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奔赴东北
周保中将军（1902~1964）原名奚李元，1902年2月出生于云南省大理县的一个白族贫苦农民家里，早年毕业于云南讲武堂，曾在广州驻粤滇军中服役。在广州，他有幸认识了同乡、白族中最早的共产党员、我党早期的理论家、曾担任过上海大学教授的张伯简。在张伯简的引导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6年7月，经张伯简介绍，奚李元认识了在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中担任党代表的林伯渠、在该军中担任少将参议的同乡杨杰将军，奚李元便离开滇军加入了第六军。1927年7月，在革命处于危急之秋时，由林伯渠派来的郭昭德介绍，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冬，奚李元因战功卓著而被晋升为少将副师长兼52团团长，驻防湘东重镇醴陵，兼任湘东警备司令。不久，他就离开湖南赴上海找到了党中央，受周恩来的领导为革命各地奔走。1928年被党中央派遣到苏联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深造，并根据斗争的需要改名为“周保中”填写于出国护照上，此名以后就一直沿用终生。1931年11月，周保中从苏联回到上海，不久，周恩来找他谈话告之：党中央决定让他去东北领导那里的民族救亡斗争，担任满州省委军委书记。
1932年2月，周保中来到了哈尔滨，按照接头暗号接上了关系，不久就见到了满州省委书记罗登贤。罗曾是省港大罢工的组织者之一，曾担任过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被党的“六大”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他和周保中进行了长时间的亲切长谈，详细介绍了我党在东北的情况。3月底，满州省委决定调周保中到吉东地区去开展工作，他与罗登贤依依惜别，想不到这一别竞成永诀：后来，罗登贤被党中央调往上海，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同年8月被杀害。
周保中来到了牡丹江畔的宁安县，和地下党接上头后，就在县城开了个“宾来客栈”，他在店中以记账先生的身分为掩护，这个店，以后也就成为了满州省委与省军委的秘密联络站。当时日军还没来得及占领宁安，周保中便利用这一条件放手发动群众、宣传抗日，还组织了“五一”的劳动节庆祝大会。日军抵宁安后，宁安的国民党政府官员、军警、士绅，全都投降了日寇。县委根据周保中的建议，便把已经暴露了身份的党、团员都转移到农村去开展工作，又布置一些没有暴露身份的党、团员打进了敌人内部。
二、花脸沟遇险，左路军任职
当时，东北的抗日武装正风起云涌，在吉东有自卫军、救国军在活动。一天，周保中去花脸沟向那里的朝鲜族群众宣传抗日，却碰上了自卫军的士兵，士兵听他说话是外地南方口音，就怀疑他是日本探子，非要枪毙他不可。真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说不清”，没有办法，周保中只好说：“就算我是日本探子，反正我也逃不了，送我到你们长官那里去吧！急着枪毙我干什么？”士兵觉得有道理，就找了根绳子七手八脚把他捆起来，带他去见他们的排长。
排长正在喝酒吃烧鸡，听说是“日本探子”后就挥挥手说：“拉出去毙了”。周保中知道这些旧军官只能听奉承话，就说：“排长！你比兄弟们见识要高，自然分得清是非”，于是又列举了自已不是日本探子的种种根据和理由，排长听了略作思索后呷了一口酒，又挥挥手下令：“把他送到连部去。”
周保中被绑着从排送到连，又被从连送到营。营长问他：用什么来证明自己不是日本探子，而是来东北投奔抗日的？周保中便从政治到军事讲了一通滔滔宏论使营长为之折服，确信他决非日探实乃为抗日而来，便亲自为他松绑并以美食相待，并表示：“只是我无权处理，明日送你到旅部去。”
周保中虽仍被绑着押往旅部，但他心里再不紧张反而高兴了：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来做做这支抗日队伍的工作。押送他的士兵们，一路走一路抓老百姓的鸡、羊羔来下酒，还调戏妇女，又大骂他们的刘旅长黑良心，不顾士兵死活只顾自已升官发财，上火线还要带上四、五个老婆，大包小包可以拉一车……这样走走停停，百里路程竟走了三天才到铁岭火车站。在车站他们碰到了旅参谋长，问清情况后便把周保中带进一间很宽敞的屋子里，屋里饭桌上杯盘狼籍，几个戴着将校级肩章的军官正在聊天。周保中虽双手被绑双脚可没上脚镣，便挺胸上前双脚跟一碰行个军礼大声说：“报告！我不是日本探子。”那参谋长一声冷笑：“嗬！还挺像个军人呢。”周保中立刻说：“兄弟不但是军人，还同你们一样也佩带过少将肩章。”此语一出，举座皆惊，但又不相信。周保中就把自已在军队的经历简要作了介绍，那位参谋长听后立即给他松绑、倒茶，并问他对东北局势有何高见。周保中谈了自己的看法后他又问：“你对我们军队有何看法呀？”周保中也就直言：部队抗日热情很高但军纪不好，官兵离心离德，“听士兵们讲，他们刘旅长上火线还带上四五个老婆，大包小包可以拉一车。”参谋长听士兵这么骂旅长显得很高兴，就趁机指着身旁一个戴少将肩章的黑胖子说：“我来介绍，这是我们的刘万奎旅长。”周保中说：“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嘛。今天我冒犯而言，如果弟兄们说的是事实，对将军也许是会有裨益的。”那个刘旅长装出一副豁达宽容的模样说：“我是喜欢当面说我的坏处的。”他们没有继续再问下去，第二天便派了一个副官挂了一节车厢，把周保中送到九江自卫军的左路军总指挥部去了。
左路军的总指挥张振邦、副总指挥马宪章，见日军进攻猛烈，很难支持下去，便萌生了想逃往苏联再转往关内、或取得苏联军事援助的想法。他们根据迹象猜想周保中可能是共产党，说不定还去过苏联，如果是这样正好可以利用，便先派了两位参谋长来见周保中以作试探。一见面，其中一位留小胡子的参谋长就用俄语对周保中说：“先生，很对不起，让你受惊了！”周保中严肃地回答：“参谋长先生！你我都是中国人，为什么不用祖国的语言交谈而要在中国的土地上讲俄语呢？”虽受指责这参谋长倒很高兴，因据此而证实了周保中懂俄语，很可能还去过苏联。另一位参谋长却直接插话，询问周保中能否向苏联政府疏通给予武器援助？周告之：这不可能，因为苏联政府和日本政府之间有协定的约束。后来他们又提出：可否能为他们介绍一位与欧美诸国有联系的英语翻译？周保中猜透了他们的心思无非是把希望寄托在当时来东北的国联李顿调查团身上。便直言以告：愚意以为李顿调查团只是对如何与日本合伙分赃有兴趣，想通过英语翻译控告日本，不会有任何作用。第二天，张振邦、马宪章会同两个参谋长，会见了周保中，并表示：“想请你留在咱左路军指挥部，指导指导宣传部的工作。”于是，周保中就留了下来。
在左路军宣传部，周保中结识了陈凝秋，他笔名塞克（就是后来写出了如《延安颂》等著名歌曲的塞克），他们志趣相投，相处融洽。塞克担心周保中“进了这个大染缸，不知将来能不能做到出污泥而不染？”周保中表示：“即使是再肮脏的染缸，我们一起动手把它打扫干净不是更好吗？”由于周保中勤勤恳恳工作，认真宣传抗日，放手发动群众，便有人告到上面去，说周保中都是为共产党宣传的，自卫军的头头李杜、丁超闻之很生气，便下令撤销了宣传部，要赶周保中走人了！这段时间，周保中在这一带的抗日队伍里产生了影响，纷传他会写文章，会指挥打战，是个将才。于是吉林救国军总司令王德林听说自卫军不要周保中后，便派了两个副官牵上马，到九江左路军指挥部，把周保中接到自己的司令部来了：他觉得需要一个真正的将才来帮助他统率自己的几万部队。于是，周保中与塞克依依惜别，塞克深情地对他说：“你虽是叱咤风云的武将，却有很浓厚的诗人气质，你会写出壮美的诗篇的。”并送了他一程又一程。三年后，周保中收到了塞克寄来的冼星海作曲塞克作词的《救国军歌》。
三、在救国军里
王德林这支抗日救国军，是以农民为主组成的队伍，开始时只有两三百人，后来被张作霖收编为东北军，任命王德林为营长。“九·一八”事变后，王德林率全营举行暴动，成立抗日救国军。由于这支队伍较早打起抗日旗号，很多队伍都参加进来，没几个月就发展到几万人的队伍。王德林任总司令，孔宪荣任副总司令，吴义成任前方总司令。在周保中未到救国军之前，满州省委就很重视这支部队，就已经派了些党员干部打入进去，在救国军里建立了秘密党组织。由于孔宪荣原来就反对请周保中来，周保中来后他又作中作梗，故周保中来了也没受到重用，只让他当了个总参议的闲差。十天后周保中找到王德林陈述了自已的愿望：愿领兵上第一线与日寇作战！当时的救国军里，师、旅、团长一大堆，但能真正指挥实战的人很少，尤怕和日军接触，王德林正苦于无人替他指挥作战，现周保中主动有此请求，正中下怀，同时他也想看看周保中的能耐，不由大喜，便立即委派周保中到吴义成的前方司令部里去当参谋长。
吴义成对周保中的到来非常欢迎，他对周保中反感“民族危亡之时，自已内部却勾心斗角，而对抗日救国却大义凛凛的高尚品质非常敬佩，于是，便让周保中负责指挥一支队伍直接去和日寇较量。1932年7月下旬，周保中率部攻入东京城，全歼了东京城的日伪守敌。紧接着，7月底，周保中又率部攻入长白山支脉的安图县城，并破坏了吉林——会林的铁路，给日寇以初步打击。1932年10月10日夜，周保中率部攻入宁安城，但由于“西北八大队”一入城就趁机抢劫，到处乱跑，没按计划去打击敌人，日寇便趁机反击，双方处于胶着状态，而周保中这时腿部负伤，眼看天也快亮了，周保中便下令部队撤退。当时的医疗条件很差，周保中为了尽快治好腿伤，先是让人用修大车用的钳子把腿上伤口里的子弹拔出来，又让人将一把小刀放在开水里煮了煮，再让人用这把小刀把他伤口上的腐肉刮去以防发炎感染。周围的人都不敢看、不忍看，但周保中却吱吱吱地吸着烟斗，黄豆大的汗珠不断从他前额往下淌，他忍受着巨痛始终没喊过一声。于是，“周总指挥忍痛刮肉，胜过关云长刮骨”的赞叹声四起。周保中的伤很快也好了后，他总结了上次攻城受挫的教训，10月27日夜，又率救国军再次攻入宁安城，全歼日伪军守敌，缴获了大量弹药、物资，获得空前的胜利，由此，周保山威震救国军。
由李杜、丁超的部队为主而组建的自卫军，过去和日军也打过几次硬仗，自哈尔滨被日军占领后，它被日寇从黑龙江压挤到吉林的牡丹江一带，此后就与原来就在牡丹江一线活动的吉林救国军不时发生摩擦和冲突。1932年6月，两军为争夺地盘又发生冲突，双方剑拔弩张，混战爆发在即。党组织全面考虑后便让周保中出面从中调和，以达到两军共同团结抗日的目的。于是周保中便不断来往于两军之间，以民族大义和利害关系说服双方领导人，并建议双方共同组建联合司令部，以协调对日作战时双方步调一致、平时协调彼此矛盾。这一主张得到双方同意，但对联合司令部的总司令一职双方互不相让：自卫军的总司令李杜、丁超，自恃自已是正规军的少将出身，底牌、资历都硬，此职非已莫属；而救国军的王德林，虽系杂牌军的营长出身，但现在实力强，现有部队人数不比自卫军少，也不让步。但在周保中的不断做工作后，王德林终于做出让步，联合司令部才终于在1932年11月组成，由丁超任总司令，李杜、王德林任副总司令。自它成立后，平时仍各自保持自已的组织系统，发生各种纠纷则由两军开会协商解决，对日联合作战则统一指挥，周保中被双方推选为联合司令部的总参谋长。由于周保中的努力，联合司令部成立后，在短暂的时期内，稳定了吉东的危急形势，推迟了日寇对牡丹江东岸的大举进攻。
周保中初到宁安时，曾去看望过“宁安抗日游击队”，这是一支主要由朝鲜族民众组成由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这支队伍始终千方百计打击日寇、汉奸，并不断成长，周保中一直关心着这支认伍。自他担任联合司令部的总参谋长后，正准备着从武器装备、军事干部方面支援他们，使其更加发展壮大时，却发生了孔宪荣率部队将宁安抗日游击队重重包围之事。游击队的大部分人都冲破包围跑掉了，但有8个队员被孔抓到救国军里关押起来，生死难卜。周保中闻之知此事后不由怒火中烧，与救国军内党组织的同志商量后，便分头散布舆论，把此事公开化了！于是，反对抗日武装内部互相残杀的呼声很高，王德林、吴义成都认为要高度重视、妥善解决，于是便召开了联合司令部联席会议，想让孔宪荣作出解释以平息众怒。但孔在会上态度蛮横，并发起挑衅：“人在我手上，我要杀就杀，要关就关，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周保中拍案而起，坚持放人，并怒斥孔“不但不像个军人，连胡子都不如。”孔大怒，踢翻炭盆，拔出手枪拍在桌上威胁要“我枪毙了你”，周保中也毫不示弱拔出手枪拍在桌上：“告诉你！你枪响的时候，我还来得及拿起这支枪回敬你。”孔宪荣没料到周保中这么利害，不由鼻上沁出了汗珠。这时，屋外人声喧嚣，会场已被救国军的士兵包围，他们拍着窗户大声喊：“妈的！看那个敢动周参谋长。”、“叫姓孔的王八蛋出来说话”……孔宪荣脸都吓白了，害怕了，便不声不响收起手枪插入皮套，王德林才算松了口气，立即宣布放人。于是，周保中走出门外对士兵们宣布：王司令、孔副司令以民族大义为重，决定立刻放人，把枪枝弹药还给他们。随后又吩咐：给这八个抗日兄弟每人发套新衣服，请他们吃顿饭再好好送走，这两项开支从我的津贴里扣除。周保中面对孔宪荣的蛮横与威胁所显示出的威武不屈，令来开联席会议的自治军、救国军的代表们钦佩不已，其中的救国军的柴世荣旅长，后来投身革命，还成为了周保中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民主联军中著名的一员战将。
自卫军和救国军在周保中的努力下，虽然实现了联合，但两军将领之间仍然是勾心斗角、相互算计。正当周保中正积极策划，淮备联合两军发动一次战役给日寇以沉重打击的时候，却发生了自卫军的刘万奎旅长暗中勾结救国军副司令孔宪荣，暗杀了自卫军左路军副总指挥马宪章之事，从而导致两军联合才仅仅两个多月后就破裂了，虽周保中以大局为重竭力从中调解，但双方成见很深，刘万奎和孔宪荣又从中作梗，故终难挽回也！
两军关系的破裂给日寇提供了机会。1933年元月，日军向自卫军发起大规模进攻，攻占了其根据地密山；随后日军又向救国军发起大规模进攻，救国军亦土崩瓦解。自卫军的李杜、张振邦率残部退入苏联，丁超投降了日寇；救国军的王德林和孔宪荣也率残部退入苏联。后来，他们都率部绕道回到了关内。
当十余万自治军和救国军土崩瓦解之时，吴义成与周保中率领的前方司令部的救国军正向安宁开进，吴义成得到两军将领都率残部跑到国外去了的确切情报后，便沉不往气了！他既为自已的部队未遭到日军打击而庆幸，但也担心以后也遭厄运，就想也把队伍带到苏联去，便找周保中秘谈。当他说出想法想请曾在苏联留过学的周保中从中“牵线”时，便遭坚决反对，说此举怎对得起东北的父老乡亲？吴说：“王司令走了，咱救国军没头哇！”周保中说：“由你来呀！只要抗日，我就拥护。”吴义成这才高兴了，恰好这时柴世荣旅长也来了，得知他俩讨论的事，就坚决拥护周保中的主张，吴义成从此也就断了去国外的念头。这以后，他们就把散在吉林东部和辽吉地区的两军的五万残部收拢来，编成六个路军。周保中在有条件的军里，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
1933年6月16日，周保中率救国军主力并联合其它抗日武装，一举攻占了安图县城，城里的伪军全部起义投诚，日军大都被击毙只有少数逃跑了。这一仗使救国军声势大振，附近的零星抗日队伍纷纷来归，救国军不但控制了安图县全境，同时还控制了附近五、六个县的一部分地区，从而建立了辽吉边区抗日游击根据地。
四、组建东北抗日联军
1934年初，周保中按照中共吉东局的指示退出了吉林救国军，在绥宁地区建立了由党组织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开始时，他带着300多人，来到了宁安县与于洪仁、李荆璞领导的工农义勇队汇合，整个部队共千余人；后来根据吉东局召开的党的会议决定，由周保中出面，利用他在救国军中的影响发出建立绥宁反日同盟军的号召。于是不久后救国军第四路军司令柴世荣带了一个旅，傅显明带了一个团，还有王毓峰团、裴震东团等，都相继参加了绥宁反日同盟军，使这支抗日武装力量壮大到6000多人。周保中担任同盟军的军事委员会主任、党委书记，并兼任同盟军在宁安县办事处的主任。1935年，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周保中任军长。
东北抗日联合军的发展壮大，招致日伪军调集的35000人的1935年冬季“大讨伐”。周保中根据敌我双方实际情况，灵活采取化整为零、化零为整、避实击虚的游击战术，团结许多抗日队伍共同作战，极大地提高了反日联合军的声望，壮大了第5军的游击根据地，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当时，抗日斗争形势发展很快，由于中央撤消了满洲省委后，东北战场没有统一的领导，联合军内部组合结构复杂，加上敌人残酷地围困封杀，使联合军困难重重，且各军之间在活动地域、给养征集、军资筹措等方面出现了一些大小摩擦。周保中了解情况后感到大敌当前内部团结一致对敌最为重要，便顶风冒雪，在零下40度的严寒中，从松花江到大兴安岭，找到了3军、8军和4军的领导，同大家一起分析形势，制定方针政策，通过各种形式做各方面的工作，化解矛盾，使大家统一了认识和行动，联合军内部团结得到了巩固，成立了联合军哈东办事处和依东办事处筹备组等组织机构，以协调各军的行动。为增进各军的团结协作，还决定各军联合进攻伊春县城。大家推举周保中为总指挥，李华堂为副总指挥。此役由于兵力不足，对内应寄于期望过大，未能攻下县城，但却毙伤敌人600多，缴获了大量枪械物资和3万发子弹，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影响，鼓舞了广大人民的抗日热情，使日寇在依兰全境构筑“集团部落”的行动停滞下来，巴黎的《救国时报》很快就对此战役进行了详细报导。
1937年9月29日，为加强各抗日部队的统一指挥，中共吉东省委会议决定，正式成立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由周保中任总指挥兼政委，谢文东任副总指挥，以配合杨靖宇领导的第一路军，李兆麟、赵尚志领导的北满部队即第三路军，共同打击日寇。二路军总指挥部下辖4军、5军、7军、8军、10军共5个军。每军3个师，此外还有吉东游击救国军、救世军两支部队。这个时期，东北抗日联军人强马壮，士气高昂，进入了全盛时期。
五、艰苦卓绝的战斗
1938年后，抗日联军的抗日斗争开始进入了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周保中亲自率领的第二路军总指挥部在突围的西征过程中，被日寇视为搜寻、围歼的首要目标。敌人采取“归屯并户”、“集团部落”的措施，千方百计隔断抗联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每天动用飞机在空中搜寻，在地上动用部队不断追踪。有一次，周保中他们在宁安东南的莲花泡夹皮沟碰上了日伪军，80多人便只好转入早在那里修建好的地下密营的洞穴中躲避，被困20天始终未被敌人发现，才安然脱险。
从1938年11月开始至1939年5月，周保中指挥抗联第二路军西征全面突围，共打死打伤日军2000多人，消灭伪军700多人，击毁汽车11辆，击落飞机一架。我军也受到了严重损失，经过半年多的残酷斗争，到突围成功时，只剩下2000人左右，折损一半多
在残酷的斗争与有时常吃树皮草根的艰苦生活中，经不起考验的叛徒不断出现：二路军副总指挥兼8军军长谢文东叛变，还将政治部主任刘曙华等30多名党员干部枪杀，作为向日军投降的见面礼；中共吉东省委书记、5军政治部主任宋一夫叛逃；后任的5军政治部主任关书范，暗中跑到佳木斯与日寇勾结，企图带领部队投敌，幸亏发现及时，周保中果断地处决了这个叛徒。在危难之中，周保中力挽狂澜，独撑危局，及时调整了作战计划，不仅粉碎了敌人内外勾结和围剿第二路军的阴谋，还牵制了几十万关东军不能全力入侵中原，为抗日大业立下了不朽功勋。日军恼羞成怒，对周保中恨之入骨，悬赏捉拿周保中的奖金不断加码，从开始时的5000大洋升到10万大洋，提高了20倍，最后又升级到一两黄金换周保中的一两肉，赏格之高在侵华日军的历史上是最高的。
在最艰难的时候，周保中也曾不得不采取过缩小目标、精干部队、以便更好地保存自已、打击敌人的措施。有一次，他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现在面临着生死抉择，眼下已是深秋，草也不能吃了，棉衣也没有，我们可能会冻死、饿死。请同志们自已决定，愿意回家的只要把枪留下，就发给路费去自找活路。就是剩下我周保中一个人，也要抗日到底。”结果，有的人走了，但大部分人却坚决要求留下，并坚决表示“死也要和周总指挥死在一起”。通过这样的大浪淘沙，虽然部队减员过半，但战斗力却更强了。
六、冲破重围
基于东北抗日联军三个路军被日寇严密封锁，各在一处作战无法直接经常联系，按照中共中央驻国际代表团的指示，三个路军的领导不时集中在苏联远东伯力见面开会以商讨抗日大计。1939年11月28日，周保中从二路军总部动身，第二次赴苏联伯力。与抗联第三路军政治部主任冯仲云，原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赵尚志等相会。他们都住在伯力一家饭店内，相互交换了东北抗日斗争的情况，仔细分析了敌我双方的情况，确定了今后斗争的任务。他们三人都认为：鉴于日寇的不断“讨伐”、“归屯并户”、经济封锁，今后抗联再不宜成师成团行动，应力求精干以缩小目标，故宜精兵简政，紧缩编制，改军为支队，故应将原抗日联军所编的11个军改为10个支队。周保中在取得北满省委同意后，将赵尚志调来第二路军担住副总指挥。1940年3月，他和赵尚志一起回国，又开始了新的战斗。
1940年，是抗联对日斗争更为艰难困苦的一年。这一年中许多战友不断牺牲，一路军总指挥杨靖宇将军在松江地区英勇战死。
1941年10月18日，周保中又赴苏联伯力开会，与各路军的领导会晤。11月19日，苏联方面的代表来看望周保中，流露出这样的意思：共产国际认为，鉴于东北抗日联军损失很大，给养困难，因此打算在苏联远东边境，专为东北抗联建立两个野营，以收养伤病人员，安置抗联部队。周保中听了，感到很高兴。接着，南满、北满的同志召开了联席会议，会议一致决定由周保中、张春笺、崔石泉三人组成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中共东北党组织和抗联。
1942年2月，周保中和赵尚志从苏联伯力回到东北二路军总部，继续指挥部队同日寇展开战斗。
1942年底，部队被日军飞机发现行踪，长期被日伪军追踪讨伐。他们艰难地走过了敌人不相信他们敢走的沼泽地，避开了敌人烧荒的浓烟迷雾，被敌人逼到了乌苏里江边。面对对岸苏联友军他们却无船可渡，而敌人的追兵随时都有可能到来。在这危急关头，三路军参谋长崔石泉缴获了一条采金船开了过来，周保中便立即组织和指挥部队不断渡江，因人多一时无法渡完，周保中便果断下令：会泅水的同志全都下水扶着船帮渡江，一个也别留下，终于赶在敌人追兵未到之前全部人员顺利渡完。周保中又一次力挽狂澜，保存了抗日联军的有生力量。
七、出国养晦，回国参战
抗联各路军在伯力附近的森林里建立了南北两个野营，周保中积极组织指战员进行政治、文化学习和各项军事训练，以适应未来战争之需。1942年8月1日，东北抗联各路军正式成立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又称国际88旅。周保中任旅长，李兆麟任副旅长兼政委，崔石泉（即崔庸健，抗战胜利后他回到祖国朝鲜，担任北朝鲜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要职）任参谋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
1945年5月，周保中列席了苏联最高统帅部召开的高级战役准备会议，会上华西列夫无帅宣布：德国法西斯已宣布无条件投降，西线战事结束后我们将在东线参战。大家一片欢腾。周保中在会上就日军的一些情况作了介绍后说：“我们已印刷好了一些相关资料，内容包括进军途中会遇到的问题，周围的情况，日军的兵力布署等，以提供贵军。近年来，我们还派出了近百个小分队，分别潜入了东北的50多个大中小城市，贵军一到，他们就会在第一时间来和你们联系。”华夫列夫元帅带头鼓掌，苏军众将领都用热烈的掌声向周保中致谢。
1945年8月8日，苏军对日宣战。周保中率抗联教导旅回国参与了苏军的对日作战。日本关东军不堪一击，8月15日即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9月9日，华西列夫元帅来长春看望周保中。周保中便向他提出：一是抗联要扩军，同时我关内10万大军正紧急赶赴东北，都急需大量武器装备，请给予大力支援。日军放下武器投降后，华西列夫元帅手里有的是武器装备。二是要向贵军借一架军用飞机直飞延安，以便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并请党中央派人来东北坐镇。华西列夫云帅完全满足了周保中的要求。
1945年9月18日，党中央派彭真、陈云、伍修权等，随苏军飞机从延安飞抵沈阳。当夜，周保中、李兆麟、崔石泉等三人便紧急赶赴沈阳与其相见、长谈。
八、在解放战争中
日本投降后，周保中以东北抗联领导人和东北人民自卫军总司令的身份和名义，利用报纸、电台、会议，充分揭露了蒋介石企图发动内战抢占东北胜利果实的企图，并且先于国民党一个多月的时间命令东北抗日联军抢占了东北57座大中小城市，为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初期执行中共中央抢占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战略决策奠定了重要基础，提供了可靠保障。
1946年3月12日，苏军撤出东北，蒋介石便撕毁停战协议，用重兵侵占沈阳、长春。中共中央命令周保中担任进攻长春的总指挥。周保中率6万兵力，攻破长春外围，长时间包围了长春但采取围而不打的方针。为了顺利打下长春并减少牺牲，周保中请求中央让松江省副省长张冲将军（张冲与他是云南同乡）一道，共同出面策反国民党60军（滇军）以减少战耗。他们给60军军长曾泽生写信，晓以大义，动以乡情。曾泽生便来个“宁叛老蒋，不弃卢汉（当时的云南省政府主席，滇军首脑，是曾泽生的老上级）”，宣布反蒋，举行阵前起义。长春守敌郑洞国将军被迫投降，长春兵不血刃终得解放。
在解放东北的三年解放战争中，周保中指挥部队与国民党军队进行了800多次战斗，歼敌4万多人。同时，他还为主力部队输送了19万兵力，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
1949年8月，周保中奉召进京。毛泽东同志对他说：“你在东北十多年，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诗篇。”让他在北京参加完开国大典后，又让他回故乡云南去为故乡的社会主义建设奋斗。
周保中在东北十多年，的的确确是“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诗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