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云南通志》十七卷，（明）邹应龙修，李元阳纂

万历元年（1573年）云南按察司大理府刊本。民国23年（1934年）龙氏灵源别墅排印本。

是书作者邹应龙，号兰谷，长安人，进士，曾于万历间官云南巡抚。

是书另一作者李元阳，字仁甫，号中豁，太和人，嘉靖丙戌进士，官荆州知府。

是书编成于万历元年，系邹应龙提倡修志，乡人以李元阳“齿居乡右，或识往事，因属笔焉”。全书总厘十二志，即地理、建置、赋役、兵食、学校、科目、官师、人物、祠祀、寺观、艺文、羁縻、杂志，下分五十八目，而于《地理志》《羁縻志》考述尤详，特别是新辟《兵食志》，载明代卫所、军食、屯征，是研究云南经济发展的珍贵史料。

此书《明史·艺文志》《千顷堂书目》《红雨楼书目》著录为十八卷，均误。（天启）《滇志》著录为十七卷，与原书合。自刊于叶榆以后，传世极稀，天津任振采“天春园”藏有原刊本一部，北京图书馆藏有摄影原刊本一部，1932年，云南通志馆曾与任氏协商，得晒蓝本，复抄一部寄上海排印五百部，1935年出版，分装八册，使仅存孤本得以流传。云南省图书馆藏传抄任氏本及排印本。原刊本载李元阳自序、叙例七则，排印本增龙云重印序。

明朝李元阳在该书序中言：“前史称两汉四履之盛，东乐浪、西敦煌，南日南、北雁门、西南永昌。永昌在南中为远郡，举远以见近也。汉章帝元和间，滇池出龙马四，白鸟二，因遍置学校，渐迁其俗，由此言之，云南在汉，文约之所渐被，声教之所周流，其来久矣。据《两汉书》，武帝元狩间置益州等四郡，领县四十有二，其时循史王阜、张乔等十有二人。至唐天宝以后，边吏无良，群夷忿怒，始有割据之祸。宋室之兴，弃而不取，二百年间，隔为异域，两汉风猷，斩然莫继。呜呼！士生斯时，能不[左衽]者寡矣，矫文献哉？我高皇帝恢复华夏奠正区宇，置云南郡县，视两汉有加焉。英皇命儒臣用禹贡职方之遗意，为舆地一统志，而云南之一建置至为明备，正德间，前辈括途经为《云南志》尚多阙略。隆庆六年，大司马关西兰谷邹公开府南中，首询阙事，维时方伯长乐师冈陈君，学宪长乐一水陈君以通志对，公曰：‘一方图籍，岂宜久阙。’遂命有司以六十年来诸所损益，约四十余条，遍布列郡，俾核以报，藩臬诸大夫谓阳齿居乡右，或识往事，因属笔焉。顷之，学宪莅临，得以咨白义例，而承指授，然虽勉强操觚，恒以（弗）终为惧。会大巡侍御解州兼山侯公，阳信振楼马公、新乡养斋郭公相继按莅，皆蒙赞其决，乐其成，事有不容中已者，乃遵一统志约其凡目，粤稽历代史、《山海经》、诸子、艺文、《汲冢周书》，以明其疆域土贡之离合；采《说文》《通典》《玉海》及郑渔仲、马端临之志考，以证其经营废置之因由，远取晋常璩《南中志》，唐樊绰《云南志》以及韦皋、崔佐时、徐云虔所为南诏诸录，近取台院司道兴革损益、兵饷经费、一切成规，捃摭野史，搜访耆硕，言有物而事有程，然后取法各省通志，张立题部，犁为十有二类，而以事目系之，治道莫先于域民，故以地理为之首，庶政必遵乎制置，故建设即次之，民财民力，其道贵节，故赋役又次之，御辱备乏，其道贵豫，故兵食又次之，养士以成贤，育才以致用，故学校科目又次之，吏于其土而功德可思，生于其乡而行谊有述，故官师人物又次之，祀典在所必敬，百神有时而宗，故祠祀寺观又复次之，稽往诏来，必资辞令，故艺文又次之，羁縻杂志末之，以此十二类括数千里华夷之地，贯穿二十府，古今巨细之事，比次以伦，追引无间，析而第之，为一十七卷。岂敢遽言成书，譬彼绘事，先为素地云尔。若夫品藻宦业，予夺人物，则有宗工巨匠持衡于上，非阳所敢预也。”（原本序录自康熙三十年纂《云南通志》，现据序校订。）

（原文载昆明图书馆文献参考部、云南省图书馆地方文献部编纂：《历代昆明地方文献述评》，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5年，第124—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