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6年11月8日算起，蔡锷将军离世已经整整100周年了。
蔡锷（1882~1916）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他一生主要干了两件了不起的大事：一是在云南辛亥革命时期，被推举为起义军总司令，参与领导著名的重九起义，从而结束了清王朝在云南252年的专制统治；二是在1915年爆发的护国起义中，他作为护国军主帅率师出征，在川南战场屡挫北洋逆旅的凶焰，使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美梦成为泡影。其一生正如一位著名的教授所评价的：“蔡锷生在湖南，学在日本，功在云南，威在全国。”[1]
蔡锷虽然不是云南人，但在他两度来滇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却与云南军民建立起血肉相连、水乳交融的亲密情谊，他的事业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云南军民对他的理解、信任、拥护和支持。
一、辛亥元勋 改革有成
1911年春天，经云南陆军讲武堂总办李根源、督练处参议官兼陆军小学堂总办罗佩金举荐，蔡锷卸去在广西所担任的一系列军中要职来到昆明，自此与云南结下不解之缘。李根源为罗佩金所写事状中称：“君之机警果决，余深愧弗及；而锷之名业，亦发韧于此矣。[2]蔡锷来昆以后，立刻敏锐地察觉到云南是一座蕴藏着巨大热能的即将爆发的火山。推翻清廷，恢复中华，本是这位爱国青年将领的生平宿愿。因此，他在当年7月担任云南新军第十九镇三十七协协统（旅长）后，虽然在表面上进行伪装，“对于清廷从来没有不满之意，在任何讲义中从不注入革命思想。”[3]但是，“蔡锷虽然不是同盟会员，也从来不公开和讲武堂来往，可是他却是一个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人，暗中和同盟会保持着联系。当时清朝政府对革命力量的压迫是极端残酷的，蔡锷当时对讲武堂的革命活动，作了很好的掩护。”[4]据云南辛亥革命元老詹秉忠、孙天霖在《忆蔡锷》（《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三集第432页）一文中回忆，“重九起义”爆发前夕，第七十三标见习排长、同盟会员黄毓英只身求见蔡锷，冒险（当时蔡锷的政治态度尚不明朗）试探蔡锷对革命党人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的态度，蔡锷凭借敏锐的政治嗅觉和丰富的斗争经验，言谈话语间一再暗示黄毓英要吸取以往的历史教训，举大事必须注意保密，不可事先泄露计划，最后鲜明地表示了自己的态度：“时机不到干不得，时机成熟时绝对同情支持。”蔡锷对革命力量的同情和支持，使他在云南新军中、下层官兵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
1911年8月，“川路事起，同盟会机关部通告约期起事。”[5]革命党人加快了行动的步伐。10月10日，武昌首义，风声所播，举国震动。嗣后，湖南、陕西、山西、江西纷起响应，云南革命党人紧随其后，也积极采取行动。10月19日，云南同盟会会员唐继尧、刘存厚、殷承瓛、沈汪度、张子贞、黄毓成等人在刘存厚家里举行第一次秘密会议，酝酿云南响应武昌起义计划。会上决定，联络“稳慎周详，可与谋革命之人员。”蔡锷被列为“稳慎周详，可与谋革命之人员”名单中的第一位。此后，10月19日、22日、25日、28日，又分别在刘存厚、沈汪度、张子贞、唐继尧住宅召开了第二、三、四、五次秘密会议。蔡锷参加了这四次会议，直接参与筹划起义并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云南军界党派分歧，互相猜忌，意见相左。有人担心英法已侵占云南之近邻安南（今越南）、缅甸，如果云南举事，帝国主义会趁机干涉，主张云南不宜行动过早，应该等待全国多数省份起义之后再相机行事。但是蔡锷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坚定不移地主张“速举”。他认为云南地处边隅，进可攻，退可守，即使武汉陷于清军之手，云南也可作为反清根据地，联合西南各省援助中原义师，完成驱除靼虏、恢复中华大业。蔡锷的意见，为大多数同志所赞同。于是在第四次秘密会议上，蔡锷及与会者唐继尧、刘存厚、沈汪度、殷承瓛、张子贞、雷飙等歃血为盟。在10月28日的最后一次秘密会议上，与会代表决议于10月30日深夜12时发动起义，并推举蔡锷为起义军临时总司令。“重九起义”过程中，蔡锷亲临前线，沉着果敢，指挥若定，将士们无不驱驰效命，拼死力战，有150多名革命志士在战斗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300多人负伤，“云南省城起义，是除首义的湖北省城以外，独立各省革命党人组织的省城起义中，战斗最激烈、代价也最巨大的一次。”[6]朱德在事隔多年以后回忆道：“蔡锷虽然不是同盟会员，却暗中参与了辛亥云南起义的策划工作，并担任了起义军的临时总司令，亲自指挥了昆明起义的英勇战斗，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7]“重九起义”胜利后，蔡锷被推举为云南都督。在他任职期间，锐意改革，兴利除弊，为云南人民办了一系列的好事、实事。具体说来，有以下内容：第一，在内政方面，大量更新人事。都督府主要领导人全为同盟会员或同情革命的人士。例如，以李根源为军政部长兼参议院长，李曰垓为军政部次长，殷承瓛为参谋总长，刘存厚、唐继尧为次长，韩国饶为军务总长，张毅为次长；后改李鸿祥任政务厅长，谢汝翼为参谋厅长，沈汪度为军务司长等。同时，撤换一批贪污腐败的县知事，任用青年知识分子代替他们。在军队中也任用了一批青年军官。至于地方行政，虽暂沿府厅州县名称，然对府县同城者，则裁县而府兼摄县事，改腾越厅为县，为日后统一县治创造了条件。对沿边土司地区，采渐进方针，以兴教育、修道路、务垦殖、试办警察、收揽法权入手，设南甸、干崖、陇川、盏达、猛卯、户撒、腊撒、上帕、知子罗、苍浦同等十处行政委员以领其事，为改土设流打下基础。第二，在财政方面，注意裁撤机关、遣散军队、停止各种捐派，整顿厘税，开设银行，节俭俸给。蔡锷以身作则，把都督俸金由每月600元减为60元。“此时都督俸金之觳，举国未有如云南者也。”[8]蔡锷也说：“公费所入，衣食而外，一以佐军，不欲使家有赢余。”[9]第三，在实业方面，整顿盐务，推广矿业，组织东川铜矿公司，注意农林，提倡工商。第四，在交通方面，对铁路、电线、邮政、公路和航运，都有所规划。第五，在教育方面，改良私塾，普及小学教育，以及考送欧、美、日留学生百余人等。
蔡锷为治理云南所采取的种种有力措施，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效。例如民国元年（1912），云南这个财政拮据，一向靠四川、湖北接济的穷省（辛亥革命以后此种接济断绝），不仅没有亏空，反而节余近20万元，甚至还主动向北京的中央政府提供了20万元的财政资助，可说是创造了云南财政史上的奇迹。
近几年的研究成果表明，蔡锷最早提出修建滇（云南）邕（广西）铁路，他还设想了滇邕铁路的起止路线，“其线西起昆明，由曲靖经黔之兴义，过桂之百色，以直达南宁（与今南昆铁路行经路线大致相同，笔者注）。若再由南宁延长至龙门岛（今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各族自治县境内）尤为美善。”[10]关于筹款事宜，蔡锷也有周密考虑，曾向当时任全国铁路总公司总理的孙中山先生提出详细的书面建议。
1913年9月，蔡锷奉调赴京任职，仍念念不忘修筑滇邕铁路大计。临行前，他在一次重要回忆上表示：“云南最重要的还是交通问题。在国防上尤应于广西交为一气，如有缓急，才能应援。我到京，当向中央建议，赶速修成滇邕铁道（路），以为西南国防初步基础。”[11]
可以告慰将军英灵的是，他的这一美好设想历经沧桑终于变为现实。被誉为西南最大的“扶贫工程”的南昆铁路已于1997年7月1日全线通车，为大西南走向世界，实现经济腾飞插上了钢铁的翅膀。
事实证明，蔡锷不仅是一个文韬武略、足智多谋的革命家、军事家，而且显露出了政治改革家的才干。得悉蔡锷将要离开，“云南人苦苦挽留”，[12]甚至有人提议为他建立生祠，由于蔡锷本人再三劝阻才未成为事实。以上种种，足见蔡锷这位三湘子弟早已与云南军民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了。
二、身居北京 心系云南
1913年10月，蔡锷从云南辗转来到北京，赓即成为袁世凯的笼中之鸟，时时受到严密监视。在1915年8月“筹安会”成立之后，袁世凯加快了复辟帝制的步伐，而蔡锷也从耳闻目睹的大量事实中，逐渐认清了袁世凯对外屈膝、对内镇压，甘心充当“儿皇帝”的丑恶本质。
这位在辛亥革命中叱咤风云、威震三迤的统帅再次把目光投向了云南。
据蔡锷的老师梁启超回忆：“当筹安会发生之次日，蔡君即访余于天津，共商大计。”[13]此后，几乎每周蔡锷都要去天津与梁启超等密商，并函召戴勘、王伯群来京共同策划起义。在天津会议上，“提出两问题表决，一、中国任袁世凯如此做法，国亡与否；二、同是国民，任他如此，以后还有救国之日否，于是众赞成起义，反对袁世凯。然从长江一带着手不易成立，反先遭害，于是决计从云南发难。”他们当时的计划是：“云南于袁氏下令称帝后即独立，贵州则越一月后响应，广西则越两月后响应，然后以云贵之力下四川，以广西之力下广东。约三四个月后可以会师湖北，底定中原。”[14]从这时起，蔡锷与京中有关人员联络准备，与西南各省的军政要人密电往还，互通声气，向他们透露京中帝制活动和袁世凯的阴谋，说帝制“关系国家前途甚巨”，要他们“稳静”“慎重”。为了策动西南的起义，密派何鹏翔、黄实等赴滇接洽，派彭权、何上林赴广西运动，派王伯群回云贵作好起义部署。
梁启超、蔡锷为什么首选云南作为讨袁的大本营和根据地呢？从客观上分析，云南具备如下优势：第一，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疆，西南与法国、英国的属地安南（越南）、老挝、缅甸接壤，西北与西藏相连，在军事上无后顾之忧。境内山川险阻，地形险要，进则易攻，退则易守。东面贵州与云南关系密切，可作有力屏障。东南的广西，是北洋势力尚未达到的地区，可以利用陆荣廷与袁世凯争夺广西统治权的矛盾。只有东北面的四川为袁世凯的心腹陈宧当政，但四川地广人多，川军杂乱，北洋力量薄弱，而陈宧又刚到四川，一时不能把全川力量统一起来。因此，把云南作为发难的根据地是十分有利的。第二，云南是边防重地，从清末就开始驻扎重兵。到护国起义前夕，云南已有兵力两师一旅，约二万人，是辛亥革命后国内几乎唯一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的、不属于北洋系的军队。士兵素质较好，而上级军官大多是留日士官生，中下级军官都是云南讲武堂的毕业生，受到较好的军事训练。他们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和锻炼，受过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有浓厚的爱国民主思想，军纪也较好，成为云南起义的“强大军事基础。”蔡锷曾说，此时“滇军精锐冠于全国。”[15]第三，云南军队装备精良，军械（步枪、机关枪、山炮、野炮等）也较齐备，是清末重价从德国购买来的克虏伯厂产品，弹药配备也较充裕，而且云南自备有弹药厂，日产子弹二万余发，军事力量为西南各省之冠。第四，掌握云南军政大权的高、中级人员大多原隶籍同盟会、国民党，他们与资产阶级各派有较广泛的联系，容易促成联合。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蔡锷曾在云南担任军政首脑，在云南军民中享有崇高威望，自离京以后一直与云南方面保持密切联系，蔡锷的一举一动都为云南军民所关心，他的影响对云南关系重大。
护国军高级将领刘云峰也在回忆录中证实：“适蔡公由京派黄实、杨汝盛等来滇，侦察滇中将领对袁氏帝制意向如何？各将领对袁均表不满，故蔡公决定以云南为根据地也。”[16]护国第一军总司令部军医处处长李丕章则认为：“蔡锷虽然离开了云南，但云南都督唐继尧是他提名推荐的，唐继尧离开贵州后的贵州都督刘显世，又是唐继尧提名推荐和支持的。因此，云南、贵州两省都是蔡锷布置留下的力量，蔡锷仍然保持着对云贵的影响。”[17]朱德委员长则评价说：“在袁世凯称帝以前，蔡锷由北京秘密逃回云南，他凭借着以前在云南积蓄的革命力量和他本人的政治威望，在云南发动护国讨袁起义。”[18]
三、倾心拥戴 风雨同舟
这时的云南将军唐继尧也对蔡锷寄予很大希望，以蔡的态度决定行止。兹例举滇军部分将领的回忆录，以证此事。
祝鸿基——
唐继尧将军自筹安会发生后，有一天嘱赵直斋约李文汉前往磋商。他说反对帝制早具决心，以云南仅有两师兵力，尚不及北洋十分之一。宜联络各省多有响应者始不致失败，当即密派李文汉往各省担任连（联）络工作。唐以兵力单薄为虑，故在未得蔡之意向所在且于各方面情形不悉其真像的时候，遂一意稳静，并且开国民大会投票赞成帝制，敷衍袁氏。俟得蔡由天津来函，其意遂决。[19]
王印源——
1915年12月，是云南准备起义最紧张的时期。云南人民和唐继尧很希望各方要人来云南从事起义。李烈钧、熊克武、戴戡等人，已相继秘密到昆明。……但这时独不见蔡锷。听说众人很希望蔡锷早日到云南共谋起义大事，尤以唐继尧和许多军人很重视蔡锷。[20]
李丕章——
从唐继尧方面看，他当时也是拥护蔡锷的，他也支持蔡的主张，让蔡来主持反袁，这主要因为唐继尧下面的军官都是支持和拥护蔡锷的，如当时所称唐手下的“八大金刚”邓太（泰）中、杨蓁等人都拥护蔡，都主张武装讨袁，因此，唐继尧不支持蔡锷也不行。[21]
邓汉祥——
蔡锷本意是借用云南都督唐继尧的力量共同反袁。但唐继尧已受袁世凯许愿封为侯爵，唐父对袁十分感恩，阻止唐继尧参与反袁。但包括唐继尧在内的中上级军官也不赞成袁世凯当皇帝，得知蔡锷主张反袁而蔡锷过去又做过云南协统和都督，在当地有一定声望，因此，拥护蔡锷为“护国军”总司令。蔡锷有了武装力量的支持，于1915年12月25日发出通电宣布云南独立，率领“护国军”向贵州、四川进攻北洋军。[22]
当蔡锷巧计逃离北京，历尽千辛万苦到达云南以后，唐继尧对蔡更是优礼有加，尊崇备至。对此，李丕章回忆道：“在重要的军事会议上，唐继尧都是让蔡主持会议，唐继尧那时表现得很虚心，都听蔡的主张，参加会议的军官都一致拥护蔡锷的武装讨袁主张。”[23]唐继尧的侍从副官邹若衡（后任蔡锷侍从副官）回忆了唐继尧为蔡锷接风时的情景，唐对蔡是优礼有加。“唐还致词说：‘袁世凯准备登帝位，老前辈由北京脱险，沿途清吉抵昆，是国家之幸，也是大家之幸。大家同心同德拥护老前辈所指示的打倒袁世凯和救国的一切方针。’随即举杯，并命大家一同举杯敬蔡。”[24]
那么，云南的一般民众对于蔡锷来滇又作何反应呢？请看邹若衡的一段叙述：“蔡问我：‘我离滇后，各界感想如何？军界感想如何？对袁世凯称帝，云南一般人感想如何？军界感想如何？对于袁世凯称帝，各界可知我来后将如何举动？尤其军人观感如何？’我答：‘将军离滇，滇人思念将军，军界思念将军尤达极点。都督到滇，滇人是大旱之望云霓。街头巷尾拥挤不堪，看望是否真正都督来了。对于袁世凯称帝，一般具有高级知识人士知道，将军来后，要有动作，尤其军界营长以上愤慨万分，摩拳擦掌。”[25]当时上海的《中华新报》也有一则报道：“当蔡（锷）、李（烈钧）等未抵滇前数日，省中谣言蜂起，街头巷议，谓省军将图变……全城震骇，金融立见恐慌，富滇银行四、五日间兑付现金五、六十万，米价亦随之大涨。……风声鹤唳，几有草木皆兵之概。……蔡氏之行本极秘密，乃此秘密消息不瞬而传遍三迤，白首黄童莫不走相告语，额首称庆，此公一至，必有以利国家而安我乡土。……蔡氏抵省三日，金融恐慌立平，持票赴银行取现金者几至绝迹，一切物价亦立复旧状矣。”
亲身经历其事的李丕章认为：“辛亥革命以后，蔡锷在任云南都督期间，给云南人民做了一些好事，有益于人民，因而蔡锷在云南的军队和人民当中的威望是很高的，大家信任他，拥护他来主持护国大计。所以当宣布护国讨袁以后，不仅是军队，就是一般老百姓也都是完全拥护的。”[26]
护国军自团长以上之中、高级军官，除部分黔军将领外，几乎无一不是蔡锷当年的同事、战友、部下，其中大部分人与蔡锷感情深厚，关系融洽，如罗佩金、殷承瓛、李曰垓、刘云峰、赵又新、顾品珍、赵钟奇、刘祖武、董鸿勋、朱德、黄毓成、张开儒等。正因为如此，蔡锷后来在川南战场才能号令三军、指挥自如，挽狂澜于既倒，完成护国讨袁大业。
蔡锷没有辜负云南人民的期望和信任。他在唐继尧为他准备的宴会上发表演说，义正词严地宣布：“袁世凯篡夺辛亥革命的果实，要想复辟称帝。我这次回云南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国家安危所系。我们大家要同心协力，共讨国贼，伸大义与天下。”[27]
在决定宣布起义的军事会议上，他慷慨激昂地说：“袁世凯做皇帝，假如我们不起来兴师讨伐，那么我们就永远的在专制统治之下，不能翻身。我们如果不起来反抗不但对不起已经为革命牺牲了的烈士，而且也对不起自己。只要大家一德一心去干，我担保可以克敌制胜的。这完全是为中国人争取人格发出的正义的呼声，必然会得到广大群众的响应。”[28]
云南军民对蔡锷来滇，确实是欢欣鼓舞，倾心拥戴，而蔡锷对云南军民也是一往情深，感念之至。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写道：“锷经越入滇，注意颇属周到，不欲以色相示人。此乃秘密消息，不瞬息而传遍，盖船埠、车站、旅馆均有人坐候，遂至无可避匿。抵滇之日，儿童走卒群相告语，欣然色喜。不数日，金融恐慌为之立平，物价亦均趋平静。迄宣布独立后廿五、六等日，人心更为安适。日来举办护国纪念会，人气敌忾，有如火如荼之观。滇人侠勇好义，于此可窥见一斑。”[29]在《告滇中父老书》中，他再一次向云南军民表达了自己由衷的敬意：“锷远道南来，幸获从父老之后，以遘兹嘉会，而又过辱宠信，扫境内之甲兵，以属之锷，俾得与逆贼从事。锷感激驰驱，竭股肱之力，济之以忠贞，以求勿负我父老之厚望而已。”[30]
四、统领滇军 再造共和
1916年1月14日，蔡锷率领护国第一军从昆明出发，直取四川泸洲。身为总司令的蔡锷深知，护国军面对的是兵员、装备都远远胜过自己的北洋军，要战胜强大的敌人，首先靠的是士气。长官的精神状态和平时作风如何，对全军关系尤大。因此，他与普通士兵同甘共苦，休戚与共。
蔡锷的侍从副官邹炯回忆说：“蔡生活朴素，自背饭盒，用树枝作筷子吃饭。所穿大衣，还是日本当学生时穿的，不但很旧，而且通个大洞。我在电话里报告唐继尧，唐派人送来一件皮氅，蔡对我说：‘何必穿这么好的衣服？这是我们卧薪尝胆的时候啊！’到达宿营地时，蔡的伙食仍然十分简单。”[31]
历史证明，蔡锷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实践了当初许下的诺言。他以病弱之躯，毅然奔赴前线，指挥三千健儿于十倍于己的北洋军展开血战。“蔡公四个月里头，平均每日睡觉睡不到三点钟，吃的饭是一半米一半沙硬吞。他在万分艰难万分危急中，能够命全军将官兵卒，个个都愿意和他同生共死。他经过几回以少击众之后，敌人便不敢和他交锋，只打算靠着人多困死他饿死他。到后来，他的军队，几乎连半饱都得不着了，然而没有一个人想着退却，都说我们跟着蔡将军为国家而战，为人格而战，蔡将军死在哪里，我们也都欢欣鼓舞的死在哪里。”[32]以蔡锷为榜样，“入川滇军官长，固皆抱一必死之心，而士卒亦尽有偕亡之志。所以能忍饥忍寒，洒热血，冒万险，以死为荣，不稍退却。”[33]蔡锷本人也说，在那艰苦战斗的日子里，尽管力量悬殊较大，护国军人数有限，武器弹药不足，以劳攻逸，地势不利，但是“幸士气坚定，上下一心，虽伤亡颇重，昼夜不能安息，风餐露宿，毫不为沮。”[34]“我军入川以来，以攻则捷，以守则固，虽逆军兵力较我为倍，亦能出奇制胜。弥月以来，纳溪之役，逆军死伤三、四千，其胆已落。三月八号，我军转移阵地，（敌）竟不敢追出一步。日昨我军复分头出击，毙敌及俘虏不下千人，获敌枪炮子弹及其他战利品甚多。经此两役，逆众虽悍，不足虑也。……全军将士上下一心，无不奋勇图功。”[35]因此，虽然我军屡次濒临险境，均能转危为安。
在那命悬一线、险象环生的危机时刻，“邵阳（蔡锷）驰赴纳溪，躬履战线，视察地形，敌瞭见之，弹如雨集。一马弁弹穿两颊，邵阳跃身下马，伏水田中，蛇行而出。弹簌簌掠衣过，逾时始免。纳溪相持月余，终以敌军数倍于我，难大得志。敌军更番出战，我军不得休息。邵阳遂密调叙府左翼兵队，助攻泸州，连战克敌。”[36]敌军则“以数倍之兵力，与邵阳（蔡锷）相持于纳溪，每战辄北，自是闻邵阳之名，则胆落魂飞矣。”[37]
护国军将领赖建侯在回忆录中写道：“护国军对敌阵地最险要的朝阳观、石堡沟等地攻势，曾经数次肉搏，虽敌用大炮不断的快攻，弹如雨下，官兵都前赴后继地冲击，蔡总司令亲临前线指挥督战，身先士卒，虽炮弹横飞身边，也挺身直立，神色自若，毫无惧容，故将士用命，有进无退。”[38]
当时的随军参议石陶钧回忆说：“我军苦战纳溪城东棉花坡一带阵地，昼夜不得更代，给养不及半具，子弹不以时至。与敌决死，以互争尺寸之地之进退者，自二月初兰田坝不利起，至三月七日夕退军止，伤亡而外，每营平均不及三百人。彼时疲惫之度，在战斗续行中，殆已无可拟语。赖以支拄者，精神之兴奋耳。一旦背进，衰竭之实，遂不可讳，甚者至陷于无神经。部将忧之，图减缩正面，以节兵力，合申意见，以谋专守，即此会议之前日也。（但）松公以为，循此现状，即专守亦无可言，非先作我士气不可。乃遍历行间，耳提面命，以血泪申大义，以军法励怯懦。竭移山填海之力，矢有进无退之心，将此生存战线之三千一百三十人，人人灌以一绝而后苏之兴奋剂，即以一己之精神力，平均分配其几许于其所部之人人。此时直谓全军佐胜之具，确已不在枪械子弹之属，而直接取效于公一身之举动焉可也！激战之后，指挥官员之意志不为强压的群众惰力所摇迫者，陶钧经历战役屡矣，此事实平生仅见。”[39]
蔡锷精于治兵之道，历来关心体恤下属，在战场上更是如此。护国军抵达川南纳溪以后，有一天蔡锷和随从人员前往战地视察，行至双河场小河边，只见一个伤兵倒卧在岸上，蔡立刻命令随从士兵把这位伤兵背上民船躺卧，他还把自己的外衣脱下盖在伤兵身上，然后派人把伤兵送回纳溪野战医院医治。
1916年2月14日至3月6日，护国军进攻泸州之战进入了紧张、激烈的第二阶段。护国军连续发动猛攻，战斗不分昼夜，敌我双方多次短兵相接，相互拼刺刀乃至肉搏，战况之惨烈可谓空前。“是役也，我军以寡击众，鏖战经月，日眠於风雨之中，出入乎生死以外，总计伤亡及失踪不明者，不下千人，而敌军死伤尤重。……蔡总司令有电云：此三星期之剧战，实吾国有枪炮后之第一战也。”[40]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蔡锷毅然决然把总司令部设在离前线最近的纳溪安富街。不仅如此，他还穿上士兵服装，和总参谋长罗佩金、第二梯团长赵又新、第三梯团长顾品珍一起，深入火线观察敌情，径直走入两军火力射击范围之内视察，以致遭到敌机枪的扫射，险些中弹。消息传开，护国军将士对自己的总司令愈发尊敬和信赖，士气更为高涨，在当地民众的全力支持下，利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重创敌军，渐渐赢得了战场上的主动权。
正是因为有了蔡锷这样一位既具备高尚的献身精神，又不乏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的三军统帅，护国军才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经过泸（州）、纳（溪）之战，敌人之“第七师与第三师之第六旅，为袁逆之常胜军，与我搏战月余，死伤大半，现惟伏居战壕，不敢越雷池一步。即其新到之第八师，亦有闻风丧胆之势。”[40]北洋军第七师师长张敬尧曾当着护国军第一梯团梯团长刘云峰的面说：“我自当排长起，现在已到师长兼总指挥，未离开二十五团，你们那一顿刺刀搠死我七、八百人，全师共死二、三千人，（此事系蔡公令赵、顾两梯团长，夜袭张军之胜利），我的精锐消耗殆尽，你看伤心不伤心，我还打什么？”[41]此后，张向护国军乞和停战，俯首称臣。窃国大盗袁世凯忧惧交加，折戟沉沙，“中华帝国”寿终正寝，灰飞烟灭。蔡锷没有辜负云南军民的厚望，他无愧于滇军统帅的光荣称号。对于蔡锷的历史功绩，多少年来，云南人民代代相传，有口皆碑，“辛亥前驱，护国军神”，就是各方有识之士对他的最高评价。
护国战争结束了，蔡锷却因劳累过度，宿疾加剧，赴日就医，未及三月，不幸英年早逝，魂归中华。噩耗传来，云南军民无不同声悲悼，哀思如潮。云南都督唐继尧对各界发表讲话说：“松坡为国尽瘁，病殁于日本福冈医院，实为国家一大损失。……吾滇对松坡之死，应表示非常之哀悼。且应为之立祠，以表报功之谊。”[42]
云南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深切怀念为国家、民族创立了不朽功勋的蔡锷将军，于1919~1920年间在昆明宝善街东段修建了“蔡公祠”，以示对这位中华民族杰出人物的永久纪念。蔡公祠占地38亩，坐北朝南，为面阔三间的两层建筑。底层殿堂正中摆放着一张朱漆黑面长条供桌，“蔡松坡之灵位”神主牌供奉其上，由昆明著名学者、书法家陈荣昌工笔楷书，庄严遒劲，浑厚谨严。牌位天顶及两边沿镂花雕饰，显得分外凝重、肃穆。堂壁四周悬挂着蔡锷当年的战友李根源、赵藩、周钟岳、由云龙等著名人士题写的匾额，熠熠生辉。数十载风雨沧桑，蔡公祠早已无迹可寻，追思一代英杰，不胜嗟叹唏嘘！
蔡锷从来就把云南当做自己的第二故乡，他在云南服务期间曾对新闻界发表谈话说：“予于云南心实爱戴，可为第二桑梓。”[43]
对于蔡锷的成功，当年广西陆军小学学生、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李宗仁先生评价说：“在广西各界胁迫之下，蔡锷终于被迫离桂赴滇，谁知这一调动对蔡氏正是塞翁失马。因为云南政治局面比较单纯，蔡氏很快的便脱颖而出，至辛亥革命时遂被举为云南都督。后来又因云南讲武堂出身的滇军将校都是蔡氏的旧属或学生，使滇军成为蔡氏的子弟兵。袁世凯称帝时，蔡氏微服出京到云南，振臂一呼而全国景从。袁氏被迫取消帝制，蔡氏竟因云南起义的首功，获再造民国的盛誉。如其留在广西，蔡锷或不致如是功业彪炳而名垂青史吧。”[44]
蔡锷虽然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了。但是，云南人民仍然没有忘记这位为国家、民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代英杰。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追忆蔡锷，一批颂扬蔡锷、讴歌云南辛亥革命、护国首义的文艺作品相继问世，如广播剧《蔡锷》，大型话剧《蔡锷》，长篇小说《蔡锷》，影视剧《重九起义》、电视连续剧《护国风云》等。云南陆军讲武堂展览馆陈列着蔡锷的遗照、遗物及介绍蔡锷生平事迹的有关资料，部分政协委员提出在昆明树立蔡锷铜像的动议，蔡锷故乡——湖南省邵阳市的人民也殷切期望能在昆明重新建立蔡锷的纪念馆。
令人欣慰的是，前不久，云南新闻界经广泛征求专家和各界人士意见，共评选出云南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十大历史名人”，蔡锷名列其中，足见蔡锷在云南人民心目中的地位。
蔡锷不仅是湖南人民的儿子，也是云南人民的儿子；他的英名，将永远和三湘四水并寿，和乌蒙云岭共存！
注释：
[1]谢本书《蔡锷家乡调查资料及其它》，《云南现代史料丛刊》第八辑第68页。
[2]李根源《罗佩金》，《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第317页。
[3]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中译本第101页。
[4][18]朱德《辛亥革命回忆》，载1961年10月10日《人民日报》。
[5]杨蔚南《滇南革命伟人黄君子和事略》。
[6]章开源、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下册第145页。
[7]谢本书《蔡锷传》第3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8]周钟岳《云南光复纪要——建设篇》，《云南贵州辛亥革命资料》第51页。
[9]蔡锷《劝捐军资文》，《蔡松坡先生遗集》之八。
[10]1912年《云南政府公报》。
[11]李文汉《关于蔡锷的几点回忆》，《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16页。
[12][33]梁启超《护国之役回顾谈》，《护国文献》第303、309页。
[13]梁启超《国体战争亲历谈》，《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第144页。
[14]《戴循若先生演说词志略》，《贵州公报》1916年1月28日。
[15]赵钟奇《护国运动的回忆》，《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五期第75页。
[16][41]刘云峰《护国军纪要》，《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88页、94页。
[19]祝鸿基《护国战争》，《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64页。
[20]王印源《护国起义前唐继尧迎护蔡锷到昆亲历记》，《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24页。
[17][21][23][26]孙代兴《云南护国资料补正——访护国老人李丕章》，《云南现代史料丛刊》第八辑第185页。
[22]邓汉祥《蔡锷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经过》，《邓汉祥文集》第27页。
[24][25]邹若衡《云南护国战役亲历记》，《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143、144页。
[27]邹若衡《护国史话》，《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第80页。
[28][38]赖建侯《我参加护国之役的回忆》，《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第183、196页。
[29]蔡锷《致梁启超书》，《蔡锷集》第398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第1版。
[30]蔡锷《告滇中父老书》，《蔡锷集》第392页。
[31]邹若衡《护国起义前唐继尧的转变和有关蔡锷二三事》，《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辑第41、42页。
[32]李曰垓《云南护国军入川之战史》，《护国文献》第673页。
[33]蔡锷《致唐继尧等电》，《蔡锷集》第93、94页。
[34]蔡锷《致唐继尧刘显世等电》，《蔡锷集》第421页。
[35]蔡锷《致潘蕙英书》，《蔡锷集》第435页。
[36][37]庾恩旸《云南首义护国三杰》，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第51页。
[39]《石陶钧跋》，《蔡锷集》第428页。
[40]庾恩旸《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下册，第10~11页。
[42]李宗黄《李宗黄言论集·云南起义与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第164页。
[43]蔡锷《与〈天南日报〉记者谈话》，《蔡松坡集》第573页。
[44]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第49～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