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简要介绍云南最重要的几种方志，对云南方志的五个特征：地方性、广泛性、资料性、真实性与民族性进行了论述，分折云南志的价值。
关键词：云南 地方志 地方文献
地方志简称方志，是记载一定地区自然、社会、人文各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全面、系统的综合性著述。方志详述一地之疆域、山川、风俗、物产、古迹、民情、人物、大事，凡举一地的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皆包罗在内。因此，云南地方志可称为云南的百科全书。现择其要者，概述如下。
1、 云南方志概述
云南方志形成时间早，最早可上溯到公元一世纪。东汉明帝时期杨终《哀牢传》（已佚），在张国淦的《中国古方志考》列为云南第一部古方志。方国瑜在《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说：“《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哀牢夷’事，出自杨终《哀牢传》，为哀牢使者所记述。应劭得杨终之书录在《风俗通义》，范晔又得应劭之书录在《西南夷列传》。”
云南方志数量多、内容较充实。汉魏时期和唐宋时期的云南方志大都没有保存下来，但在《史记》《汉书》《后汉书》《新唐书》等史籍中都已有记载。现存最早的云南方志为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十二卷之第四卷《南中志》，集中记载从远古到东晋穆帝永和三年（公元347年）期间云南史事。《四库全书总目》评价此书“文词典雅，具有史裁”。此书版本以清乾隆年间原刊《函海本》较好，《国学丛书》本附有顾观光的《校刊记》可供参考。此书省馆有藏，为研究云南少数民族历史的重要文献。
唐宋时期保存下来的方志，只有樊绰的《蛮书》十卷，又名《云南志》《云南史记》。《四库总目提要》评价“实舆地中最古之本，宋祁作新史南蛮传，司马光通鉴所载南诏事，多采之。”版本以中华书局出版，向达所注之《蛮书校注》为佳。本书资料内容丰富具体，真实可靠，史料价值较高，为研究云南大理南诏文化的重要文献。此书省馆有藏。
公元1253年，忽必烈进军云南，后灭南宋，建立元朝。这一时期的方志有《云南志略》四卷，李京著。原书已佚，商务印书馆的今传本不足一卷，只有《云南总叙》及《诸夷风俗》。《诸夷风俗》记录了当时云南少数民族的山川、地理、土产、风俗、经济文化、生活状况。此书省馆有藏。
和全国各地的方志大体相同，元以前的云南方志基本停留在“图经”“方舆记”的阶段，体例不够完善，内容较为简略，且都是个人撰写。明清以后，方志的编纂有了很大发展，首先是官修志书数量增多，逐渐形成了云南方志的主体部分；其次，体例较为定型，方志所积累的资料也越来越丰富。明清方志的大发展与朝廷、封疆大吏、地方官吏的重视和倡导有很大关系。如洪武二十九年镇守云南的西平侯沐英，隆庆云南巡抚邹应龙，光绪云贵总督岑毓英，民国龙云、卢汉、周钟岳等都是修志积极的倡导者和支持者，因此明清以后志书较多。其特点一是资料彼此连贯，数千年的云南地方史实基本完整系统；二是后志沿续前志的部分资料；三是每部志书都有一部分自己的新资料。明清云南志书的纂修方法，大抵是考于群史，参于前志，益以今日见闻。内容较为精详完备，特别是清后期所修的三部省志，篇幅都在二百卷左右，这是从前之省志所不能比拟的。
明代志书流传至今的有如下几种：
《滇略》十卷，谢肇淛撰，明刻本。此书“引据有征，叙述有法”，“详远略近，博观而纳”（杭世骏题跋）。道光《云南通志稿》认为在明志中“惟谢肇淛《滇略》称为完善。”《四库全书总目》也给以较高评价。此书现存为旧抄本，省馆有藏。
天启《滇志》三十卷，刘文征纂，明天启五年刻本。在明志中这是最好的一部志书。
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十卷，郑禺修，陈文纂，景泰六年刻本。
正德《云南图经志书》四十四卷，周季凤纂修，明嘉靖三十二年刻本。
万历《云南通志》十七卷，邹应龙修，李元阳纂，明万历四年刻本。
清修志书有：
康熙《云南通志》三十卷，范承勋修，吴自肃，丁炜纂，康熙三十年刻本。
雍正《云南通志》三十卷，鄂尔泰修，靖道谟纂，乾隆元年刻本。
道光《云南通志稿》二百十六卷，阮元、伊里布修，王崧、李诚纂。道光十五年刻本，本书体例较为完善，资料亦丰富，是明清志书中最好的一种。后王崧收己所纂《地理志》《建置志》《盐法》《矿厂》《封建》《边商》《土司》自刻印行，取名《乐山集》，署名浪穹王崧伯高撰，编道光《云南志钞》，现仅省馆有藏。
光绪《云南通志》二百四十二卷，另有附录四十二卷，岑毓英修，陈灿纂，光绪二十年刻本。此书不够谨严，“凡属政典如洋务、盐矿、裁兵诸大政竟付阙略。”（魏光焘光绪《续云南通志稿》）因此又编光绪《续云南通志稿》一百九十四卷，王文韶修，唐炯纂，光绪二十七年刻本。
民国时期的方志有《新纂云南通志》二百六十六卷，龙云倡修，周钟岳、秦光玉主编，历时十八年。分为大事记、图、表、考、传五部，下设若干子目，较前之省志，无论体例或内容，都较为精详，可以说是一部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省志，其资料充实丰富。其中方树梅撰之《艺文志》，方国瑜之《金石考》《建置志》《疆域考》，赵星海之《方言考》尤为突出，颇具特色，然其《宗教考》资料有缺漏。这一时期的方志还有《续云南通志长编》，是与《新纂云南通志》同时修的姊妹篇。《新纂云南通志》记叙云南文化开初至宣统三年事，《续云南通志长编》记自民国初年到抗战，有的资料延至1946年。因此，它是现存较为系统保存民国以来云南史料的唯一专书，可视为民国云南通志的雏形。
此外，明代还有包见捷《滇志草》、诸葛元声《滇史》，清代有王思训《滇乘》、谢圣纶《滇志略》、师范《滇系》等。总之，从元代到民国三十八年，总共修成省志官修12部，私修7部，府州县志385部，山水盐井专志18部，乡土志12部，可见云南方志之盛。
云南方志编排科学。上述云南方志在编排体例上可分为两大类，一种按类编排，如唐《蛮书》分为云南界内途程、山川、江源、六诏、各类、六验、云南城镇、云南管内物产、蛮夷风俗、南蛮条教、南蛮疆界接连诸番夷国名十目，按目编排；明万历《云南通志》，共有地理志、建设志、赋役志、兵食志、学校志、人物志、祠祀志、寺观志、文艺志、羁縻志、杂志十二大类，下再列子目；明天启《滇志》有十四类，九十四个子目，大类与万历《云南通志》同；清康熙《云南通志》、雍正《云南通志》亦与之同；明《滇略》分为版略、胜略、产略、俗略、绩略、献略、事略、文略、夷略、杂略十类；清道光《云南通志稿》包括天文志、地理志、建置志、食货志、学校志、祠祀志、武备志、秩官志、选举志、人物志、南蛮志、艺文志十二大类，大类下面再分若干小类，其体例最为完善；光绪《云南通志》与之同；另外光绪《续云南通志稿》分十三类，共八十三个子目。叙事先清代后古代，体例与其他志书不同。
另一种以行政区划为纲，如明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先按行政区划分，每一行政区下再分别列出建置沿革、至到、风俗、形胜、土产、山川、公廨、学校、井泉、堂亭、楼阁、寺观、古迹、寺庙、祠墓、桥梁、馆驿、名宦、甲科、题咏等项，还有明正德《云南图经志书》，其体例亦以行政区划为纲，正志首列布政使司，次以各州府、各指挥使司、各宣慰使司、宣府司、长官使为经，以建置、沿革、郡名、山川、形胜、土产、户口、田粮、屯田、职田、风俗、公署、学校、城池、驿堡、哨戍、铺舍、关粮、台榭、祠庙、坟墓、古迹、宦迹、进士为纬，复以事略、名宦、流寓、乡献、文章系后；其他唐诸夷、大理国传、缅国传为外志，并以元明碑碣诗文系后。
2、 云南方志的特征
可概括为地方性、广泛性、资料性、真实性与民族性，下分述之。
地方性是云南方志的首要特征。无论是省志、府志、州志、县志，或是专门记载山水、古迹的专志，都有明确的地域范围。由于云南在地理位置、地形气候、建置沿革、物产资源、风土人情、生产生活、历史和社会的发展方面，都有许多不同于中原的特点，所以在此基础上编成的各类志书，就很自然地有着显著的地方色彩。方志关于农谚、方言、民俗、建筑、土产、矿产等的记载，就更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广泛性是指方志所记载的内容，涉及范围非常广泛。云南方志既是历史著作，也是地理著作，还是人文著作和经济著作。记载了云南的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状。举凡云南的建制、沿革、疆域、山川、桥梁、关隘、名胜、资源、风俗、物产、气候、天文、灾异、人物、艺文等都为其所包容。
资料性。云南方志的编纂，采用述而不作，叙而不议方式，如实记述云南的实体、实物、实情、实况，形成云南一方之全史，保存了较多原始资料。再加上编修方志参加的人员多，采集的范围广，采访的时间长，搜集的资料丰富，为各门学科的研究、发展积累了大量资料，方志的资料性显得更为突出。
真实性。云南方志的资料来源有几种：一是公文档册、金石碑刻、谱碟家传等地方档案文献；二是实地调査与采访；三是信札、笔记及诗文集。云南和平解放，保存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地方档册与调査采访的都是第一手资料，“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较为可信。而信札、笔记、诗文集也多是官员、文人的亲笔记录，较真实可靠。另外，云南地方志多为当地有名望之文人、官员所修，“以一乡之人修一乡之书，其见闻较确而论说亦较详也”。
民族性。云南地处祖国西南，二十六个民族聚居，云南方志记载的对象就是二十六个民族和他们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因此，民族特色是云南方志最为独特之处。
3、 云南方志的价值
特征决定其价值。方志以其丰富的记载，显示了重要的史料价值。 .
农业和社会经济方面。云南地方志中都列了“农政典”或“农业考”，保存了各个历史时期的农业经济状况和农业生产情况，如云南山区和半山区都有田地，有的县志里就总结了“田在山脚，水暖，下种宜早；田在山尖，水寒，下种宜迟。”此外，有关手工业、商业的状况，在明清以来的地方志中，也有较多记载，如明谢肇制《滇略》，就记载了“永昌腾越之间，沃野千里，控制缅甸，亦一大都会也。其人环巧，善制金、银、铜、铁、象牙、宝石、料绿、竹器、布之属，皆甲他处。”又说“永昌之细布为佳，而洱海花红膏染成最艳，谓之‘洱红’；永昌善造青，谓‘金齿青’，其他独倍他所。”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当时云南在染织、制器、手工工艺、商品交换方面，都具有相当的水平。这对分析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研究云南各族的经济发展，有参考价值。又如云南茶叶，中外闻名，清人张泓通过采集地方志中的资料，就讲到“茶珍品则有‘毛尖’‘芽茶’‘女儿茶’等。毛尖即谷雨前所采，不作团，味清香如荷，色嫩绿可爱；芽茶较毛尖稍壮，采制成团，以二两四两为率，滇人重之；女儿茶亦芽茶一类，采于谷雨后，以一斤至数斤为一团，皆夷女采治货银以积为妆资，故名。”这些资料是发展云南绿色产业的重要参考。
工矿业方面。云南以有色金属著称，从矿冶资料上看，地方志中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各地的矿藏开采及冶炼情况。如1922年修的《个旧县志》卷之六“实业部”，就记载了：矿山之历史、矿产之种类、矿产之位置、矿山之交通、锡矿之细目、采矿法、大锡成色之鉴别、买卖矿砂之情形、矿山工人之生活、个旧厂规等。又如《会泽县志》就有云南冶铜的记录，《元史》《明史》食货志都有云南贡纳金、银、铜课居全国之首的记载。将这些资料整理出来，就可以研究历代云南矿业的发展情况，为当今的矿业开发生产提供借鉴。
科技方面。我国古代在科学技术上早有较大的成就，关于天象、气候、地质和水利以及重要发明的资料，在方志的“杂志”“灾异”或“建置”中，有比较详细的记录。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剑川大地震，6级；1951年又发生6.25级大地震，震后，有人査阅了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王世贵《剑川州志》和道光、光绪、民国《云南通志》，光绪《续云南通志稿》及一些地震资料发现：康熙二十七年（1688)剑川大地震，乾隆十六年（1751年）剑川大地震。据此《滇南新语》中有“粤稽陈迹，每甲子后遇辰戌丑未年必大震。忆六十年前、逢戌已验，凋瘵过半，今又周甲矣，且逢未，万姓预有忧色”的记载和总结。地志资料所记震前征兆如井水上涨，牲畜不进栏，鸟鹊群噪，气候突变暴热，在后来发生的地震前，也有类似情况。说明地方志中的资料，对预报地震有参考意义。
民族文化方面。云南方志详尽的记载了二十六个民族的文化生活。象滇西北藏文化，滇西丽江纳西文化和大理白族文化，滇南和滇西南傣文化，滇中和滇东北彝文化，滇东南壮、苗文化，方志中都有资料。如元李京《云南志略》记录云南少数民族的生活：“风土下湿上热，多起竹楼而居”，“山田薄少，刀耕火种”。郭松年《大理行记》中称述：“故其宫室、楼观、言语、书数，以至冠、婚、丧、祭之礼，干戈战阵之法，虽不能尽善尽美，其规模、服色、动作、云为，略本于汉。自今观之，犹有故国之遗风焉。”到了明代，明修地方志记录有：“男耕女织，无异中土”，“耕作、房舍、饮食颇类汉人。”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地方志中也有记录，如大理“三月街”，《大理县志》说“盖榆城有观音街子之聚”，“俱结棚为市，环错纷纭”，“观场中物，多药，多毡布及铜器木具”，“十三省物无不至，滇中诸夷物亦无不至”。可以看出三月街由来已久，规模盛大，参加民族多。这些记载，为研究民族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为开发民族文化产业提供灵动的泉源。
社会历史方面。云南自秦汉以来，即纳人中国版图，魏晋时为宁州（亦称南宁州），唐宋时南诏辖区为云南安抚司地，唐朝册封南诏为“云南王”，宋王朝也多次册封大理王为“云南节度使、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上柱国、大理王”，公元1253年，忽必烈进军云南，后灭南宋，建立元朝，云南行省的名称正式使用。这些资料在云南志中都有记载。要研究云南的社会历史，就必须依赖方志。多年来，方志在云南的区域研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除上述资料外，云南方志还包含了建筑、文学、艺术、历史人物、宗教等很多资料。研究历史上云南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军事史实和文化发展所需的资料，都能在方志中找到。这些资料可以存史、资治、教化，为今后云南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 方国瑜.云南史料目录概说〔M〕.北京：中华书局，1984
2、 方国瑜.明修九种云南省志概说〔M〕中国地方史志论丛，北京：中华书局，1984
3、 方国瑜.清修云南省志诸书概说〔M〕中国地方史志论丛，北京：中华书局，1984
4、 李景煜.志说〔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
5、 梁耀武.方志学举要〔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6、 李孝友.编纂地方志刍议〔M〕中国地方史志论丛，北京：中华书局，1984
7、 吴静.云南地方志概说[M〕中国地方史志论丛，北京：中华书局，1984
（作者单位为昆明理工大学图书馆，原文载《云南图书馆》（季刊）2008年第4期，第71—74页。
