随后艾思奇随母返回云南求学，入省立第一中学，参加由共产党员李国柱组织的“云南青年努力会”、共青团组织的“娱乐会”，他本人还出面组织“青年读书会”等，参与爱国的学生运动，并在《滇潮》、《云南民众日报》副刊等报刊上发表文章，把矛头指向顽固旧军阀，唐继尧十分不满地说：“杀不了老子（指李曰垓），也要宰他的儿子（指艾思奇）。”[3]为此，艾思奇险遭逮捕，不得已避难苏州。其时，长兄李生庄在南京东南大学学习西洋哲学，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学生运动。艾思奇遂赴南京投靠长兄，准备继续上学。而此时北洋军阀在东南地区的头目孙传芳，也下令逮捕中共地下党员及进步人士，李生庄被列入黑名单，遂匆忙出走，未及通知艾思奇。艾思奇恰于此时赴东南大学宿舍找李生庄，遂遭逮捕，打入死牢。后经曾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署国务总理的李根源营救，乃得保释出狱。这时艾思奇才17岁。
出狱后，艾思奇两赴日本留学，皆因抗议日本帝国主义侵华，而两度辍学回国。艾思奇回国后，先在昆明，后去上海，参加“上海反帝大同盟”的活动，并加入中共领导的“社会科学家联盟”，任研究部长，后又进入《申报》“流通图书馆指导部”工作，并在193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艾思奇完全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而正是在1935年，聂耳却不幸去世。
聂耳（1912~1935），原名聂守信，祖籍云南玉溪，出生于昆明。聂耳出生于清贫的中医家庭，4岁丧父，家境相当贫寒，6岁入小学，因有音乐天才，上小学时就学会了笛子、二胡、三弦、月琴等民间器乐的演奏，常参与学校的文艺演出活动。1925年春入云南十一县联合中学，参加学校的管弦乐队。两年后入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并于1928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团。曾参军半年。回昆后，仍在省一师读书。毕业后赴上海，加入“上海反帝大同盟”，考入黎锦晖的明月舞剧社，演奏提琴。1932年去北平，加入左翼戏剧联盟的左翼音乐家联盟，积极活动。年底返回上海，参加上海剧联左翼音乐小组，参与发起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出任联华一厂音乐股主任、中国电影文化协会组织部秘书，并于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重返华联影业公司，任第二厂音乐部主任、音乐团教练。聂耳创作众多的进步歌曲，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也引起了上海当权者的恐惧和嫉恨，将其视为“危险分子”，列入被捕黑名单中。为此，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通知聂耳离开上海，同意他绕道日本去苏联和法国深造。聂耳乃赴日本，不幸同年7月17日在神奈川县腾泽海滨游泳时，在海浪中溺水而亡。聂耳谱曲的影响深远的《义勇军进行曲》，是他途经日本时寄回国的，这是聂耳为我们留下的最重要的文化遗产。
艾思奇终生从事的是哲学事业，但他对音乐也很爱好。因此，艾思奇与聂耳除了政治信仰的接近以外，对音乐和艺术的共同爱好，更使他们两位伟大的文化名人成为莫逆之交。聂耳在省立一师读书时，成立了一个以中国乐器为主的小型管弦乐队。而这时，艾思奇在省立一中读书，他组织剧团演出时，就请聂耳的乐队在开演前奏音乐，以增加剧情的烘托和活跃剧场空气。演奏的曲子是中国民乐，如“梅花三弄”、“小桃红”、“悲秋”等。聂耳的叔父郑易里，后来还与艾思奇保持了几十年的友谊。
艾思奇经常鼓励聂耳在自己的爱好方向钻下去。为了支持聂耳的活动，艾思奇把自己的压岁钱买了一支笛子送给聂耳。艾思奇的叔父李曰荃家里有手风琴，他常带聂耳到叔父家练习手风琴。在课余时间，他们常凑在一起，打球、游泳、演出，一起活动，又常邀请一些音乐爱好的同学，到家里举行小型音乐会，演奏的曲目有《昭君出塞》、《苏武牧羊》等古典乐曲。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艾思奇在省一中的同学张克诚有详细的回忆。他说，当时的省一中：
地下党开展工作较早，进步思想异常活跃。云南早期有名的共产党员李国柱烈士就在这所学校工作过，在他的秘密领导和策划下，一中组织了“读书会”、“青年努力会”。全市性的学生联合会建立后，一中的学生自治会也相继成立，负责人就是我们的同班同学毕昌杰。下面设立了几个分部。我负责宣传部，搞出版，编报纸；艾思奇同志负责学艺部，搞文艺、演讲和办业余夜等……
在学艺部，艾思奇同志工作得很出色，显示他年轻时就有很高的组织才能。我记得起来的，主要是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文艺活动。省一中有一个话剧团，曾排演过《少奶奶的扇子》、《可怜的闺月里》、《娜拉》、《回家以后》等剧目，剧情大多是宣传妇女解放的。省一中是男中，没有女生，女角找不到女演员。在这种情况下，艾思奇总是自告奋勇，担当演女角的任务。在《回家以后》一戏中，他演女主角自芳的情景，演得那么形象、那么逼真，使我至今难忘。有一次，云南地下党创始人之一杨青田同志到一中，恰遇艾思奇同志在台上演戏，他问此人是谁，旁人告诉他是李生萱男扮女装演的，他称赞说：“演得很不错。”说到这里，我还想起艾思奇同志和人民音乐家聂耳同志在昆明的密切交往。五卅惨案后，昆明学运高涨，学生们一致行动，罢课示威游行，声援无产阶级的反帝斗争。聂耳当时是省一师的学生代表，常到省一中开会。这两位未来的音乐大师和哲学家在战斗中走到一起来了。聂耳组织了一个小乐队。艾思奇同志每当演戏或开音乐会时，总要请聂耳的乐队参加演奏。演奏的曲子是当时流行的，如《梅花三弄》、《小桃红》、《悲秋》等。艾思奇同志曾建议搞点能振奋人心的乐曲，要自己动手作曲，不要老当吹鼓手。艾思奇同志一九二八年第一次从日本回昆明时，给聂耳带来《国际歌》、《马赛曲》、《伏尔加船夫曲》等著名乐章。聂耳同志一生写过许多不朽作品，艾思奇同志经常哼着聂耳的曲子。[4]
艾思奇见聂耳也很喜欢读书，常借给一些进步书刊，如《学生杂志》、《小说世界》、《世界周刊》以及鲁迅的《呐喊》、《彷徨》、《野草》等，向他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
后来，聂耳到上海，艾思奇也在上海。他们经常在一起交流信息，互相帮助。其时，聂耳的经济较为困难，艾思奇对他在经济上时有帮助。聂耳遇难后，艾思奇极为悲痛，特地在聂耳的遗像边拍照，以示悼念。艾思奇对聂耳英年早逝，深为痛惜。
艾思奇与聂耳莫逆之交，是深厚的，也是难得的。
注释：
[1]刘大年、白介夫主编：《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第505页，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
[2]卢国英：《智慧之路——一代哲人艾思奇》第31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李贤贞、李生葂：《忆二哥青少年时代》，《一个哲学家的道路——回忆艾思奇日志》第6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4]张克诚：《艾思奇同志在昆明一中》，《一个哲学家的道路——回忆艾思奇同志》第18-20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作者系云南民族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 谢本书〕
（责任编辑：杨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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