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问耕（1917～1984），著名的云南近代史专家，他参与编写《云南各族古代史略》、《云南简史》，上世纪60年代便在《学术研究》等刊物上发表了《有关李定国史料札记》、《昆明方言词汇考》等论文。到今年（2014年）5月，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30年了。

初识易先生，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云南民族学院校园里。这位年过六旬的儒雅学者，笔直的身材，一身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特别是随时都油光锃亮的皮鞋。那个时候，我们不敢去打搅这位正在校园漫步的先生，生怕惊动了他睿智的学术思维。

1981年，先生为李群育、罗宗培等78级师兄们教授《云南史料目录学》，班上同学约着去蹭课，我们终于知道这位老师名叫易问耕。易先生是著名的云南文化人，已退休多年，时任云南民族学院院长的马曜先生着眼学校建设发展，延聘一批学有建树的专家到校发挥余热，先生便是其中之一。

在79级同学的要求下，历史系随即于次年请易先生为我班开设了《云南近代史》课程，引发了云大历史系的师生、我校的研究生都纷纷前来听讲，一条可坐两人的长凳，经常挤了三个人。先生授课极少照本宣科，经常用一两个故事进行讲解，详述其中的要点，分析梳理其得失，并启发、引导我们大胆提出自己的看法。先生语言生动，条理清楚，板书工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正是得到易先生耳濡目染的影响，我的毕业论文就选定了云南近代史方向，提交了“清末留日学生创办的《云南》杂志及其革命影响”的论文题目，系主任王宏道教授亲自请易先生作为我的指导教师。易先生开具了一列书单，让我到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查阅原著及相关参考资料，通过分析研究提出一己之见，藉此与李孝友、李硕等老师结下了情缘。每一次稿子写出后，先生都作了肯定，其后话锋一转便指出需要完善的地方，让我随时感受到为学的艰辛与动力所在。我搜肠刮肚反复修改，一连誊写了七遍，到了第八遍先生终于露出会心的笑容，准我交卷，系上评议打出优秀的评分。先生还鼓励我报考中国人民大学硕士研究生，投奔中国近代报刊史专家方汉奇先生麾下继续深造学习。因当年方先生未招生而失之交臂。倾注了易先生诸多心血和无限厚望，我的毕业论文被《云南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刊用，其后又选入《百年军校将帅摇篮——云南陆军讲武堂百年纪念论文集》等。

与先生的接触多了，我也逐渐知道了他的有关情况。易先生出生于昆明一个殷实之家，先后在广州、苏州等地读书，在苏州东吴中学高中毕业后已备赴英国留学，却因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过早地走向了社会。先生博览群书，经史子集广闻博采，兴趣爱好涉猎广泛，并以敏锐的社会责任感关注学术问题，是云南学术界自学成才的良好典范，在圈内有较好的口碑。他没齿不忘方国瑜等名家的教诲，留下“滇史拓荒一代师，遗编永系后人思”的深情警句。他曾在多个岗位工作，身处复杂的社会变革，都以读书报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即便在泯灭了人性的“文革”时期，先生洁身自好，躲进小楼成一统。他找来郭沫若、闻一多与许维遹合著的《管子集校》（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这是当代《管子》研究中的经典之作，展示了其科学、严谨而多样的校勘方法。易问耕先生不宥于权威，独辟蹊径成一家之说，整理成10余万字的直排本研究论著《管子集校志疑》，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大观楼因长联闻名于世，其作者孙髯翁究竟生于何时？学术界对此争论不休。易问耕先生周咨博访，详加考证，认为孙髯翁生于清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岁（1685年），得到学术界的赞誉。易先生还较早关注了“云南各民族对抗日战争的贡献”一题，启发和带动了后来者的研究兴趣。

先生中年丧妻，为了不给各自成家立业的子女增加负担，独自一人住在民院校园的一间屋子里，这给我们照顾和亲近老师提供了一个机会。在给我班开课后，我们才得悉易先生罹患直肠癌已经一段时间了，且需不断上医院治疗复查，于是同学们便主动承担起照顾老师的责任。老师尽量不给同学添麻烦，有一次陪他到云大医院看病，出来已过了学校的午饭时间，先生便带我前往东风西路上有名的春城酒楼，师徒二人点了当时最贵的一套5元的过桥米线，我们美美地享受了一顿大餐。那个时候，学校给予我的助学金也只是每月4元。先生对各民族同学关爱有加，视若己出，李树萍、黄劲坚等我周围的同学多年之后对此仍感怀于心。

易先生自小临帖，喜好诗文，书法理论及书艺实践在云南深有影响。二十世纪50年代起，他的书法作品曾参加云南省历届书法展览，出版有《书法讲授提纲》《谈中国画的题款》，曾在云南艺术学院美术系担任书法教师，与昆明的李东平、江一波等书画家过往密切，为各大名胜区及省、市园林局留下了一批珍贵的墨迹。1979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书法卷》，收录了他和尚文、劳伟等三位云南省籍书法家的作品。1981年5月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后，先生便成为入会最早的云南籍书法家之一。在我大学毕业之前，先生书赠了一副杜甫名句“雷声忽送千峰雨，花气浑如百和香”的对联，并找出一条自己创作的诗文“辛酉初秋赏菊偶成”直幅作为留念，并告知他的作品在滇西地区就此两幅。他那遒劲有力富有个性的行书墨宝，成为我与先生师生情谊的信物，犹如雨后盛开的百花芬芳四溢，有沁人心脾之特效，一直激励着我不断前行。

完成了南菁故园四年的寒窗苦读，1983年7月我大学毕业，义无反顾地返回家乡，分配在丽江地区文物管理所。这是一个新组建的仅有三个人的文化单位，我作为年轻的大学生该有什么作为？有许多新奇，又有些茫然。当我把这一顾虑写信给易先生，很快收到先生的回信，要求我手勤、腿勤、脑勤，同时建议首先要做好资料建设，他开列了一篇应该订阅的杂志目录，如《考古》《考古学报》《文物》《故宫博物院院刊》《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学报》等几十份，提醒在次年的报刊订阅中做好征订，避免因地域边僻而忽略了相关信息的及时掌握和充分利用。易先生还向我透露，云南省图书馆尚存几套民国时期刊印的由龙云主持编修，周钟岳、赵式铭、方国瑜、姜亮夫等80余位学者编纂的民国云南通志——《新纂云南通志》，有极其重要的资料价值，价格也只要200元，一套在手方便查阅，尽可把握云南历史文化。我及时向单位负责人建议，一一按照先生的嘱咐，逐项落实。这件事花钱不多，却夯实了地方文物资料建设的基础，国家、省主管部门的领导及专家看过我们的资料室均赞不绝口，王丕震等地方名人也纷纷前来借阅，并为他们创作历史长篇小说和历史文化研究提供了便利。易先生虽身体有恙，对学生有信必复，字里行间寄予了无限深情。他得知我参加工作后即投入文物普查，走村入寨搞田野调查，叮嘱要珍惜这一机会，做好文字记录和资料积累，同时还提醒我千万要遵守文物工作者不私藏文物的守则，发现文物要上报交给公家，务求培养良好的职业操守。

1984年5月31日，我突然得到易先生辞世的噩耗，连夜从丽江赶来昆明，参加了6月2日的遗体告别仪式，送先生最后一程。三十年弹指一挥间，我已两鬓添银进入中年，无论走到哪里，从事什么工作，先生的音容笑貌和谆谆教诲，深深地印在了自己的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