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应邀为唐继尧先生撰写传记前，笔者对这个已经逝去多年的历史人物并没有多少了解。在之前人们的普遍认知中，唐继尧就是一个民国初期的云南地方军阀，与蔡锷将军发动和领导过一次反对帝制复辟的护国战争，从此便野心膨胀，个人狂躁一发而不可收拾，竟不知高低，试图放马问鼎中原，但逆历史潮流而动为自不量力之举，终究形同以卵击石，必然一步步走向灭亡，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至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所谓立场与史观都基本符合“无产阶级政治”原则的、有关唐继尧的权威著述是试图这般向广大读者做选择性告之的。
一次因事到云南人民出版社去，见到一位久未谋面的编辑朋友，问近期为何忙碌，称正在编《唐继尧文集》，然后某嘴痒，问了一句：唐继尧还有文集？从朋友惊愕的表情来看，我的问话显然与我平时给人的博读强记形象严重不符，甚至有无知甚至愚蠢之嫌。黠笑着的他随即递过一份唐继尧亲撰之护国电文校稿，请我细解。我一看便有些傻眼，该文以清末文言体写就，区区三百来字，其中竟有一二十个与我这个识得六千以上汉字的人素未谋面，文中所用之典故，仅一半相识，一时间甚为尴尬。对于一个20世纪80年代初期云大历史专业的老毕业生来说，真的很打脸，端的是浅薄有现报。从此时起，我开始关注作为一名民国儒将的唐公。
为纪念护国战争百年，云南人民出版社策划为唐继尧先生出一本长篇传记，综合考虑，将这个写作任务交给了我，我也决意竭尽所能，不负时代所托。
读近三千万个字的创造素材，花费了我近三个月的时间。边读边记边想，一个近现代历史人物的不朽形象在脑海中逐渐立起。
众所周知，古中国的传统经济形态的价值观是中国特殊的社会经济结构和自然地理环境长期积淀化的结果，封闭的大陆型地理环境，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型自然经济，家、国一体的血缘宗法制度和大一统的社会政治结构，这些传统社会的主要特征，形成了中国以‘伦理中心主义的价值原则、群体本位的价值取向、泛和谐化的价值目标’的价值观。虽然‘重人伦、崇官权、贬个体、贱私利、灭人欲、轻商贸’的半官方哲学观点在某个时期一度试图统治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然而中国人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充分肯定自身合理性的品格却令任何精神和肉体上的不适屡屡碰壁，难以在现实生活中立足并大摇大摆地侵消人们千年形成的既定生活方式。在其中，一些历史杰出人物的崛起，总是能够为时代渐进的变革与发展书写出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始终未能有效地打破中国文化内在价值体系的千年桎梏，即便在中国与西方世界发生碰撞进入近现代后，作为西方社会普世价值核心的自由和对权利的尊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是一种稀缺品。值得一提的是，善于向西方先进文明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群体在新与旧的博弈中奋力策马扬鞭，试图在弘扬本国优秀文化的同时，以各种方法开辟出一条对个人自由和发展权利的开放和保护之路，他们几乎一致认为，这就是在一个文明古国创造社会财富乃至实现全民富裕的最佳方式，而唐公是他们之中身体力行的杰出代表之一。在这个人的现行价值观里，几乎涵盖了所有目前流行的市场经济价值观：一是重自由，强调只有国民对自己负责，个人的自由才具有空前的价值；二是重平等，确定在市场交换和货币面前，社会的等级制度必须被身份的平等所代替；三是重效率，倡导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四是重创新，强调竞争的驱动力能促使求新成为各个社会领域价值判断的重要指针；五是重开放，鼓吹用市场经济去打破了地区和民族的闭关自守状态，采取有效措施使信息、商品、手段等拓展成为大范围内的联系；六是重法治和诚信，在一个彼此陌生的社会，各利益主体通过商品和货币手段建立起一种信用关系，既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又相互冲突，决定了只有依靠法治和诚信去维系整个社会良性运转。这六个方面彼此联系，互为支撑，组成了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价值体系，其中人的自由是最重要的价值观，可称为元价值。没有个人的自由和自主，其它价值也没有存在的基础，而个人的自由落实到现实层面，就是经济、政治和社会自由。这样一个在旧中国的雾霾中坚定不移地走国家改革开放之路的了不起的实践者，有一百零一个理由让后人以激赏之情为其树碑立传。
我同时也想，通过撰写一部关于这个与时代共同进退者的传记，中国从1894年到1927年波澜壮阔的历史变迁也将能够被详细地、有声有色地交代出来，说不定我还能够以不加恶意篡改的中国旧式人文情怀去打动那些心里总犯嘀咕的精明书虫。
在我之前林林总总的唐继尧先生传记，我几乎已经涉猎，俗话说，历史是一种文化穷人的文化消费品，可以让你看到埋藏在蔽日黄沙之下的各种真相并获得历史定位，同时也是消遣品，满足你心中的某种对隐秘未知的爱好与追寻。然而大多数存世的所谓传记连要做到这两点都显得很勉强。不是因为写作者平庸的艺术能力便是因为畸形的创作世界观。而我在为完成写作读那些好好歹歹的唐继尧先生传记时，绝大多数时候感觉到的只是一种故意的冰凉。总的来说，唐继尧这个人不为曾经的“既定方针”所待见，是故，一个须发俱张的MEN必须被那些自称已经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装过的历史工作者用手中的那支刀笔阉割成充满封建主义妖气和资产阶级恶行的衰公公。值得今人庆幸的是，如今的中国已经深刻认识到两个曾经妨碍国家全面进步的问题：贫穷社会主义不是社会建设的一部分；通过残酷的阶级斗争方式根本不可能实现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完全人人平等的社会。中国已经从昔日“一穷二白瞎折腾”的政治典型成为“坐二望一求发展”的伟大经济强国，它的自信，充盈在历史认知的方方面面。再也不是昔日那个通过只言片语或道听途说来想象马克思，即有马克思主义而没有马克思的年代，如今已有很多社会科学研究者在探寻某个时代的病理学时，不仅关心马克思的名言警句，而且也关注马克思在思考表述时的真正本意了。他们相信，虽然历史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但是逻辑的魅力依然可以穿透时空。建设大众企望的安静文化，领大地众生，识世间好人、好书、好山水，迫在眉睫。源于服务政治斗争的“狼文化”，瞒心昧己，逗引邪崇，可以休矣。
我大三时有一个睿智学长对我说，历史者，人情也。没有什么特别荒唐的历史，你小子在读史的时候，不妨认真地揣摩和触摸一下那个特定的格局，一切就都趋于合理了。当你感到了历史的温度时，你就已经读懂了这一段。所以，我必须花大量时间去写一本关于继尧先生的书。我认为即便天公欲通过小人颠倒众生，历史上的一些故事还是没有办法躲开，那些个有良知者依然非得将它们整理出来不可，因为这些故事以某种他难以理解的方式把现在与过去同一种主要的、基本的体验联系起来了，让他能够试图解构某方面真正的历史。他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一定存在着共同的历史认知，共同的语言思维，共同的文化觉悟和共同的问题理解为他别开蹊径。
我要写的是这样一本书，这东西一眼看去与政治毫无关系，只是在述说历史，但其中挑战文化独裁和现代中国的某些文化无耻之意却是那些经过特殊训练的鼻子可以嗅得出来的。旨在告诉鼻子们什么是“无产阶级正能量”，那就是任何一个本国的知识分子都有自己应该承担的公民责任和道德义务，在拿着国家俸饷的时候摸着良心为国家的未来想想，少设立一点耸人听闻的伪命题，少去做潜移默化毒害它的公民的事情。当初王岐山同志在陕北插队时，就建议比他年轻的兄弟习近平读那时期的政治禁书《别林斯基传》。进入主流社会时又以在经济学方面充满离经叛道精神的《莫干山会议纪要》挑战当时最走红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薛暮桥。他推荐全国的知识分子去读一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前没有一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做这样劝人拣选的事。在这本书里托克维尔说，要愿意承认这样的事实：在日常生活中，现代人既是出售自己的售货员同时又是被出售的商品。因此他的自尊由不为其意志所转移的各种意志所决定。如果“成功”了，他就是一个高尚的人，反之则是个毫无价值的家伙。
有朋友提醒我：续写《唐继尧传》是一件难事。为什么？其中有个似乎谁也无奈的原因，它牵涉到工业社会的底层逻辑：工业社会有一个特征，即所以的效能都来自于分工，如果一个人正好赶上分工开始，他就可能成为最幸运的人。因为摆在他面前的都是大问题、核心问题和元问题，把握住这种构建性机会，就有可能成为开天辟地的大师级人物，受到全社会瞩目然后被国家包养。至于这领域的第二代人或者更后辈就没那么运气了，脑袋再好用既定社会也没有重量级的问题给你研究，只能面对非常细碎的分工，在既定的构架中奋力地搬砖运瓦。学术界的辈份尊严根本不容任何人挑战，虽然细究一下成功老先生们所谓的研究成果不过也就是些先手摘得的‘低垂之果’，但业内那些的元规矩和潜规则早就已经构成了一个体系，因为来得晚、到得迟就真的没得选啊，这就是工业社会分工到最后的一个荒诞性的现象，置身其中者绝大多数被这种分工逻辑所绑架，持续地遭到磔刑一般的零切碎割。
他有些哀鸣意味地说，无论在中国还是其他国家的学术界，有不少理论界俗人很习惯将自己打扮成有超人智慧的知识分子，声称自己可以就100个敏感哲学伦理学课题发表惊人见解，实则诸种资质堪称有限。但令人奇怪的是有些打劫文化保险柜者还成了具有“元”资格的一代学阀，学术幸福指数极高，这种现象诱导人们去质疑整个社会的正确价值观，不啻为一种负能量。老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不尚贤’的观点，意思就是如果将人定为贤来设定一个标准是不好的，因为这个标准最终的对错是人不知道的。只是如今这个社会依然在“尚贤”，盖专家楼，发国务院津贴，就是在竖贤人标杆，在学术界一利九弊，且后遗症极大。在西方发达诸国，大家都有共识：著名专家们所从事的也就是个社会职业，只不过在职业范围内体现出了一种专业精神和素质而已。
我听后一时也难置可否，却在信手翻书时看到了自己在几年前写下的另外一句话：“虽然看上去门户紧闭，但在所谓的转型时代，还是会有某些歪打正着的机会从裂隙中递出来的，只要准确地捕捉到它，就能在自己手上绽开一朵玫瑰。”
一碗自己给自己炖的美味鸡汤！
的确，一个写作者有若去埋怨登山遇厉瘴，放艇遇腥风，莫如笔砚精良，琴瑟在御，尽心竭力地去伏案，做好自己要做且想做的事情便OK。
况古智者已有言在先：峰峦窈窕，一拳便是名山；花竹扶疏，半亩如同金谷。栽花种竹，全凭诗格取裁。
即将在我书中满血复活的唐继尧是个脚跨中国近现代史不世出的人物，其人生辉煌的第一步，当从发生于1911年的辛亥革命算起。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这次革命不啻为一次成功的民主革命，因为它远未付出很多国家进行民主革命的成本，便让中国维系了两千多年的皇权社会解体并顺利维护了中国版图的基本完整。革命是一种非常态，但历史有时候不得不经历革命，一个民族能够成功地组织一场革命，表明这个民族内蕴着强劲的生命力和打破规范的能力。至于是孙中山或是袁世凯做了中华民国的大总统本身都可以视为中国近代民主政治的胜利。
智识的中国社会精英分子通过革命后产生的系列变化能够意识到，近代宪政催生的公民意识正在中国的广袤大地上萌芽，它有两层含义，当民众直接面对政府权力运作时，它是民众对于这一权力公共性质的认可及监督；当民众侧身面对公共领域时，它是对公共利益的自觉维护与积极参加。一个崇尚法纪、均势制衡、自由和尊重权利时代正在到来，尽管步履蹒跚。
在考察这场革命最应产生的结果时，我们不难看到皇权社会的覆灭对中国步入现代化国家进程的意义。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国家政权后，春秋战国时期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对等关系便被一种单向关系所代替。所有的臣子都有单独对君主负责的义务，这成为中国古代国家政治的一个基本准则。讲求人伦小道理的身份社会与讲求天下大道理皇权国家纠缠于一种复杂的矛盾中，为了两种观念的和谐共处，双方都被迫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矛盾依然无解。在皇权自上而下的控制下，除君主之外的每个人都在一种不确定性之中求生存，似乎从来没有获得过有尊严性的生活，并在皇权国家的重压下，一步步地丧失了人生的活力和创造性。而在旧体系的崩解中建立起来的是有无限假定性的契约体系，现代化则表现为用法治来构架国家，完成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伟大转变。
唐继尧这个从旧传统中脱颖而出的不平凡者注定会成为在历史氛围中奋起，自下而上地成为在现代社会中有所作为者。他以自己的行为证明了一点：民主共和国的建立让近代中国进入了传统与变革交织的年代，需要所有人的精心维护。这种不可逆转的革命在带来个人观念解放的同时也在制止个人主义的肆意泛滥，有效抵制个人主义的方法是自由和广泛性的政治参与。护国战争的全面胜利表明了全国民众对民主宪政的充分认同感和中国新兴的民主力量对极端个人主义的坚决抵制。
由于唐继尧一向具有的现代民主思维，所以他懂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从往昔那种对身份的认同转化为契约的协作。所以他通过形势判断后对战争的前景有一种确信，能够在一场波及半个中国的维护共和政体的战争中调动云南所有的阶级，所有的人们为人民主权原则而战，并联合起中国当时的民主精英力量，将一个区域性的战争与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上的共和时代联系在一起，以民主的名义将护国战争推上了一个时代的高峰。唐继尧的这种民主思维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爱国，尊重法律，尊重每个人拥有的权利意识。
一、 强烈的爱国之心
世界上的爱国心通常可分为两种。一种主要源于国民对其出生地的本能的、无私的感情。它不仅包括对古老传统的热爱、对祖先的尊敬、对历史的一种怀恋，也包括自己珍爱属于自己的祖国。人们对这种爱国心的虔诚，完全不是来自理智，而是来自信仰和情感。年轻的唐继尧在留日期间的日记能够给予证实。
另一种爱国心则主要来自于理智思考自己的国家，它深深根植于对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正确理解。这样的爱国者内心很清楚，国家的利益对自己的个人利益具有重要影响；关心国家的繁荣，为国家利益贡献力量，本身就是在做对己有利之事。这种爱国心非常坚定和持久，它与政治权力的行使是密不可分的。成熟时期的唐继尧正是从一个感性的爱国者转变为一个理性的爱国者。
二、 尊重法律
法律的制定会因人民的参与而具有巨大的权威，民众的意志是一支最强大的力量。攻击法律的方法一般采取两种手段：要么设法改变全国的舆论，要么践踏人民的意志。
袁世凯私自选择的政治体制和所谓的历史传统受到一群有着真正共和理想者的公然挑战，而唐继尧是这个群体中的重要代表之一。护国群体与北洋系诸人在帝制问题上的纠缠说到底就是“是非”“对错”“善恶”六字，护国群体以为：有共识的人类社会是讲理的，在理背后涉及的就是包括六字在内的人类社会的底线，自由、平等必须由宪法和法律来保证。非常时候必须用枪杆子和鲜血来捍卫。当时拥兵自重的地方实力派人物很多，却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具有从思想上将近代先进政治理论付诸共和实践，将君权从自然法体系中毫不留情地驱逐出去的明确主张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行动力。
1916年5月8日在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也是护国战争源于尊重法律原因之一。因为宣布独立的各省区一致认为，袁世凯背叛民国，已经丧失大总统资格，而副总统黎元洪身陷京地，无法行使大总统之职，只能依照中华民国约法《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二项》之有关规定，成立军务院，遥隶于黎元洪。“以合议制处理军国重事……”推举唐继尧为抚军长。
当袁世凯以尿毒病薨逝，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后，作为抚军长的唐继尧马上致电中央，表示祝贺，并领衔通电中央及各省，宣告撤销军务院。表示今后“国家一切政务，悉听元首、政府、国会主持”。
唐继尧的政治愿景则是：一国、一家不能有二主，人为的南北政治事务对立是对自然法则的公然违背。正义的大业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将大政和公正返还给民主程序选出的合法统治者。这就是唐继尧作为一个尊重法律者应有的政治态度。
三、 尊重每个人拥有的权利意识
道德观念是唯一可与权利观念相媲美的，甚至可以说两者本质上是一致的，因为权利观念就是道德观念在政治领域的应用。权利的观念令人们得以明确什么是跋扈、暴政，何为正直、独立和民主。屈服于暴力就是对人类尊严的背叛，就是自卑和自取其辱。留洋学生出身的唐继尧懂得，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具备有益地振奋地生活的本能，理性与良知在一起的原因是彼此吸引而非强制结合，中华民族应该成为尊重权利的伟大民族。作为身份社会里的头号大佬，袁世凯对唐继尧这位部下的确是“很够意思”的，双方之间的感情互动在护国战争之前的一段时间已臻高潮。
但纵然如此，唐继尧依然在关键时刻选择了自己的一份责任——与祖国和人民签下的一纸不可违背的契约。于是，中国历史上便有了由作为云南政军界一号人物的他与蔡、李等人主导的护国战争，这是中国人民的杰出代表们维护共和政体的一次“辉煌日出”。
对此，1935年由国民政府颁发的褒扬令和1936年的补行国葬令皆有正式表述。
与其它时代杰出人物不同的是，唐继尧这个人并不崇尚中国传统的“受恩于公堂，拜恩于私房”。从他的一些言行中能够看到这样的观点表述：一个社会，如果在是非、对错、善恶标准上没有共识，便很难想象那是一个可以和谐相处的社会，所以他虽然跻身政界，却不是一个中国官场常见的圆熟政治家，甚至在某些认识方面很有些固执己见。他是一个从传统文化里走出的旧儒者，骨子里却是个追求价值多元化社会的新儒家，所以，他在新与旧的十字路口并不彷徨而是毅然地转向现代。
唐继尧是个从里到外现代特征十分显著的人，心中有一个自己想象的共同体，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想象逐渐凝结的因果，这种解读看上去似乎很虚，但落实到地缘政治的层面上便显得非常实在，毋庸置疑，很多现代化国家的形成过程都需要这样的想象凝结。文明的令人惊异之处，不在于它上面的建筑多么巍峨壮观，而在于其底部只有那么几条纤细、敏感、脆弱的人文律令。所以文明的总体结构是个倒三角形。然而就是这些看上去不堪一击、实则不证自明的真理，才能够推导出世界历史上一场场变革与革命的全部合法性。
唐公多年来被人指为军阀，然而这把用来砍人的媚俗大刀很锈亦很钝，且舞弄人表演时的迭出拙招，实难被观者视为上古神兵。若非“旧时拥有武装部队，割据一方，自成派系”的军阀，唐继尧岂能决定并实施以云南一省之力主导护国战争，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政治力量进行护法靖国战争，旗帜鲜明地反对张勋复辟和倾力支持“五四”运动？他在甚嚣尘上的联省自治运动中大肆兴风作浪，坚定地认为：现代国家的政治系统应该有两种相互分开、相互独立的运作机制，一种是地方政府，负责处理所管辖范围内的社会日常事务；另一种是联邦政府，只负责处理全国性的重大问题，而组成国家主体的各省都与主权国家类似，必须妥善解决的复杂难题就是联邦政府和各省地方政府的权力如何进行科学划分。作为一个地方实力派人物，考虑的却是超越一方水土界限的大问题，这人是有着何等的政治胸怀与眼光！也许在民国初期那个礼崩乐坏的社会里，正是有了像唐继尧这样具有建立现代国家远大理想和抱负的“军阀”，中国近现代的历史才放射出了让后人瞠目结舌的逼人光芒。
一个堪称时代人物者仅凭以上三点，便足以在历史的祭坛上立于不败之地了吧。个人结论有了，写作便即时展开，一切顺丝顺绺。
唐公的形象能否以一种微妙但并不乏力的视角得到呈现？一个并非大团圆的结局是否让读者此恨绵绵？一切能够打动人心的结果都有待作者努力。我相信，历史是靠全社会的正面积累去获取进步的，每个立志表达者只有觉悟、选择、行动，才能将心声化为天籁。
唐公一生最尊崇者不过两人，一是拿破仑；二为华盛顿。尤其膜拜前者。这种以在世界史上建立了不世功勋的大英雄为行动榜样的情怀在他的诗文中屡有体现。是故，《蓂赓气象·唐继尧传》最终在架构创意上模仿了德国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的《拿破仑传》中那种以自然景观喻主角性格命运的风格。
全书总共六个章节，分别为天曦、曙晖、朝日、艳阳、昶光、环蚀。以此表达我对中国近现代史上这位伟大无限度人物的致敬之意和肺腑之音：
——你好，唐公！
〔作者为云南电视台原国家一级编导，原文载《昆明史志》2017年第1期，第55—5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