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1981年从寻甸县文化教育局调县委宣传部，主编《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概况》（以下简称《概况》）。后又调县委统战部、民委任职。其间抽调主编《中共寻甸县委组织史》（以下简称《组织史》），任编写组长。1987年调任寻甸县志办主任，主编《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志》（以下简称《县志》）《中共寻甸县委党史》（以下简称《党史》）。2001年退休后，依然笔耕不辍，又主编《概况》（修订本，2008年出版），编著《寻甸回族志》（2012年出版）。退休前后30多年间，共编著出版21部书，创办一份期刊（办刊8年，出刊25期）。其中业余创作著诗集5部，主编地情书10部。
《县志》获云南省综合志书一等奖，《寻甸回族志》获昆明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寻甸风物》获滇版优秀图书编辑二等奖，《编纂文集》获云南省地方志优秀论文集三等奖，诗集《山河赋》获昆明市“茶花奖”一等奖。
寻甸史志办获“昆明市地方志先进集体”称号。我先后获得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荣誉表彰，云南省人民政府荣誉表彰，被云南省地方志编委会授予地方志先进工作者称号，被曲靖市委、市人民政府授予地方志先进工作者称号。2013年评选为“寻甸县首届凤梧人才”，受到中共寻甸县委、县人民政府嘉奖。
在几十年奋斗的历程中，专业职称从编辑晋升为副编审，再次晋升编审。从业余作者到省作协会员，再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从民族工作者到中国回族学会常务理事，为党的史志和文学事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也是党和人民培养教育的结果。
编写《概况》受磨炼
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经过拨乱反正，各项政策逐步落实，举国上下出现了一个政治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的良好局面。在这样一个万物复苏，百业待举的大好形势下，国家民委为了介绍各民族自治地方的基本情况，宣传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促进各少数民族地区的四化建设，决定编辑出版《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任务下达到各省、市、县党委、政府，要求成立相应机构做好这一工作。寻甸县委、县政府及时成立了领导小组，同时把编辑组设在县委宣传部。在宣传部确定了一名干事负责这一工作，我就在这个时候调到宣传部参与编辑工作。当时觉得服从组织领导，积极做好工作就行了，思想上也没有太多考虑。可是工作开展不久，这位负责人就调走了。我当时想，领导一定会尽快安排新的负责人来，虽然不好开展工作，但也还是尽力而为做一些日常事务。可是一等半年还是没有调来，这样拖下去不是事情，我就去找领导汇报，要求尽快调负责人来。一次、二次、三次……得到的答复总是“等待”，一拖又是半年。看到省民委《概况》编写领导小组经常下发的简报，对比我县的情况，我心里更着急，口头反映不起作用，就用书面报告，在报告中推荐了几位自己认为恰当的人选来担任编辑组长。这一次终于有了明确的答复，但是编辑组长要我来任，同时从县委办调一名干部来配合工作，人数不够还可以临时借调。这一出乎意料的决定，一时使我不知所措，我担心胜任不了这一工作，只想当一名编辑配合做好工作。我及时向领导汇报了我的思想，得到的答复是“就这样定了！”这个时候就好像千斤重担压来一样。平时写个“简报”“总结”类的材料，不经意间就过去了，现在要写的是全县的历史，有关民族政策、民族历史，宗教信仰等等，都是新课题，的确很担心。担子压在了肩上，晚上失眠了……思想斗争来斗争去，还是只有自己战胜自己，想到有县委、县政府的领导，有各族干部群众的支持，想到党和人民的培养，现在需要为人民出力的时候，不能退缩，最后还是鼓足勇气承担下来。
堆积起来的工作只有埋头苦干，不分星期日休假日都坚持上班。认为既然承担了这份责任，早干迟干都要干，尽量把工作赶上去。搞了一段时间，配合我工作的同志又调走了，人员也难补充，就形成了一个人打拼的局面。我县历史档案奇缺，我就从省、市档案馆，图书馆和一些书刊上去查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就去找各职能部门的领导支持，请各单位提供。有些专业性强的材料，就登门拜访约请相关的人士撰写，并适时召开会议，请领导作动员，把撰稿人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收集起来的资料编辑成专题，用“简报”的形式一期一期打印下发，起到了相互促进，相互交流的作用，先后一共编印了54期，成为后来编辑书稿的良好基础，同时也加快了收集资料、编写书稿的进度。每当决定一个大的事项，遇到什么困难，我都向有关领导请示汇报，他们即使在休息、吃饭也不怕麻烦，对取得阶段性的成绩，都作充分肯定，使我非常感动，对工作也就充满了信心。
在编写过程中，我经常坚持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的学习。多次参加了省民委《概况》编写领导小组召开的有关会议。令我难忘的是1982年11月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编写工作会议”，有幸聆听专家、学者及上级领导关于民族、宗教的重要论述，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视野，增长了知识。政治水平和业务水平都在不断地提高，这也是把握书稿质量的一个关键。
《概况》编写工作，从1981年起步，虽然拖延了一年，在县委、县政府领导下，各部门的积极配合以及各方面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加上自己不懈地努力，1984年终于完成送审稿，按照省民委《概况》编写领导小组要求的规格质量上报，受到省民委领导的表扬。
主编《县志》不畏难
《概况》书稿上报工作尚未结束，我调到县委统战部任副部长。但是工作了一年多，又调到县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任主任。这也属于正常调动，思想上没有大的波动。《概况》未了的工作，依然跟着我到了这两个部门。比如，上级部门审稿中需要配合的工作，审稿验收合格后，安排到江苏无锡印刷厂的校对工作，印刷出版以后的宣传发行工作都是由我负责。在县民委做完发行工作之后，《概况》编写出版任务完成，我如释重负，终于松了一口气。正当民委工作顺利开展、全面深入之际，县人大常委会研究决定，免去我民委主任的职务，调任县志办主任，负责编写《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志》。这一决定我感到非常突然。因为我的思想经过三年多，已完全进入了民族事务工作。我是一名回族干部，寻甸又是回族彝族自治县，民委的条件相对又好一些，各级都比较重视民族宗教工作，所以还是比较中意做这个工作。而《县志》编写部门还是一个“四无单位”（无机构、无人员、无经费、无办公室），《县志》这样一个洋洋百万字的浩繁文化工程，被称为贯通古今的百科全书，包含自然地理、人物、大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宗教等等，工作十分清苦，编写起来至少需要十年八年功夫，难免让人心生畏惧。编写《县志》的工作量比起编写《概况》来，不知大多少倍。别的不说，此前几年间县委、县政府曾经下过三次文，安排的人员均未到职，工作一直未启动，已经落后于曲靖各县（市）三至五年的时间（当时寻甸还没有划归昆明），形势已经够严峻的了。此时此刻，才让人体会到什么是“临危受命”，什么叫“考验”的滋味。思来想去只有抛开一切私心杂念，勇往直前，接受党和人民的选择，毅然挑起这副担子。我是主任、主编双肩挑，我想关键的是要起好领导的参谋助手作用。当时，从宣传部借调来一名干部，配合我找了一间办公室，从县政府办公室把几年间堆积的编修文件、简报、书刊背回来，这才把工作开展起来。几经汇报，领导十分重视，决定在全县范围内选调适合的在职人员和聘用离退休人员组成县志办公室。但难度不小，在职的多数不愿意来，退休的家庭拖累，顾虑重重。通过几次致函、拜访，诚意感动，最后终于组成7个人的老、中、青班子（在职4人，聘用3人）。1988年2月，县委、县政府下发了成立县志编纂委员会的文件，领导机构正式成立，具体业务有人来干，一年之中主要做了四件大事：一是召开全县部份离退休老干部座谈会以及社会上的知情老年人士座谈会，抢救口碑资料。接着又趁县九届二次人代会，二届二次政协会在县城召开之机，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座谈，就“如何搞好县志编写工作”作宣传发动，在全县形成一个关心修志，支持修志的良好氛围。与此同时，在全县17个乡镇，县城，昆明，曲靖各设立1~2人为联络员。二是县志编纂委员会召开会议，通过《县志编纂方案》，紧接着召开了各委、办、局级单位的负责人会议。县长作动员，全面部署了县志编纂工作，任务下达到各个部门。其后，各相关单位先后下发文件47个，设立领导小组43个，下设编写组共有149人。县志办公室的人员也相对固定了联系单位，与各单位编写人员配合，共同努力把编修工作推向前进。这样县志编纂工作全面铺开。三是自清道光年间修志至今百年空缺，现在收集资料像大海捞针，资料奇缺，我就下决心组织了7位离退休老同志前往省、市档案馆查抄资料，统一安排好食宿，按省档案馆上下班时间工作，历时三个月，获取了300多万字的历史资料，弥补了民国时期资料的不足。接着，又组织6个人分成三组分赴羊街等6个乡镇，走访了31位知情人，跋山涉水，实地考察了一些古建筑、古墓碑，获取了大量资料和有用线索。四是配合修志工作，创办了《寻甸县志通讯》期刊，出版了创刊号，刊发上级来文，县委、县政府文件，编纂方案，收资篇目，通告等等。《通讯》发至县内外有关单位和人员。这样一来，一个有声势、有步骤、有措施的修志格局就在全县形成了。曲靖地委史志委高树鹏主任，曾因寻甸修志落后前来督促检查过工作，这时看到寻甸修志终于迈步前进，写信前来祝贺：“你们的修志进展迅速，质量亦佳，我心里非常高兴。因为你们是最后起步的县，困难甚多，但是县委、县政府的关怀重视下，经同志们的通力合作，埋头苦干，计划周密，措施得力……使修志得以健康发展。”同时赠诗一首：“奋力笔耕花满丛，呕心沥血见初功。夙夜劳瘁天可鉴，锐意攀登鸟途通。”
组织机构逐步建立健全起来，任务也作了全面部署，群众对修志的认识也在不断提高，编写人员的积极性十分高涨。但毕竟修志是一项新的专业性很强的工作，编写人员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工作起来普遍感到棘手。作为主编，不仅要动口，还要动手，抓好全盘业务工作，需要的知识是多方面的。这时，我就提出“干中学，学中干”的口号，采取“请进来，走出去”的办法共同提高业务水平。1989年4月，成功举办了一期“编写业务培训班”，有64个单位的153人参加学习。请来省、地修志部门的6位专家学者，从基本知识，基本理论入手进行授课，历时一个星期。尔后又分批让编写人员走出去参加省、地、县举办的学习培训活动。我还有幸参加了云大历史系开设的为期一年的修志专业班学习。除此之外，县志办人员还坚持每周一次的业务学习，带领大家走一条“学习—实践—理论”之路。修志毕竟是一项漫长的工程，资料数以千万字计，在不断筛选中余下各种不能入志的宝贵资料，我就与编县志有机结合，组织县志办的人员编成地情书、刊出版。让编写人员在采、编、校的实践中，不断提高编辑水平。从1988年到2006年8年间，以《县志》工作为龙头，出刊25期，出版地情书7部，这样既有利于提高县志的编辑质量，也较好地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日积月累，我在学习实践中写出的修志论文结集出版，就是“干中学，学中干”的结果。时任省志办公室主任钱成润在为《编纂文集》写的序言中说：“马开尧同志从事地方志工作以来，行政、业务双肩挑，在主持编纂《县志》的同时，创办了《寻甸县志通讯》，主编出版《寻甸风物》《寻甸文学作品选》《寻甸民族民间故事集》《寻甸民族民歌选》以及诗集《桑梓情》《谷花雨》，论文集《编纂文集》，编辑成果500万字之多，将地方志事业向多功能、多层次、多视角的方向发展了一步，搞活了一个县的地方志工作，成为当地弘扬地方文化事业、敬业精神强、成果丰硕的佼佼者而受到党政机关的表彰，得到社会广大群众的支持和赞许。”
《县志》设立39个分志，有35个分别由各职能部门编写，县志办公室与各个职能部门的工作，既是同步走，又是交叉进行。从组织发动，收集资料，到编写审稿，都必须紧密联系，相互配合。就像一部机器，各个零件的质量必须把握好，才能保证组装的质量一样。这期间，各个部门的编写工作发展极不平衡，有的部门三起三落，有的单位收集起一部分资料，无执笔人员编写；有的虽然写出初稿，但比较粗糙。县志办在指导协调各部门的编写工作中，针对不同情况，千方百计地采取措施，帮助这些部门按质量要求写好志稿。1994年12月底，各部门分志稿终于上报到县志办公室。县志编纂到了又一个攻坚阶段，全面铺开的编辑业务已经逐步收拢，千头万绪要挽成一个“髻”。如何做到“主编一支笔统率全志”，条分缕析把好“政治关、史实关、体例关”，使之在原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上一个台阶，对主编是一大考验。我首先制定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总纂方案，又从参与各部门编写分志的人员中选聘了几位老同志加强了县志办公室的总纂力量，在充分肯定编辑人员多年历练所取得进步的同时，鼓励大家同心协力，再接再厉夺取最后的胜利。经过3改凡例、7稿修订篇目，全志确定为32卷100章319节。工作中自始至终抓住补充资料，核实资料这一重点，同时认真处理重复交叉，调整归类不合理的章节，以及规范不符合志体的引文，针对有疑义的人名、地名、年代、数据、史实及时查证、考订。尤其对一些有疑义的历史事件、重要人物、反复研究，坚持原则，妥善予以解决。1997年12月底，总纂结束，送审稿也排印完毕。排印稿及时提前送达有关审稿人员。1998年8月召开县志审稿会，请来省志办、曲靖市委史志委、曲靖市属各县（市）志办主任，以及修志以来在寻甸县委、县政府任职的新老书记、县长、县志编委成员共97人参会，对志稿作全方位的审查，提出了修改意见。会后我对来自各方面的意见进行了梳理归类，带领总纂人员又进行了认真修改。修改后的志稿，同时分别报送省志办、曲靖市委史志委以及县委终审。其后，县委下发了寻发（1999）3号文件，批准《县志》出版印刷。1999年12月20日县庆召开大会期间，出版的《县志》如期赠送给前来参会的省、市嘉宾及我县参会的的领导人员。
首轮《县志》编辑出版完成后，我接着又用了一年多时间，主编出版了《中共寻甸县委党史大事记》。这期间召开了一次《县志》编修工作表彰会，对十年编史修志作了全面的总结，表彰了金融系统、水电局、教育局、民宗局、城建局、供销社、工业局7个先进集体及迟绍林等86名先进个人。对聘用来办公室工作十年以上的老同志马克勤、余荣品、胡心成三位赠送了“余热献桑梓 修志善始终”匾额，并把他们欢送回家，在他们的家中还召开了一个有办事处领导、村干部及家属参加的座谈会；对协助过工作家住曲靖的陈镛、宋希颜，家住塘子的白云高、陈明义，家住羊街的迟本清、马嘉选（已去世，由家属代）赠送了《县志》和纪念品。
笔耕不辍献余热
2001年12月退休以后，我除了进行文学作品创作出版之外，2006年又承担了主编《概况》（修订本）的任务。原因是为迎接人类学与民族学世界大会2008年在我国召开、展示各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国家民委又把修编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的任务下达到县，即在80年代初期那本《概况》的基础上进行修订，除进一步完善修正体例，更重要的是要把改革开放以来全县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取得的各项成就，收集补充进去，字数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一倍。这一次我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任务，轻车熟路，顺利地完成了出版的任务。将近30年间，在主编了一部《县志》，两部《概况》等一系列书刊过程中，我也积累了一定数量的回族历史文化史料，经过再三考虑觉得已经具备了编写一部《寻甸回族志》的基础，决心为寻甸回族人民再做一件好事，2008年又开始独立编写《寻甸回族志》。这一决定首先得到了老伴、子女的支持。他们不辞辛苦，陪我在县内外收集资料，打印校对文稿，制作英文目录等。县内外有关领导、有关人员，特别是出版社、印刷厂的相关人员都给予了大力支持。经过五年时间，于2012年12月出版，首先在福建泉州召开的“全国回族学术研讨会”上赠发，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高度赞扬。
我由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承担了主编县《概况》的担子，进而又挑起了主编《县志》的重担，决定一步一个脚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退休后欣然承担主编《概况》（修订本），独立完成《寻甸回族志》的编辑出版工作，在实践中，不断地成长，体现了人生价值。回首往事，感到欣慰！深感组织上压担子，是培养干部的一项必要举措，使其在挑担子过程中历练。有了压力才能产生动力，也才能有所作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