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上楮谈》等四种，共五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明·朱孟震撰。朱孟震，字秉器，号郁木山人，江西新淦（今属清江县）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先后官副都御史、四川渝州守、陕西潼关守、山西巡抚、四川按察使等。自谓“生平宦辙所至，殆遍九州，未逰目者仅闽粤、滇云、辽海而已”。此《河上楮谈》二卷、《汾上续谈》一卷、《浣水续谈》一卷以及《逰宦余谈》一卷，同属作者前后赓续之立目式综合类笔记。先后成书于万历七年（1579）、万历十年（1582）、万历十二年（1584）、万历二十年（1592）。其中《逰宦余谈》附《西南夷风土纪》二十六条，已为治“滇学”者悉知。其余诸《谈》也多涉及云南，值得进一步关注。
如《河上楮谈》卷二《孟密宝石》条，记明云南木邦土司属地缅北孟密宝石收藏情况；《四十双》条，据元李京《云南志略》、《辍耕录》等释诗句“招客先开四十双”之“双”字是云南少数民族计量语，非“五亩为一双”，乃“白夷种田以牛为准，谓四角为双。则所谓双者，虽指田而实因牛也”。“四十双”是二十头牛所开垦的土地数，或可聊备一说。《升庵在滇南》条，记杨慎之所以号“升庵”，乃因“先生在滇南，每出游，乘一木肩舆，仅仅容膝，状如升（斗），即所谓‘升庵’也。前题曰：‘士到东都须结义；地当西晋且风流’，为张愈光笔”。张愈光即云南保山名士张含。《简西嶨》条，记说杨升庵与江西新余诗人简绍芳、张含等人在云南的诗书之交。再如《汾上续谈》之《木化石》条，记滇西地热和柴煤曰：“云南城（今祥云县）东北隅四十里瓦窑村，山岗中有地方三丈许，四季热如蒸火，亦生芜蔓，土人云席卧其上，能治湿病。而环岗诸山俱产木煤，夷民挖洞取之。根本干枝，文理皮节与水中枯木无异。焚之，焰如木，而烟触鼻若石煤然。俗谓天地混沌，山木倒置，世久所化。”可见当地民众对柴煤形成的理解也是基本正确的。又如《浣水续谈》之《象战》条，记嘉靖、万历时期发生在云南的几场象战及攻象之法。《妙湛寺诗》条，记简绍芳《题昆明妙湛寺诗》等。完成于万历二十年（1592）的《逰宦余谈》是作者渋关云南的最后一种笔记。其中所附《西南夷风土纪》二十六条，按天文、地理、民族、礼俗等，汇记云南自然风物和社会生活。已属较为成熟、系统的著述，故后人曾将其按专著收入丛书。
笔记作者自言未曾来过云南，却又留下如此众多有关云南的记载，必有所本。窃以为和笔记中多次提到的乡前贤简绍芳（西嶨）很有关系。简与杨升庵、张含等“十年羁旅共滇云”，撰有《杨升庵年谱》，又整理其诗文集等。简、杨二人都是作者同时稍前、熟悉滇事的学人。故上述笔记的涉滇内容，特别是《西南夷风土纪》，很可能来自简、杨二人之著述，其内容也大多是可信的。
《听雨楼随笔》，八卷，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清·王培荀撰。王培荀，字景淑，号雪峤，山东淄川（今属淄博市）人。道光元年（1821）举人。曾任四川荣县（今属荣昌县）令等。其是否来滇则有待考证。除此书外尚有《宦蜀草》《管见举偶》等。卷首有时任四川学政蔡振武撰《序》，称该书主要记录四川之异物殊俗，人物佚事。作者自《序》作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亦称该书“应采风问俗”而作，将其宦川读书所涉之西南典故和见闻，集为一书，“刻诸木以备观赏”。由于川滇近邻，诸多史事典故、民族习俗相连相同，故该书所记亦可供关注“滇学”者一瞥。
例如，世传平定吴三桂之功臣、云贵总督蔡毓荣，后因纳吴之孙女为妾获罪，戍边论死。该书卷一则提出不同的说法云：“绥远将军蔡公毓荣平吴逆有功。初，三桂在陕西结彩楼二十里，以鼓乐亲迎（陈）圆圆。及镇云南，又得‘四面观音’‘八面观音’，皆国色。于是圆圆退处。‘八面观音’尤艳绝，将军平吴得之，生女名琬，嫁高文良公其倬，才德兼擅，著有《蕴真轩诗》，（其中）《过九峰寺有感》云：‘赤手屠鯨千载事，白头归佛一生心’。盖悲其父手平吴逆藩，后归空门也。”再如卷七，记云南所得铜鼓及敲击之法云：“蛮中最重铜鼓，一面易百牛。云武侯征蛮所铸，京师有得诸葛铜鼓者。温江葛荃官云南，得二鼓以归。其幼子为（荣）县丞者藏于家，落售于成都城内鼓楼街古董铺，人莫之顾。有臬司见而买之，卸任时送诸武侯祠。人多不谙击法，葛荃长子亦官云南建水州，其子号顾山，深明击鼓法。云居高处绳系二铁丸，坠而击之，起落有节，声音洪亮而远闻。盖传于蛮人。”
又如，同卷记云南通海举人赵河诗作，或可补云南地方人物和诗话之阙略云：
芦山（今属四川雅安市）知县赵河，字燕邻，云南通海人。康熙壬午（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举人，性孝，书卷不去手。于诗初爱太白，后慕少陵。作诗不存稿，谓古诗十九首不肯以姓名留人间。居官不半载，告归林下，二十年布衣蔬食如寒士。《咏官廨梅花》云：“一枝拟折寄相思，乡路三千托向谁？洗雨梳风花瘦尽，不堪倚月听横吹。”《卸篆后居广福寺》：“弥勒同龛久，佛灯对榻明。鸡廻荒徼梦，楼满大江声。家国身何补，行藏道不成。便应于此处，寂寞学无生。”佳句有云“客梦无边春草绿，离魂一缕暮烟苍。幽洞草生惟自媚，空山花落竟无言。”皆可味也。
《宦滇日记》附《公牍》，二十九册，稿本，云南省图书馆藏书
清·崇谦撰。崇谦，字仲益，又字益三，满族正红旗人，瓜尔佳氏。光绪二十四年（1897）举人，任玉牒（皇族世谱）馆总校官。光绪二十八年（1902）外放云南，先后任南安州（今属双柏县）知州、善后局文案、东川府知府；主办釐金、洋务、盐政等工作。云南辛亥革命前，任楚雄府知府，多有政声。云南光复后，一度任楚雄自治局名誉总理。民国元年（1912）离滇北返，退出政坛，在京津地区从事实业和商业活动。1935年去世。
全稿原为标准日记。记事起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二十五日；迄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正月底。虽间有断缺，文字过简，但大体首尾贯通，按日记事，足资考证。应当指出，该稿经后人编次后，第一册误题为《宦滇杂志》，实则乃全稿之第一卷，记作者26岁时，奉命从北京出发来滇任职之经过。从第二册到第十一册（内题卷十六），即民国元年（1912）以前各卷，皆记作者在云南之政务、交游、见闻等。第十二册（内题卷二十一）到二十六册（内题卷四十五）记作者离滇之后在京津地区的活动。除第二十三册外，每册封面皆题有作者记写该册时的年龄、所在地、主要大事。第二十七册至第二十九册为《公牍》，录存光绪三十四年（1908）至宣统三年（1911）之间作者宦滇时所拟公文等。
《日记》作者虽然官阶不高，但任职多项，经历复杂。正值中国大变革时期，他以满族地方官的身份亲身经历了中国及云南社会的巨变，故其所记内容对于研究晚清政治制度和云南光复前后的社会历史颇多实证意义。如卷一，记晚清地方官选派的“过堂”制度。称“候选官卯刻赴吏部听候过堂。验到是日，穿蓝袍天青褂，挂（朝）珠到署，长班引至坐落处，俟管官到署，听唱名上堂，向上一躬，口背履历，（自注：旗人背清（满）语某名，年岁；汉人背汉语）。背毕下堂”；再经“掣签”：决定选派何处何职；“验看”：皇帝亲派王大臣核实等过程。每一过程，都存在候选官照例向有关差役赏给“茶水钱”，宮廷腐败可见一斑！作者到滇之后，光复前，主要是处理众多刑事案件；主持地方科考；兴办新式学堂、桑蚕、盐务等实业。闲暇，则常常从事书画篆刻，有时也会逛街购物，如卷二记光绪二十八年（1902）六月十七日“早无事……到（昆明）三牌坊成轩布铺买黄、红洋布。看定红花磁器一桌，价七钱七分；水香斋买海菜……抵文庙街买川玻璃十块，定价三钱六分，加板二钱五分；恒茂号买六尺油布环、红油桌垫，二钱五分；二纛街买红布毯十块，四钱三分；乌木箸十双，三钱。在西院街估衣铺避雨，雨止回馆”。
《日记》反映，云南光复之际，作者开始非常紧张，乃至有过自杀“殉国”的念头。但由于他从前并无劣迹加害地方，楚雄“反正”后，清朝原有行政机关自动瘫痪，由所谓“陆军”实际控制地方。作者及家属、部属一度四出躱藏，惶惶不可终日。宣统三年中历十月十八日，李根源率军抵达楚雄，作者“会众绅往东门外接李（根源）师长，待至（下午）三点钟始到。接后同往长兴店拜谒，见面深承谬奖”。虽然如此，当“陆军”进入公署时，作者及其家属仍到处躲避，最后藏在城郊荷花村其部下王维富家中。次日，派人进城再谒李根源师长，李传令将作者一家接回城中。作者记李根源对他的处理曰：“誉余在楚声名美政，饬地方送公地一区，奖银五百。即入楚（雄）籍，另劄委自治局名誉总理。”同时，为使其平安入籍，李根源先生根据满、汉“同系黄种之义”，将作者改为“黄”姓，填入“奖劄”。尽管也引起某些劣绅的反对，但作者一家从此不再东躲西藏，最后得以平安离开云南。
《云南探矿记》，一册不分卷，稿本，云南省图书馆藏书
近人尹子珍先生撰。尹子珍，著名爱国爱乡华侨学者。字坤书，云南腾冲县和顺乡人。清末秀才，曾任职于缅甸政府，兴办教育。精通英缅语。辛亥革命前后，积极从事孙中山、黄兴、张文光等领导的革命活动。发动华侨捐赀支持云南革命斗争，并多方呼吁警惕英法列强侵我边疆。1936年先生退休回国，1943年去世。除此书之外，尚著有《缅甸志》等。
该稿无序跋，惟卷末署“民国十年阳历六月脱稿，二十一年阳历六月重勘”。开卷曰：“英人戈氏，矿务专家也。彼于前清光绪末年有云南之行，至缅甸之漫得里时，聘余为汉文书记，复聘有翻译一人，为传话之用。游历共计三年，足迹几遍云南之地。余近随其后，日将沿途观察所得，笔之于书，兹于暇时特为录出，以供诸世。此日记对于云南矿务前途有紧要之关系，阅者请无视为明日黄花可也。”
作者随戈氏两次入滇，第一次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月十五日从“缅京漫得里起程”；第二次宣统二年（1910）三月二十六日从缅甸八募出发。地涉缅北、腾冲、大理、保山、临沧、丽江、昆明等城乡和矿区。作者基本按时日记其行程、活动、见闻，侧重于矿产、矿业问题。卷末附录《云南七府矿产开采权废止年月》。据作者所记，戈氏有备而来，“雇骡马十余头，为途中载运行李之用，带有中国精细地图及测量矿物之器具甚多。不仅是调查滇中矿产，兼採取昆虫草木（标本）”。戈氏云南之行也显然基于中、英两国政府的某些沟通，故戈氏每到一处，都要拜会英国驻滇领事馆等机关。同时，也得到云南地方政府的保护，“得优礼相待”，乃至“派巡防队八名，作为沿途护送之用”。戈氏本人也以所带洋糖、洋药、洋酒等小礼物发送当地民众，收买人心，故一路颇为顺利。
作者按戈氏工作行迹，主要记载了云南的煤、铜、铁、盐和金银等矿产之储地、含量、价值和开采经营状况等。如记大理石厂说：“戈氏在大理往观楚石厂，厂在苍山之巅。查开采时代，多由明朝而起。闻此厂仅三塔寺人得开，别村不得染指。现在新老共开四十余洞，每年出品约计值银四千元。楚石为云南出产之特品，戈氏说，此厂所产较义（意）大利之出品更佳。义（意）大利所产系为素石，此则生有山水形势。若精工硺磨，运往欧洲出售，欧人极为欢迎。”此外，也兼及社会人文情况。如记宾川法国势力之侵害曰：“宾川境内有法人之天主教堂。教主势力超出州官之上，所行所为，虽越礼犯份，州官畏洋如虎，不敢过问。该州愚民入教者占十分之七，愚民入教后得教主保护，任意横行……可知中国闹教举动不为无因也。”再如，记滇越铁路修筑时法国对云南的影响曰：“云南省城法人设有医院、邮局、旅馆、教堂、商店等。法领事之强横尤令人可惊。总督公出，鸣炮；法领事公出，亦效而鸣炮。且袒护法人无所不至。法人在云南一切暴行，云南官吏无法约束。余等至时，滇越铁道正在修理，犹未通车。然法人已遍于省城内外”。
总之，作者希望对戈氏云南之行的观察、分析，唤起国人对云南矿产、矿业的重视；呼吁中国人自己合力开採，以免列强觊觎。作者说：“目前中国贫乏达于极点。全国上下若能集合财力，组织公司亟待开采，则中国之富可立而待，又何至患贫之有？且云南矿山世界各国垂涎已久。时至今日，我国人倘仍淡然置之，外人将越俎代庖矣，可不惧哉！”
《苍洱鸡足行程日记》，载《生活导报》，1943年
近人潘光旦先生撰。潘光旦，字仲昂，江苏宝山人（今属上海市人）。早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等，归国后历任清华大学教授、国立西南联大教授兼教务长等。解放后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全国政协委员等。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迫害致死。先生16岁时，因体育锻炼受伤，不幸截去一腿。却以超凡之毅力，拄仗游学海外，归国后又常常深入少数民族地区从事调查研究。先生不仅是我国学贯中西、著述等身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学家，而且以其“刚毅坚卓”的人格深受后人的景仰。
1943年1月，应李根原先生等滇西学人之请，作者并联大和云大罗常培、费孝通、蔡维藩、陶云逵、张印堂、张文渊等教授前往大理讲学。并于讲学间歇期间，游历考察苍山和鸡足山，于是产生了三种游记：罗常培先生撰《苍洱之间》；费孝通先生撰《鸡足朝山记》（载是年《生活导报》）；潘光旦先生则撰此《日记》，记录这次讲学和游览的经过，尤侧重鸡山之行。
按《日记》，作者一行从昆明出发，经滇缅公路乘汽车前往，颠簸三天，始达大理。得到李根原先生、永昌祥严老板等地方人士的热情接待。住大理女子中学，讲学亦在此校。讲学安排白天由作者等教授依次讲学，晚上师生和其他听众集体讨论。内容主要围绕抗战以来的各种社会和文化问题，也间涉人口、历史、语言等学术问题。作者先后讲过《抗战建国与民族》《自立与自强》等专题。听众为学校师生、边区青年、当地士绅等。有时达三千多人，气氛十分热烈。讲学结束后，由宾川绅士张某等陪同作者一行，登览鸡足山。他们从后山攀登金顶，有马匹、滑竿、士兵相从。作者先被安排坐滑竿，因“舆人不力，遂改步行”，则自然与前行队伍脱节。天黑行至半山，只好露宿一夜。次日，始攀近金顶。朋友们看见，要派人去背他上顶。作者记曰：“余力辞之。意谓‘为山九仞，功亏一簧’。匍匐而赴，亦所甘心！”坚持自己步行登上了金顶。下山之日，作者在向导的帮助下，第一次学会了骑马，虽几经摔倒，最后终于策马回到宾川。作者一行离开大理时，李根原先生等又热情相送，亲书墨宝赠之。所书对联曰：“苟利国家生死以；不因祸福趋避之。” 横幅曰：“中和位育”。用以勉励大家坚持抗战，复兴中华民族。
《苍洱鸡足行程日记》和《苍洱之间》等，是当时西南联大著名教授写在云南的众多著作之一。抗战时，不少教育文化名人避寇来滇。这对于云南和他们都是一种难得的机缘。一方面，原本落后的云南，意外得到众多全国一流学人的“耳提面命”，长达八年，其影响自不可低估！另一方面，云南人民不但为中国呵护和保存了这一文化的火种，而且，还以其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为来滇的学者拓开了新的研究领域，使之取得了不少新的学术成果。因此，我们格外珍惜这些著作。因为，它们对于研究西南联大学人的学术活动和云南历史文化，皆具有双重史料价值。
《大理石录》，一册二卷，稿本，云南省图书馆藏书
近人宋文熙先生撰。宋文熙（1908～1987），子禾章，号邕园，云南大理人，白族。民国初毕业于云南师范学校。先后任腾冲道尹公署教育科员，云南民政厅职员等。又经行政人员高等考试录取，任弥渡县县长。1949年参加云南起义，入西南革命大学学习，结业后入云南省图书馆工作，任参考部副主任等职，对云南省图书馆古籍整理研究贡献良多。除此书外，尚著有《邕园漫录》《弥渡县志》《苍洱纪事诗抄》等，有待访读。
按旧籍分类，该书属子部·谱录类。扉页自书“大理石录，初辑，征正稿，丁未秋禾章”，下钤“宋文熙”篆文小印一方。次为莫耀宗、马子华、于乃义、欧小牧、李士厚等文化名人题写诗词，皆称道此稿。再次为作者撰《编辑简言》，称“本录所辑拟纂《大理石志》之部分资料，因《石志》无法完成，故略加整理，辑为纪事诗文二卷，以便保存。辑时因无书参考，以致著者、时代多有颠倒；字号、籍贯亦付阙如。即偶有所见附入之按语，亦因考证无从确证，不免仓卒写成，辞少润饰，实歉然于怀。均留待有余时再为补之正之。丁未中秋二日禾章自识于昆明。” 按“丁未”当为1967年。此后作者又不断补订，最后大约成稿于1981年左右。
该稿辑录历代有关云南大理石（又称楚石）的诗文、杂记等。上卷曰《纪载》，摘自正史方志、地理地质专书、笔记杂录等。起自明朝李贤等《大明一统志》关于“点苍石”的记载，终于明人王士性《五岳游草》《新纂云南通志·地理考》《工业考》等相关记载。记说云南大理石的开采、制作、运输、鉴赏等，希望侧重反映大理石的自然属性。下卷曰《诗文》，依次为《诗录》，起自明人杨升庵《题石屏歌》，终于郭沫若诗《大理石》；《赋录》，起自清人周尚赤《大理石赋》，终于毛瀚丰同题赋作；《铭录》，起自清人王夫之《罏几》，终于清人李修易《大理石屏铭》；《文录》，包括历代有关云南大理石的奏议、记序、书信等，起自明人蒋宗鲁《奏罢石屏疏》，终于林则徐《谢阮云台制军赠孤山梅石图大理石启》。希望侧重反映有关大理石的社会问题等，且以此为主。
作者开卷曰：“大理石为点苍山名产，又称点苍石或楚石……明嘉靖以后，宫廷繁取，权要悉索。致石厂流徙，村寨为虚！希世名产竟成灾祸之源；封建流毒良可慨也！爰就公私记载，将有关大理石之评隲、纪事採辑彚录，藉以见其崖略。”据该稿所辑史料反映，因掠夺大理石对云南人民的坑害，以明朝最烈，且主要来自北京上层。如明嘉靖初云南地方官蒋宗鲁上《奏罢石屏疏》一文记载，嘉靖十八年（1539）左右，皇帝下令云南採贡大理石50块。规定“见方七尺者五块；六尺者五块；五尺者十块；四尺者十五块；三尺者十五块”。蒋氏上书据实表示根本无法办到。一是“石採几尽”，尤其是大块石料更难寻觅；二是开採日益艰难，“产石处所，山洞坍塞，崖壁悬陡”，岂可轻易採得！三是运输困难，作者特别强调说：“见方三四尺者设法可获；其五六尺者体质高厚，势难採运。且道路距京万有余里，峻岭陡箐，石磴穿云，盘旋崎岖，百步九折。竖抬则石高而人低；横抬则路窄而石大。虽有良策，委无所施。今大理抵省（城）仅十三程，尚不能运至，何由得达于京师？是以官民忧慌，计无所出。议将採获三尺四尺者先行运进；五尺者一面设法採取；六七尺者获准停免，以苏民艰。”
总之，该稿是关于云南大理石内容最为翔实、丰富的专题型史料笔记。我们注意到，迄1981年5月，作者还最后对书稿增补了有关诗作三十一首，赋文一篇。此时作者已步入晚年。稿末，作者自题诗曰：“已是衰残贫病侵，不耕陇畝难为吟。闲情且寄点苍石，用表怀乡一片心！” 作为云南大理籍著名文献学家。宋老以此稿寄托思乡爱乡的拳拳之心，令人感佩！作为汇纪云南历史悠久的名特产品大理石的专稿，今天如能整理出版，也无疑是很有价值的。
（未完待续）
〔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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