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青铜器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族特点，这些青铜器有别其他地方的青铜器，器类繁多，形制多样。到目前为止共出土90余类、上万件青铜器，就大部分器类的数量而言，每类为数不少、形状不一。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有一类青铜器出土数量特别少，即铜案，到目前为止仅仅出土3件。而且3件铜案造型奇特，形制完全不一样。它们分别是江川牛虎铜案、腾冲铜案、元江铜案。学术界之前没有对这3件铜案做过整体研究，本文拟就对这3件铜案做一初步研究。不当之处，请专家们批评、指正。

一、 发现与形制

牛虎铜案

1972年江川李家山墓地第一次发掘时出土。李家山墓地位于江川县北大约12千米处的星云湖西北方，地理坐标为北纬24°24′08＂、东经102°47′13＂。牛虎铜案出土于此次发掘最大的墓葬M24中，该墓长4.26米、宽2.63米、深2.7米。墓向280°。墓中有棺椁，棺椁已朽，依照板灰痕迹，椁长3.27米、宽2米，棺长大约2米、宽大约1.1米。随葬112件器物，多数为青铜器。另外还有用数以万计的玛瑙、绿松石、玉石等联辍而成的珠襦。随葬品多数放在棺椁之外的东、西、北三面。牛虎铜案出土于北面中部偏西位置，牛角朝西，整体大致与墓穴北壁平行。出土时铜案前半部分，即牛头部分以及铜案后半部分，即虎部分保存完整，中间部分已残，残片大约有50多片。后经云南省博物馆技术人员精心修复，完好如初。

牛虎铜案(M24:5)质地是青铜。主体为1牛，2牛角圆而尖，长而向内弯曲，牛背呈椭圆形，两侧高，中间稍微内凹，前后蹄之间有长方形横梁相连。牛头大而重，牛背凸起。牛尾被1虎咬住。虎身遍布由线条组成的各种形状纹饰。虎除了造型别出心裁，设计新颖，还起平衡作用。牛腹下部横立1牛犊，牛角也是圆而尖，长而向内弯曲。牛犊能够增添铜案内容，降低器物的重心，使整个器物更加稳定。根据2牛的牛角判断，2牛都是黄牛。铜案长76厘米、高43厘米，年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牛虎铜案造型奇特、优美，堪称国宝，为国家一级文物。现收藏于云南省博物馆[1]（照片一）。

照片一牛虎铜案(M24:5)

腾冲铜案

1989年出土于腾冲县曲石乡江南村张家寨麻栗山，出土地点位于腾冲县东北方，距离县城大约40千米。地理坐标为北纬25°01′56＂、东经98°53′11＂。具体情况是张家寨农民张正益在建房挖房屋地基时发现1件铜案、1件马鞍形铜盒。可惜的是这件铜盒出土后盒身被发现者摔碎，仅盒盖保存下来。出土地点在麻栗山山坡的突出部，下面为平川，视野开阔。据发现者张正益介绍，发现时铜案横置平放，铜盒立于案面上面。除2件铜器外，未发现其他器物及尸骨。经腾冲县文物工作者调查，2件青铜器应出自墓葬之中。此墓葬后18米处，有三面包围的1土埂，土埂南北长200米、宽大约1米、残高1米余，土埂外是深沟。据此怀疑土埂内是1处墓葬群。2件青铜器1995年5月已由腾冲县文物管理所征集[2]。

铜案的质地是青铜。形制由案面和足组成，案面用1长薄铜板铸造，形状呈两端宽而上翘，中间窄而向下弯曲。案面装饰着从中间分成左右2组的纹饰，中间为1空白带。左右2组纹饰相同，均为4组切线圆涡纹，相邻2组圆涡纹之间各饰1组云雷纹。案面四角均饰1个复形三角形纹。左右2组纹饰四周用实心三角锯齿纹组成的边框线框起，边框线形状与案面形状相同。

案足由2组平行的山字形薄铜板构成，底部用1长方形横梁焊接，连接2组山字形足薄铜板，2足纵剖面呈八字形支撑着案面。山字形足及底部横梁外侧饰有对称平行线组成的复形三角形纹，山字形足上面的复形三角形纹呈纵向，而底部横梁上面的复形三角形纹呈横向。横梁两端各饰1个云雷纹。铜案高11.4厘米、面长38.6厘米、两端各宽24.3厘米、中间宽15.2厘米、厚0.35~0.4厘米。年代为春秋战国。保存完整。国家一级文物。现陈列在保山市博物馆展厅内，编号56[3]（照片二，线图一）。

照片二腾冲铜案

图一铜案

元江铜案

1989年9月出土于元江县城南34千米江西坡，哈尼语叫差玛朗其（山冲）西南100米的萨奎村，农民整地时在1个坑内发现1件铜案，坑距地表30厘米，出土时铜案侧立，面向西，附近发现少量陶片，无其他伴随物，估计是一处青铜时代遗存[4]。

这件铜案的质地是青铜。形制为案面平，呈椭圆形，案边倾斜，案边上饰1周切线卷云纹，平底。案面中央饰类似铜鼓鼓面的晕纹，正中呈圆饼状凸起，外饰14芒太阳纹，太阳纹外有2晕，自内向外第1晕为菱形阳纹，第2晕为谷穗阳纹，此晕纹局部模糊不清。案面长端各铸对称的立体雕塑耳，分别为1人、1牛，具体为1人双手扶膝跪坐在1面铜鼓鼓面上，人左侧立1无角牛犊，人面、牛头均朝案面。案底两侧各铸粗细不一的2圆柱状足。案壁两侧，即2足之间各吊着4个小铃，现仅存1个，其余3个已失。案面1侧有大小不一的3个残洞及数道裂缝，另1侧有2个修补疤痕。整体基本完整。通高10.5厘米、案面长径36厘米、短径22厘米、耳长2.5厘米、耳上人高6厘米、牛高4厘米。年代为战国或西汉。现陈列在玉溪市博物馆展厅[5]（照片三）。

照片三元江铜案

二、 年代与文化类型

年代

3件铜案中只有牛虎铜案为科学发掘品，年代准确。江川李家山第一次发掘27座墓葬，根据叠压关系、随葬品、中原文物出现与否，大致可以将27座墓葬分成三类，第一类有23座墓葬，M24为其中的1座，此类墓出土的随葬品具有浓厚的地方特点，中原文化因素不多。考虑到滇文化接受汉文化主要是在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置益州郡，赐滇王王印”[6]以后，那么第一类墓葬的年代应该是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也就是说牛虎铜案的年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期[7]。

腾冲铜案最先报道这件文物的作者认为它的年代是春秋战国时期[8]，为3件铜案中年代最早的1件。此年代笔者认为略偏早，理由有以下二点：一是案面左右2组纹饰的边框是用实心三角锯齿纹做边框线来装饰，滇文化中新出现和大量使用实心三角锯齿纹是在石寨山型铜鼓上[9]。此型铜鼓的流行时代为战国末至西汉，不会早至春秋。二是同出的马鞍形铜盒，这类铜盒在保山、昌宁、腾冲等县都有出土，特别是近年来昌宁发掘出土一批墓坑形状特殊的土洞墓葬，这类墓葬中也出土过与腾冲铜盒相同的马鞍形铜盒，如M3出土2件，M10出土1件，M19出土2件等。经研究这类土洞墓葬的年代大致为战国[10]，也就是说，马鞍形铜盒的年代不会超过战国。基于以上二点理由，笔者认为之前将腾冲铜案的年代定在春秋战国，显得偏早，它的年代大致为战国晚至西汉，这样相对合理一些。

元江铜案的年代，最先报道此件铜案文章的作者认为年代属于战国或西汉[11]，具体年代不确定。《云南李家山青铜器——附玉溪地区文物精品》一书认为铜案的年代为西汉[12]。笔者认为后者的年代比较合理。根据有以下二点：一，滇文化中大量使用立体牛作为器物上的装饰，始于西汉时期，如晋宁石寨山墓地第二次发掘出土的著名鎏金骑士贮贝器（M10:53）器盖中间为１鎏金骑士，周围铸4牛。其他还出土过分别铸有1牛、5牛、7牛，最多达8牛的贮贝器。铜房屋模型（M6:22）干栏式房屋底层有5牛。出土这些器物墓葬的年代多为西汉中晚期[13]。第五次发掘出土的虎牛搏斗贮贝器（M71:33）盖上有2牛1虎搏斗场面，M71的年代为西汉中晚期[14]。江川李家山第一次发掘出土的五牛贮贝器（M17:2）盖上铸着5牛，铜枕（M17:12）两端各铸1牛，铜伞盖（M18:10）上部铸1牛等等[15]。二，元江铜案的两端双耳各铸1个跪坐在铜鼓鼓面上的立体雕塑人物，这种人跪坐在铜鼓鼓面上的立体装饰手法。在石寨山第二次发掘出土的女俑铜仗头饰（M18:6、M20:14）上也能够见到1个女俑跪坐或立于铜鼓鼓面上，M18、M20的年代为西汉中期[16]。李家山第一次发掘出土的Ⅰ型勺（M22:20）柄端铸1人跪坐在铜鼓鼓面上，Ⅱ型二式剑（M23:85）剑茎形制特殊，为1女俑跪坐在铜鼓鼓面上，M22、M23属于第一类墓，年代为战国晚期~西汉初期[17]。李家山第二次发掘出土的纺织贮贝器（M69:139）盖中间为1鎏金女奴隶主跪坐在1面大铜鼓鼓面上，1件铜仗头饰（M69:169）形状也是1女俑跪坐在铜鼓鼓面上，M69在报告中为第三期，年代是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18]。这种女俑跪坐在铜鼓鼓面上装饰风格在滇文化中极为常见，流行年代主要在西汉。根据以上二点，元江铜案的年代应为西汉。

文化类型

3件铜案出自云南3处不同地区的青铜文化之中，都是当地青铜文化的典型器物。

牛虎铜案出自江川李家山墓地。晋宁、江川、呈贡县是滇文化的中心地区，多年来发掘了大量青铜时代墓葬，代表性的墓地有晋宁石寨山、江川李家山、呈贡天子庙、昆明羊甫头等。典型器物有牛虎铜案、石寨山型铜鼓、贮贝器、铜枕、铜房屋模型、铜葫芦笙、执伞俑、狼牙棒、铜锄、各种形状的铜扣饰。其中牛虎铜案、贮贝器、铜枕、执伞俑、狼牙棒仅出在此地区。石寨山型铜鼓、铜房屋模型、各种形状的铜扣饰等器物铸工精湛，纹饰繁缛。这种文化学术界称之为滇文化、滇池地区青铜文化、汪宁生称之为石寨山文化[19]。分布在以滇池、抚仙湖为中心，东至曲靖，西到安宁，南达通海，北至东川地区。

腾冲铜案出自腾冲县江南村，地处云南西南边境地区。文化类型属不同于滇文化的另外一种类型。王大道称之为澜沧江中、下游青铜文化[20]。张增祺称之为滇南地区类型[21]。李枝彩称之为滇西南青铜文化[22]。耿德铭称之为哀牢文化[23]。李昆声、陈果称之为滇西地区的青铜文化[24]。不难看出以上学者对该地区青铜文化有多种叫法，而且不同的叫法所包含的区域也差别甚大。有的包括整个滇南地区，有的包括洱海以南地区，有的只局限于滇西南地区。无论如何保山市的昌宁县、腾冲县都是上述文化的核心区，2县出土的一些青铜器均为上述文化的典型器物，它们是铜案、马鞍形铜盒、人面形弯刀、不对称铜钺、环钮编钟，其中铜案、马鞍形铜盒、人面形弯刀只出在此地区。不对称铜钺刃部特别发达，不见羊角编钟，只出环钮编钟。

元江铜案出土于元江县萨奎村，元江县是滇南地区出土青铜器数量比较多、而且器形特殊的县份之一，并且也有经过科学发掘的青铜时代墓地——洼垤打蒿陡、罗垤白堵克，前者发掘了73座墓葬，出土155件器物，多数为青铜器[25]。后者发掘14座墓葬，出土文物60多件[26]。学术界对于元江青铜器的文化类型存在不同的分类，王大道称之为红河流域文化[27]。张增祺称之为滇南地区类型[28]。李昆声、陈果称之为滇南地区的青铜文化[29]。以上三种分类从地域上看大致相同。该地区青铜文化的的典型器物是：细长銎不对称铜钺、细长銎对称铜钺、凹刃长条形铜锄、铜鼓、铜刻刀、羊角编钟等。

三、 功能及比较研究

功能

对于3件铜案的性质和功能，云南学术界目前存在二种说法：一是铜案[30]，二是俎[31]。多数学者认为是铜案，少数学者认为牛虎铜案（当时其他2件铜案尚未发现）是俎。

我们先看看《辞源》[32]和《辞海》[33]是如何解释案及俎的。

案，《辞源》解释为食器，《史记》一○四田和传：“（高祖）过赵，赵王张敖自持案进食，礼恭甚”。《辞海》解释为古时进食用的短足木盘。《后汉书﹒梁鸿传》：“妻为具食，举案齐眉”。

俎，《辞源》解释为：一，古代祭祀、陈宴置牲口的礼器。二，切肉用的砧板。《辞海》的解释基本与《辞源》的解释相同。

案中原汉代为食器，根据有无足，分为无足和有足二种，有足案出现的时间较早，早在公元前24~公元前19世纪的山西襄汾陶寺大墓中就出土过[34]。这种案多为木质，也有铜质、陶质的。

云南出土的3件案都是有足铜案，未见木案、陶案。牛虎铜案、元江铜案案面四周均有案边，均可放食物。腾冲铜案虽然案面中间窄而内凹，但也可盛放食物。考虑到此案中间仅有15.2厘米宽，放的食物有限，不可能太多。

认为牛虎铜案是俎的理由是：案是食器，可放食具、酒器，而且能够抬举移动，这样的案必须轻，而且案面要平。牛虎铜案为铜制，重量大不说，案面内凹也不好放食具和酒器。

俎与案不同，俎可以直接放食物，而不是放食具和酒器，古人在祭祀或宴会时，可以将煮熟的肉放在俎上，切肉食之。《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同时案面也不必平整，或者为木质，铜质也可以。以上是认为牛虎铜案应该称之为俎的根据。

笔者同意云南学术界多数人的观点，即3件都是铜案，只是3件铜案不仅仅是食器，它们的功能更主要的是用来祭祀的器具。因为如果是食器，那么在贵族墓葬中应该是一种常见的随葬品，但是奇怪的是，迄今为止云南只出土了3件。晋宁石寨山（包括滇王墓）、呈贡天子庙、昆明羊甫头这些大型贵族墓地也没有出土过。就江川李家山墓地而言，先后二次发掘86座墓葬，比M24墓穴大而且随葬品多的墓葬如M47、M51、M57、M68等都未出过，仅M24出过。显而易见，这种器物只出在贵族身份特殊的墓葬之中。

另外，如果是俎，俎上放熟肉，是用于切割之器，那么在案面上必然会留下不少切割的刀痕，这3件铜案上并未见刀痕。元江铜案上只有残洞、裂痕和修补过的疤痕。再者若是考虑到俎的切肉功能，则俎面上没有必要铸出纹饰。腾冲铜案案面上布满切线涡纹、云雷纹。元江铜案案面中央饰类似铜鼓鼓面中央的太阳纹及晕纹，这些纹饰上也没有刀痕。

对于案与俎的区别，著名学者孙机说的很清楚：“俎是切肉之器，案是置物之器，凡器面有纹饰或髹漆，不耐刀切者，皆当为案”[35]。

至于《辞源》与《辞海》解释俎的祭祀作用，主要是祭祀时用来放置牲口，从尺寸上分析器物应该很大。云南的这3件铜案尺寸小，放不了牲口。腾冲铜案案面中间仅宽15.2厘米。元江铜案案面长径36厘米、短径22厘米。虽然笔者认为云南的这3件铜案主要功能是祭祀，案面上可以放一些小的本地祭祀用具。但不同于中原俎用来放置牲口的祭祀功能。

比较研究

3件铜案造型奇特，差别甚大。从尺寸上看，牛虎铜案最长，达76厘米。腾冲铜案次之，长38.6厘米。元江铜案最短，长36厘米。高度也是牛虎铜案最高，达43厘米。腾冲铜案次之，高11.4厘米。元江铜案最矮，仅有10.5厘米高。从长度上看腾冲铜案、元江铜案只有牛虎铜案的二分之一。高度腾冲铜案、元江铜案只有牛虎铜案的大约四分之一。

形制上牛虎铜案以2牛1虎立体动物为基本造型，牛背为案面。案面稍凹，牛的4足设计成案足，造型最为复杂。腾冲铜案、元江铜案以几何形状平面为基本造型。腾冲铜案用两端宽、中间窄而凹的长方形薄铜板作为案面，山字形铜板作为案足。元江铜案以椭圆形铜板作为案面，案面平，4根圆柱形铜柱作为案足。此件铜案案面两端铸着对称的人、牛形双耳，案面两侧各吊2个小铃。而另外2件则无耳及铃。

从出土地点、文化类型上看，3件铜案分别出自滇中、滇西南、滇南地区。分别属于滇文化、滇西地区的青铜时代文化、滇南地区的青铜文化类型3种不同的文化类型。

年代牛虎铜案最早，为战国晚至西汉前期。腾冲铜案次之，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年代最晚的是元江铜案，为西汉时期。总之，3件铜案的年代大致在战国晚期至西汉这一时间段内。也就是云南青铜时代的最辉煌时期。

3件铜案虽然形制差别甚大，但是也有共同点：其一，3件都是出土器物，未见传世品。牛虎铜案与腾冲铜案出自墓葬之中。元江铜案出自1坑内。其二，都具有本地浓厚的地方特点，是本地区的代表性器物，没有中原文化因素。其三，基本造型都有案面及足。其四，3件铜案质地都是青铜。铸造方法都是用范铸法铸造的，就铸造技术、难度而言，牛虎铜案最高、最难，因为铸造立体动物要比铸造几何形状的平面要困难得多。虽然元江铜案的双耳上的人与牛也是立体铸件，但它们毕竟是小的附件，不是主体。牛虎铜案的牛角、牛犊是事先铸好，然后在再焊接在一起。牛头、牛身、虎是一次性铸好[36]。其他2件的案面与足都是分开铸造。元江铜案的耳及铃也是分开铸造的，然后在再焊接组装成型。其五，虽然3件铜案属于不同的文化类型，但是共同的一点是每一种文化类型只出土1件，不会重复。而且每1个地区也是只出1件，到目前为止未见第2件。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3件铜案是战国至西汉时期云南青铜文化中比较特殊的一种器物，出土数量相当少，只有3件。3件铜案设计各有千秋，造型复杂、优美，各不相同。年代范围为战国晚期至西汉。分别属于云南青铜时代不同地区的三种文化类型。其功能主要是祭祀。3件铜案既有区别又有共性。

注释：

①⑦[15][17][30]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江川李家山古墓群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②⑧李正《云南腾冲出土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文物》1995年第7期。

③⑩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昌宁大甸山墓地考古成果及保山市域哀牢青铜文化》（内刊）。

④[11]熊中流《元江县出土一批青铜器》，《云南文物》第33期，1992年9月。

⑤[12]玉溪地区行政公署编《云南李家山青铜器——附玉溪地区文物精品》，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3月。

⑥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

⑨李伟卿《铜鼓及其纹饰》，云南科技出版社，2000年8月。

[13][16]云南省博物馆《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59年。

[14]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云南晋宁石寨山第五次抢救性清理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6期。

[18]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江川李家山——第二次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7年11月。

[19]汪宁生《试论石寨山文化》，《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1979年），文物出版社。

[20]王大道《云南青铜文化的五个类型及其与班清、东山文化的关系》，《考古》1990年第6期。

[21][28]张增祺《云南青铜文化研究》，《云南文物》第24期，1998年12月。

[22]李枝彩《试论滇西南地区的青铜文化》，《东南文化》1992年第1期。

[23]耿德铭《哀牢国与哀牢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12月。

[24][29]李昆声、陈果《中国云南与越南的青铜文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3月，北京。

[25][27]王大道、杨帆、马永昌《云南元江县洼垤打蒿陡青铜时代墓地》，《文物》1992年第7期。

[26]李跃宾《元江罗垤白堵克青铜墓地发掘简报》，《玉溪文博》1994年第3期。

[31]汪宁生《云南青铜器丛考》，《考古》1981年第2期。

[32]《辞源》，商务印书馆，1984年。

[33]《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8月。

[34]高炜《陶寺龙山文化的初步研究》，《中国考古学研究》第2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

[35]孙机著《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9月。

[36]张增祺《云南冶金史》，云南美术出版社，2000年7月。

〔作者单位：昆明市博物馆。原文载《昆明史志》2017年第1期，第60—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